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一场斗争
周扬复出
名单搞好后，周总理要我们先送一份给毛主席，然后再送政治局同志。周总理说：这是毛主席急要的，毛主席没有批示之前，政治局不好讨论，政治局要等毛主席的批示。周总理的这个办法，绕过了“四人帮”。毛主席听读了所有名单和我们的意见后，于３月８日批示同意，批件退回中央办理。这次共放出干部３５０多人，加上牵连专案的干部获得解放的有六七百人之多。毛主席批示后，周总理又指示我们：人放出后，不要都堆在北京，有病的要好好治病，一般人可暂分到全国各地。周总理还要求我们写个报告，开个会，请各省来人交接，分到各省的同志以后再分别回京。周总理告诉我们，他已打电话给王洪文，由王洪文出面召集这个会，我们几个人参加。当时我的思想还有些不通，认为这些同志的家都在北京，刚放出来又马上分到外地去，有点说不过去。然而这只不过是常人之见，还是周总理考虑得深，这个办法避免了这些刚放出来的同志再遭“四人帮”的迫害，完全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总理提出的这些与“四人帮”斗争的办法是颇费苦心的。有了这些办法，才能绕过“四人帮”的梗阻，得到毛主席的很快批准。如果不是先放人后审议，而是先审查后结论、再放人，必然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四人帮”必定会借种种问题发难，从而推迟放人的时间。周总理这样处理是非常恰当的，也是同“四人帮”的一场智斗。
放人后，传来毛主席的指示，说可解散各专案办公室。汪东兴回到北京后，说还要留一些熟悉材料的人。不过我理解，毛主席关于解散专案办公室的指示，包括我们四个人的小组也要解散，这以后我就不去看材料了。只是汪东兴有时有批阅的文件和材料送来，我也在文件上划过圈。这些划圈的文件，如有错误的，事先虽未经我审查，我也应负责。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平反冤假错案是很正确的。这是我们想到而未能办到的大快人心的事。当时的“五一”和“十一”，报纸上都要刊登一个参加游园和国宴等活动的人员名单，这是周总理向社会传递一些老干部被解放消息的重要渠道。比如周扬，我们原来也是想让他在国庆节露面的。
周扬原来是被卫戍区监护的。江青是文化系统专案组的组长，文化界的一些人，如周扬、夏衍、阳翰笙等同志的逮捕报告、监护报告，都是江青批的，还有上海、天津的一些人也是江青批准关押的。现在我们要解放这些人，触着了江青的痛处，她就多次问我周扬有没有问题。我根据看过的材料告诉她，周扬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参加“左联”领导的事，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等同志那样做，没有什么不对，而且是只有在具有坚定的信念下才可以做得到。还有周扬没有被捕过。江青坚持说周扬的社会关系复杂。我说在白区工作，没有各种社会关系的掩护，不可能工作得好，夏衍的情况也是这样。江青认为周扬是文艺黑线的主要人物，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调查，并提出监狱空了把周扬由监护改送监狱。因此，我们专写了一个报告，要求释放周扬，提出没有调查清楚的问题可以继续调查，周扬放出来后发给生活费。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到“继续调查”的地方批示：“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报告上写有“发给生活费”处批示：“工资照发。”１９７５年国庆前夕，我们告诉吴庆彤说，在邀请出席国宴的国务院人员名单上，应列上周扬。
这个名单送到政治局讨论，吴庆彤汇报了周扬的情况。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同志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我们这些人是没有意见的，主要是要看“四人帮”通过不通过。“四人帮”谁都不说话，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吴庆彤甚至说：这只是多添一双筷子的问题。这时，“四人帮”还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邓小平最后收场说：周扬这次不参加，我去向毛主席汇报。后来，邓小平告诉我们说，毛主席批评了，应该让周扬出席国宴。
不管怎么样，周总理为解放干部费尽了心思，坚决完成了主席的指示。（按：当年本篇文稿整理出来后，吴德同志曾表示要“写一点教训”。其后，吴老身患重病以致不治，“写一点教训”的愿望就只能成为本文的遗憾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纪事
百花齐放都没有了，不好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不得人心的。“文化大革命”很多年中，走了极端，在江青等人的一路砍杀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都没有了。八个样板戏一花独秀、独领风骚，戏台上、电影剧场里、大街上的广播器中，翻来覆去都是八个样板戏的声响。这样的局面当然不能维持下去。到１９７５年，毛主席曾经比较多地对之作出纠正，对电影《创业》、《海霞》都有过重要批示。早在１９７５年２月间，江青调看《创业》后，心血来潮地对它横加指责，说“《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江青这么说，文化部的于会泳等人就不会相反说，他们跟得非常快，使起打棍子手段，给《创业》罗织了十大罪状，压得拍制这部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都抬不起头来。
７月初，毛主席在同小平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不久，毛主席又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信息传出，鼓舞了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受压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张天民同志向毛主席和邓小平分别写了信，反映江青和文化部对《创业》的批判是没有道理的，希望能够重新上映。
结果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都是发生在７月里的事。毛主席讲话了，江青该听了吧，她根本不听。她对张天民敢于写信告她的状，恨之入骨，总在瞅着机会要算账。９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召开。本没有江青的事，江青却也去了，听说还带了她心爱的马。她在大寨直接打电话发号施令，把吉林省的省委书记王淮湘召到了大寨，要他施压力让长春电影制片厂《创业》的编剧张天民写检讨，给毛主席重新写信，承认《创业》是有错误的。
江青破口大骂张天民是“谎报”。王淮湘回吉林时，在北京住了几天。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三座门开会，会议是叶帅主持的，内容我现在忘记了。我只记得陈锡联不满意地说：王淮湘没有经过中央的同意，就到大寨去了。会议散后，陈锡联约我和纪登奎去找王淮湘谈一次话。陈锡联担任过沈阳军区的司令员，王淮湘是十六军的。我们把王淮湘从京西宾馆接来，问他是谁让他去的大寨？为什么不经过中央办公厅？在大寨都谈了一些什么话？王淮湘拿出笔记本，向我们讲了江青与他的谈话。
他讲完后，陈锡联说这些问题都没有经过中央，毛主席刚批示过《创业》，传达江青让张天民检讨的话不合适，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陈锡联不让王淮湘传达江青的讲话。我和纪登奎是跟陈锡联的观点、态度相同的，都批评王淮湘不经中央批准就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并说江青的讲话不对。王淮湘把我们的话当作耳旁风，回去后照样传达了江青的谈话，在《创业》的头上再次刮起冷风。在电影《海霞》上，江青他们也搞了一出。１９７５年６月，于会泳等人秉承江青意志，以生杀之权派人查封了《海霞》的全部底片和样片，掀起了对该片的大批判，说它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帽子戴得很大。《海霞》影片原在这年春节就经周总理审看过，后来朱德、李先念等都调看过，他们都是肯定的，并认为可以用来招待外宾。江青等人之所以那样搞，矛头看来也是对着周总理等的，你说好，我就说坏，对着干。《海霞》的编导者谢铁骊、钱江忍受不住，先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申诉。毛主席很快回应，也是７月间的事，批示将信印发政治局同志。毛主席批示后第三天，小平同志立即调来这个片子审看，把原来拍摄的和经过修改的两个片子都调来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纪事
修改电影《海霞》
电影《海霞》剧照修改的片子，改了很多镜头，重拍了很多。修改后的一些镜头，比原来拍摄的是好一些。江青后来说邓小平调片子看，一再催索，快把于会泳的家都抄了。小平同志通知政治局的同志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看《海霞》。我记得张春桥参加了，好像先念同志、陈锡联同志也参加了，文化部的于会泳、谢铁骊也去了。两个片子放了两三个小时，演完后，小平同志在休息室里主持了对影片的讨论。先念、陈锡联和我去了，张春桥也在，其他的同志我记不清了。小平同志说：大家看后有什么意见？很长时间冷场，没有人发言。考虑好后，我发言了。我说：这个片子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至于艺术上还需要一些加工。现在，已经重拍了一些镜头，是不是把原来拍摄的和后来加工重拍的一些镜头连接起来制作，然后对外放映。小平同志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张春桥说没有意见。小平同志对张春桥说：你管文化部，由你通知文化部，就这样演出吧。张春桥没有表示反对。这次政治局的讨论会，王洪文、江青、姚文元都没有参加，纪登奎好像也没有参加。文化部的于会泳、谢铁骊也没有参加。
《海霞》问题被邓小平解决后，江青很不满，大发了脾气，她那时被称为文艺界的旗手，没有人敢讲话，但小平同志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硬顶了江青。风云多变，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就把这件事作为文化部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典型事件，大追风源。毛远新直接插手清华、北大“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去过两次，后来就不去了。毛主席指示毛远新与邓小平谈话后，开始由政治局部分同志参加，以后是政治局全体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要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谢静宜、毛远新参加了，迟群参加没有，我记不清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远新传达了毛主席的很多指示，是经毛远新整理的从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６年１月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历次谈话。毛主席说邓小平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了。这句话是最厉害的。这以后的一天，小平、先念和我到飞机场去送人，小平同志在客人走后，与先念和我谈了一次话。
小平同志说：看来毛主席的决心已经下了，我要退下来了。我要写信给毛主席把职务辞去。先念同志说：不能写信给毛主席，你一写信就会被别人当把柄抓，说你不愿意为党工作了。小平同志考虑了先念同志的意见后又说：首先要把最敏感的军队的职务辞掉。当时，我对小平同志说：是否可以找毛主席直接谈一谈情况，如果形势再乱下去，首都的工作首当其冲。先念同志也说，他要给毛主席写信，提出身体有病，请求休假。我们三个人谈了一个多小时。那时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小平同志在奉命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打招呼会议上，迫于压力，自己讲他犯了路线错误，请大家批评。小平同志为别人着想，还向纪登奎、李先念、华国锋等人打了招呼，让他们批判他，说，否则他们也站不住脚。接着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为难了，很难办了。这时，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毛远新、迟群他们搞了《反击右倾翻案风１００问》等东西。２月下旬，华国锋主持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地负责人还去清华看了大字报。华国锋在会上作了一篇讲话，要求转好弯子，这样形成了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北京市委在当时处境非常困难。在这里就有必要谈一下谢静宜的情况。
“反击右倾翻案风”纪事
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
大概在１９７３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谢静宜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前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向她提出的一些意见，她还是听的。她那时甚至还能把这样一些话传达给我，说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有野心。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我们的分歧就大了，谢静宜基本倒向“四人帮”，跟着毛远新跑。她负责管团委工作，在团系统点名批邓。我批评了她，说中央没有决定点名批邓，我们市里不能点名，邓小平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嘛。谢静宜根本不听我的，继续在团的会上点名批判邓小平同志。这以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华国锋说：谢静宜他们要点名批邓，在中央没有表态之前，允许不允许这样做？华国锋是慎重的。北京市委是直到中央批准可以点名批邓后才点名的。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时，马天水揭发邓小平同志在上海与他谈过话。会上还批了周荣鑫。“四人帮”是想让迟群代替周荣鑫的。周荣鑫后来还是被他们整死了。
在华国锋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会议期间，倪志福去看上海参加会议的马天水、王秀珍等人。倪志福去时，毛远新也在，毛远新当着倪志福的面说：我们上海、辽宁批邓敢于无法无天，北京市胆小如鼠。这期间，谢静宜还找刘传新、徐运北、丁国钰谈话，提出要揭开北京市委的盖子，说市委右得不得了。谢静宜说：“丁国钰，你也要检讨。”丁国钰同志被迫写了一个检讨。谢静宜提出丁国钰要检讨，想在丁国钰检讨后，就提出要我检讨的问题，顺藤摸瓜嘛。他们当时是准备闹一闹的。那一年，姚文元的爱人金英调到北京，通过中央组织部要安排在北京市委组织部。我与她谈话时，先对她表示了欢迎，同时提出市委组织部的人已经很多，可否安排她去市委研究室工作？我说：在研究室工作可以到处跑一跑，看一看北京市的情况。金英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她说上海是新干部提拔得很多，北京市老干部很多。我说情况不一样，北京市原来的老干部就多。谢静宜为此提出要一份市委的部、局、委、办的老干部名单，她要这个名单的目的是要批我们是右倾复辟。这个主意是“四人帮”出的。丁国钰要组织部开了一份名单，送给我时问怎么办？我说：就说送给我了，她要时让她找我要。我把这个名单压下了。我找谢静宜谈了一次话。谈话中间我提出我们对江青的那点认识是听她传达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后才产生的，毛主席的这个谈话，我要向政治局报告，说明是谢静宜告诉我的。我与谢静宜这次谈话后，不知是谈话起了作用呢，还是有别的原因，谢静宜有了退缩，不硬逼了。针对谢静宜提出的要在市委常委会上揭开盖子的言行，我决定每次开常委会都要扩大，每次扩大到一二百人参加，迫使她不敢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发难。我还让丁国钰把写好的检讨送给我，我对他说：我还没有检讨嘛。
谢静宜看着这个办法不行了。她在一次打电话中对我说，市委要检讨。早些时候，毛主席一再讲要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毛远新就提出了辽宁学习理论的具体做法，叫什么我记不住了。当时，中央正在推广这个经验。所以，我对谢静宜说：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要抓好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的学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你也在场呀！谢静宜考虑了一阵子，只好说那就搞个学习班吧。学习班是由市委宣传部负责，宣传部的副部长徐骏主持的。北大、清华都派人参加了。在学习班上，二七车辆厂的同志不同意北大写作组的观点，双方发生了意见分歧。先用开常委扩大会的办法，然后又采用举办学习班的活动，阻止了谢静宜搞乱市委的企图。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总理逝世，之后，大事接二连三地发生，谢静宜就忙不过来了。
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的经过
“四人帮”对周总理极为忌恨
１９７６年是很紧张的一年，大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波澜迭起。１月，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同时，“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１９８１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７页。
４月，是载入史册的天安门事件爆发。７月，是德高望重的朱老总逝世。在这个月里又发生了伤亡数十万人的唐山大地震。没多久，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９月里溘然长逝。神州大地承受着空前的震动。我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这些剧烈的事变面前简直透不过气来。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经过。
各界群众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悼念周总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确指出：“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历史无情地把我卷入了天安门事件之中，注定地犯了错误。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有一个积累、演进的过程。
１月８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这是我深深感觉到的。周总理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凝聚着党心民心，也使敌对者惊惧和怀恨。总理的逝世，对社会的震动很大。当时，很多国家的政党、政府提出派人到中国来参加治丧活动，政治局曾为此开会讨论过，决定婉言谢绝。“四人帮”出于对周总理的极大忌恨，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我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就看见过姚文元训朱穆之，说讣告、唁电登得太多了。后来，报纸上对各国的唁电只作了摘登。更有甚者，“四人帮”凭着他们当时掌握的权力，无视人民群众的意志，玩忽人民群众的感情，要治丧委员会发出一个通知，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这几个异乎寻常的不准，竭力缩小悼念周总理的规模，贬低周总理的功绩，自然要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干部终于认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愈是不准，愈是要突破它。正义的力量敢于蔑视“四人帮”的淫威，同“四人帮”的势力较上了劲。对于治丧委员会所发的那个通知，北京市没有传达。当时，北京市的黑布、白纸都卖光了。
１月１１日，周总理的遗体火化时，北京医院至八宝山沿途，一二百万人肃立严寒的街头，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哀思。多少人含着悲愤的眼泪，多少人痛哭失声。从３月底开始，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各界群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读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北京市委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层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在本单位举行悼念活动。但基层组织没有照办，依然纷纷去天安门广场。当时的洪流只能宣泄不可阻挡。市委没有再作任何禁止和反对，而是要求各级干部、卫戍区指战员、公安人员和民兵，维护好天安门广场的秩序，引导群众安置好花圈，加强巡逻，防止现场失火。
“灵车队，万众心相随……”百万群众肃立寒街，送别总理从３月３０日算起至４月３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当时，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同志与群众心心相印。为了全面掌握情况，除白天以外，我还派人在晚上去广场多加观察。为了防止被“四人帮”抓住把柄整人，激化矛盾，我们要求覆盖或悄悄揭下那些言辞激烈、矛头明显有所向的诗词和标语等。从揭下来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我看到大量是反对“四人帮”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同志的。对于这些情况，在４月４日清明节前，市委没有出过一份简报，也没有向上汇报过。说实在的，我们与群众的感情是相通的，毫无对立情绪。广场和灰观礼台上的花圈摆满后，市委立即指示开放红观礼台，让群众上去摆放花圈。
那几天，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群众少时数万，多时十几万人。市委组织了五千名民兵、三千名公安人员着便衣以民兵身份到广场做了大量的保卫、劝说工作。“四人帮”在周总理生前曾疯狂地攻击周总理，现在看到群众如此深情地悼念周总理，他们极为恼火，派了很多记者在天安门广场活动，搜集情况。４月３日，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的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６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当时周总理的遗像很少，群众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总理遗像），群众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我当时认为情况是复杂的，天安门广场上虽有反对“四人帮”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总理的；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但不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可以先做群众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节以后再取走。４月４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这个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华国锋同志讲话以后，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２０７３个，共有１４００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４月３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２０万，５０７个单位送花圈８００多个；４月４日到广场的有８万人，４２０个单位送了４５０个花圈。
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径有６米，悼词内容有写缅怀先烈的，也有写怀念周总理的。去广场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我还说：从４月２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４８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我还汇报了北京市采取的一些措施。我说：市里向基层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通知发下去以后，很多人说不去上阶级敌人的当了，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很多单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的通知的。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是现场取证、拍照；另一个是看准了是反动的人，派人盯住，待其离开人群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发言中，我还讲了一些错话，我说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会上，我将前一天在市委召开的各界群众座谈会上群众提出的意见作为市委的建议向政治局提出，要求争取两三天时间做群众工作。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花圈如山，人潮如海。
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也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他们只是说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他们同意市委的建议，“四人帮”也同意这个建议。但是，会议还没有散，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了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看了这个条子后，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我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是右倾。江青指着我严厉地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我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这个问题解决后，会议继续进行发言，我仍坚持要求给予时间做群众工作的建议。
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的经过
这时，江青大发雷霆了
这时，江青大发雷霆了。她借机发难说：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江青随后举起手，看着手表说：现在已经过了１２点了，现在已是４月５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我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江青蛮横地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实际上，运输工具我们是可以解决的，我真正担心的是不向群众打招呼，不向群众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会激怒群众，要出乱子的。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华国锋也许没有理解我们的苦心，或者他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想要打破当时的僵持局面，他被迫对我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华国锋是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他这样表态，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又没有异议，我不好再顶了，顶不住了，只好照办。当时确实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由北京市委动员干部、群众出面做工作，避免冲突；另一种选择就是激化矛盾，尖锐对立。如果华国锋支持我的意见，我们用几天时间做好群众工作，然后再撤走花圈，可能就不会酿成“天安门事件”了。当然，历史无法假设，要发生的还是会发生。散会后，纪登奎提醒我，说把花圈拿走以后，要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４月５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早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一看，花圈已经荡然无存。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群众越聚越多，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了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４月５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有目的让邓小平同志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大家目睹了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四人帮”对他们酿成的局面自以为得计，我看见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根本没有去理睬张春桥，也没有与其他同志交谈。嚣张一时的张春桥恐怕万想不到，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是他自己。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同时还传达了一些毛主席的口头指示，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我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王洪文问：能调多少？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我说：广场上这么多人，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了问题，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这样，就有了张春桥、江青分别提出的两种发表广播讲话的意见。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等同志后来也同意让我出面发表广播讲话。这样就定下来了。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讲话稿避免了提悼念周总理的内容，当时我想把周总理牵连进去不应该。这个讲话稿当时就让华国锋看了，他同意后，其他政治局同志也看过同意了。这个广播讲话稿，与４月８日见报的文字稿有所不同。
４月８日见报的广播讲话是这样的：“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的经过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４月５日晚的广播，没有点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只是用了当时通行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等提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在当时还是知道的。４月７日政治局会议根据毛主席提议，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在４月８日发表我的讲话稿时，加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４月５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我的广播讲话稿，并决定：５日下午６时广播，晚８时出动民兵。为了执行政治局出动民兵的决定，我提出要做些准备，就提前退会了。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吴忠当时还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他听了我们的传达后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我说：政治局已决定晚８点出动民兵，怎么办？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他说：绝对不能８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问题。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晚上８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我，多次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这时，政治局找我，继而又找吴忠，要求汇报情况。迫不得已，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
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很不满意，说怎么搞的。晚上１０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我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晚１１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４月６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４月７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是毛主席不把权力交给“四人帮”的重要措施。那时，上海已经贴出大字标语“拥护张春桥同志当总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问题，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４月７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毛远新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苏振华前几次的会议都参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出席７日的政治局会议。于是，政治局会议一直等到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同志都到达后才开始。对于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我还记得朱总司令戴上老花镜拿起文字稿看了一遍，心情很沉重，一言未发。政治局通过决议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主席批示。很快，毛远新就回来了，说毛主席已经批准。“四人帮”为了大造舆论，召开了奖励大会，接见了一些人员，在宣传报道上喧嚣一时。
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的经过
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
“四人帮”还让市委、市公安局分别总结经验写报告，企图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当时，我们认为这样的“经验”不好总结，但又不能硬顶，只好送了一个应付差事的报告。这个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认为向全国下发北京市委的报告“此计不妥”，毛主席还在报请下发的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的报告上批示：“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虽然群众当时很难被说服，但毛主席还健在，他老人家的威信还很高，市委在机关、厂矿、学校又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北京市的社会秩序、状况才稍有平息。但这样的形势，表明党和人民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必将恶有恶报，只是时辰未到。正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人民终于胜利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对在天安门事件中所犯的镇压群众的错误作了多次检讨。我还检查说：“我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广播讲话中，诬蔑了邓小平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无法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如此，错误总归是错误，只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参考和认识，是可以做到心悦诚服的。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当时，吴忠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结果，吴忠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多同志的不满，这些同志说：血都流成河了，怎么能说没有死人呢！有的同志说当时把天安门广场的血迹都冲洗干净了，把打出来的人脑浆都冲洗掉了；更有同志说他的口袋里就装着有关的材料，可以说明当时的严重情况；还有同志说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吴忠同志在“天安门事件”中还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想把损失尽可能地减小。当时，“四人帮”也很害怕，江青指着我、陈锡联、纪登奎说：北京军区、北京市委还保证不保证我们的安全了？我们三个人当时都不吭声。
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很容易出大的问题，造成流血事件。没有死人，这是不幸中的最大的幸事。１９８７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一书，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记载，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我要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对党负责任地简要说明两点。第一，１９７６年４月４日和４月５日，中央政治局分别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处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问题。４日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收花圈，５日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动用民兵和决定让我发表录音讲话。《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将这两次会议记述为４日一次会议了。这一天之差就含糊了许多重大问题。第二，《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所载，４日的政治局会议只有华国锋同志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各讲了几句话，其余的都是我在发言，成为会议的主角。好像“四人帮”没有发言，其他的同志也没有发言。这样表述的根据可能就是来自毛远新给毛主席的报告，但毛远新当毛主席的联络员后，向毛主席汇报的内容，从来不经政治局讨论。“四人帮”在会上说了很多话，他们攻击这些活动的总后台是邓小平，甚至造谣当时已经身不由己的邓小平还到过天安门广场等等。我没有同意“四人帮”的议论，我说没有发现邓小平同志到过天安门广场。江青一伙还在会上讲了很多恶毒诬蔑群众和邓小平同志的话，他们竭力主张镇压群众，“四人帮”的气焰当时非常嚣张。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两方对垒
关于粉碎“四人帮”，我讲一下我所知道、所参加的一些活动的情况。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之后，周总理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毛主席重用的江青、张春桥等人，气焰更为嚣张。１９７３年８月，党的十大召开。在这次党代会上，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于毛主席的赞同，党内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如朱德、董必武、刘伯承等同志在这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当选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诬陷、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同时，党的十大也使
江青集团的很多骨干分子当选为中央委员，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且使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江青集团的政治地位虽然由于十大的召开得到了巩固，但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也逐渐暴露了，并且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觉。毛主席发现、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宗派集团的问题，有过多次指示。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三次：第一次是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７日，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主席说他要到外地去休息，向政治局请假。之后，毛主席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主席接着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毛主席指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一次，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内点明了江青等人的宗派问题。
第二次是１９７４年１０月，是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的毛主席对他的指示，毛主席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那时，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１１月１２日，江青给毛主席写信，提议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任副总理，迟群任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主席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不听劝诫，又托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转达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她提出：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主席报告了江青的意见以后，毛主席一下戳穿，尖锐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主席提出朱德任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任副委员长，周恩来继续任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安排在邓小平之后。毛主席对王海容、唐闻生的这个谈话，经毛主席批准在政治局传达了。以后我们知道，王洪文去长沙是经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的，他是背着中央政治局的。王洪文向毛主席诬告，说：１９７５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儿的人有小平、剑英、先念”，“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像林彪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一样搞篡权活动。王洪文谈后，毛主席当场严厉地批评了他。毛主席对江青的意见和再次批评，点出了江青有野心，制止了江青集团夺取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是全国人民和全党克服林彪事件影响以及努力克服其他各种困难的结果，是毛主席稳定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措施的结果。
第三次是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并且说明他们是“四人帮”。毛主席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主席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一次，毛主席虽然说问题不大，但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即不论时间多久，也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政治局在５月３日以后，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的政治局同志点名批评了“四人帮”。是毛主席首先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他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削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以为邓小平同志遭批判了，总理或代总理的职务非张春桥莫属了。上海为了制造舆论，已经贴出了大标语，要求张春桥当总理。毛主席知道后，一方面批评上海，要求覆盖大标语；另一方面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于１９７６年２月３日发出了中共中央１号文件［１９７６］。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天津。地震后，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的抗震指挥部办公。华国锋经常去。陈锡联、纪登奎和我，还有军委、国务院、国家地震局的一些同志集体办公，负责处理当时发生的一些问题。
８月２６日，即毛主席逝世前的十几天，毛主席的病情危重，江青却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活动，自称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住在地震棚的群众。迟群要求新华社、《北京日报》派记者采访并发表消息。《北京日报》记者写出的报道报送姚文元后，姚文元即要求北京市委批发《北京日报》发表。《北京日报》排出大样送给我审批，报道是发排在头版头条的位置，通栏的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我认为不经中央批准，由《北京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是违反组织原则的。我当即请示华国锋同志，并向他提出了我的意见。我还提出如果不发表这一消息，要有个理由答复姚文元。华国锋想了一下说：先扣在你那里，如果有人问，你就说送给我了。这篇报道没有发表。
９月８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示器，一直看到监示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９月９日凌晨，毛主席逝世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贡献，正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
９月９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当时还要处理一个问题，即是否保留和如何保留毛主席的遗体问题。
“四人帮”这时躲开了，他们不参与这个事情，他们要看到毛主席遗体保存出现了问题，才会出来横加指责。当时，如果不保留毛主席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如果要保留，但留下来后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会是一条罪状。汪东兴当时已经找了刘湘屏，组织专家研究保护遗体的措施，还派人了解了越南保护胡志明遗体的情况。保护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十分不易。后来，政治局还是决定要竭尽全力保留毛主席的遗体。
毛主席逝世以后，江青每天都到毛主席的住地，同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纠缠，要张玉凤将毛主席保存的文件、档案交给她。在她的多次纠缠下，有两件毛主席的谈话记录被她拿走了。汪东兴同志知道后，要回了被江青拿走的谈话记录稿，顶住了江青的胡缠。当时，华国锋同志与我们谈起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江青的目的是在控制毛主席的档案，以便从中寻找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加以篡改，继续陷害军队和地方的一些负责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
我记不清了，可能是９月２１日，决定将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封存。江青对此极为不满，面对面地或在电话中长时间地同华国锋同志大吵大闹。从１９７５年下半年开始，毛主席病重，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由毛远新以“联络员”的身份列席政治局会议，将会议情况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逝世后，“联络员”的任务没有了。毛远新给华国锋同志写信，提出要回辽宁自己工作的岗位。华国锋接到信后，征求了江青的意见，江青当时没有反对。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江青的无理纠缠失效
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通报了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事，“四人帮”一致反对。张春桥首先提出毛远新应留在中央，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做准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都支持张春桥的意见。江青还提了一条理由，说毛主席的文件、书信，别人整理不了，处理毛主席家里的事情也离不开毛远新。江青还是想要控制毛主席的文件和档案。华国锋同志说：毛远新同志还是回辽宁，将来中央开会，如果需要他参加工作，到时还可以再来。除“四人帮”外，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一致赞成华国锋的意见。我们觉得“四人帮”显然是有阴谋的。会上，江青纠缠不休，说什么把毛远新留下来是属于毛主席家里的事情。对毛远新的去留问题，江青与华国锋不断争论。江青甚至说，她要与华国锋同志谈些“家务事”，别人不愿意听的可以不听。那时，我们不愿意听她的无理纠缠，感到极度厌烦，就陆续离开了，记得汪东兴留下了。江青一直扯，扯她的所谓“家务事”，马拉松的会开到第二天早晨５点。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刻宣布说：“散会！毛远新还是要回辽宁。”江青的无理纠缠失效。
９月１０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同志，中办的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米士奇。
９月１１日和１２日两天，米士奇分别给一些省、市打了电话，北京市没有接到这个电话通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后，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怀疑有问题。张平化立即打电话将此事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向一些省、市查询后，得知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这就表明“四人帮”已在采取措施，架空、控制华国锋同志，企图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而夺取中央最高权力。“四人帮”被篡党夺权野心所驱使，又有计划、有预谋地编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利用被他们控制的宣传机构，将其写入９月１６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广为宣传，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和政治局其他反对他们的同志。
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在向毛主席汇报各省、市工作情况时，曾直接向毛主席提出他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不能胜任代总理的工作。当时，毛主席写给他三张字条，一是“你办事，我放心”；二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三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曾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三点指示，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包括“四人帮”都看到了毛主席的手迹。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并将篡改后的指示称之为“临终嘱咐”，其意在否定华国锋的继承者地位，标明他们才是毛主席临终时指定的接班人，他们才是忠于毛主席的继承者。
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不点名地称华国锋是修正主义的头子，更表明了“四人帮”已决意将华国锋等人打倒，是他们开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行动的信号。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大喜事等。我们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华国锋同志的处境很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９月１１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那时，李先念在家里养病。先念一个时期以来心脏有些不好，不能多走动，到大会堂开会时，心脏就跳得不正常。在小平同志已经被批评，但还在主持工作时，先念向小平同志请过假，提出到外地休息、养病，医生也写了一个报告，小平同志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同意了，但还未走。后来，毛主席逝世前后，华国锋同志曾对先念说过，现在的情况和问题很复杂，“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希望先念同志不要离开北京。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从这里看出，华国锋与李先念谈话之前，叶帅可能与华国锋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９月１３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１１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告诉我，叶剑英同志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曾两次到他的家里。毛主席逝世以后，在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华国锋同志当时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９月２６日或２７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我也察觉到“四人帮”近来的一些活动不正常，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我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还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
毛主席逝世不久，江青又是毛主席的夫人，要考虑到他们利用散布“毛主席尸骨未寒”来造舆论，但是也要认清“四人帮”的活动在加剧，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动作。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决“四人帮”的提议。我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５点，认识一致了。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商量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９月２９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活动。由于毛主席刚逝世等原因，政治局决定：不举行游行、联欢等庆祝活动，只是召集一些工农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会；政治局的同志可分头到工厂、农村去看望工人、农民。这次的政治局会议开得时间不长。
９月３０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的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显得很紧张。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等进来时脸都拉得很长，其他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这样。会议先由工农兵代表发言，他们主要是讲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工农兵代表发言后，我说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言。这时，其他的人还没有讲话，华国锋就急着站起来发言，并且讲得很短。我意会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华国锋一讲完，我就起来宣布散会，避免在这样的会议上发生什么问题。从当时会场上的形势看，“四人帮”是准备了要发言的。现在有人传说会议的警卫工作有特殊安排。
没有，会场的警卫工作方面没有表现出特殊情况。会议散后，我们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李先念同志积极参加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但对“四人帮”何时采取行动，他是不知道的。他当时非常关心，曾多次打电话给华国锋，询问有关问题。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也是出了大力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讲一讲。１９７５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从那以后，毛主席就很少见江青了。为了摸毛主席的情况，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拢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给张玉凤送礼，把张玉凤请到钓鱼台吃饭。席间，动不动就对人兴师问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议论起政治局的同志，她对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也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共商对策
张玉凤回来就把江青的这些话向汪东兴汇报了，她请示是否将江青的谈话上报毛主席。汪东兴说这个事情不要汇报，有关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不要听江青乱讲。对于这件事，汪东兴曾经向我谈过，提醒我注意。为此我相信，汪东兴也是反对“四人帮”的。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大概有五十多个人，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据我所知，纪登奎不了解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１０月２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对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当时还问我：“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国锋同意。华国锋问：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１０月２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同志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１０月３日，江青要去二七车辆厂与工人开座谈会，我陪着去了。在座谈会上，她没完没了地乱说了一通，又拉着工人一块合影，还怪我经常看手表。江青讽刺我说：你是京兆尹，大忙人啊！江青开完座谈会后，假惺惺地提出要到工人家里吃顿饭。我只好临时安排食堂把饭做好后，端到职工家里让她吃。从二七机车车辆厂回来后，我就到华国锋那里作了汇报。
３日或４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我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我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我向华国锋请示，如果吴忠不知道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有些工作不好开展。当时有的警卫工作是交叉进行的，如果双方不知道情况，可能会发生误会。华国锋考虑后同意了我的建议。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吴忠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吴忠还告诉我说，苏振华曾约他到怀柔水库打招呼，吴忠是解放战争时期杨勇、苏振华纵队的旅长。苏振华说，不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同志就工作不下去了。但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苏振华没有谈。最后，吴忠提出，对部队的调动、使用，有严格规定，哪怕是动用一个连，过去都要经军委报毛主席批准。所以动用部队，向上请示的问题需要解决。
与吴忠谈话后，我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他说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我负责，让我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在一起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当时陈锡联家修房子，他搬在老匈牙利大使馆的房子住。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在与杨成武谈事情。杨成武走后，我向他说明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我踏进家门，见吴忠已在我家中等候。我与吴忠在１９７１年执行中央的指示，共同处理过“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我们根据１９７１年稳定首都的经验，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我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
１０月６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我把与陈锡联、吴忠商谈的情况和部署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过一次话。我们一方面紧张地加紧准备工作，另一方面还要稳住“四人帮”，华国锋的意见是在准备工作未做好之前毫不惊动他们，以免打草惊蛇。可能是１０月４日，华国锋又找我去到他的住处。正谈着，汪东兴打电话来说，江青提出要到石家庄去，指定专列的车头要用二七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车头，还要请二七厂的一些工人陪同她去。汪东兴请示华国锋是否同意她去。华国锋拿着电话，既问又答地同我说：江青去石家庄要干什么？她可能是试探，还是稳住她，同意她去。我点点头，同意华国锋的意见。我也认为江青是在试探华国锋，看华国锋是否同意她乘坐专列到外地去。华国锋当即答复汪东兴说：允许她去，关于调车头及找工人陪同的问题由吴德去安排。
安排江青去石家庄的事情，我交给了曾任二七车辆厂的党委书记、后任市委秘书长的周家鼎去办。周家鼎做过贺龙和周总理的秘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周总理已上床休息而把江青送给总理的一个文件压了一下，就被不可一世的江青说成“靠不住”。周总理当时为了保护周家鼎，将他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任党委书记。这情况是我从汪东兴那里知道的。我后来提出要调周家鼎到市委任秘书长，周总理开始不同意，后来还是同意了。周家鼎向我汇报了江青到石家庄的情况。其实专列没有到石家庄，开到保定的一个道岔上就停了下来。江青下火车扭扭摆摆采了一些野花，呆了一段时间就上车了，在车上又和陪同的工人、干部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就回北京了。江青没有找当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军进行活动。看来这次江青外出活动，正如我们所料，完全是个试探。
１０月３日、４日，我与华国锋及时交换各种意见，我们把所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华国锋要求一定要保持首都的稳定。在这段时间中，我与吴忠也保持了密切联系，就像按住了人的脉搏，随时掌握着北京市的一切变化情况。１０月４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地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等问题。大概在下午的５点多钟，我回家了。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我们听了汪东兴汇报的具体行动方案，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后来汪东兴告诉我，我们俩当时正好前后脚，我的汽车出华国锋家，他的汽车进华国锋家，是他建议华国锋再请我回来共同商量的。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的过程
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具体做法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为名，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指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后，由华国锋宣布他们的罪状，随即由汪东兴组织的人分别对其实施隔离。汪东兴派张耀祠到江青住处宣布政治局对她隔离审查的决定。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我认为，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他组织了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五十多个人，这些同志作了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叶剑英还接见过这些同志，照了相，吃了饭。１０月６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不到９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第一个到怀仁堂的是王洪文，第二个是张春桥，均已被隔离起来。江青是由张耀祠带人去解决的。汪东兴在电话中说，只有姚文元现在还没有来，请即令卫戍区派人去抓。姚文元不住在钓鱼台，他的住地是由卫戍区负责警卫的。接到汪东兴的电话时，我当即要吴忠亲自去解决。吴忠带着人到姚文元住地时，看到姚文元正坐车出来，车往中南海方向行驶。吴忠没有惊动姚文元，相机随着姚文元的车子到了中南海。姚文元进入怀仁堂后，也被实施隔离。“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４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天安门城楼参加首都百万军民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当晚，华国锋通知中联部部长耿飙到怀仁堂接受任务。华国锋曾在１０月４日要求耿飙同志在最近的几天中在家中等华本人打给他的电话。耿飙到怀仁堂后，华国锋、叶剑英指示他立即接管由姚文元等人领导、控制的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等新闻机关，夺回被“四人帮”控制的宣传、舆论阵地的领导权。隔离“四人帮”后，卫戍区部队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隔离审查了。当时，由市委办公室主任陈一夫以我的名义通知他们立即到市委开会，他们一到就被吴忠派人隔离了。谢静宜好像住在北京医院里，金祖敏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找到的。卫戍区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后来负责中央宣传口的副手邱巍高就是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卫戍区的参谋长也被调出来协助中央工作了。
１０月６日晚１０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事先以不同方式将解决“四人帮”问题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打了招呼，会议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党中央主席，讨论中央第１６号文件。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一、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二、通过第１６号文件［１９７６］，文件内容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报党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在讨论１６号文件时，好像是纪登奎同志说，毛主席曾讲过对“文化大革命”作三七开的评价，文件是否应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全国的形势尚未稳定，就立刻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单从战术上讲也是不策略的。所以，叶剑英同志说：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
他做了个手势，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还是这个。叶剑英在以后数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都讲要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我认为，在粉碎“四人帮”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帅坚持这样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稳定全国的形势。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一些比较重要和急迫的问题，比如中央要求北京市委一定要控制和稳定首都局势，北京不能乱，出事由吴德负责任。会议结束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住在了玉泉山。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复杂。一些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牢固控制的单位和长期经营的地区都出现了对抗中央的苗头，一些追随“四人帮”的坏人就公开攻击党中央领导的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右派政变”、“军事政变”。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叛乱的迹象。为此，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的同志与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分别谈话，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及时了解各地的动态，交换问题处理的意见。鉴于上海是“四人帮”帮派势力较大的地方，又有叛乱迹象，中央政治局先找了江苏、浙江和南京部队负责同志到北京谈话，要求他们注意上海情况。中央政治局随后才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来北京谈话。
中央与马天水谈话时，马天水坚持其顽固立场，陷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中不能自拔，表示反对隔离“四人帮”，他说隔离审查是错误的。这次谈话以后，马天水竟通知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说，“四人帮”出事了。徐景贤、王秀珍开始策划上海武装叛乱。后来，中央干脆通知让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来一起谈“四人帮”的问题。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们不敢以卵击石，被迫取消了叛乱行动。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为了进一步控制上海局势，解决上海问题，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分别担任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
当时考虑苏振华是海军政委，可以指挥东海舰队；倪志福是上海人，劳动模范，在上海有一定的影响；彭冲是江苏省委书记，江苏邻近上海。苏、倪两位把上海局势稳住后，就由彭冲主持工作了。由于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得当，“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也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群众在得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之后，采取了各种形式来庆祝。中央怕发生意外，曾要求有组织地游行。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的庆祝大会，指定由讲话。我提出，这是首次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由我讲话不合适。但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时，叶剑英还是要让我讲，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讲话稿是政治局集体讨论定稿的。我记得在讲话中说了“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这样的话。接着，又提出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程主要是：一、调换外交部长。二、通过毛主席生前批准的邓颖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人事安排。三、作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汇报。当时，我是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叶帅指定我作粉碎“四人帮”的汇报。按照中央政治局的一系列文件、精神起草好了汇报稿，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时，我提出了“批邓”是否还要提的问题。华国锋说：“１６号文件刚刚发表，这个报告口径以与１６号文件一致为好。”大家同意他的意见，政治局通过了我的汇报稿。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向人大常委汇报时，我讲了“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现在把‘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除掉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也一定能够做得更好”的话，为此胡耀邦同志后来批评说，第一个提“凡是”的是吴德。当时，我考虑是毛主席首先宣布王、张、江、姚等人是“四人帮”的，又是毛主席指示“要注意江青他们有篡党夺权的野心”的，我认为汇报应该强调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做的，以此为根据才能更好地稳定全国的局势。因此，汇报中历数了“四人帮”的罪行之后，我讲了“一个凡是”的意思。我在思想上没有要阻止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念头，也没有意识到这样讲话会引出问题。关于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我记得常委们议论过。１０月份，华国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至于常委们是怎样为此事进行工作的，我就不清楚了。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具体的时间记不准确了，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很好啊！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帮”事），干净利索！”李先念讲：“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当时，邓小平同志住在王洪文在西山住过的房子里，他还兴致勃勃地请我们去看了为王洪文修的电影厅，邓小平同志说：看，这就是电影厅。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中央领导同志在玉泉山集体办公，大概陆陆续续地开了半年的会。我和倪志福同志住在朱德同志住过的４号楼，开会是在７号楼。粉碎“四人帮”后，犹如在党的肌体上切除了一个大毒瘤，健康因素增强，形势大大发展，情况更有所变化。今天有这样一个兴旺的局面，我应当为此高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它指出：“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认为这是公正的。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经济建设
“文化大革命”搞得那么乱，但是不能没饭吃。在那种混乱状态下，工厂的干部和广大工人还是好的，千方百计想办法，不让生产停顿。北京的市场很紧张，副食、鸡蛋、煤都紧张，全要靠外地支持。出现的问题怎么办？这就提出了新的问题。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提出“不能拿生产压革命”。林彪也在召集国务院的部长在京西宾馆开会时强调说：“文化大革命”是最伟大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必然要席卷全国。意思是冲击生产无所谓。在这个会上，搞了《工业十条》还是《生产十条》，说不行。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又搞了一个《十条》。就是这个时间前后提出的“不能拿生产压革命”。后来又在批极左思潮、抓“五一六”的过程中，中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仍然很难贯彻。你抓生产时，他们就说你是搞唯生产力论。他们反复干扰。后来，直到主席提出“把经济搞上去”，他们仍然不死心，瞧着机会就整做事的人。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斗争，一边是“抓革命，促生产”，一边提“不要以生产压革命”；今天是“把经济搞上去”，明天又批“唯生产力论”。反派性后，市革委会是团结的，没有派性了，市里才能稳定。消除派性，是当时很大的一项工作。因为上边没有了派性，下边的各区县也就逐渐消除了派性。
这以后遇到大的事件，市里是比较稳定的，原因在这里。市里经过两次改组，调了一批人，成立了北京市的计委、经委。调了一机部的副部长杨寿山同志，商业部的副部长王磊同志，还有哪个部的陈耳东同志，还调了若干全国劳动模范，如李昌安、李瑞环等同志，又加上部队的同志，还有原来市委的王宪、刘耀民等同志。王磊是商业部的副部长，先念同志说王磊一方面放在市里保护，另一方面让他利用熟悉商业、同各省的关系，想办法保证北京市的市场供应问题。以后又调了叶林来。王宪、刘耀民搞农业，杨寿山等人搞工业，王磊管财贸。这些人没有什么派性，而且在造反派眼中，他们的问题也不大。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般对运动比较超脱一点。最后形成了由老市委回来的王纯、韩伯平、赵鹏飞、李瑞环、杜春永等同志，加上中央各部委调来的同志，部队“支左”比较超脱的同志，所组成的新的领导。
这些同志很艰苦、很努力，在那种条件下，抓生产很不容易。生产是在这种斗争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同志千方百计、艰难困苦，在当时的条件下，抓得比较好。其他各省的生产、基建项目差不多都停了，北京稍微稳定下来后就抓生产，我们抓了一把。工业上搞了首钢的第四高炉、轧钢厂、纤维厂；由石油部支持，搞了东方红炼油厂，有人造橡胶、塑料厂等五个厂，三十万吨乙烯等项目。当时，北京的工厂配合搞导弹的部件生产，是杨寿山同志抓的，据说部件的质量都是比较合格的。商业、财贸，王磊也抓了。集中抓了农业，抓修水库、灌溉，如平谷的海子水库、门头沟斋堂水库等，还有打井，平整土地，改造大兴的沙漠田，种树。王宪、王磊、刘耀民这些同志经常住在农村，当时虽然搞“文化大革命”，农民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外，他们还要种地、吃饭。解放时，王宪是通县的专员，通县地区划归北京市后，他就在市委搞农业。后来，万里出来了，负责市政建设。当时，这些同志抓生产，他们也挨了一些批判，他们也没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也没有借着“文化大革命”整别人。从其他单位调来的同志，他们在原部委都是挨整的。
由于没有放松生产，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工业方面除了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６８年这两年是下降的外，其他各年大致都呈上升趋势。农业方面除１９６９年的产值有所下降，但产量并不比１９６７年低，总的看也都呈上升趋势。因为农业上主要是天时影响，所以像１９７２年的大旱中其产量和产值都比１９７１年的下降。我们可以从下列数字得出比较：工业总产值：１９６６年７１．５亿元１９６７年６４亿元１９６８年６８亿元１９６９年９７亿元１９７０年１２９亿元１９７１年１５７亿元（以上按１９５７年不变价格计算）１９７１年１１０亿元（以下按１９７０年不变价格计算）１９７２年１１６亿元１９７３年１２５亿元１９７４年１３６．７亿元１９７５年１４８．７亿元１９７６年１５６．４亿元农业总产值：１９６６年４．９亿元１１９万吨（产量）１９６７年５亿元１１３．４万吨１９６８年４．９亿元１２７．３万吨１９６９年４．５亿元１１５．９万吨
１９７０年５．３亿元（以上按１９５７年价格１４０．８万吨计算）１９７１年７．５亿元（以下按１９７０年不变价格１４２万吨计算）１９７２年７．２亿元１１７万吨１９７３年８亿元１５３万吨１９７４年８．７亿元１７０万吨１９７５年９．２亿元１８３．８万吨１９７６年９亿元１７０．３万吨重点产品产量：钢原油加工原煤１９６６年６３．５万吨０５３４．３万吨１９６７年４４万吨０４２８．４万吨１９６８年３２．８万吨０４７１．８万吨１９６９年７２．５万吨２８．５万吨５３２．１万吨１９７０年１１０万吨２５４．４万吨６２４．９万吨１９７１年１３４．３万吨３４４．１万吨６８０．１万吨１９７２年１４８．９万吨３７３．５万吨６９１．８万吨１９７３年１６１万吨３７２．８万吨７０６．３万吨１９７４年１６７．８万吨４２４．３万吨７３６．９万吨１９７５年１６５．８万吨４４３．３万吨７４９万吨１９７６年１６３万吨５１２．１万吨７４７万吨
１９７６年地震，工业、农业都受到影响，大概震裂了一百多万平方米。我是１９７８年离开北京市的。我走前，鸡蛋要从外地运来，损耗太大，就想办法建了一个种鸡厂，进口了一个罗马尼亚的养鸡厂，建立了两三个养鸡厂。还进口了一个养猪厂。我走时，鲜蛋从外地调进来的数量已经减少了。那时，蔬菜是１８万亩。现在大概亩数减少了，但产量提高了。那时，耕地是六百多万亩。现在基本建设这么多，耕地会减少的。那时候北京市的生产，要发展没有钱。国家也是这样。当时，物价便宜，副食补贴一两亿元就是个大数目啊。修前三门的一条街，是李瑞环负责的。现在来看，设计得不太好，但那时是急需要房子住。当时，周总理可抓得很紧，造价很低，楼堂馆所不许建，外交部想建部办公楼，造价较高，周总理就不让建。那时是实行勤俭建国，提倡一个钱当两个钱用。那时候，谁敢大吃大喝？连周总理都是很艰苦的，我们一块吃饭，很简单。
周总理，真是一辈子都这样，身上戴的像章是“为人民服务”，用的笔是中国制造的，真正以身作则。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相信，北京市的经济建设会发展更快、更好。“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的破坏不可低估，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的情况最明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