还有一位女医师冯湘君值得一提，她浙医大毕业后在国有的温州中医院工作，并且已升任副院长。我们香港世海公司与温州五交化集团合办浙南心血管中心医院时，她毅然辞职下海来担任这个温州第一家合资医院的副院长。要知道，在当时我们医院房子是租的，规模又小，与温州中医院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女性，她却能下这辞职的决心，让我这个医院的董事极为敬佩，有意思的是她也属于娇小妩媚这一类型的。
　　刘定香，插队市郊双桥村的知识青年，就嫁给了双桥人。由于肯干，能吃苦，又有能力，被选为双桥村委书记。在城市外扩中抓住机遇，她带领村民建起了鞋业基地、家电市场，使得双桥村产值节节上升，双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人还不理解，现今时候，专门为集体办好事的人已经不多了，你刘定香不会这么傻，在为集体办事的同时，你自己肯定也是盆满钵满的。于是个别村民在有人的煽动下到处告刘定香的状，事情还闹到新闻媒体上去，风风雨雨的。有关部门对她的事进行了调查，结果倒好，还她一个清白，她也没有因为这件委屈事而灰心丧气。前些时候碰到我还念她的集体经，谈如何利用双桥村已成规划中的商住区这一机会，做好房地产的文章。不经风与霜哪得梅花香，她成了市人大代表、三八红旗手，继续风风火火地做双桥村民致富的领头人。
　　还有这么一件事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将军用鞋靴试验生产基地落户在温州旅行者轻工实业有限公司，2003年6月18日举行了授牌仪式。装备部的领导和市委、市府领导参加了这一授牌仪式，说明各方面的重视程度。有人说，这个公司规模不小，取“旅行者”的名字不够大气。我熟悉这家公司的董事长瞿建琴。她与我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共事十年，从普通的出纳开始，做到了副董事长。这是家合资项目公司，她代表中方，我代表外方，我们不像有些公司的中外双方不断闹矛盾，而是配合得很好。我了解她的成长全过程，她像海绵一样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充实、扩大。在这家项目公司快结束时，她抓住了一个信息，立即动脑筋从事军用鞋靴的试验和生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举行这个授牌仪式，她的嗓音不知哑了多少次，她的一班好友都被她支使得团团转。终于她们的努力得到了总后勤部装备部的认可，成为他们的试验和生产基地。一路过来，她本人便是不懈努力、不断前进的“旅行者”，现在穿上了“军用鞋靴”，将前进得更快了。
　　挺宇集团在温州是知名度很高的企业，并且是温州最早创办的企业之一。2004年夏天，在我们酒店里，有人拉了一位娇小玲珑的女孩子向我介绍：潘佩聪，挺宇集团总经理。我大吃一惊，一副邻家女孩的模样，怎么会是一个大集团的总经理。认识之后，我与她聊了许多，发现她很有思想，知识面很广，对企业了如指掌，对文化产业也有独到的见解……
　　前不久，经郑效军律师介绍，我开始与在温州知名度也很高的中宇集团商商谈会作投资一个新项目时，又认识了一位美女经理胡依静。她也属于娇小玲珑而又具有大家风范这个类型的。她在中宇集团这个大企业中颇具影响力，不是“花瓶”。我真觉得奇怪，这个类型的温州女性怎么会这么多！
　　这些都是温州的女人，并且都是我所熟悉的，我要说下去，可以再举很多的例子。她们的悟性、她们的坚韧不拔、她们的能力，比之温州的男人毫不逊色。但我认为这还不是温州女人的最大优点。我认为温州的女人除了美丽、能干之外，还有一种最优秀的品质，那就是不张扬，不狂妄自大，她们秀外慧中，很有涵养——“慢着”，有人打断我的闲说，“杨秀珠可是现今温州最有名的女人了！”
　　不错，杨秀珠确实是温州女人，虽然她受贿一事让人深恶痛绝，但与她同期的温州市女性领导为数不少，如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陈艾华，温州市人大副主任陈莲莲，温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陈笑华，温州市副市长徐育斐，温州市委副秘书长张晓美等等，个个都能干而正直，值得称道。所谓瑕不掩瑜，杨秀珠的特例并不掩盖温州女性的优秀。
温州的男女关系
　　2002年初夏，我趁去成都办事的机会，顺便去重庆玩了两天，一方面去看看旅居奥地利的温州文友林肃，他在重庆有个投资项目，另一方面也想去看看从未去过的重庆这一大都市。林肃先生问我对重庆的观感，我说了两点：一是重庆的房屋密度之高出乎意料；二是重庆的女孩子很漂亮。他哈哈大笑，他说自己第一次来重庆时回答当地朋友的问题也是这么回答的，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后来他又问，比之温州的女孩子如何？回答这话令我踌躇。我想了想才说：“总体水平差不多，但重庆的高分比温州的高，低分又比温州的低。温州的女孩子匀称些，但从平均分来说两地差不多。”林肃现在将重庆当成了第三故乡，当然喜欢重庆，他认为这个评价比较中肯。我下榻的酒店是重庆市中心解放碑边上的渝都大酒店，我们说这些话时就在渝都的房间里，在这儿可以看见解放碑，我指着外边补充说：“如果就这个圈子来说，温州的女孩就不及了。”林肃笑着拍手：“英雄所见略同。”我说的是实话，我的一位表外甥女就在重庆经商，做汽配生意的。温州的女孩以瑞安女孩最为漂亮温柔，她就是瑞安女孩，长得挺漂亮的，平时自信心很足，那天来看我，聊起重庆的女孩，有点自叹不如的感觉。重庆女孩身材高挑，她的不如就是身材，一米六在重庆来说矮了点。
　　说起渝都大酒店，总台的背景几幅木雕作品至今使我记忆犹新。每幅都有标题，描述的是重庆市井风情，如《棒棒军》、《重庆妹》等等。“棒棒军”是指挑夫，重庆是山城，道路忽高忽低，人力车无法拉，过去运东西靠挑夫，他们手拿“棒棒”（扁担），上头套着两根绳索，在朝天门码头等处兜揽生意，被重庆人呼之为“棒棒军”。这是陪都重庆的一大风情，郭沫若先生在他的回忆录《洪波曲》中有所描述，那是我知道“棒棒军”之始。重庆妹的漂亮和能干也是世所称道，在我们温州，在我们国贸大酒店，重庆妹的比例也很高。她们不怕路途遥远、不怕吃苦，满世界捞生活，她们也很漂亮，给各地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但渝都大酒店的那幅木雕却似乎过分夸张了，那主人公重庆妹形像高大漂亮，气宇轩昂中带着妩媚，造型非常成功。在她的背后是一个矮小的男人，还佝偻着背，形像猥琐，与重庆妹形成鲜明的对比，反差极大。作者的用心可以理解，想突出重庆妹这个主题，客观效果却是贬低了男人。我问总台服务小姐：“重庆的男人见了这幅木雕有什么感受？”她回眸凝望了那幅木雕，笑着说：“我们天天看见这幅木雕，从未想到这一点，您这一提醒，才觉得这个男人太那个了。不过您是第一个提这个问题的人，重庆男人从来没有提什么想法。”看来重庆的男人真是虚怀若谷，愿意为了树立重庆妹的形像而贬低自己，作一个陪衬人。如果在温州，这幅木雕会引起男人的抗议。我们男人怎么啦？就这么猥琐，这么窝囊？这可不行。也就是说，温州男人有大男子主义，而且大男子主义还挺严重的。
　　那么温州的男人与女人关系不好啰？有人也许会问，但事实恰恰相反，我在上一章已经说过，温州的男人与女人很般配，男女关系非常融洽。因为温州男人的大男子主义不是表现在摆架子、打女人，在温州极少有男人打老婆的。他的大男子主义表现在认为男人天生要养家糊口的，他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女人做不做事无所谓，男人非有事业不可。如果他的女人去做了，并且做得很成功，他绝不会去掺和，他做他自己的，那绝不是他的风光。温州的女人正相反，如果丈夫的事业做得大，她会觉得很开心，她愿意去辅佐丈夫。或者她就干脆不做了，在家享享福。让男人去忙乎他的事业吧，那是他们的事。如果她自己做事业，并且做得很成功，她也不愿意摆女强人的谱，像那幅《重庆妹》木雕里的形像，昂首挺胸的，要站在男人的前头。她仍旧讲究她的衣着，她的女人味，如果男人愿意插手，她一定会让他做董事长。如果男人不愿意加盟，她也会把他侍候得很好，她们会说：“谁让我们是女人呢？”温州的女人对上海的女人有看法，说上海的女人喜欢对丈夫颐指气使，为什么要将老公弄得灰头土脸？老公灰头土脸对你有什么好处？温州的男人可能会忘记老婆的生日，女人却总能记起丈夫的生日来。她不一定在酒店里摆宴席，也不一定会送花，但她一定会在男人回家时端上一碗面条，上面放着两个油煎荷包蛋，这是温州人最传统的生日食品。送蛋糕和吹蜡烛是舶来品，在年青人中流行的。所以温州的男人自我感觉很好，有女人宠着他，温州的女人也觉得自己很幸福，有一个可靠的、负责任的男人。在两性的问题上，温州的男人和女人都心态平和，不大会演绎出影视剧中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爆出生死情仇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因此男女双方都省了不少心，少了很多麻烦和尴尬事，温州的男人女人都讲现实。
　　还有，温州女人最优秀的一面是宽宏大量，有时男人疯一下，火一把，在歌厅捧捧小姐，在舞榭搂搂女人，只要不影响家庭的根基，也会眼开眼闭，在外做事的男人嘛，闹着玩一两次又怎么着？所以温州的经济虽发达，离婚率却比较低，温州的家庭结构非常稳定，“七年之痒”、“八年之痛”之说在温州几乎没人能懂。
　　我记得，朱爱武最初办的公司董事长是她的先生阿烽。我不知道现在的高邦公司是怎样一个结构，但我会知道，她一定会很好地处理好家庭关系，因为她是个能干的温州女人。
　　瞿建琴和我既是同事，又是邻居。她先生在温州市某局当副局长，收入当然远远不及她。她平时言谈之中常常会说起我家家彬如何如何，家彬是她先生的大名。
　　前世界冠军戴丽丽总算是女强人了吧？在她结婚前我曾经跟她开玩笑，将来你说了算还是你先生说了算？她随口而出：当然他说了算，我大包大揽干什么？多麻烦!她先生是温州电视台名主持。
　　我的几位合伙人都是军人出身，都是心直口快的性格，也都是急性子的人。如做房地产的刘总刘定海，马总马绍华，和酒店的陈总陈建国，个个的性格都很倔。他们的夫人又都谦让他们。特别是身为市府副秘书长的马夫人，也没有端起架子和马先生对着干。有时马先生在电话里向夫人高声，我会笑着说：“你对夫人说话就这个态度？人家还是纪委副书记、副秘书长呢。”因为他的夫人当了好多年的纪委副书记，在温州也是有名望的女人。
　　我和我太太的性格正与他们相反。我太太心直口快，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不大会留情面，我却是比较木讷。但似乎也没有“妻管严”的美誉，一旦我下决心要做的事，她就会三缄其口了。她会说：“我不过讲讲而已，总是你说了算。”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话本是王熙凤就家庭关系说的一句话，后被毛泽东主席引喻为东西方的关系，原意就不大为人所知了。在温州的一般家庭中，男人大都是“东风”。例外当然也有，如杨秀珠家就是相反，她先生忍受不了杨的专横，结果便是离婚。
　　这就是温州的男女关系。
一个啤酒瓶与三个啤酒瓶之间
　　现时“时尚”这两个字使用频率非常之高，但以我的年纪，已经不去看媒体的时尚版了，写下这个标题，忽然觉得奇怪，什么时候我也会赶这个潮流？这“时尚”两个字又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呢？我觉得以前是很少或没有将这两个字合在一起使用的。查了我手头的1979年版的《辞海》，在“时”字条目下果然没有找到“时尚”，“时髦”是有的，解释是“新异趋时为时髦”，那么“时尚”就可解释为“崇尚时髦”了。如果这个解释不错，我以为温州是时尚的，温州人更加时尚。而时尚最主要的表现是在衣着上，“穿在温州”说的就是温州人的时尚。
　　不过我知道，在古代，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温州从来没有引领过时尚。子曰：质胜文则野。由于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温州先民的时尚就显得“野”。“断发文身”便是野性的时尚，或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属于“另类时尚”。康王南渡，建都临安，跟随而来的文人贵族，带来了中原时尚，温州人才算真正跟上了潮流，明迁都北方，温州又远离了时尚。对温州来说，几乎没有时尚的历史。我现在要说的时尚是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解放初期的列宁装、苏联式的布拉吉、文革时期的军装像章都不算，那只是政府引导出来的潮流，全国统一的。
　　说的是文革中后期，打打闹闹的红卫兵去了黑龙江，企业也开始恢复了生产，军装逐渐成了过去式，现在该穿什么呢？年青人有点无所适从。正在相对平静的时期，华侨中胆子大的开始回到温州探亲，华侨的着装便引起了年青人的注意。记得大约是1971年下半年，天气正好转凉，但那天是个大晴天，一位华侨带了他的十六七岁大的女儿出来逛五马街。那女儿穿着长统袜，超短裙，大腿白白的，人长得很标致。走在灰衣黑裤的人丛中非常抢眼，渐渐地人们便将她围了起来，年青人惊异于女孩子竟可以穿得这么漂亮；年老的惊异于这女孩子胆子真大；文革积极分子在动脑子怎么把这女孩抓起来，竟敢如此有伤风化；当然也有人用猥琐的目光专看那双白生生的大腿……
　　大约这女孩子从小在巴黎长大（事后知道的），初始并不介意人们的围观。后来影响到她的走路了，父女俩才觉得事情不妙，好不容易挤出人群，赶忙坐上一辆三轮车仓惶逃走。文革期间，大小字报是媒体，小道消息成电波。随即有人贴出大字报：“别让资本主义的妖雾，轰（熏）倒无产阶级的温州！”就写这个女孩子如何穿裸露的衣服，在五马街招摇过市的事，要人们提高革命警惕性，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否则会被资本主义的妖雾轰（熏）倒。看来这个写大大字报的人“革命性”很强，只是文化不怎么样，将“熏”写成“轰”。好在当时还强调华侨政策，没对这个女孩怎么样，女孩后来上街也不穿超短裙了，穿起了“笔管裤”，就是裤腿细细的、长长的那种。对于看惯了宽大的军装类衣服的人，看见这种裤子也觉得耳目一新。再加华侨之间也互通信息：回温州切莫穿平时在欧洲穿的裙子，“笔管裤”还可以。现在回想一下，所谓的“笔管裤”其实是牛仔裤或牛仔裤的变种。当时的温州人不会叫牛仔裤，看它的样子将人的腿包裹得有如直直的，如同笔管子，所以称它为“笔管裤”。这些穿笔管裤的年轻人回来多了，一来二去，爱美的温州年青人就起而仿效，他们脱下千篇一律的军装军裤，自己动手裁制“笔管裤”。有些缝纫个体户也乘机赚钱，打了“专裁笔管裤”的牌子。到当年的春节前后，满街都是穿这种裤子的男女青年了。笔者当时也是年轻人，也穿过这种裤子，只是不像某些大胆的年青人那样，将臀部绷得紧紧的，裤管子也稍稍大一点。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的那种宽大得使人不分男女的衣服，温州的年青人先走了一步，他们的衣着成了一道风景线。
　　应当说，这是时尚温州的第一波。
　　问题是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下，时尚（或者说是标新立异）是不允许的。反帝反修，这种时尚不正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坏影响吗？决不能让年青人被“资本主义的妖雾轰（熏）倒”。但他们也吃不准，这种裤子到底是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但他们认为反正是不好的，两顶帽子戴哪顶都可以，要坚决刹住这股“妖风”。怎么刹住这个坏风气呢？当时的民兵指挥部的总指挥叫做廖富贵，他想出的办法令人拍案叫绝。不管你现在具有怎么丰富的想像力，恐怕也猜不出他的办法。他亲自带队，让“民指”的人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发给一个空的啤酒瓶，到五马街等闹市区巡逻。一见到穿“笔管裤”的人，就拉住他，用啤酒瓶子从人家的裤脚处往里面塞一塞，能轻松地塞过去的，算符合标准。比较紧的，告诫你回去改一改，如果塞不进去，对不起，剪刀的干活！立即将你的裤脚剪开，狠力往上一撕。不由得你不哇哇叫着赶回家换裤子。有的撕得太高了，连里边的内裤都看得见，女青年急得直掉眼泪。一时间五马街、解放路一带弄得鸡飞狗跳。
　　我女儿听说后很惊异，张大眼睛问她母亲，爸爸写的这些都是真的？我太太点点头：“当然是真的。”并列举了她的女伴为例。当年她见了红卫兵跑得快，没让剪裤子。她的女伴稍稍慢了一点，让检查的民兵逮了个正着，裤子被一撕老高，急得她直哭，还不敢回家，怕挨父母骂，谁让你赶时髦！
　　问题是既然称“时尚”，它就不可能一成不变，要“新异趋时”。没过多少时间，大约离撕裤子不到一年，回温州探亲的华侨年青人不穿“笔管裤”了，穿的是喇叭裤，裤脚处开着大口，长长的，走路仿佛用脚在扫街。又是一个资本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花样！年青人却竞相仿效，你们不让穿“笔管裤”，我们就穿喇叭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民兵指挥部又定了个新标准：裤脚的大小在一个啤酒瓶与三个啤酒瓶之间。如果不是亲历的事，谁又会知道或者听懂这个什么劳什子的规定！其实，说清楚了也简单，就是民兵小分队上街检查的时候多带几个啤酒瓶，你的裤管子的大小度要在能塞进去一至三个啤酒瓶之间。塞不进一个啤酒瓶太小，已讲过，塞进三个啤酒瓶太大，那肯定是喇叭裤无疑，其结果也是剪一个口子，嗤地一撕而开！本身裤子已大，撕开之后更是飘飘扬扬，那景像即滑稽又可怜，真让人哭笑不得。我同寝室的一位年青人，就曾因为穿喇叭裤被撕过裤脚。他家住市中心，离被撕的地点五马街很近，但他不敢回家换裤子，只好步行五十分钟到在三板桥的厂宿舍去换。一路上他骂骂咧咧，旁观的人指指点点，其尴尬可想而知。此前他曾经动员我也做一件喇叭裤，我嫌喇叭裤太夸张，没有仿效，被他奚落为老古董。这会儿轮到我笑他：“你不古董，现在真好看，一路飘飘扬扬的。”气得他想打我。就在前几天，我在松台广场见到他，他正在打太极拳，看见我便高兴地停下来寒暄，有时髦女郎穿露脐装从旁边走过，他摇摇头说：“现在的年青人啊！”我忽然想起喇叭裤事件，心中暗暗发笑。可见时尚是年青人的专利。
　　顺便提一下，那位首推“啤酒瓶法”的民兵指挥部总指挥廖富贵后来失势，被另一派隔离审查，很快上吊自杀。温州老百姓不大相信，街谈巷议甚多。这人一向嘻嘻哈哈，不大干正经事，自杀不属于他的性格。认为他的死也属温州文革疑案之一。
温州总是走在时尚的前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大量走私货流入温州，年青人的时尚就不仅仅是向回温州探亲的年轻华侨学习了。他们从随着走私货一起进入的港、台杂志吸取了不少时尚消息。譬如以前提到过的手拎四喇叭，放送邓丽君的《甜蜜蜜》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几位朋友相约，到公园或旅游景点，将四喇叭开得震天响，然后就着音乐跳的士高（迪斯科）。衣着上身大都是紧身衣，下穿喇叭裤，曲线毕露的上身和宽大的下身形成鲜明的对照。
　　说到这里要向诸位介绍一个裁缝学馆，叫“黄益冬裁缝学馆”。我认为这位黄益冬对推动温州的时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的服装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服装厂制造的，大批清一色的中山装或便装。二是个体缝纫师傅根据顾客要求做的服装。三是从上海等地采购的服装。这些服装除私人缝制的之外，大都整齐划一，无时尚可言。年青人就动脑子自己裁剪缝纫。诸如“笔管裤”、“喇叭裤”及紧身衣之类。市场上没卖的，个体裁缝户又不敢做，怕民兵指挥部来砸饭碗，他们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技术来源就是这个“黄益冬缝纫学馆”。这个学馆在市中心的石坦巷，地方不大的几间居民屋，摆了一些缝纫机。一二个月一期，来学习裁剪和缝纫技术的人一拨又一拨。其中有的是学习一种养家糊口的技能，将来自己作个体缝纫户。有的来速成一下，自己裁剪从走私的画报上看来的时髦式样，或借华侨亲友带回来的新式衣裤学着做。从“黄益冬学馆”出来的学员有的是后来的服装厂老板，也有的是服装厂设计师。应当说这个学馆对温州的时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学馆是温州现时众多职业技术学校的祖师爷。可惜我无缘认识这位“黄益冬”，只知道是位女士。
　　除“黄益冬裁缝学馆”外，还有“朱道生缝纫学馆”，以及许多缝纫培训班，他们为温州的时尚打下了基础。
　　大约是1983年，我任副主编的《文学青年》杂志组织了一次青年作家笔会，来的作家还真不少，有些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如河北的作家铁疑、四川的作家雁宁（即后来的雪米莉）和黄放、江苏作家范小青、上海作家张振华、广东作家袁敏、浙江作家李杭育、北京作家郭小琳（名诗人郭小川的公子）等等。笔会结束时，我们在当时算比较高级的雪山饭店开了个联欢酒会，也组织了不少温州文学青年参加。那时还未有后来的专追港台歌星的“追星族”，文学青年要追的是年青的新锐作家，来参加联欢会的人便很多，气氛非常热烈。作家们的即席发言，大部分是赞美温州人的漂亮和穿着时髦的。雁宁说自己很注意，“一个星期几乎没有发现女青年有穿相同花色和品种的衣服。”同是四川的青年作家黄放纠正说：“有，我看到过，有三位穿着一样的睡衣坐在弄堂里聊天。”他们的话引起哄堂大笑。
　　所谓司空见惯，我们编辑部的人生活在温州，并未对温州的着装十分注意，经他们一说，大家都感觉到温州与外地的不同。特别是赴外地组稿或开笔会，看多了那些青古板，或虽时髦却大家一起穿的服饰，乍一回到温州会有多姿多彩，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就是说温州人已经注意了时尚的个性化，而不是像七十年代初那样你穿“笔管裤”，我也穿“笔管裤”，你改喇叭裤，我也改穿喇叭裤的一窝蜂了。那次会议之后，其他作家陆续返回，雁宁与黄放从雪山搬住市内宾馆。他们说要好好观瞻一下温州的时髦（这里还是用“时尚”比较合适，可见此词流行有一定道理）。有可能的话找到一位漂亮的温州女朋友则更好。时尚温州的魅力略见一斑。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温州的时尚已经没有了这种比较分明的“波”，而且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时尚，也就是说开始分化了。
　　我穿衣服一向保守。前面讲过，诸如喇叭裤之类的新潮货就未穿过。我也不去私人裁缝铺去做衣服，怕质量难保证，我只认定上海的服装，端正大气，做工比之温州好。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涛从杭州回来告诉我，许广跃现在穿衣非常讲究，衬衫只认“金利来”。“金利来”当时的价钱是八十到一百元人民币一件，而我穿的上海衬衫二十元一件，于是我对许广跃这位作家朋友肃然起敬。我那时刚下海做房地产，许先生也差不多同时下海做房地产，他已经到了“金利来”阶段，而我还穿上海的“绿叶”。但现在回想一下，只是我个人不会“新异趋时”而已，其实那个时候温州也已流行名牌了。最早的就是“金利来”，接着是“皮尔·卡丹”、“梦特娇”一类的，而且这种流行还是走在其他地方的前头。有段时间，专门有人来收购已经穿过的梦特娇T恤衫，而且价格还不低，总在二三百元一件。开始不知道他们收购旧衣干什么，在温州，旧衣一般都很便宜。后来才听说，外地梦特娇刚流行，温州已经过时了，他们收购过去洗一洗，染一染，然后经过熨烫定型，当新的卖，价格七八百元一件。
　　再接着是“法国鳄鱼”，温州人指的是鳄鱼头朝外的（头朝内的是香港鳄鱼）。似乎鳄鱼流行得最广，时间也最长，到后来从工薪阶层到大老板人人都穿。一打听才知道，温州有假冒的，做得很好，能以假乱真，价钱只有百来元一件，仅是真家伙的10%。我也有过一件，别人送的，洗后缩水，穿了两次就没法穿了。
　　现在温州流行的是BOSS、范思哲，还有更高级的FELE一类的。对于名牌的档次我一向无概念，去了两次巴黎之后才稍许明白了一点，在巴黎的“春天”百货公司和“老佛爷”百货公司之间有个高级服装店，那里的时装分级很清楚：皮尔·卡丹在一楼卖，鳄鱼一类在二楼卖，BOSS一类在三楼，四楼当然更高级。温州的中产阶级已经到了“三楼”了。
　　其实，衣着体现着一个人的品味，也体现一个人的品位。我总是跟不上趟，有次在上海还闹个笑话。我与公司几个人去上海，办事之余逛了淮海路，在“巴黎春天”看到一件茄克衫，同行的人都说适合我穿，看看价格4300元，我心想虽然贵了点，大家都说好，就买下来吧。拿起这件衣服往柜台上走，一边再仔细看看，不对，那价格不是4300元，而是43000元，我少看了一个零，赶紧把衣服放回原处。不是买不起这件衣服，而是我的消费概念未到这一步。我的好衣服也不少，名牌手表劳力士、亚米茄轮流戴。那都是国外朋友送的。他们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戴二十年前的走私东方表！可见时尚是个观念问题。我不知许广跃现在穿什么，但从他写的文章、开发的楼盘来说，他的品味、品位都很高，可惜他不是温州人，不在我的“闲说”范围。
　　穿着还关系到每个人的个性和生活习惯。我的合伙人马绍华过去总穿军装，做房地产之后还未跟上时尚的步伐，穿着比较随便，也不讲究牌子。同样穿了多年制服的陈建国，一穿便装便是名牌，且是档次较高的名牌。我介于他们两者之间。从国外买回来的都是名牌，非名牌不买，那么远，带些普通的衣服没意义，温州到处都有。但在国内买衣服，我就挑便宜货了，两种混着穿，人家还以为你都是名牌。我的一位办企业的朋友，是非名牌不买，非名牌不穿，名牌中还要挑贵的。套用一句广告语，他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腆着一个大肚皮，无论什么样的名牌让他穿着都像是地摊上买的。我常说他，你白有这身好皮。他说你不知道，我要再一穿地摊上的衣服，人家当我是屠夫。我看着他不禁一乐，这也是真话。
　　女装我不太熟悉，再加上我太太也不赶时尚，她买衣服总是买一大堆过时的，所以我不能明确地讲清楚女装“进化”的阶段。只知道温州的女装变化更多，淘汰更快，也就是说更加时尚。我知道，温州女装现在流行Esprit、ONLY、CK之类的，香水是香奈尔的。我认识的几位“小老娘客”（少妇），她们的先生都在办企业，家里经济条件好。每年春秋和圣诞节前都结伴到香港买衣服，对铜锣湾的时代广场和中环的太古广场比温州百货公司熟悉得多。对于名牌的档次都是从巴黎和罗马了解到的。而且香水还不愿意买香港的，要从法国捎回。但这种老板娘毕竟是少数，她们走在时尚的最前列。我曾经提到的过的那位香港朋友，即介绍我和“红蜻蜓”老板钱金波见面的那一位，在香港也算是很时尚的。她也说温州这些老板娘真时尚，而且舍得花钱，一买就是一大批。
　　中产阶级（姑且如此称呼）是温州的大多数，其中包括中青年干部和医师、律师、教师等等，都可以划归到这个阶级里来。他们也穿名牌，诸如鳄鱼之类的T恤几乎人人有，但以穿国内的名牌，也包括温州的“庄吉”、“夏蒙”、“法派”、“红蜻蜓”以及“雪歌”、“郦谷”等等为主。至于“美特斯·邦威”、“高邦”这些是年青人的专利，价格公道，又很时尚。
　　退休佬和一般的市民就不讲究牌子了，但并不见得穿得很差，这与温州的总体生活水平有关。温州人比较富有，温州的成衣的制作水平现时是全国一流的，即便不是名牌也不致于很差，而且价钱很便宜，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可以买好几件，第二年穿上去也很神气。偶尔也有例外。一天，老朋友沈克成先生来访，穿的是意大利皮鞋，BOSS西装，还有鳄鱼衬衫。他常常感慨世风日下，并引论语的话：“子曰，衣温袍，与衣狐者主，而不耻者，其由也乎！”标榜自己穿旧衣服与人家穿狐皮袍的人站着也不觉惭愧。我便笑着说：“你今天简直是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他赶紧解释：“都是我儿子的处理品。他不穿我穿，我也不知道牌子的档次，怪不得刚才挤公共车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沈先生的二儿子在广州做老板，生意上也很成功。确实，在温州穿BOSS挤公共车的人不多，那是属于有车一族的行头。
　　说到这里我再向诸位透露一个小秘密，顺便调侃一下自己。去年圣诞节前，我携太太及小儿子去香港办事，顺便采购一些打折的服饰。太太与小儿子买了不少。我当然也买了一些。回到罗湖桥的这一边，一看深圳这边的衣服那么便宜，我便后悔了。去买了两件衬衫，每件十五元。而香港买的衬衫是1500元，还是打过折的。我将1500元的与15元的轮流着穿。因为衣服都在自己的酒店里洗烫，洗烫工说这是董事长的衣服，大约洗烫的很讲究。我开着车，穿着15元一件的衬衣，人家还说吴总就是讲究！不过几个月下来，那1500元的仍旧一如新买的，15元的只能淘汰了。俗话说的“一分钱一分货”没错。写在此处聊博大家一笑。
温州没有小资 
　　说到时尚离不开“小资”这两个字，因为这名词是如今时尚杂志使用频率最高的，在大部分城市，引领时尚潮流的都是小资，特别是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南方大城市。这里所指的小资并非单纯是小资产阶级的缩写，它更多的是指一种生活情调、生活品位，所以“小资”与时尚如影随形，同时“小资”又与浪漫两个字紧密相连。
　　说来也巧，我修改这一章时，过去一位曾为《文学青年》作发行的熟人章焕群正好来温，二十几年了，他未有离开出版发行这行业，我便向他请教。他看了这一章大摇其头：写时尚怎么能不写小资呢？要了解温州的小资，而且他认为这是全书都缺乏小资情调。闲说必须有小资情调。随后他与李涛二人凑了一套陈丹燕写的诸如《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的书送我，要我好好看看，并且建议我闲暇时去泡泡酒吧、咖啡厅，体味一下小资情调，再回来修改这一章。“你去拉芳舍坐坐吧，温州的拉芳舍就不错。” 他说。
　　我真有点汗颜，作为杭州人，他知道温州有个咖啡厅叫拉芳舍，我却摸南摸北找不着。好不容易向我酒店的西餐厅经理打听到地点，便约了林虹、沈克成和金依诺三位老朋友一起去坐坐。我们一进“拉芳舍”的门，便有了走错地方的感觉，这里虽然装潢很洋气、有特色，可坐着的大都是二十来岁的少男少女，很少中年人，而像我们这样的老头更是绝无仅有的。虽然品咖啡、喝洋酒的人不少，可有一半人在吃扬州炒饭喝蛋汤呢！甚至还有人在啜螺蛳，螺蛳壳撒了一桌。后来我又去了其他的几家咖啡厅或西餐酒吧，情况大同小异，在温州，我找不到在上海衡山路或新天地的那种感觉。于是突然悟及，温州没有“小资”！
　　包晓光先生在他的《小资情调》一书中指出：“小资”是大学中有着浪漫情调的大学生、研究生，是大学毕业后到外资公司和其他待遇优厚的国营或私企工作的小白领，是都市中的单身贵族，是在网络上终日游荡进行情感冒险的另类，是靠某种自由职业为生的都市自由人，是自由度相对较高的记者、编辑，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之类……
　　温州城市不大，大学屈指可数，且学校又搬到了郊区的茶山，没有多少大学生或大学老师去泡咖啡厅。温州又极少上规模的外企，世界500强更一个也未进温州，高级白领寥寥无几。温州的记者、编辑为数也不是很多，而且他们闲暇时还去炒房或炒股。在商业氛围这么浓厚的地方，讲究实惠的温州人也极少沉缅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之中，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在温州也不至于穷困潦倒，他们会设法先去赚钱再玩艺术。即便是单身一族、丁克一族，在温州也从未能成为时尚……
　　所以泡酒吧咖啡厅的只是赶时髦的少男少女，或谈生意的中青年人。既然不讲究情调，也没有突然之间忧郁起来，便会想着啜螺蛳或吃甜饼，一啜螺蛳，小资情调便荡然无存。
　　那么，在温州引领时尚的是哪一批人呢？经了解我认为是以下三类人在引领着温州时尚潮流：一是华侨，特别是出国之后又回来投资或做生意的年青人，他们的服装、首饰和生活品位，总是温州年青一代效仿的对像；二是年青的老板或老板年青的太太。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好，特别是老板年青的太太们，还拥有时间，她们可以追求高品位的生活；三是从城市来的为数不多的高级白领以及从事娱乐业的漂亮的女孩子。她们的收入较高，又具备自身的条件，她们的职业又要求她们必须穿着光鲜，具有一定的品位……于是，这三类人组成了引领温州时尚潮流的特殊阶层。但他们不是小资，他们的文化不够，所以应当坦率地说，其时尚的品位也不高。
　　温州没有小资，终至于我这本书也缺少了“小资情调” 。
酒老隆，走广东
　　民国时期，温州人有“酒老隆，走广东，十只皮箱九只空。”的俗语。我不知这“酒老隆”（有人谓周老隆）是何人，曾请教沈克成等学者，均未有明确的说法。但意思还是明白的：有位会喝酒的饕餮之徒，叫老隆的，带了十皮箱的钱财去广东，九只皮箱都花空了，说明当时广东的繁华及食风之盛。温州人自叹不如，好吃好喝只能去广东。说来也怪，温州人好时尚，在饮食方面，却从来也没有引领过潮流。“食在广州”是公认的，从来没有“食在温州”之说。即便是在目前，温州人在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来说是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在饮食方面仍旧非常保守，既不跟风，也未有独特出奇之举，完全有别于温州人在其他方面的做法。
　　我在前面已经提及，南宋时，随着康王南渡，将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入温州，温州人才在衣着、饮食和娱乐方面跟上了中原的步伐。宋时市舶务有侍贤驿、来远驿，大约就是附属于市舶务的“国贸大酒店”，既住人，也供应饮食的。据史书记载，宋时中外商船进出港，市舶务均送酒席，进港是欢迎，出港是送行。这是当时的待客之道，但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温州的饮食业在当时是比较发达的。城内开设的八仙楼、思远楼，都是很有名气的酒楼。曾以承议郎知温州的杨蟠曾有诗《去郡后作》云：“为官一十政，宦游五十秋；平生忆何处，最忆是温州。思远城南曲，西岺古渡头。绿斛春送酒，红烛夜行舟……”歌舞酒肆的兴起也可证明。据《武林旧事》记，当时杭州市上出售的名酒有五十四种，其中温州所产的有三种：清心堂、丰和春和蒙泉。孙衣言认为丰和即丰湖，瑞安有丰湖，此酒为温州的瑞安所产；而蒙泉在温州城区的华盖山下，盖酒以水得名。劳大舆甚至在其《瓯江逸志》中说：“昔人有云永嘉及绍兴酒绝佳，胜于苏州。”绍酒中的“状元红”、“女儿红”、“花雕”至今闻名中华，将当时的温州酒与绍兴酒并称，可见评价之高。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陆秀夫、张世杰背着南宋幼主投海，温州的繁荣也随之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
　　有关元、明两朝温州人的吃喝玩乐我未见史书记载，不敢妄说。但从倭患频仍，海匪、夷人的不断骚扰来看，饮食业的发展不可能是超前的。直至清末民初，温州辟为通商口岸之后，社会有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加之海运发展，与外地交往日多，饮食业才有长足进步。意大利（二次大战爆发之后改名华大利）、醒春居、郑生记、味雅、冰壶、松鹤楼等等都是当时的名餐馆。特别是意大利餐馆，规模最大，开设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三间三层楼房，就在中央大戏院边上，房子是许云章的，青田归国华侨陈俊民租他的房子开餐馆。陈善于烹饪，其意大利妻子能做西菜西点，所以意大利餐馆中、西餐都有。一、二楼为中餐、中点，三楼为西餐、西点，生意兴隆，名头很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偕妻回到欧洲，意大利餐馆由另外三位老板接手。由于意大利为侵略国，遂改名为华大利。岁月流逝，华大利餐馆几易其主，地点也由五马街而四顾桥，再由四顾桥而道前桥，但七十年间名称未变，至今仍在。华大利餐馆在温州的影响可以下面的俗语作证：温州人讥人面皮厚谓“华大利的板砧”。板砧即砧板，华大利的砧板是整段原木，特别厚，为印证这一俗语我特地去华大利餐馆看过，只不知经几十年之后，如今这一砧板尚在否？
　　这里顺便说明：华侨回国开餐馆似乎是温州的传统，现在的凯悦酒店系列，五马美食林等餐馆，均为归国华侨所开。又青田一直归属温州，只到1963年才划归丽水，但青田的老华侨一直认同温州，在外的青田人大都说自己是温州人。
　　酒店的增多，菜肴的品种也会随之丰富。玉带海参、荚菜蝤蛑、马铃黄鱼等都是这时期的名菜。可惜好景不长，抗战之后，温州百业凋零，市场萧条。
　　改革开放初期，外地还未开动，温州已经占风气之先，街上摊档连绵不断。有不少作家朋友来温州，我请他们吃饭，他们说温州的小吃这么多，还是一路走一路吃，吃饱为止。如张晓明、赵丹涯，都是人高马大的，可以连吃三四种点心，吃得拍肚子称吃不下了为止。但这是后话了。
　　但讲究“食”，一定要在温饱之后。到了1960年，饭都吃不饱了，天天饿得肚子咕咕叫，逮着什么能吃的就吃什么，还会有讲究？有故事说一位有钱人早上起来锻炼，在路上散步，遇上一个东张西望的流浪汉。有钱人有绅士风度，欠身与流浪汉打招呼：“早上好！”流浪汉不解地问：“你这么早起来干什么？”“我出来走走，看看能否为我的早餐增加点食欲。”有钱人说，“你也这么早起来干什么呢？”“我出来走走，看看能否为我的食欲弄到点早餐。”这就是有钱人和流浪汉对“食”的不同概念。
　　记得那一年，我的脚肿了，手指一按一个窝，去医院开药，药方是“米皮糠”，这是温州人的叫法，即带点米屑的糠，过去喂猪的，这时便当药了。水肿是因为营养不良，而米糠中有丰富的维生素。就这个情况，那时的报纸还天天称“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温州人便接着说：“脚肿吃糠好，肚饿番薯枣。”番薯枣即薯干片，其实这话也是说说而已，肚子饿连薯干片也吃不到。我的父亲身材魁梧，我的兄弟姐妹都仅中等身材，长身体时吃不饱之故。为改善饮食条件，我父亲和弟弟养了一只鸭子。问题是自己都吃不饱，鸭子吃什么？仅仅吃点校园里的野草（我们那时就住我母亲学校里的那个六平米的小阁楼上），养了几个月的鸭子不到一斤重，只是那个嘴巴特大，身子很瘦小。中秋节时杀了吃，大家只能喝口汤而已，但那感觉似乎比现在吃鱼翅鲍鱼还要好。有的餐馆就动脑筋搞代用品，如利用地瓜（温州人叫蕃薯）做和菜，这种蕃薯和菜也有所谓“鱼皮”、“炸羊尾”、“扣肉”等等。我在那时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题目是《车间里的春天》，刊登在《东海》上，稿费大约二十元左右，那时我的月工资十六元。工友们要我请客，我的稿费已让我父亲替我买了毛线，我只好向互助会借了五元钱，到江心餐馆请他们吃“番薯和菜”。吃时大家都叫好吃，因为那段时间大家都吃不饱，这次是吃得最饱的了，都鼓励我多写文章，好让大家一二个月能吃饱一次。但回到厂里个个泛酸水，番薯吃多了就这个腔调，毕竟是杂粮。而现在的番薯又成了“绿色食品”、“保健食品”什么的，时过境迁了。如今野菜成了宝，当年的“宝贝心肝肉”（猪下水），倒成了没人要的野菜了。
　　从1964年到1966年，温州的饮食服务业又随着经济的复苏而有所发展，小吃复又恢复，餐馆时有新菜推出，有的餐馆门口甚至有了霓虹灯的广告牌。只是好景不长，“文化革命”一开始，聚乐园改为工农饭店，白蛇烧饼店改为新风烧饼店，还有什么向阳点心店、红卫面店等等。餐馆里的盘碗中有龙凤、仕女、花鸟等图案的，都被红卫兵砸得稀巴烂。粗制土碗唱了主角，还有什么精细的好菜能供应？在餐馆里吃着粗劣的饭菜，周围还站了不少乞丐，如苍南的宜山、泰顺、文成和永嘉的一些地方，外出乞讨的人多多。记得我还听过一个报告，解释讨饭人增多的事，也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讨饭人增多，那是因为宜山一带的人有农忙时种田，农闲时乞讨的传统习惯。他们利用这种方式省路费游山玩水，跑跑码头。做报告的人睁着眼睛说瞎话不脸红，听报告的人都脸红了。穷得没饭吃、没衣穿，还游山玩水？后来宜山成为再生晴纶纺织品生产基地，宜山人富了以后为什么不再“游山玩水”？有句成语叫“自圆其说”，谎言也要说圆，可那些年我们的宣传是不圆也说，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反正圆也得听，不圆也得听，不听有反革命的帽子候着哩！
　　记得是1972年，我第一次去广州，望着餐馆里那琳琅满目的菜肴样品，不禁直咽口水，经过困难时期，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州的饮食虽然大不如前，比之温州的单调与贫乏却是非常丰富！而且广东人的胆大也让人吃惊，什么蛇、猫、昆虫都上餐桌，让我这温州人闻所未闻。无奈工资低廉，囊中羞涩，仅仅做着“酒老隆，走广东”的梦罢了。
还是瓯菜好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温州的饮食业开始复苏并发展，市饮食公司新建了海天楼餐馆、山外楼餐馆、百里餐馆等等，加上改建的温州酒家、天津馆等等，形成了饮食业网络。加上迅速崛起并发展的私营餐馆和个体饮食店，温州饮食业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温州的瓯菜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温州毗邻东海，瓯菜当然是以海鲜入馔为主，口味清鲜、淡而不薄，烹调讲究“二轻一重”，即轻油、轻芡、重刀工，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特色，成为浙江菜系的四个地方流派之一，与杭州、宁波、绍兴菜齐名。其中有46种菜入选中国菜谱，也算是后来居上。特别是讲究健康饮食的现在，瓯菜清淡不油腻，以自然风味为主，更受人欢迎。温州人轻灵小巧，极少大腹便便，与瓯菜的风格有关。“三丝敲鱼”、“锦绣鱼丝”、“双味蝤蛑”、“爆墨鱼花”之类都是温州的名菜，用料讲究新鲜度，刀工精细，看起来赏心悦目，吃起来爽口清鲜。
　　提到“瓯菜”，也应当说说“瓯菜”的名厨师。民国时期，意大利餐馆的主厨徐岩池被同行誉为瓯菜大师，他烹调的“神仙排翅”、“清汤菜”、“叉烧黄鱼”等菜肴都名噪一时。还有南永坤师傅，专功冷碟，造诣很深；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创制的蝴蝶双拼盘、龙凤双拼盘至今仍为温州人喜庆宴席所必用。这里还要特别说说金次凡师傅，他是温州市第一位特一级烹调师，他不仅技艺精湛，烹调理论水平亦很高。1983年10月，在全国烹饪名师技术鉴赏会上，他以瓯菜中的“锦绣鱼丝”、“双味蝤蛑”、“爆墨鱼花”、“三片敲虾”四种特色菜而荣获“全国优秀厨师”称号。他是《中国菜谱（浙江风味）》的主要编写人之一，《温州菜谱》主编，并有多种关于瓯菜的著作，瓯菜在他手中得到发扬光大。此后有不少温州厨师在全国烹饪比赛中得奖，现在活跃在温州饮食业的名厨师大都是他的徒弟、徒孙。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瓯菜将有更多的新菜和更多的关于烹饪的著作。
　　还有一件事应该好好说一说，温州人接受新事物特别快，在饮食上却似乎是全国最保守的，这种反差几乎让人难以相信，“非典”爆发以及此前的一种怪病——腺虫病，让温州人庆幸饮食的保守免了一劫。
　　先举几个例子：川菜是传统的四大菜系之一，在全国各地都很火爆。温州却没有一间正宗的川菜馆，有的也只是“川妹火锅城”之类变种；京菜同样如此，“东来顺”在温州只开了一年，因生意不好而关闭。京菜中只有一种“北京烤鸭”被温州人所接纳，现时许多酒店的菜谱中都有这一品种；潮州菜的命运差不多，前几年有人在黎明路开了一家潮州菜馆，我曾带一位香港朋友去过。这位朋友很喜欢吃潮州菜，认为还算地道。第二次来又去吃，就大摇其头了：“什么潮州菜，都变温州味了！”待到他第三次要去吃这变味的潮州菜，菜馆已关门，没有生意。至于淮扬菜、鲁菜什么的，更从来没有进过温州。
　　你问粤菜？粤菜真是鼎鼎大名，不仅全国，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粤菜馆在温州命运好些，那年香港黄氏三兄弟与温州的五交化集团合资，将“华联商厦”改为“和士广场”卖百货，并在四楼开了个“珍宝舫”，专做粤菜，厨师都是香港请的，非常正宗。因为五交化集团的总经理陈建中我过去采访时识，为人能干厚道，后来成了朋友，便常去“珍宝舫”吃饭。但因“和氏广场”经营效果不佳，连带“珍宝舫”也转手给了我朋友的女婿陈建伟他们。现在的“珍宝舫”在能干的建伟经营下依旧很红火，但不是正宗的粤菜，而是温州化的粤菜了。
　　杭邦菜是后起之秀，现在的杭邦菜在上海非常火爆。洪波先生在上海连开两家规模很大的“顺风大酒店”，就是杭邦菜，生意好得天天要翻台。他曾问我可不可以在温州开一家“顺风大酒店”，我直摇头。介绍我认识“红蜻蜓”董事长钱金波的香港朋友是杭州出生的，来到温州之后想吃杭州菜，我开车带她找了好多地方，终于在人民广场门口的富丽华大酒店吃到杭邦菜。什么“炸响铃”、“老鸭煲”、“西湖莼菜汤”，都还算正宗。可等到她第二次来温州，想再去吃杭邦菜时，“富丽华”酒店已易手，不再做杭邦菜了，说明没生意。
　　还有西餐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温州至今没有一家正宗的西餐馆，更少有人分得清什么法式菜和意式菜了。温州有的只是西餐酒吧，那是以酒吧为主，连带做做牛排之类的西菜，或者是咖啡吧里烧点罗宋汤就着面包填肚子。今年两位加拿大人来温州与我谈一个项目，他们是法裔加拿大人，即温州说的正宗的“番人”。在吃了几餐中餐后要吃西餐，我就是找不到正宗西餐馆，到一个西餐酒吧吃了一顿，他们直耸肩。
　　现在来说一说腺虫病。大约是1997年，温州有人得了一种怪病，皮肤接触到什么东西都感到疼痛异常，不能碰，不能摸，穿衣服都感到痛，后来发展到连风吹到皮肤也疼痛难忍。短短时间内，医院收治了很多病人，最多有三十余人，比之“非典”对温州的影响大多了，“非典”病温州只有一例疑似，而且十几天后发现“疑似”不似了。开始时温州也不知这种怪病从何而来，因何而发，望着痛苦的病人，医生非常着急。后来终于查清，这种病是吃了一种腺螺引起的，这种腺螺广东有，病也是广东传来的，并且是温州医生找到了治疗这种病的方法。后来住院的病人全部治愈出院，没有一例死亡。温州的医生又将治疗方法介绍给广东的同行，广东的病人也都痊愈出院。因为它的病源很快找到，所以这种病没有向别处蔓延，不像“非典”至今不知病源，影响便大了。但这种病对温州人的教训很大，使得温州人不敢乱吃。温州人常说广东人是“生番”，天上飞的除了苍蝇、蚊子不吃，有脚的除了板凳、椅子不吃，硬的除了石头不吃，软的除了棉花不吃，其他什么怪东西都吃。温州人可不敢，“非典”一来，温州人在吃上面更加保守了。
　　“瓯越之民，断发文身”，广东南海古称瓯越，温州为瓯地，先民属百越之一，也称“瓯越”。温州人事事敢为天下先，唯在吃上如此之保守，也称一怪或一绝。但从上所举的腺虫病、“非典”上来看，在吃字上还是保守的好。 “酒老隆，走广东，十只皮箱九只空”之说是过去，粤菜风行世界却终究未能占领温州市场，温州人只对以本地海鲜为主的瓯菜情有独钟。“天下瓯菜最合口”是一位温州华侨写的一句诗，这或许是温州人恋乡、抱团性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却也说明以海鲜为主的清淡、新鲜的瓯菜的科学性。
　　还要说明的是温州人在饮食上虽然保守，但并不表明温州的饮食服务业萧条。温州的饮食业发展得异常迅速，酒店越开越大，装潢越来越讲究，名店越来越多。阿外楼已介绍过，云天楼、溢香厅、凯悦、五马美食林等等都是一开好几家，规模也都很大。即便是像我们国贸大酒店这种星级酒店，餐饮部的规模也远比外地同类酒店大，我们有八个楼层设餐饮厅或包厢，同时可容纳一千五百多人用餐，节假日的场面是非常火爆的。而且现在温州的餐饮业低、中、高档齐全，各个阶层、各种经济条件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消费的地方。如“顶上鱼翅”、“海上天酒楼”，以供应鱼翅、燕窝、鲍鱼等高档菜肴为主，动辄几千上万元的，而什么“美乐食街”、“小南国美食坊”、“天一角食街”之类的，七八个人用餐也仅一二百元的消费数，还有大排档就更便宜了。
　　“点菜点龙虾，抽烟抽中华，小姐带回家，事事讲真话。”据说这个顺口溜是讽刺当前国人中的“四大傻”的。还有一个版本：“炒股变股东，炒房变房东，泡妞变老公，练功练了法轮功。”说的是中国“四大傻”或“四大背”的。“点菜点龙虾”在温州仅仅流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因为龙虾讲究生吃，温州人不大喜欢。“炒股变股东”对温州人来说也很少，温州人虽说很现代，温州人中股民比例几乎是全国同类城市中最低的，这与不接受外地菜系有异曲同工之妙。温州人擅长炒房，且都炒得很成功，从温州炒到杭州，再炒到上海、北京，现在又炒到海南以及全国各地，也鲜有变房东的。“泡妞变老公”之事我已在“温州的男人”一章中说过，法轮功在温州没什么市场，温州人真有点刀枪不入。唯有一“傻”温州人至今未曾觉悟，那就是“抽烟抽中华”。烟酒不分家，抽烟勉强可归之为“食”，在此顺便一说。
　　温州人抽烟大都只认中华牌香烟一种，自抽、请客、送礼，乃至发喜烟、丧烟，全是中华牌，简直是非“中华”不抽，非“中华”不送，非“中华”不请，真是“今年咱家不收礼，收礼只收中华烟。”我不抽烟，不知道外地的烟价，只知道在温州，“云烟”、“红塔山”、“红双喜”以及“三五”、“万宝路”、“健牌”之类的售价都在每包十元左右，惟中华烟特别贵，都卖到四十至五十元一包，据说软包装（软壳）中华烟比硬包装的更贵，也不知这两种烟有什么区别。温州人一向讲究实际的，不知为什么在抽烟上这么犯傻，放着便宜的名烟不抽，专抽贵的“中华”。而且因为贵，市场上冒牌横行，一不小心便买到假的。温州人还不怕上当受骗，只认中华烟，这种撞到南墙不回头的傻，只能称为温州人的“中华烟情结”了。
跟风走一回
　　现在来说一说温州人现时都在玩些什么吧。我认为，温州人的玩比温州人的吃还不如，温州人在吃喝上虽然保守，瓯菜总是温州人自己的菜系。温州人玩只是跟风而已，外地人玩什么，温州人跟着玩什么，一点也没有独创性，我称之为“跟风走一回”，而不是潇洒走一回。
　　第一个普通的玩法是跳舞，不分男女和老少，不分职业和贫富。小孩一进幼儿园，老师便教“脖子扭扭，屁股扭扭”跳起来。年青人不是健美舞、形体舞就是在迪吧里跳迪斯科。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公园、广场跳交谊舞、民族舞和中老年迪斯科。记得早些年我们的电影中，凡有坏蛋在接头，特务在活动，其背景一定是迪斯科舞场，闪烁的灯光，疯狂的扭动之中，夹杂着特务坏蛋的狰狞的脸孔。不知什么时候，年青人就拎着个四喇叭立体声收音机，在公园等地跳迪斯科了。再接着，那些对年青人跳迪斯科大摇其头的老干部，自己在退离休之后，也跳起了迪斯科。几年前，为了国贸大酒店的装修一事，我跟陈建国他们去了“热带雨林”等等娱乐场所去转转，那里的人数之多，音乐之响，灯光之闪烁不定，气氛之热烈，还有跳舞的人群之投入，神情之专注，舞姿之热烈奔放，让我只有震惊的感觉。我没待多长时间就出来了，我无法适应那种气氛和节奏。我想，我是老了。闹“非典”的时候，我太太说，你改一改运动方式吧，去公园散散步，活动活动什么的。平时我的生活习惯是大清早就起来，做做家务浇浇花什么的，却不进行晨练。我的锻炼是游泳，打保龄球，也打过几天网球。但我喜欢“独立劳动”，网球要约人，且要技术水平差不多的，否则练起来没意思。所以前两者是我的保留节目，但无论打保龄球或游泳，都是公共场所，防“非典”的要求是要避开公共场所，回归大自然。我便跟我太太去了两次马鞍池公园，但我去了两次就再也不去了。那里几乎每个空地都有人在晨练，大都是跳舞，有民族舞，有迪斯科，少数在打太极拳，而且大多是中老年人。我的脑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似乎都在做“垂死挣扎”。这个念头当然未免带点文人的臭毛病，但我对公园晨练的感觉不好是事实，这里已经没有了宁静，感觉不到大自然的魅力了。
　　在公园跳舞的是中老年，在舞厅跳舞的是中青年，而且是中青年中的小老板或工薪阶层，因舞厅的消费较低，门票少则三五元，多则十来元，据说有的舞厅有陪跳的人，小费也仅一二十元而已。
　　进歌厅也是玩的方式之一。温州的歌厅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兴起的，那时的歌厅是演艺场所，大舞台，大场面，我在前面说过，老板们为捧歌手一掷千金，还有一掷万金的。你送歌手一个花篮八百八，我便送一个花篮一千八，暴发户的心态和行为一览无余。场面之火爆，气氛之热烈，使得歌厅老板和歌手偷着乐，下了舞台吃宵夜，他们可以立即分成结账。现在的歌厅是指“卡拉OK”，找个陪唱小姐进包厢里唱歌，小费也就是二三百元，不会斗气比富。温州有些歌厅的规模之大，装潢之讲究，会让外地人吃一惊，上百个包厢，陪唱小姐、服务员数百人，真是灯红酒绿，佳丽云集，纸醉金迷。过去的上海百乐门舞厅已经无法与这种娱乐场所相比。现在上海的不少大娱乐场所，老板也是温州人。温州人说卡拉OK的名字取得真好，你有权“卡”一“卡”我，我就要设法“拉”你，唱歌娱乐之后大家都“OK”。
　　“假日俱乐部”、“演视广场”等等，仍旧是表演场所，只是演出的场面比过去的歌厅大，档次也高些，如赵本山、毛宁等等明星都在这些场所演出过。但它又区别于温州大戏院、东南剧院等演出场所，那是给更大型的剧团演出的，场面更大，如俄罗斯芭蕾舞团、总政歌舞团的演出就在大剧院进行的。温州的传统戏剧如瓯剧、乱弹以及京剧、越剧，一年难得在大剧场演出几次，大都去农村给农民演出，农村还是喜欢看传统戏剧，特别是越剧和瓯剧，在农村还是很受欢迎。瓯剧的对白是温州话中带点普通话的腔调，很受农村的欢迎，一声“我老老娘（老太婆）气死了——”，尾音一拖，有时会得个满堂彩。
　　酒吧、咖啡吧中的演艺吧也是新款的玩乐场所。一边喝酒、喝咖啡，一边看表演、听音乐。表演的有时装、舞蹈、杂技、小品，当中由油腔滑调的“脱口秀”者串台，气氛搞得轻松、诙谐。高档一点的有提琴、钢琴、萨克斯等等，形式上有点欧洲、北美的风格了。但温州毕竟是一个中型城市，没有如上海“新天地”那样的一个街区娱乐场所，也没有如欧洲那种路边或露天的咖啡座。这可能与温州人的生活节奏太快、闲情逸致不足，再加空气不如欧洲那样清新有关。但愿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能如欧洲的瑞士、美洲的加拿大温哥华那样的优美环境、清新澄明的空气，那时你无论在何处喝咖啡，都能体味到一种闲适的心境。现代人最缺少的就是这一点。
　　洗桑拿浴可算是如今一大玩乐方式之一。“桑拿浴”应该是外来语，但洗浴却是我们的传统项目，即“泡澡堂子”。温州人呼浴室为“混堂”，这种叫法非常形像，大家脱得光光的混成一堂，官吏、平民，富贵、贫贱，都搞不清了。大家洗了浴，擦了背，修了脚，泡杯茶，穿一样的浴衣，当官的不用端架子，老百姓也忘了自己的卑微，大家一起聊聊天，不想聊的闭上眼睛睡一觉，既舒适又怡情。只是过去的混堂极少有冷气，仅仅是春、秋、冬三季热闹，特别是冬季，要想洗澡得排队。现在的桑拿浴室就高档多了。冬天暖气不用说，夏天还可开冷气。里边还有敲背的、捶腿的，有的还设有棋牌室，玩的内容更加多，一天廿四小时开着，住旅馆还得百把块钱一天，就住桑拿浴室吧，同样的钱，还有人擦背，外带吃碗点心，有出差的人就“排这个阵”，在桑拿浴室过夜。无庸讳言，还有的桑拿浴室还有异性按摩服务。国贸大酒店的康乐部（即桑拿浴室）来了一个年轻人，连着在里面住了五天五夜，什么都享受了，到结账的时候消费好几千，但他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据说是赌光钱之后来浴室躲债的。躲到浴室里，手机一关，真的谁也找不到，办法是绝了。问题是你得有足够消费的钱，像他这样就不行，酒店有保安，保安拦住他，你叫家人送钱来还是叫公安的人过来？他没辙了，只好打电话回家叫家人乖乖送钱过来。
　　旅游当然也是一种主要的玩法，温州有雁荡山、楠溪江两大国家级风景区，山清水秀岩奇，还有等而下之的泽雅、寨寮溪、中雁等等山水。但温州人有钱，附近的风景玩不够了，向普陀山、杭州西湖，再向北京、西安进发。尔后是新马泰，现在更向西欧、中东，还有最高目标是美国、加拿大。
　　我开酒店，有一点也很有趣。其他地方的酒店过春节没生意，温州的酒店年年春节爆满。春节是个团圆的节日，外出的人都回家过年，所以酒店没生意，温州人有的在春节期间向酒店包房间，一家人住到酒店宾馆里，吃住都不用自己麻烦了，洗洗烧烧是最烦人的事，一年忙到头，过年时让老婆舒舒心，让孩子开开心，住宾馆酒店吧！国贸大酒店开业之后每年春节爆满，忙得员工团团转。这也华人打麻将成风，国内打国外也打，温州人当然不例外，但近几年又有被扑克牌取代之势。温州人玩扑克牌独独钟情于一种玩法：“双扣”。我不会打牌，不知“双扣”如何玩法，只知“双扣”成风。青年人在打，中年人也在打；男人在打，女人也打；老板在打，干部也在打。中午休息打，晚上下班又电话相约去某某酒店打“双扣”。公安局的人到酒店抓赌是找打“双扣”的，完了他们自己也打“双扣”……看来这种扑克牌玩法很具魅力。
　　再就是有钱人玩车，以前是夏利、桑塔纳，现在是奔驰、宝马；以前有的开就好了，现在还要玩飙车，玩越野。还有玩运动，游泳爬山、网球、羽毛球；年青人玩心跳，攀岩、滑板、还有蹦极……花样多多。但说来说去，没有温州人首创的玩法，温州人的独创性在这里卡了壳，仅仅是跟风走一回而已。但“双扣”据说是温州人的独创，如果真是如此，也只是个例外。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温州又称白鹿城，温州人就是梅花鹿。闲说到这个份上，我觉得自己已经将梅花鹿身上的每个美丽的斑点都画上了，该是结束这本书的时候了，可我总觉得意犹未尽，还想说点什么。
　　一个星期天，小孙子缠着我带他去动物园。在珍禽馆前，正看到孔雀开屏，那绚丽斑斓的尾翼，让我们都很兴奋。可看了一会儿，小孙子偏要拉我去孔雀背后，看看那里有什么，这是人的好奇的天性。也许可能那丑陋的屁股使他失望，我忽然悟及我的意犹未尽是什么。我要陋一陋温州，陋一陋温州人，让诸位看看温州这只开屏孔雀的背后有点什么。什么叫“陋一陋”？温州话的独特性表现出来了，“陋”字是形容词，陋规、陋习、丑陋，在温州话中“陋”字是动词，意思是揭一揭丑事，既简洁又形像。
　　陋温州要陋什么？说来也巧，我携夫人在埃及的胡夫金字塔下拍照片时，接到李涛先生的电话，称温州电视台有个谈话节目，要请我与沈克成及温州市规划局长肖键雄做嘉宾，谈关于温州的规划和城建。这些年对于媒体的采访我是能避则避的，但就是这个题目却有话要说，毕竟做了十多年的房地产，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惜远在国外，未能做成这个嘉宾，只好在此自说自话了。
　　温州毗邻东海，境内有山有水，又有宽阔的瓯江，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比之大连、青岛、厦门这些滨海城市一点也不逊色。可温州现时与这些城市相比有如鸡与凤凰，差距实在太大了！
　　先说个温州城建中的笑话：大球山是温州市区众多的小山之一，仅数十米高，旁边还有条小河。因为开山放炮取石，球山已经炸成了瘌痢头似的，俗称瘌头山。政府如果下令禁止开山取石，并加之改造，即能成为一个好的自然景区。偏偏决定要去炸平它，腾出空地可以开发。于是往山上填埋了几吨炸药。温州的媒体还将之作为壮举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真是肉麻当有趣。不知是施爆的队伍技术臭还是老天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倒行逆施，轰隆隆几声之后就哑炮了，山体仅仅炸掉了一半，还有几百公斤炸药埋在那剩下的山体腹中。后来政府总算觉悟，在残存的山体处建了一座公园——绣山公园（称之为火药山公园更确切）。
　　这个城建笑话昭示一个问题：温州对规划与城建的态度一如毛泽东说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端端的一座山要去炸平它，美美的一条河要去填平它。解放后，温州市区被炸平或挖平的还有东屿山与西屿山，被填平的河流数不胜数。因为温州古城的规划特点是一坊必有一河，也就是每条路边便是一条河，如今的市区却没有几条河了，战天斗地的结果是毁了山水，瓯地的魅力大为逊色。
　　又据媒体多次报道，温州曾数次向中央报告，要求将温州批准为特大的市，据说是因此获得地方立法权。我不知道这立法权有多重要，我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时，温州市区人口远未达到百万，媒体还称这是一种胆识与魄力，溢美之词不少。我觉得奇怪，发展是一种自然规律，温州本来只是个中小城市，为什么一定要用鼓风机将之充气、吹大呢？我去过不少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如加拿大的温哥华、美国的西雅图、瑞士的日内瓦以及我国的珠海、大连等，城市都不是特别大。相反地，所有的特大城市如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中国的北京、上海、巴西的圣保罗等等，从未戴过“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桂冠，温州为什么要往那里挤？
　　城市的规划是一门科学，且学问高深，本非我辈外行可以置喙的，但据说也可以归之为几个简单的原则。我曾参加过在美国旧金山大学参办的新型建材展览会。那会场只有六层，三层却在地下，因为那个地方的规划是教育文化区，楼高限于三层，为了扩大使用面积，会场另三层只好建在地下，建筑造价虽然稍高，但可节省能源，从长远观点看是一种节约。规划如此严格引起了我的兴趣。据说旧金山的规划并不复杂，仅仅规定了商贸办公区、居住区，文化教育区和产业区的范围及容积率和限高，规划的原则只有一个：即尊崇自然和回归自然。
　　我曾经参加过广西柳州市举行的一个如何提高城市品位的研讨会。柳州市政府邀请了全国不少知名专家与会。有规划专家、建筑专家、环境专家，但最多的还是人文专家，如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孔祥星，全国公民道德委员会委员李汉秋，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赵为民，雕塑家、艺术家文元衍（遥远）等等。我作为文化人出身，又在柳州有开发项目而应邀敬陪末座。专家们为提高柳州的城市品位设计了“五个一工程”：一个凸显山水文化的城市规划方案；一个蕴含龙文化的城市中心广场（柳州又名龙城）；一个包括多民族婚俗的主题公园——相思园（柳州市有十九个少数民族）；一首具有浓郁的刘三姐色彩的市歌（刘三姐为柳州人）；一座具盘古开天辟地内容和气势的城雕（柳州为中国古人类“柳江人”化石发现地，并有盘古村）。与会专家还提出了诸如将柳州市树由榕树改为柳树等众多建议。且不说“五个一工程”，光市树这一建议即让人叫绝。福州市、温州市、中山市、柳州市……许多南方城市的市树都是榕树；福州向称榕城，市树定为榕树当仁不让，按文元衍先生的话说那是“李谷一”，接下去的便是李谷二，李谷三了，轮到柳州是李谷六，李谷七了，你本来姓柳，又拥有柳宗元这样的文学大家，你不姓柳姓什么？何况柳树的生命力顽强，插在哪里便在哪里落地生根，所以古代文人送别时要折柳枝相送。
　　温州为什么不能邀请一些中外名家来探讨一下如何提高城市品位呢？登高才能望远。几个政府官员，几位本地专家学者，苦思冥想的结果是纪念郭璞筑永嘉郡城，在郭公山上筑一段矮矮的城墙；纪念王羲之在温州庭立五马，便在五马街口立一五马拉车的雕塑。那么纪念刘基岂不是要在文成埋一“泰山石敢当”的基石；纪念张璁，即在三角城头雕塑一人像，举手前瞻作聪明状？想象力如此之低怎么谈得上城市品位的提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便外地专家学者的水平不高，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不至于近亲繁殖，每况愈下。以至外地人来到温州，总是摇头，谓名不符实，温州应当更好。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成语，典出《管子权修》，原话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温州人已经解决了“树谷”的问题，不必再为温饱而背井离乡了，现在要考虑的是“树木”与“树人”的问题了。既然“十年之计，莫如树木”，说明“树木”是可以急功近利的，上十年温州日新月异的变化已经证明，只是尚不尽如人意罢了。其实，要赶上大连、青岛或厦门均不难，温州的房地产市场比之它们要好，温州的土地价比之它们都高，也就是说温州市政府的物质基础比较好，只要思路对头，方法正确，没有理由不赶上其他沿海城市并超过他们。
　　山水文化名城的概念不错，温州市内有山有水，自然条件很好，但必须好好梳理。松台山区域规划得最好，治理得也比较成功；华盖山却让米莉莎花苑等建筑破坏了；雪山的规划与改造正在顺利进行，东向的杨府山、西向的翠薇山却未正式开始治理；市中心海坦山西北边仍是一团糟。
　　塘河是温州的母亲河，治理塘河的提出非常对，难度很大，要常抓不懈，不能因为政府领导的更迭而放松。我家原先就住在塘河边上，四年前就说要拆迁，并正儿八经发过通告，要建水上公园，我赶紧搬出，可四年后还没有动工的迹像。我的一些亲友因为无处可搬，还住在那边。却又经常没水，时时停电，因为都说要拆，有关部门也不来管了。好端端的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现在是藏污纳垢、一塌糊涂。——且慢，正写到此处，有消息传来，那边又贴了公告，要拆了！四年多的时间里，公告已见到多次，不知这一次是不是真的“狼来了” 。还有九山湖治理了南边的一片，应当说也比较成功，北边又不见动静，据说是经费不够。三垟湿地、城市绿肺这一概念的提出也非常及时，但要在全面规划并经过专家论证之后才能着手。不要以为我们这代人是最聪明、最能干的，不要酿成开发便是破坏的悲剧，留下点空间给后代。
　　温州的江心屿与厦门的鼓浪屿、镇江的焦山屿同称为我国的三大名屿。三大名屿除风景优美之外还有其光辉的历史，鼓浪屿是与郑成功联系在一起的，焦山屿是与戚继光、梁红玉联系在一起的，而江心屿是与文天祥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都是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近些年有人主张将哈尔滨的太阳岛也列为名屿之一，受到了史地学界的反对，因为太阳岛缺少历史。我儿子告诉我，确有四大名屿这一说，版本与上列的不同，分别是温州的江心屿、福建的东门屿、鼓浪屿和台湾的兰屿，这四大名屿都与郑成功有关。江心屿对温州至关重要，没有或破坏了江心屿，温州便不能称之为山水文化名城，对江心屿的开发与改造必须慎重其事。东西塔、江心寺和宋高宗驻跸过的原兴庆寺都是江心屿的灵魂，现在江心西园游乐场的摩天轮，将江心屿搞得有点不伦不类。
　　温州五马街所具有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街区特色，是别的城市步行街所缺少的，可惜短了点，未走几步便到头了，让人遗憾。解放路的特色与五马街相近，建筑风格比较一致，打通府前街至百里坊这段路后，是否可以将解放路从五马街口至广场路口的这一段与五马街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步行街区，更能凸现温州的商业历史特色。
　　拆迁安置本来是可以用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奇怪的是在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温州，拆迁安置却由旧城改建指挥部一家负责，致使有拆迁户在房屋被拆七年之后仍无家可归，市府门口常有人因拆迁问题而举着大字报呼吁。市区未改建的街道已经不多，这些旧街区显得杂乱不堪，破坏了温州整体形像。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必须由政府牵头，做细致的工作，一条条弄堂、一个个社区进行梳理，使之清洁、美丽，不要让这些地方成为猫拉屎——东一堆、西一团。
　　拉拉杂杂，一时也说不了许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城建部门必须牢记“树木”的原则：即保护自然，遵崇自然，回归自然。不要再与天斗、与地斗，斗的结果不是其乐无穷，而是贻害无穷。
　　顺便说一下，温州市领导提出的“效能革命”，立意高远，用心良苦，作为地方政府，为提高办事效率，此举虽为良法，却只能治标，治本之权，不在他们手中。加拿大全国权力机构，仅有三级政府，即联邦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市政府是最基层的权力机构。我们的市政府之下还有县政府、乡镇政府以及居民委员会或村委会三级。权力多三级，文件多走三级，命令多转三巡，审批多过三关，官吏更如几何级数增加，层层加码，道道设卡，效率如何提高？加拿大的社会安定，人人安居乐业，并未因为权力机构少而紊乱，我们为何不能仿效？但要削繁为简，又非温州政府权力范围，只能“效能革命”了。
　　闲人闲说，人微言轻，说说而已，没人当真。其实不用陋，温州人心知肚明，比之其他滨海城市，温州差远了。外地人只要来过温州，也感觉不满意，认为温州应当更好。
终身之计在于树人
　　现在来陋一陋温州人。写此书之前我还在南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我是与上海的几位房地产界同仁去游玩的。我们都很羡慕和赞叹巴西人活得那么开心，那么有滋有味。里约是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几乎被洁白的沙滩所包围，里约人一有空就去沙滩晒太阳。上班之前他们穿着泳衣先去沙滩，手里拎着的是制服，玩好了穿上制服去上班，下班后又穿上泳衣去沙滩。学生下课拎着书包先去海滩，太阳下山再回家。里约滨海道路都是穿泳衣的人，穿着T恤的我们倒成了例外。给年青的女郎拍照片，她们都很开心，因为你欣赏她的身材，欣赏她的健康和美丽。在沙滩玩排球的有十来岁的小孩，也有七十多岁的老人，个个兴高采烈，人人面带笑容。依瓜苏是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小城，就是大瀑布边上，这个大瀑布虽称世界第二，比之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并不逊色。因而依瓜苏城市周边有不少水面，我们所住的宾馆边上就有大水塘，宾馆备了钓杆供旅客钓鱼。但钓到的鱼不许吃，大的交给宾馆，有人会将之切碎喂鸟，小的放回水塘。我趁早饭前半小时，即钓了六条鱼，一条斤多重的大鱼喂了鸟，其他的放回水中。巴西商店的商品标签特别，有许多数字，经解释才知道，有总价，还有分期付款的价格。譬如一双鞋，总价二百元巴币，可分四期付款，每期52元（其中2元是利息），一年交一次。也就是说，无论是一双鞋、一件衣服都可以分期付款，更不必说房屋、汽车等大件了。巴西人总是在寅吃卯粮，但巴西人最开心，巴西的桑巴舞，巴西的狂欢节，巴西人玩疯了。
　　我的一位朋友叫章鸿杰，去巴西十多年了，十多年中天各一方，从未联系，但我有消息，听说他做得不错。我便向里约的翻译打听，没想到一问便知，章先生现在是中巴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做汽配生意，也做房地产。他很快地便开车来看我，并带我在里约兜风。他说因为巴西人爱玩，勤劳的华人都能赚到钱。我突然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看到过的一本书，那是日本天文学家高田敷在南美居住几年后所写的感受，题目是《丑陋的日本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对我们来说是个神话，我们家中的彩电是日本的，洗衣机是日本的，手里拿的照相机是日本的，胡子长了用的电动剃须刀也是日本的；路上开的好汽车，哇，日本丰田“皇冠”！还有本田、铃木摩托车……日本人的旅行团一拨又一拨，杭州西湖、北京故宫、西安临潼，到处可以听到“空尼西娃”、“撒由那拉”。日本的新干线火车速度世界第一。日本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到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的路只走了不到半个世纪……我们对日本是既羡慕又有点不服气。当聂卫平战胜日本围棋选手时举国欢腾，有终于出了一口气的感觉，他因而被誉为“抗日英雄”。温州人现时似乎也被国人视为神话，温州人如日中天。但我觉得神话总有终结的时候，要给温州人敲敲警钟，我要陋一陋温州人。
　　我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乘飞机经停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到上海后再乘飞机回温州，在飞机上的时间是三十四个小时。回到温州未等倒过时差，立即翻箱倒柜，找到了这本《丑陋的日本人》，并且立即浏览了一遍。温州人与日本人如此相似乃尔！让我先抄录该书《前言》中的部分文字吧：
　　“但是，当日本人在国外度过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后，自己反会被激烈的国粹思想缠住似的。只要他们基本上习惯了外国的美丽、壮观，就会明白过来：他们的（指国外）所有文明，绝对不是超越日本人能力的东西；他们的起居行为，不论哪一方面，绝不能与日本人的勤奋相比，日本人好极了！只要乐意霞关大厦可以盖得更高些。日本人克服几倍于洋人能够的忍受的艰苦，取得出色的研究成果，根本不算回事。日本妇女多么文静娴雅，甚至具备献身精神！
　　“可是，假如你度过了若干年岁月的世界主义者的生活，而且习惯了外国人观察、思考问题的方法，你就不会去注意电视机数量，比较勤奋程度这些表面的价值判断了。
　　“假如你自夸地说：‘东京的铁塔超过了埃菲尔铁塔！’法国人会笑着回答：‘很遗憾，我既无需去超过你们，也没有这笔钱。’如果你扬言：‘我在拼老命地工作。’西班牙人会不解地反问：‘那你的夫人怎么办？’
　　“日本人最憧憬的东西，是外国人所轻蔑的；我们回避的，是他们价值高昂的行动。日本人与世界人的精神生活之间，差距实在太大。我认为，其中主要的部分是日本人的人性意识的‘延迟’所致。”
　　于是，作者认为：“明治（指明治维新）结束百年后的日本，必须再进行一次发现人性的维新。”所以便有了这本《丑陋的日本人》。
　　瓯地的瓯民确实有如岛国的日本人，在资源贫乏又迫于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只好作“树谷”之计，至使人性意识扭曲，有成“经济动物”之嫌。因为有时赚钱也如吸鸦片，会上瘾的，加上温州人的特性，口袋里有十元钱时想一百元，有百元时想一千元，似乎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温州人因而比外地人活得辛苦，活得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是形容温州老板的艰苦创业，但温州人宁愿当“睡地板”的老板，也没有想到去当睡席梦思的打工者。譬如苏州人，闲暇时去泡泡茶馆，譬如成都人，抽空大家一起打打麻将，他们都过得比温州人潇洒。茶馆在温州从来没有红火过，温州人没有时间去泡茶馆。温州人唱的是“向前、向前、向前”的战歌，我本人也是属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办企业时一门心思，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直至一日“非典”降临，“大军压境”，生活一下子停滞，万籁俱寂。突然想到是否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譬如将平时也当“非典”，暂时放下一切，去写写文章。或与文友们比办企业，与企友们（我杜撰的名词，即企业界的朋友）比写文章，我的压力不是可以一下子减轻了吗？当然这种悟不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是“田园将芜，胡不归”。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你不可能做隐士。但你可以放慢你的脚步，不要只专注于你的企业或事业，走进大自然，或做一些你爱好的活动。温州人的目的性明确，事事争先，既创造了温州的神话，却也给自己套上了一条锁链，我有点可怜起自己以及和自己一样的温州人了。
　　温州人的第二大毛病是文化底蕴不足，有时不免显露出暴发户的心态和行为来。这里的温州人主要是指现时当家的一代，也即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包括当红的老板和当权的干部。我认为，“树人”要有先文化，后文明的这么个过程。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甚或至一个民族，没有许多代人的努力，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明的社会行为，更不可能显出文化的底蕴来。去美国你感觉到的是现代，是科技。到了西欧，你感觉到的是历史，是文化底蕴，那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突然之间下了一场大雨，美国人可能雀跃欢呼，率性地在雨中奔跑，英国人便少有这样做的。他们可能在躲雨，也可能在冒雨前行，却不是奔跑着，而仍旧是走着，保持那种绅士风度。不能说两者孰优孰劣，只是不同的文化所产生的不同风格。温州缺少历史感，缺少文化底蕴，这是我们在西安、北京、南京、成都、苏州等一些较大的城市都能感觉得到的。可温州又缺少现代感、科技感，这是我们在上海、广州、香港能强烈感觉到的。我们的政治环境所能给予温州的时间实在太短了，这一代温州人所受的教育也太少了，我们远未完成从文化走向文明的各个步骤。温州人这一群体给人的印像也仅仅是说着古怪的语言，办事风风火火，会做生意会赚钱而已。当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一代温州人的文化教养不足，不是温州人不聪明、不努力、不求上进，而是历史的误会。最近连续三年，温州高考上线人数均居全省高位便是明证。我们的下一代会克服这一代的不足，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得不承认这一代人的欠缺，特别是我开酒店之后，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国贸大酒店的电梯是德国的蒂森克虏伯牌，世界上最好的电梯之一，电梯内还配有高档的装潢和全毛地毯。电梯口和电梯内都有禁止吸烟的标志，不少人仍旧吸着香烟进进出出，而且吸烟的大都是本地人。更有甚者，去年的一天，竟在监控中发现有人在电梯里小便，立即通知保安将这人拦住了。这人先是抵赖后还振振有词：“喝了不少啤酒忍不住。”每年春节期间是酒店生意最好的时候，但春节期间也是酒店的器物折旧最快的时候。因为春节期间大都是温州本地人来消费，房间的地毯上香烟灰、痰迹到处都是，开业两年之后地毯几乎都换遍了。我们酒店的服务人员都想不通，这么好的地毯这口痰怎么吐得下，这烟蒂怎么忍心扔得下？在温州，随地吐痰、随地小便时有所见，还不像上海，组织居民老太太去管，温州没有这样的志愿者。垃圾乱倒也经常有，特别是城乡接合部。有时你开着车，看着前面一辆车慢下来你得小心了，果然，放下车窗后扔出来的是果壳、纸屑或塑料瓶。至于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开粗口骂人，更是司空见惯了。如果说“他妈的”是国骂，“捣你妈”便是温州人的“市骂”了。我们经常会在公共场所听到的，而且好些人还会在这三个字前缀“吾阿爸”，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老子”。还有坐飞机到港时，机未停稳，就有人起来拿行李，或在机舱内走动、唤人、打手机。这种现象经常发生在往温州的航班上，这说明温州人大都是急性子，但这也是教养的问题。
　　“在日本，有一种事我不明白，那就是汽车比行人神气。按照我们的习惯，由于车占了地方，增添了不便，所以对行人很客气。如果道路上有行人的话，很远就停车，轻轻按动喇叭提醒人们，靠近行人身边时，说声‘谢谢’，道歉后再通过。相反在日本，行人被骂‘混蛋’，像老鼠避猫似的惊慌而逃。日本人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即乘车的人比一般人高人一等？”
　　这是两位秘鲁留日学生给高桥教授写的一封信，说的是日本的一种现象，但那是十几年前的日本。就在我写这一章的前几天，陈定华邀请与他同机来温州的洪波和越剧名演员方亚芬吃饭。那个饭店离我们国贸大酒店很近，步行约五分种，我提议我们步行过去。可当我们想走过斑马线到马路对面时，等了几乎有十分种，汽车一辆接一辆，就是没有停下来给行人让路的。他们两人摇摇头：“看来温州开汽车比行人神气得多。”虽然此前不久温州交警实行了对斑马线上汽车不让行人的整治，看来效果并不理想。
　　温州的干部如何？我在《温州的干部》一章中已经说过，尽管有王天义、杨秀珠一类的人物，温州干部的廉洁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他们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比外地干部潇洒。但一些干部的素质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我的一位朋友将自己的企业迁到了上海，回来后告诉我说：“我在温州觉得自己像孙子，我在上海感到自己像爷爷。”他的意思是指在温州办企业时，任何一个有关的部门都可以来查一查、卡一卡，除非你认识这个有关部门的人。而在上海，有关部门的人会真正做到为你的企业服务。这就是文化素质问题。温州还是“人治”，你所熟悉的，你会得到很好的服务。你不熟悉的，对不起，你将会看脸色。我们开酒店的，光许可证便领了十几个，我们面对的有关部门非常多，经常会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又得罪了某个部门了。有人分析，在温州这么个环境中，这么点工资对温州的干部和公务员缺乏吸引力，所以他们不敬业。还有人分析，这里有个心理不平衡的问题，你们老板那么赚钱，我们才这么点工资，让你们也“出点血”。不管是哪一种状况，都是素质问题，现在市领导提出的效能革命就是针对干部素质的。
　　温州人的第三个毛病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或叫“温州人主义”。我曾提到过，在欧洲，你讲温州话是不愁没饭吃的。温州人讲义气，爱抱团，团结就是力量，温州人比之其他地方人事业容易做大，他们有“朋”的方式。这由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一种心理状态，既然靠国家靠不住，我们只能靠自己，靠我们的努力打拼，靠我们的互相帮助。延伸出去就有了温州人的小团体、小宗派。温州人在国外，许多人没有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与温州人做生意，跟温州人一起玩，只说温州话。但如果你走出了这个小圈子，一般都能做大生意。在欧洲的温州人有句话：“他不错，与番人做生意。”那就说明这人走出了温州人的小圈子。问题是走出去的人不多，在国外的温州人还是小老板居多。圈子小了，不免有矛盾，有碰撞，原有的华侨社团便有分化。因而国外温州人的华侨社团很多，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有好几个，诸如：“温州同乡会”、“温州人联谊会”、“华人华侨总会”、“华商总会”、“XXX华人工商会”等等，名目繁多，局外人一时不明底里。我有一熟人，侨居意大利的，名片上的衔头很唬人的：意大利XXX华商会副会长，意大利XXX华侨总会会长，意大利XXX餐馆董事长，意大利XXX餐饮业协会顾问等等。第一个衔头的副会长共有二十多位，是每位旅居意大利某地的华人花相当于五万人民币的里拉都可以当的。第二个衔头是他所住的镇的温州华侨社团，整个总会二十多人，会长、副会长十几人。第三个衔头是实职，他本人是董事长兼厨师，他太太是账房兼服务员，他们还招了个勤杂工。第四个衔头和第二个异曲同工，这个镇上的十几位温州人大都开餐馆，总会就是餐饮业协会。他当总会会长人家当顾问，反过来人家当餐饮业协会会长他当顾问。而且这十几个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大家抱成一个团，在这个小镇里还挺有影响力的。他在三年前回了一趟温州，所带的钱不够花了，从我这里借了几万元人民币，至今未能再见到他。不是说他要存心赖钱，只是他的收入不高，不能年年回国探亲。
　　温州人在国内的其他省市，建立了几十个商会，这些商会倒未有如国外的社团一样小型化，基本上还是一地一会。比如在石家庄、在成都，做生意的温州人几近十万，温州商会都只有一个，核心人物不过一桌人。在维权、排忧解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成都的荷花池、石家庄的南三条两个大市场，我都听外省市在那里做生意的人说过：“真干不过你们温州人，动不动一帮人，不像我们单枪匹马。”
　　温州人的第四大毛病是爱虚荣，讲面子。同样的，这个毛病表现在各个阶层和各个年龄段，比如我上面提到过的华侨社团的事。一个小社团，十几二十位正副会长的，图个虚名，递出的名片好看些，这便是虚荣心。有的老板，欠了一屁股的债，开的是奔驰、宝马。其中有形象的问题，如果座驾一卖掉，债主知道你要倒，纷纷逼上门了。如果你仍旧搞得很风光，债主不怕你不还钱，他的奔驰还值一百多万呢。当然也有虚荣心的关系，某某人生意做得很不错，开着奔驰、宝马呐。当干部的名片上头衔非印不可，有的将括号也印上了，比如“享受正处级待遇”，真是“括号把级别搞乱了”。我还见过一张名片，括号内的语句是“本单位没有正处长”。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是副处长，可我们单位没有正的，我就是第一把手，这就是虚荣心。“年青人比妻，中年人比富，老年人比子”，这也是虚荣心在作怪。年轻人比谁的妻子漂亮，漂亮的程度可以看出来；中年人比富有就有问题，总不能把银行存单贴在胸前，只有表现在座驾上、衣着上和作派上。温州人对座驾一向讲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自行车的天下，谁有凤凰六五与六九型的自行车就很时髦、很出风头了。温州买不到，去上海搞“专用券”或计划票，千辛万苦地带回温州。后来是摩托车，并且是带“王”字号的，如本田王、铃木王，所以当时温州的摩托比之外地光鲜得多。现在是奔驰、宝马、凌志和林肯，举债不举债人家不知道，风光最要紧。衣着是跟风，你是梦特娇，我也是梦特娇，你升级到BOSS，我也跟着升级。还有的跟不起，就到小巷里买冒牌。如有段时间流行法国鳄鱼，各个阶层的人都穿，有一半是冒牌货。作派是表现在歌厅里为捧小姐而斗富，酒席上抢着去买单，这些都是虚荣心在作怪。进入老年已经没有什么可比了，还要比子女，比谁家子女官大，比谁家子女钱多，子女是真正的大老板抑或是“空壳大老蟹”就搞不清了。
　　温州人有句话，叫做“人情大如债”。这里的“人情”两字不是指人的感情，直译就是礼金。送礼比还债重要，朋友结婚了，现时每人起码一千元，并且多多益善。也不要怕有去无回，将来你结婚或是你儿子结婚，朋友一定会如数奉还。亲友家有丧事同样如此，礼金是不能少的，否则就失礼，没面子。如果你是娘舅，外甥结婚非送三五千不可。这叫“娘舅最大，狗屎最臭”。既然担了“最大”的名头，就要送最多的礼。但这个礼是有去无回或少回的，好在你也曾经当过外甥。我所比较清楚的山东、广西等地，在礼金的问题上就比温州随意得多，数字也少得多。这就是温州人的面子。
　　有时年青人打群架，闹出人命来，也仅仅是个面子问题。在舞厅里，你踩了我的脚，没有向我道歉，我没面子，两人就打起来了。还有我请你的女朋友跳舞，被你的女朋友拒绝，你们不给我面子，然后就斗殴。一方打不过，为了面子，再去请更多的狐朋狗友，事情就越闹越大……
　　温州人的毛病多多，经不起再陋，就此打住。金依诺先生直摇头，这不是温州人独有的毛病，可以说国人皆有之，不怕陋。我仔细一想，他讲的没错，套一句鲁迅先生的话：“国人皆有之，于温州为烈”罢了。
　　温州人真该学一学巴西人了！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以为树人与树木一样，也有个简单的原则，即人性的回归。
结束语 
　　终于写完了这本书，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毕竟十几年未动笔了，又系业余创作，挺困难的。于是乎伸了伸腰，走出屋门去书店溜达一下，顺便散散心。竟然又在中联图书公司发现《闲说中国人》的续集，这次是自己掏钱买下它，并当堂翻看起来。张抗抗有篇《北佬看杭州》，还好，杭州让你去看吧，我伲温州人自己看自己。突然，林斤澜先生的大名之下有篇《温州人》，我的心一紧，完了，鲁班大师的作品在前，我这小木匠的东西只能作引火柴了。我急切地读下去，还好，仅仅三页纸，还不至于让我的《其实你不懂温州人》作引火柴。可当我读到第二节《走向世界》时不禁噗哧笑出声来，这个林老先生！索性抄给大家看看吧，奇文共欣赏嘛：
　　“欧洲旅行社带着各国游客来到狐狸洞口，奇臭扑鼻，异味闹心。不想倒拨动了另类旅客的别样心绪，倡议进洞比赛默坐，谁坐不住出洞交一块钱。法国人、犹太人、温州人各一位应声进洞，不多会儿，法国人出来了，拿出一块钱放在洞口。再一会儿犹太人出洞交钱，再一会儿出来的是老狐狸，做个深呼吸，也交一块钱。末后温州人跟着出来，把三块钱拿走，晕倒在路边。”
　　这就是温州人！寥寥数百字，温州人的形像跃然纸上，让人绝倒。我觉得在写作上我只是出洞交钱并作深呼吸状的，而林先生拿走了那三块钱。
　　终身之计，在于树人。要想继续写作，我只能以它为终身之计，不断学习，不断努力，方能远远望见林老先生的脚后跟。
后记 
　　书稿付梓之前，编者来问我是否请人写一篇序，我想想还是作罢。这序言一般是请名人或领导做的，他们都是大忙人，怕耽搁他们的时间，在我也免了拉大旗作虎皮之嫌。但我说后记还是要写的，我要向为本书费心费力的亲友们表示感谢。
　　因为专心致志，20多万字的初稿只花了五十天，但初稿写完，“非典”即过去，商务事又忙碌起来，改稿便断断续续。首先要感谢的是我太太和我子女。我太太提供了不少素材与修改意见，而我的子女们不仅是我作品的第一位读者，还是我的秘书，书稿都是由他们打字的。我的打字水平远远跟不上思维，初稿至今还用手写。
　　还要感谢的是老友林虹和沈克成、金依诺他们。我的写作自始自终都得到他们的鼓励与帮助。特别是克成兄，书中的一些观点和提法，曾经多次与他探讨过。
　　更要感谢的是年轻的文友李涛、柯熙、王孔瑞、余璞、朱闻武、沈迦等等。他们不仅仅是温州文化界的中坚力量，还是热心提携我这老后进的“前辈作家与记者”。特别是余璞与朱闻武，在书稿的修改、书籍的插图与装帧上花了不少功夫。说实话，离开文化界十几年，写稿出书对我来说都已陌生，承蒙他们的指引与帮助，此书才得以顺利地付印与发行。
　　当然，还得感谢愿意阅读本书的读者诸君。如果您能读完之后再予赐教，在下不胜感激！
　　白晖华于温州九山湖畔
　　2005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