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
首先被整的是狄福才
１９７１年夏，中央指定我做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我感到很难办。万里同志为我出主意说，要有一个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的人进文化组才好。我说到哪里找这样的人呢？万里说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她是在天津造反起家的，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有一次她到北京来，我找她谈了这个问题，提出文化组要请她来兼职，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星期来一两次参加文化组的工作则可。她说她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我说那是不是就由你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么意见。后来，王曼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组兼职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样，王曼恬每星期来一两次。她在文化组的这一段时间，应该说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文化组的人很多被江青整了，首先被整的是狄福才。
狄福才是８３４１部队在北影厂“支左”的，他是个老粗，不懂文化、艺术、电影。可能是在北影厂或科影厂开的一次会议上（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刘庆棠他们提出“江青是文化界的旗手，一切要按江青的指示去办”的意思。狄福才也发了言，他强调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事。这下闯了祸，得罪了江青。不久，江青、王洪文发动北影、科影的造反派贴揪狄福才的大字报。当时，我不知道狄福才在会议上讲话的情况，在和王曼恬商量了怎么批判狄福才等问题时，我说狄福才是８３４１部队派来“支左”的，是毛主席派来的人，批判狄福才，影响不好。我提出先开小会，大家在会上对狄福才可以提意见。说是小会其实也不小了，大概开了两次，有一百多人参加，提出的意见无非是“支左不力”、“不懂装懂”、“整人”等等。然后，开了一次大会，有几千人参加，这时，局势就控制不住了。
一次文化组开会，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提出要让狄福才检讨为什么不尊重江青的问题，他们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我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把毛主席和江青对立起来，我认为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王曼恬附和我的意见，她提出意见说不能这样搞，也不能再搞下去了，她说要维护８３４１部队“支左”的威信。王曼恬一说话，于会泳他们就缩回去了。不久，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洪文主持会议，我乘便对王洪文和江青说：对狄福才，已经开了大会和小会，批判了。狄福才是个老粗，他连高小都没毕业，电影这些他不懂。他是８３４１部队派出来的，继续用铺天盖地式的大字报批判，影响不好。是否适可而止？我知道是王洪文派他的秘书肖木和廖祖康去点的火，很显然是王洪文他们商量后搞的活动。所以灭火的事还得由他们去做，才能做得下来。王洪文说：可以适时地停止下来。我和王曼恬商量了大会如何召开的问题，决定群众发言以后，就宣布大会不再召开了，有意见可以用书面或口头形式提出。王曼恬就按照这个方案去主持了大会。于会泳等人也不知道王曼恬的做法是否有毛主席的支持，也就不再纠缠，参加大会的人看到这些，也同意不再开会了。
大会后，我找狄福才谈话，让他给江青写个检讨，检讨有些什么错误。狄福才有气，不愿意写。我说：你把检讨写好后，我去向王洪文、江青建议把你撤回８３４１部队去，免去你在文化组的职务。狄福才觉得这样做可以脱身回去，才同意写检讨，以应付一下。在这个问题上，王曼恬就起了这样的作用。以后，文化组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被整，先是石少华，然后是黄厚民。石少华因为《红嫂》一剧出了问题，江青说他不可靠，让他写检查。检查以后，我提出石少华是搞摄影的，是否回本单位工作。江青没有异议。我找石少华谈过一次话，他后来回新华社了。当时，戏曲方面办了一个学校，把那时不被喜欢的京剧演员都集中在这个学校里，我记得有李世济、李万春等著名演员，组织一部分学生在这个学校里学唱京剧。这个学校由吴印咸负责，好像只办了一年就停办了，吴印咸也就势退出文化组，他比石少华多待了一段时间。江青这个人要当旗手，权欲熏心，喜怒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样的事情很多。原来管样板戏的人是温玉成，他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是江青让他管的。有关样板戏的往来信件以及其他问题，先要经过他看，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好像发了很大的火，说是偷看了给她的信件。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不清楚了，然后温玉成就调离卫戍区和军委办事组了。温玉成走后，让谢富治负责管样板团。谢富治生病以后，毛主席有个批示让我来管。当时还有一个原因，国务院处于瘫痪状态，样板团的财政、后勤工作都依靠北京市保证，谢富治病后，北京市还要出人来管。
先念同志为此跟我谈过话，我提出不好办，先念同志说现在不能提意见，于会泳、浩亮等人在文艺界还不行，文化组组长要有一位老同志出来在前面当门面。先念同志还提醒我，如果一出现问题，他们会把你推出来的。我提出不懂文艺，应该调一些老文化部的干部回来工作。这一提议遭到了江青的反对，于会泳等人也反对。周总理也在场，江青他们给我定了两条界限：第一条是不准和旧文化部的人、文艺界的人沾边，要和他们划清界限；第二条是艺术上的事情不要多管，搞好八个样板团的后勤。我说：是啊，艺术上的事情我也不懂。当时，我还想过把下放到农村的歌舞团、京剧团调一些回来，稍微放松一些，但又未获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困难，反正当时北京市有钱，要钱我就给钱。文化组的副组长是刘贤权，发军衣有权，从军委办事组领一些军衣、军大衣发给样板团。当时样板团的人都穿军装。谈一下欢迎蓬皮杜总统时出的一件事。１９７３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９月１２日举行欢迎蓬皮杜总统的文艺晚会，由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红色娘子军》。周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观看演出，江青也出席了。晚会中间休息时，在去休息室的路上，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提出《红色娘子军》演完后，是否唱一支歌，以表示热烈的欢迎气氛。周总理同意。外交部的同志选了《我们走在大路上》那首歌。
外宾退场后，江青让我留下来。她说《我们走在大芭蕾路上》的歌是谁让唱的，问我听了这首歌后发现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不明白江青是什么意思，但心里想，坏了，江青又要在鸡蛋里挑什么骨头了。我说我不懂歌曲。江青说：这个歌是反革命分子李劫夫谱的曲，为什么要拿反革命分子的作品来欢迎外宾？我被问得愣住了，我说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了解一下。江青还说李劫夫和黄永胜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说完就走了。我马上找来刘庆棠，问了这首歌的情况，还问了李劫夫是什么人等问题。刘庆棠说他不在场，唱这首歌是周总理决定的。我说：李劫夫是个坏人，我没听说过，如果有问题，首先由我们负责，不管你在场不在场，你先检讨，你检讨后，我再检讨。我还说：周总理当时没注意这个问题，外交部礼宾司一提就同意了，我就在旁边，不能说是由周总理决定的。听我这么说，刘庆棠当时就很不满意。几天后，江青召集我们去开会，到会的有我、刘庆棠、浩亮等人，江青又问起了唱歌的问题。刘庆棠真会做戏，当场大哭起来，说他不在场，是外交部提出来由周总理点头的，现在出了问题倒要让他负责，他感到委屈。
我说：顶多是外交部礼宾司提得不对的问题，我在场，首先由我负责，因为我没有发现这首歌有问题。江青不罢休，绕来绕去说“究竟谁要负责”等话。散会后，我对刘庆棠说：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由我们负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像委屈你了！我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只说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句话。这时，我知道江青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果然，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江青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总理淡淡地解释了一下，没多说。江青继续说个没完，好像非要追究到底不可。我提出我当时在场，我来负责，我应该负责，我没有在节目演出之前去检查一次。江青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闹了很久，周总理在解释后就没有再理她。在电影《中国》的问题上江青也表演了一番。电影是由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拍摄的，江青大概看过了，她找我去谈话。她说：这个片子拍了中国的阴暗面，是污蔑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我说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江青要我看一看，并说：查一查是什么人批准让他来拍摄的，什么人陪他去拍摄的。
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
安东尼奥尼和《中国》事件
文化组借来片子看了一遍，认为片子是拍摄了一些中国的阴暗面。我提出这个片子不能演。出乎意外，江青反对，她说这个片子就是要大演，让大家都看一看。后来知道江青的罪恶目的就是千方百计要在周总理身上做文章。江青让我查的问题，我告诉中央组织部的郭玉峰去查，这个事情是我交办的（后来这成为郭玉峰的一个罪状。郭玉峰现在对这个事情还感到很委屈，在“文化大革命”后，他被开除了党籍）。郭玉峰了解以后，知道是广播事业局的一位同志陪着拍摄的，名字我记不住了，后来好像批斗了这个同志。江青又派人查了外交部，这个调查我不了解。外交部查到了新闻司的一位司长，从安东尼奥尼的出入境问题牵涉到周总理。江青好像捞到了什么似的，更闹了起来，她当着我们的面大骂说：允许外国人拍这样的片子，而且带出去，不只是错误的，简直是汉奸！以后，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到了《中国》的问题，提得很尖锐，不点名地批评周总理。周总理又只是淡淡地说，经过情况要去查一下，他不太清楚。周总理以后也不再理会这件事，随江青去闹罢了。江青攻击周总理，我很为难。开始时，我还感觉这个片子是有毛病，不能演，后来发觉，这个片子牵涉到外交部、广播事业局，江青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我越发认清江青的恶毒。文化组的许多人都被江青整下去了，就剩下我、刘贤权、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王曼恬。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王曼恬提出很多理由，也慢慢地不来参加会议了。我对文化组的事真感到伤脑筋。
四届人大召开前，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份，周总理就分别找一些人谈人事安排，当时是三四个人为一批，周总理分批谈话。周总理在与张春桥、江青谈话时，他们提出要建立文化部，让我去任部长。我知道后对周总理说我不行。我提出我负责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我不懂文化工作，前一段负责文化组时，很多工作也没有做好。我记得张春桥、江青坚持让我任文化部部长，他们说：就得你来搞。为此，倪志福曾和张春桥发生了争吵。倪志福说：北京市的工作吴德同志还管不过来，他不能兼任兼管那么多别的事情。张春桥说倪志福是本位主义。总理提出我做市委书记不兼革委会主任，主任要倪志福来搞。倪志福不干。张春桥提出别的书记是否也不兼主任了？这就牵扯到上海兼主任的问题。总理没有再提。
我找先念同志，提出无论如何我不干。我和先念同志经常接触，他对文化组的情况也很了解，我对他说，你也向周总理说一说，我实在干不了。后来，张春桥又提出让我任副总理兼文化部长，这个提议大概是“四人帮”商量后确定的。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再一次找先念同志提出实在干不了的困难。先念同志大概向周总理反映了我的情况。事实上周总理对我在文化组的尴尬处境也是很清楚的。以后，在一次征求人事安排的谈话中，周总理对我说，让我到人大去。周总理说：王洪文自己提出他不去人大，他不干；让华国锋去，华国锋也不干；总要有一位政治局的同志去，因为朱老总和董老岁数大了，研究前例，彭真就是副委员长兼市委第一书记。我向周总理说：我不能胜任，很多民主人士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周总理对我说：你怎么糊涂啊！我听到周总理说出这样的话，就不再说什么了。后来，先念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周总理批评你糊涂了吧？我说：是，批评了，但我的确不能胜任人大的职务。先念同志说：只有这一个办法，你才能脱离开文化组，不到文化部去，你调到人大工作，人大的人员是不能兼任政府部门的工作的。毛主席批准时，你什么也不要讲了。我这下才明白了周总理的意图。这样，我就脱离了“四人帮”把持的文化组。
我不任文化部部长，就讨论由谁任文化部部长。我提出文化部部长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担任，于会泳、刘庆棠等人在文化界不一定能领导得起来。我具体提名上海的一个著名教授刘大杰。江青他们不同意，他们提出于会泳任部长，刘庆棠、浩亮任副部长。周总理考虑了他们的意见。当时，“四人帮”比较注意铁道部、教育部、文化部的部长安排。铁道部让万里任部长，是先念同志坚持的，教育部是周总理提出周荣鑫任部长，铁道部的部长万里后来被他们批判了，教育部的周荣鑫被他们迫害死了。周总理提出人大副委员长要有一名工人，要有一名妇女，王洪文他们提出好像是东北的工人劳动模范王崇伦，周总理后来换为李素文，李素文既是妇女，又是工人的劳动模范。周总理还提出让西北出一位副委员长，后来，西北出了一个工人造反派姚连蔚任副委员长，这个提名，“四人帮”没有反对。
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谢静宜是毛主席指定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周总理当时为了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找了很多人商量，他与“四人帮”怎么商量，我不知道，他很为难，反复商量，我们的态度是只要是周总理提出来的，我们就同意。毛主席在人事安排前，指定人大要安排朱老总、董老、宋庆龄出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还是总理”，小平同志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排在小平之后。周总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的名单就报送毛主席了。毛主席在外地，他在批阅这个名单时把谢静宜任副委员长划掉了。
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
四届人大时，政协大会没有召开
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毛主席对谢静宜说：谢静宜你已当了大官，搞不好就卷铺盖走。关于人大、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我知道只有谢静宜被毛主席划掉了。我调到人大工作，任常务副委员长。我要筹备人大会议，工作很紧张，有一个很多人的组在张罗这个工作，吴庆彤参加了。他是国务院的办公室主任，这位同志很能干，朝鲜战争时打掉了一条腿，他从中央组织部、国务院调了一些人。原来在人大工作的干部当时分为两派，斗争得很激烈，正在把他们组织起来，办学习班。周总理安排人大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时，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当时是四届人大开会时的秘书长，我提出大会闭会后，我的事情太多，再任秘书长不行。江青他们当时都说，就是你任秘书长。我坚持说我的事情太多，照顾不过来，并说人大有很多外事活动，我不懂外交，是不是找一位能够处理外事活动的同志任秘书长。江青他们就问是谁。我当时冒了一句说，听说毛主席考虑让姬鹏飞任秘书长。其实我没有听说过毛主席有这个意见。“四人帮”当时很惊讶地表示，他们没有听说毛主席有这个意见。小平同志说：这个好办，问一问毛主席就是了。我也不知道小平是怎么向毛主席说的，后来毛主席同意姬鹏飞任秘书长了。姬鹏飞是原来的外交部部长，那时说他在一次外交宴会上说了错话，已由乔冠华把他换下来了。周总理提出人大的副秘书长是罗青长、武新宇、李金德、沙千里。四届人大前，邓小平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负责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我组织开会。我记得关于代表的人数问题、大会主席团的安排都是周总理亲自抓的。我不了解情况，在向周总理汇报时，周总理是一个人一个人地提出应该如何安排的。
小平同志当时对我说：赶快抓紧搞。我抓了各省代表的组成问题，各种报告的翻译问。翻译问题很复杂，有民族语言的翻译，还有国别语言的翻译问题。当时提出一个什么词不符合内蒙古语言的习惯，原来的翻译就有不同的意见的问题，我说原来怎么翻译的现在就怎么翻译。后来，是小平同志组织翻译班子，搞了这项工作。人大开会前，周总理让我去向朱老总、宋庆龄同志汇报一次，我说向朱老总汇报可以，但我从来没接触过宋庆龄，不知道怎么向她汇报。周总理告诉我，先向她解释人大召开的时间仓促一点，没有来得及向宋副主席请示汇报，然后再讲人大会议的安排和人事安排。周总理看我确实为难，就提出让我去找廖承志，说廖承志与宋庆龄很熟，让廖承志陪我一起去把问题讲清楚。我和廖承志一起向宋庆龄汇报了召开人大筹备的情况。宋庆龄很客气。廖承志一会儿讲广东话，一会儿讲英语。最后，我提出请宋副主席指示。她说：没什么意见，很好。关于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员，周总理对我说：人大的两派相持不下，你找武新宇了解一下情况，连搞收发的同志在内，从这些人里最多挑出１０个派性少一点的人。后来，经过武新宇等人了解后，从人大常委会原来的一二百个工作人员中挑了１０位同志。姬鹏飞说工作人员太少了，专门找我反映这个问题。我告诉他周总理一再给我打了招呼，说原来人大常委会的人两派斗得很厉害，暂时无法用。周总理还交代说，如遇有大活动，人员不够时，可以找国务院的吴庆彤，由他负责开常委会时的衣、食、住、行等问题。当时，人大常委会除了我们这些人，日常的工作就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
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召开时，毛主席在考虑还要不要一同开政协会议的问题。以往政协和人大是同时召开的，但四届人大时，政协大会没有召开。从我在国务院文化组工作到四届人大召开的这一段经历，我深切地感觉到，自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在江青的羽翼下又集结着一个炙手可热的圈子，他们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施阴谋，放冷箭，许多人因此中箭落马，许多政府部门，特别是文化部门成了重灾区。他们窥测方向，不放过任何机会，制造一次次风波，向他们认为对他们篡党篡政构成最大障碍的周总理进行不断的罪恶攻击，不管他已经身患绝症。正直的人们已经忍无可忍，或远离他们，或横眉冷对，或起而抗争。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外交问题，“四人帮”对外交问题百般挑剔。纪登奎很反感，发言说外交的原则已经确定了，活动由周总理负责处理。纪登奎这样说，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不满，纪登奎和江青冲突了。散会后，江青和纪登奎一起走，江青余怒未息，批评纪登奎跟着周恩来跑。这次会议后，深知江青积怨甚多的毛主席为了让江青和纪登奎团结，在江青去天津小靳庄讲儒法斗争时，特意让纪登奎陪着江青一起去。鉴于林彪等人的叛党叛国，毛主席的确曾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寄予希望。１９７３年８月召开了党的十大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处找我们谈话，提出要扶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他指着房子外边菜地里的一些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然而后来毛主席终于发现，希望落空，王洪文等人是扶不起来的一帮。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林彪提出还是要设国家主席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九七零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毛主席“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就我所经历的情况，记忆可及者，谈一下。１９７０年以前，我是处在被当做叛徒嫌疑暗中审查的。虽说是背靠背的审查，但我也能感觉到，总是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别别扭扭。例如市里的有些会议没让我参加，中央的一些重要决定也不告诉我。虽然在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在那个年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党的生活极不正常，我一方面思想有所准备，另一方面则泰然处之，相信党、相信人民总是会分清是非的。
１９７０年８月，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带着北京市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庐山开会。这种正常的通知，反倒使我有如获意外的感受，舒了口气，心中真有些激动。我记得同我一起去的，有吴忠、杨俊生、黄作珍、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聂元梓等。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华北组的组长是李雪峰，我是副组长，其余的副组长还有天津的解学恭，山西的陈永贵，内蒙古的吴涛，军队的郑维山。编在华北组的还有陈伯达、汪东兴等。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两个内容，讨论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毛主席会前又提出了讨论形势的问题，大会结束时还通过了关于战备问题的报告。为了修改宪法，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主席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委员会下设有一个小组，成员可能是康生、陈伯达、吴法宪、张春桥等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人员。宪法中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就是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个建议，最早是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来的。毛主席以后为此又打过招呼，提出过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次：一次是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一次是在林彪提出还是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之后，毛主席有一个批示，认为“此议不妥”。汪东兴传达的时间是在林彪坚持提出设国家主席之前。
８月２３日下午３点，毛主席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讲话。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８月２４日上午，政治局通知我们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反复听了两遍。８月２４日下午，华北组开第一次小组会，讨论林彪讲话。这个会我没有参加。好像是林彪办公室通知让几个省、市分别整理出一份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的材料，北京市也在被通知之列。因为催得很急，要求限时送到，我对情况又不了解，市委秘书长黄作珍提出由几个人凑一凑，整理出一个材料来。于是，我和黄作珍，还有我们带到庐山去工作的市委办公厅主任陈一夫，一起凑材料。８月２４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经过很多斗争的。
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讲话。散会后，吴忠告诉我发言的情况，他说陈伯达、汪东兴讲了话，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我急忙问：是谁反对毛主席？吴忠说：他们没有点名，不知道是谁。这时，大家已经议论纷纷了。晚上，我和李雪峰在会场碰到了汪东兴，我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什么人？汪东兴说：有人。枪杆子、笔杆子。我问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也不清楚。我更不明白这是指什么人了。晚上１１点多钟时，我和李雪峰、解学恭吃夜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在华北组的简报组，他参加了整理简报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简报稿子拿来送审。简报的内容就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内容。解学恭拿着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我没有参加会，发言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我对李雪峰说：印发简报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字了。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个字吧。这样，我也就在要付印的简报稿子上签了个“吴”字。我们签完字后，简报就送中央办公厅了，很快印好就发了。这个简报就是华北组的第２号简报，全会的第６号简报。
８月２５日上午，华北组继续开会。经过一夜的沸沸扬扬，人们的发言都集中到了所谓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部队同志的发言更激动更气愤。连陈毅同志也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当时，北京组的聂元梓又显示出了“造反派”的能量，极其活跃，到处串联。她找了河北的同志，找了军队后勤部门的同志，一直串联到了吴忠。她对吴忠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吴忠问她是谁反对毛主席，聂元梓也不说具体人。吴忠对聂元梓其人是有警惕的，他说他不清楚情况，也不清楚是什么人反对毛主席，表示不愿意与聂元梓谈这样的问题。吴忠随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聂元梓在串联。这时，一些工人中选出来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也找我说，别人都表态了，他们也要发言表态。我对这些同志说：这个态你们怎么表呢？假如问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啊。这时，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在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了言，到处点火，气氛相当紧张。我还发现王洪文和上海组的人在到处探听消息。
８月２５日，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是我和陈一夫同志商量后由他起草的。信的内容是反映聂元梓在到处串联，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我把这些情况报告周总理后，还请示周总理以后的会议怎样开下去。
８月２５日下午，华北组继续开会。李雪峰接到通知，到毛主席处开会去了，华北组的会议改由我主持。河北省四名劳动模范出身的候补中委先后发言，对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提出质疑，认为宪法起草小组和委员会有问题，点了康生的名字。他们的发言，口径完全一致。他们讲完后不久，李雪峰就回来了。李雪峰告诉我，会议立刻停止。我问他为什么要停止，李雪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详情以后再谈。李雪峰当场宣布会议停止。在散会回来的路上，我又问李雪峰出了什么事情，会议为什么停止了。李雪峰说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批评了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是毛主席提出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的。我对李雪峰说：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打过招呼。你们河北为什么还有四位同志发言反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们点名批判宪法起草委员会，是怎么回事？李雪峰说：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
８月２５日晚上，我正在看电影，周总理派人找到我，要我去谈话。周总理说：我已把你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周总理指示我回去以后，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同志开个会，批评聂元梓，解决她串联的问题。我向周总理汇报了河北省几位同志发言批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情况。周总理说：可能是关于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的问题，在纪念列宁诞辰１００周年发表的社论上，毛主席删去了这个内容。我已经要北京查一下档案。对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在会场上对他们进行反驳？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言。周总理说：不是很好讲的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是毛主席嘛！副主任是林彪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不是反对毛主席吗？你为什么不讲？周总理批评了我。我向周总理提出小组会如何开下去的问题，周总理说，照原计划继续开。我从周总理处回来，就开了批评聂元梓的会。会上批评了聂元梓的非组织活动。我们把批评聂元梓会议的情况，手写了一份简报，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指示政治局传阅了。我记得林彪还在简报上画了圈。后来出现了林彪问题，我才意识到我们写的这个简报有多大风险。这时听到他们说反对毛主席的是张春桥，也是对着江青、康生等人的。停止小组会后，政治局作了一个决定，要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还决定收回６号简报。开检讨会时，周总理、康生主持，各大组组长参加了。我不是组长，但周总理通知让我听他们检讨。陈伯达是第一个检讨的，吴法宪、李作鹏等也检讨了。陈伯达等人的检讨很不像样子。汪东兴找李雪峰和我谈过一次，他说是毛主席让他找华北组的几个组长谈一谈的，他犯了错误，毛主席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这个意见还是他传达的，但在这次会上，他又提出了与毛主席相反的意见。汪东兴还在华北组检讨过一次。汪东兴讲话的内容与陈伯达讲话的思想有所不同，他是听了陈的讲话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一时愤激的发言，是被人利用了。后来调查，也没有发现他参与林彪集团的活动。毛主席对汪东兴一直是保护的。汪东兴回北京后在机关检讨了几次后就不再检讨了。
８月３１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这以后，宪法问题不讨论了，计划问题也不讨论了，大家都转到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９月６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主席讲了话，讲话着重强调了对干部进行路线教育、学习马列、团结等问题。周总理和康生也讲了话。周总理是部署批陈整风的工作，康生是从理论上分析“天才”论等问题。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１９７０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９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我被通知同纪登奎、陈先瑞、吴忠到丰台车站去，等候毛主席与我们谈话。我们到丰台时，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达。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了。整个谈话内容，总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一点意见》上的内容。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说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毛主席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我记得谈话结束时，陈先瑞还高喊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毛主席继续坐火车回北京。我们是坐汽车回来的。从庐山回来后不久，周总理把我找去，把我写给他的信和那份批评聂元梓的简报交给我，要我把它们处理掉。我一回来就把这两个材料处理掉了。这时，我更意识到了这里边的问题，周总理想得周到。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召开了华北会议。召开华北会议，表明问题越趋严重了。华北会议好像是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主持的。会前，周总理找我们几个人谈话。他先谈了毛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然后要我、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检讨，揭批陈伯达。我们几个人在会议上检讨了，华北组在庐山时有两个问题：一个是６号简报，一个是跟着陈伯达起哄。吴忠等人也在华北会议上检讨了在庐山上的错误表态等问题。华北会议开得好紧张！江青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字，还说他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事情更闹大了
李雪峰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时，陈伯达与他一起去了河北。陈伯达在唐山发表了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的讲话，使很多人受到迫害，一些人死亡，制造了一起大冤案。陈伯达问题株连到李雪峰、郑维山。李雪峰紧张极了，派他的秘书回石家庄去烧有关的文件、档案。李雪峰派秘书回去的情况，不知怎么被人知道了，他的秘书还没把文件、档案销毁，就被紧跟而来的人将这些材料全部没收并把李雪峰的家也抄了。事情更闹大了。周总理让我们去帮助李雪峰，我到京西宾馆去看了他，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后一次见李雪峰。华北会议上说李雪峰与陈伯达有关系。根据当时情况，我认为李雪峰与陈伯达没有特殊关系，他在北京市工作不到７０天，他的思想状态我知道一些，他与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有些问题上有对立情绪。李雪峰后来被撤销了职务，关到安徽的农场去了，以后又被开除了党籍，整得很惨。郑维山也被免职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在一个招待所见过李雪峰。后来，他的党籍也恢复了，先任政协委员，后又到中央顾问委员会任委员。在华北会议前期，我主要是检讨了被陈伯达的讲话所迷惑和在６号简报上签字等问题。
因为我没有参加８月２４日的小组会，也没有在８月２５日的小组会上表态，所以也检讨不到更多的问题。后来，从抄李雪峰家的材料中发现了李雪峰写的一本庐山会议日志，上面记述了８月２５日他与我在河北的几位同志发言一事上有不同意见。纪登奎告诉我发现李雪峰的日志后，中央认为我和陈伯达、李雪峰这些人没有关系，也没有参加８月２４日的小组会。这样，周总理找我谈话了，批评我没有参加会议为什么要在简报上签字，他要我在大会上做一个发言，揭批陈伯达，要我不必再作检讨。我对周总理说我不很清楚陈伯达的问题，只能根据中共中央准备发出的《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批判陈伯达，然后也还检讨一下我的错误。再谈一下“九一三”事件前后的情况。毛主席在每年的国庆节前出巡各地然后回北京是有规律的。
１９７１年这一次南巡是经津浦路回来的，在途中到达济南时通知李德生、纪登奎、我和吴忠到丰台谈话。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下午，我们在丰台上了毛主席的专列。毛主席与我们谈话时，汪东兴也参加了。谈话开始，李德生向毛主席汇报了他去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李德生汇报时，我们就看出毛主席显得很不耐烦。毛主席说霍查“他是左派，我是右派”。这样，李德生不再汇报了。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很多，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讲了去年庐山会议的问题，还讲了庐山会议后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措施，以及华北会议问题。毛主席讲过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后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过十次，张国焘搞分裂后，党内多次有人搞分裂，但都未能把党分裂了。毛主席说：路线决定一切。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毛主席说：庐山会议是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出简报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庐山会议显然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称天才”。毛主席说：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头嘛！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还说：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未完结，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毛主席还问我们说，这第十次是不是路线的问题。毛主席说他在陈伯达搞的论天才的材料上加批语，在济南军区、三十八军的报告和其他文件上加批语是甩石头；从中央和各大军区调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掺沙子；派李德生、纪登奎到北京军区是挖墙脚。毛主席批评了把自己的老婆安排为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做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完全可以听出是指向林彪的。毛主席还点名批评了黄永胜。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庐山会议的６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一听毛主席这样说，就赶紧检讨。我说：主席，我还在６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６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毛主席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毛主席随后的谈话好像是说“这是个反革命集团”或“是个反革命的行动”这样一类的话，因为紧张，没有听得很准。这时，吴忠说：主席，可能有坏人吧？毛主席说：你讲得对，吴忠有忠。毛主席还询问了北京市批陈整风的情况，我们简要地汇报了一下。毛主席反复地说：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是坐火车回北京的。我们坐汽车回北京，下车时，纪登奎禁不住跟我说：这个问题大了！我们都感到很紧张。从丰台回来后，我到吴忠家谈了很长时间。我和吴忠交换了意见。我们讨论了对毛主席提出的第十次路线斗争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还考虑是否把毛主席说的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传达一下。我提出，虽然毛主席没有点林彪的名字，但提陈伯达后边是谁已经很明白了，这样，是不是需要将毛主席的谈话先给市委常委或者市委书记们吹吹风，以免将来问题出来了，大家没有思想准备。但是，怎么传达呢？毛主席终究没有点林彪的名字啊！我们俩人商量到后半夜１点多钟，也没有考虑好怎么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我说：今天恐怕议不出来妥善办法了，明天再说吧。回到家，我就吃了安眠药休息了。可躺下不久，３点多钟，电话突然响起来，是周总理通知我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我迷迷糊糊地穿上衣服就去了。我到大会堂时，可能是政治局会议刚散，我看见黄永胜等人都急匆匆上车走了。我碰见了纪登奎，就问他总理找我有什么事，纪登奎用手遥指着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说：你去找总理吧。
我进到周总理的房间，看见他正在用保密电话给各大军区打电话。周总理示意我坐下来，我看见周总理很紧张，听见他对电话中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周总理要求各大军区紧急备战。当时，有的大军区的负责人听不明白是谁飞到蒙古去了，还在电话中提问，周总理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我听到周总理这样说，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周总理打完电话后告诉我：林彪外逃了。曾经对山海关机场作了一个决定，没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共同签署的命令，飞机不准起飞。但林彪还是在山海关机场坐三叉戟飞机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飞去了。雷达跟踪飞机进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二百多公里处，飞机不见了。我说：哎呀，怎么不把它打下来？周总理说：不能打，打下来问题就说不清楚了。周总理对我说：北京军区要紧急备战。另外，还有一架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了，这架飞机是周宇驰等人乘坐的，方向也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迫降它。你们要把北京市郊区各县民兵紧急动员起来，监视飞机的降落地点。周总理还说：让卫戍区派部队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防止再有飞机外逃。
我向周总理提出，战备问题，只跟我一个人谈不行，是否让北京军区和卫戍区的负责人来一起谈。周总理同意了。由总理办公室的人立即打电话通知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来开会。在陈先瑞、吴忠还没来的当儿，周总理给我讲了一些情况。林彪逃走的迹象及山海关机场有一架三叉戟飞机是林豆豆向驻北戴河８３４１部队报告的，林豆豆和她的爱人在一起。驻北戴河部队立即将此情况报告北京，周总理让吴法宪给山海关机场打过电话，通知飞机调回。吴法宪打完电话后对周总理说飞机出了故障，暂时飞不回来。陈先瑞、吴忠到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又讲了发生事件的情况，并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首都立即处于紧急战备状态，指定吴德、吴忠负责执行，对林彪外逃事件要严格保密。我和吴忠商量后向周总理提出，卫戍区的杨俊生政委应该同我们一起参加工作。周总理询问了杨俊生的情况，我们说杨是可靠的、可以信任的同志，他参加工作便于执行任务。周总理表示同意，指示北京紧急战备工作由吴德、吴忠、杨俊生三个人负责，除此之外，现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林彪外逃的消息。
随后，周总理布置了几项应急措施：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也就是直接报告毛主席、周总理。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也不允许任何飞机降落。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警卫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也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我和吴忠回到卫戍区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把杨俊生找来，一起布置了任务。首先布置动员民兵监视天空，卫戍区准备好了一部分摩托部队，随时可以出发行动到飞机降落的地点。之后，我们派出卫戍区的部队封闭了北京的西郊机场、南苑机场、沙河机场、良乡机场、东郊机场共五个机场。首先，我们命令部队进驻机场后，全都真枪实弹，对没有周总理的命令，强行起飞的飞机立即开枪、开高射炮；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阻止飞机起飞；第三，要将所有飞机上的油料全部抽掉，同时加派部队看好油库。进入机场的部队在机场空军的配合下，完满地完成了任务，后来在向周总理汇报时，周总理很满意。１３日，直升机被迫降在怀柔县沙峪，当地民兵马上报告了县武装部，县武装部长报告了驻在那里的警卫三师，三师立即派部队包围了这个地区，对沙峪周围进行了严密戒严。上午１０点，北京卫戍区办公室接到了警卫三师从怀柔渤海所打来的电话，报告说三师的七团和当地的民兵已经在怀柔沙峪找到了迫降的直升机，并将飞机包围了。飞机在降落前，民兵们看到直升机在天上摇晃。后来知道，那是陈修文驾驶飞机在天空中兜圈子。陈修文与周宇驰进行了搏斗，他在抢周宇驰的手枪时，周宇驰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乘坐外逃的直升机，被迫降在北京怀柔县。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开了枪，陈修文牺牲了
开了枪，陈修文牺牲了。以后李伟信供称，陈修文、陈士印和周宇驰坐在前边，于新野、李伟信坐在后边。于新野在后边听到枪声，就慌里慌张向前边打了一枪，这一枪打到周宇驰的手腕上了。陈士印把飞机降落下来后在直升机中躺下装死，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飞快跑下来。周宇驰一边走一边撕林彪的政变手令、林给黄永胜的信和安排黄、吴、李、邱去广州的飞机号码、人员表。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跑了一阵，意识到跑不了，就商量自杀。周宇驰说我先把你们两个人打死，然后我再自杀。于新野、李伟信说还是自己死吧。他们就在玉米地中，一人站在一垄上，各自开了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李伟信的枪是向天空放的，没有自杀。卫戍区部队保护好现场，进行了仔细搜索。当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９月１３日当天，空军来了一支武装的小部队到现场，可能是空军的警卫部队，他们找到卫戍区的人，提出要把人、直升机和直升机上的一切物品都交给他们带回空军，这个部队说他们是奉了命令来的。林彪叛逃后，中央派李德生处理空军问题，坐镇空军司令部。但我们未接到这个命令，这次来的又是武装部队，卫戍区要不要按他们提出的要求执行，吴忠与我进行了商量。
当时，我们不了解武装部队的人是些什么人，我说：空军出的事情，这些东西再交给空军处理，很显然是不妥当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得到周总理的指示，人和东西我们不能交。我还说：要告诉卫戍区戒严的部队，没有周总理的指示，无论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允许进入戒严区，更不允许取走任何物品。后来，吴忠让人好好招待这个部队，但把这个武装部队的枪都收缴了。他们回去时把枪还给了他们，他们是在卫戍区的武装监视下离开的。这个情况及处置的办法，吴忠后来都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同意。当天，把飞机上的物品和李伟信、陈士印都送到卫戍区了。地上被撕碎的纸片当天能找到的也都送来了。我们看了拉来的物品，有一些中央文件，其中一部分是国防科委关于导弹、原子弹方面的机密文件；有一些信件，包括有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的信；有一个录音带；还有三万美元。飞机上还有一些材料，我们都看不懂，这些材料写了一些类似“B—５２”、“眼镜蛇”那样的暗语。当天晚上，吴忠审问了李伟信。李伟信交待说他们有一个《“５７１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他当时只是想审清楚李伟信为什么要叛逃的问题，根本想不到他们还有个滔天大阴谋。吴忠拍着桌子骂李伟信说：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我们那时都在卫戍区，吴忠审完李伟信后对我说：这小子他妈的不老实。
９月１３日，我们一天都没有睡觉。我、吴忠、杨俊生连夜听了录音、拼对已撕碎了的信。录音机放出来的声音都是吱吱哇哇的，怎么听也听不出个名堂来。我和杨俊生对信，对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有个用红铅笔写的“林彪”两字的纸片，然后又对出来个“永胜”，这个“胜”字的“月”字边是第二天才从现场找回来的。周宇驰共撕碎了三张信纸。晚上，周总理打来电话询问收缴了些什么东西。我报告周总理说：录音，我们听不懂；信，我们也没有对出来。我向周总理提出，我们不懂这方面的技术，工作很慢。周总理指示：你告诉公安部，由他们派人解决。公安部李震、于桑来了，经过公安部的技术处理，我们再听录音就很清楚了，信也经技术处理后很快就对出来了。李伟信交代：这个录音，是叶群与黄永胜通话时林立果偷录的。公安部的同志后来告诉我，林立果在录音时，对录音的速度进行了变换，是分别用几种速度录的。信拼对出来了，一件是林彪的那个政变手令；一件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要他有事和王飞接洽。林彪的这个手令和给黄永胜的信在周宇驰的手里。
周宇驰是否见过黄永胜？黄永胜的态度是怎么样的？黄永胜后来矢口否认他知道这件事，拒不坦白。费尽周折拼对出的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另有一张纸也被对出来了，是林、叶、黄、吴、李、邱等人南下时乘坐飞机的安排表。后来知道，林彪曾有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党和国家的阴谋。他们得知了毛主席南巡讲话后，曾阴谋在杭州、上海及主席返京途中谋害主席，由于主席警觉，提前回到北京。他们惶恐惊惧，不敢南去广州而仓皇叛国北逃，这一阴谋遂告破灭。这些证据在林彪专案中都会找到。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登记起来，开出了一张清单。我和吴忠、杨俊生、于桑等人在清单上签字后，就报送中央了。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成立了林彪专案组，组长是周总理，日常工作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中央指定我和吴忠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
９月１４日，周总理打电话来，要求把整理出来的主要材料送给他。过了一两天，我和公安部商量，先把对出来的几件重要材料报送周总理。我记得一共报送了五件：第一件是林彪的手令；第二件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第三件是“小舰队”的名单；第四件是南下飞机的号码、人员安排表；第五件是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刘兴元传达毛主席南巡时和他们的谈话，顾同舟还在信上表忠心，说他在继续观察情况。后来知道，这封信是顾同舟派他的老婆送给林立果的。《“５７１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捡起来的。林彪叛逃后，李德生动员空军学院人员揭发情况，这个公务员就把写有《“５７１工程”纪要》的本子上交了。《“５７１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我们把五件材料报送周总理后，政治局开了一次会议，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都参加了，也通知我列席了。我去时，就看见周总理拿着几份东西在看。然后，周总理拿出林彪给黄永胜的那封信让黄永胜看，黄永胜看完后很紧张，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没有说他是否看见过这封信。周总理又拿出一个名单给吴法宪看。这时，吴法宪也紧张了，手直哆嗦，他看完后说这些人都是空军的。这张信纸的下角上写了一个“江”字，吴法宪说这个名单的字迹是江腾蛟写的，他认识。周总理拿着名单很仔细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问，问他们的职务、家庭住址等情况。
当时，我想总理为什么要给他们看这些材料呢，我担心这样会出问题。事实上，周总理走着很稳妥的步骤和做着很及时的调查，把重要情况都立即掌握起来，他们逃不出周总理的掌心。以后，这些“小舰队”的人都被抓起来了。大概有一个人没抓，他是人民日报社鲁瑛的弟弟，叫鲁珉。林立果他们商量让他驾驶飞机去炸桥，然后轰炸毛主席的专列，鲁珉接到“小舰队”的命令后，让他当医生的老婆用盐水把他的眼睛擦红肿了，进了医院，以此来应付林立果等人。这些人被逮捕后，我们把他们的口供与李伟信的口供进行了对证，这样，才知道有一个“小舰队”，《“５７１工程”纪要》就是他们搞的，才看懂了这个《纪要》。“５７１”就是“武装起义”的谐音，“５７１工程”也就是要搞反革命武装暴乱、计划谋害毛主席的行动方案。林立果他们在京有五个据点：西苑机场有两个，空军学院有一个，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有一个，沙河机场有一个。我去查看过西苑机场、空军学院和东交民巷的据点，吴忠把全部据点都查看了。林立果这些人政治上反动，生活上也十分糜烂。据点是“小舰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们吃喝玩乐的地方。据点里有一些从日本进口的录音、录像器材，当时，我们都没见过这样先进的器材。还有很多录音带、录像带、唱片等东西，录像带里有一些是为林立果选“妃子”时一些被选上的人在小据点里的录像。还有一箱子被选“妃子”的照片。
１３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为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北京军区命令三十八军的三个机械化师、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共六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这样，卫戍区的兵力，原有的四个师加上新配的六个师，就有十个师了。我们感觉到责任很重，也很紧张，不知道要出什么事。经过研究，确定了重点防御区域，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一带，南达保定以北。在１３日或１４日，部队就进到了预定位置。１５日，在卫戍区召开了作战会议，我和吴忠、杨俊生都到场，各个师的负责人全参加。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全力对付内外勾结的阴谋颠覆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１４日或１５日，我们还给卫戍区开过一次会。“九一三”事件后，因为卫戍区要执行一些任务，当时强调保密，下边又不知道情况，执行任务时，遇到一些问题，也老有人问，很不好办。报经周总理同意，我们开了卫戍区的师以上的干部会议，我讲了一下林彪叛逃的情况和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听到林彪叛逃了，都大吃一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林彪是副统帅啊！
我还要说明一个问题，“九一三”事件中，周总理的指示和卫戍区执行的一系列应急措施，我们认为实际上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对外就是对着苏联的。像这样的重大部署，按常规必须向中央军委、各总部请示报告的。但是那时已不能按常规来办事了。我和吴忠做了分析，认为黄、吴、李、邱都是军委、总部的负责人，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他们跟林彪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伙的。我们认为，对黄、吴、李、邱等人，中央虽然没有采取措施，但不等于他们就没有问题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很特殊，我们商量后决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必须确保卫戍区的部队置于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指挥下。我们指示卫戍区的机关、部队对来自军委、总部的电讯只收听，不汇报，就是只接收来的电话、电报，但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布置的应变措施的情况。当时，卫戍区的副政委邹平光极尽职守，昼夜在作战室值班，保证了这一指示的落实。
９月１６日，周总理告诉我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我们提出了抗议，抗议我们的武装飞机进入他们的国境。这架飞机已在蒙古境内坠毁。周总理指示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向蒙古方面道歉，说明是中国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境内的，要求把死亡人员的尸体运回来。蒙古方面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人坐的飞机坠毁了，由于我们已经道歉了，也没有再多为难我们，但不同意把尸体运回中国，提议就地安葬。周总理考虑，苏联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叛逃的情况，怕因运回尸体问题同蒙古发生争执会提醒苏联，就同意了蒙方的建议。尸体埋葬前，中国大使馆派人到现场察看和进行了拍照，尸体都烧焦了，认不出面目了。照片很快被送回国内。周总理还让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去看过，叶群还能看得出来，她有长头发，林立果在腰上插着两支手枪也能看出来。后来知道，林彪出逃时非常狼狈，连为林立果选好的对象张宁都没带上，林彪的侍卫长不跟林彪跑，从车折戟沉沙的林彪外逃座机残骸里跳出来了，好像他还挨了一枪。林彪到飞机场后，把驾驶员潘景寅（空军某师副政委）等人叫上，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上了飞机。林彪慌慌张张，来不及从扶梯上飞机，而直接从到飞机驾驶舱的小爬梯强登。林彪的帽子都丢在地上了，叶群还喊：快、快、快。飞机起飞时翅膀还碰了一下加油车，飞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起飞的。最大的问题是飞机上的联络员没带上，没有联络员，通讯联络不上，飞机到了温都尔汗找不到乌兰巴托了，可能油也不够了，温都尔汗是一个草原，飞机就迫降了。使馆的同志回来后说，飞机的翅膀在飞机降落时折断了一个，以后飞机冲出了一千多米，机身因此破裂、着火。人可能是被猛烈的冲击甩出来的。草地上一片狼藉。开始，苏联没有发觉。后来，听说苏联怀疑有问题，就把死尸挖出来锯下头骨弄回苏联。林彪曾在苏联治过病，苏联留有他的病例档案，从死者口腔的牙齿可以判明他的身份。当时，好像还甩出来一个空军什么人的证件。这样，苏联鉴定出死者就是林彪，传说勃列日涅夫连说：可惜呀，可惜！有人怀疑飞机是被打下来的，不是。我们没有打，蒙古方面也没有打。周总理说：如果林彪不摔下来，可能要到苏联发表广播讲话。林彪叛逃后，空气很紧张，还要保密。那时，街上贴有如“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大标语，我们提出清除一下，都不让动。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等待黄永胜等人悔过自新，向党作出认真交待，但黄永胜他们什么都不坦白。他们住在西山，烧毁文件、搞串联、统一谈问题的口径。９月２３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来。我们研究了逮捕黄永胜这些人的办法。周总理对我说，明天早上李先念同志要去越南访问，他自己去送，邱会作也去送，让我也去，从机场回来时，对邱会作说有毛主席的指示要传达，这样就可以先抓邱会作。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我是很紧张的，心里老觉得绷着
周总理说：另外再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是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黄永胜等人来后，先跟他们谈话，然后再逮捕。周总理让我回去同吴忠商量，由卫戍区落实逮捕、押送、关押地点等问题。我们对卫戍区是这样布置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后，周总理和叶帅、纪登奎先与他们谈话，然后把他们带走。黄、吴、李分别由卫戍区的司令员、副司令员、副政委陪同，关押地点安排在卫戍区的第三师。布置好卫戍区的准备工作后，我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在场。我记得是在东大厅的小房子里边，我们四个人坐在一张方桌旁。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飞机场送先念同志时，周总理镇定自然，谈笑风生。我是很紧张的，心里老觉得绷着。邱会作从机场回来后，周总理、叶帅和纪登奎跟他先谈话，然后有人把他带走了。通知黄永胜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后，他们过了半小时都没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和我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叶帅问卫戍区有没有部队在黄永胜等人住地附近。我打电话问了吴忠，然后向叶帅报告说，有一个团在附近。叶帅说：如果他们不来，或者抵抗，就用硬办法把他们逮捕。又过一段时间，黄永胜等人来了。周总理、叶帅、纪登奎到福建厅去与他们谈话、宣布决定，周总理让我和吴忠等候在东大厅，招呼卫戍区的人。周总理与他们的谈话谈了很久，我听到黄永胜在嚷嚷，说他们冤枉等等。我们又等了很久，怕出意外，我让吴忠到会场上看一看情况，吴忠进去后又等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出来。黄永胜是第一个出来的，吴法宪好像是第二个，他们依次被带走了。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被带走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了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会议，会议由周总理、叶剑英主持。周总理让我参加这个会议，我对周总理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秘书、警卫、司机怎么处理。当时，把这些人的枪、公文包都缴了，他们坐的汽车也都搜查了。周总理说：卫戍区找一个地方，农场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弄到那里去办学习班，让他们学习、揭发，不要让他们太紧张了，黄、吴、李、邱有问题，并不等于他们有问题。我对周总理说：这个问题过去没考虑到，现在需要布置一下，我得去卫戍区一趟。吴忠等卫戍区的负责人陪着黄永胜等人走了，卫戍区只留下邹副政委在，我向他作了布置。黄永胜等人的秘书、警卫、司机被拉到团河附近的一个农场去了，邹副政委亲自到农场去安排的，这个农场有一个连的部队。这个问题解决后，时间已经很晚了。周总理通知让我回人民大会堂。我回到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交代让我守在电话机旁，了解黄永胜等人是否已被押送到关押地点、到达后怎样安置等情况。当时，卫戍区从师里、团里专门调了一些干部去看管他们。不久，这些人顺利到达关押地点的情况先后报告上来，我都立即报告了周总理，让他放下心。这时我已有两天一夜没有睡觉了，眼睛熬得通红，脑子都发木了。
应该再补充一个情况，说明完全是林彪自绝于毛主席、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要到中国访问。之前，周总理要求组织２０万群众，从机场一直到天安门、国宾馆，进行夹道欢迎。我们发愁了，怕“小舰队”还有一些什么人漏网，进行破坏活动。我担心在当时的形势下夹道欢迎会不安全，就提出只在飞机场欢迎的建议。周总理说：不行，还是要组织夹道欢迎。我意识到周总理的这一布置，是表示中国政局是稳定的。我们就布置了，有组织地安排了人员，在主要的地点都安排了公安局、卫戍区的人员。１０月６日，外宾到北京时我们都到机场去接了，没有出现问题。塞拉西皇帝来后，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接见时，除我以外，肖劲光和你一起陪同参加接见。１０月８日，毛主席接见塞拉西皇帝。我和肖劲光同志提前到达接见地点等候。外宾来访之前，我们进去见毛主席，发现他老人家满脸倦容。毛主席缓慢地说：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让治。他说原来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毛主席还说：高岗不自杀，也准备安排他的工作。显然，关于林彪的事情，他到这时还没有撇下，甚至还困扰着他。毛主席与我们正谈着，周总理陪着外宾来了。
塞拉西皇帝很健谈，他讲一阵，毛主席只答复他两三句。谈了很久，周总理看毛主席太疲乏了，就对外宾说两国之间的问题，我们具体再谈。这样，皇帝才告辞。毛主席与我和肖劲光同志的谈话，再一次反映了毛主席对林彪“治病救人”的思想态度。毛主席曾经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在两三年内得以结束。“九大”召开后，他对党和政府的重建问题予以重视，并作了一系列指示。整党建党活动中，虽然整个建党的方针不能说是正确的，但重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稳定了经济、政治、社会的局势。１９７０年３月，毛主席又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建议，想要解决政府重建的问题，但他又多次明确说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九大”时，林彪被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同时，林彪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这个集团，这时已经把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看成是他们篡党篡国阴谋活动的重要时机，他们妄图利用这一时机，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企图，以便在更多的领域内夺取权力。表面上看，是林彪一反一贯紧跟毛主席的做法，建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但实际上，叶群才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
叶群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文化大革命”中还有更为复杂的一面。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形成了另一个集团——江青集团（以后的“四人帮”）。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均由野心家组成，他们分别图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因为在打倒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某些领导干部时有着共同的利益，曾经结成过短暂的联盟。互相勾结，相互利用，以排除异己，企图乘机夺权。但庐山会议前，林彪意识到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又使得他们之间爆发了尖锐的冲突。在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及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就是企图借打击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阴谋篡党篡国。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失败后，一再拒绝毛主席对他们的教育、批评和挽救，反而决心铤而走险，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准备工作，１９７１年３月，《“５７１工程”纪要》制订完成，准备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主席。林彪反革命集团由此走上了历史上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所走过的自取灭亡的道路。林彪的野心在庐山会议上暴露以后，毛主席立即采取了措施，在庐山上就宣布对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进行审查。
１９７０年９月毛主席从庐山回来时与我们的谈话，虽然没有点林彪的名字，但已经是在教育我们对庐山的矛盾要进行更深的思考。从这以后，毛主席领导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由庐山会议暴露出来的问题。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毛主席分别在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上批示，严厉批评了吴、叶及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的成员。１１月，中央成立了组织宣传组，组员中没有林彪集团的成员；同月，中央发出高级干部要学习马列著作的通知，提出“高级干部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１２月，毛主席在中共三十八军委员会《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北京军区开会讨论解决“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使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的问题；同月，毛主席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四个伟大”是形式主义，讨嫌。
１９７１年１月，毛主席指示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这就是毛主席在南巡谈话中所说的“挖墙脚”。２月，毛主席严厉批评军委办事组召开的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４月，毛主席指示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由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这就是毛主席在南巡谈话中所说的“掺沙子”。同月，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在总结讲话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希望他们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这一系列重要指示、措施的贯彻执行，一方面意在提高广大高级干部识别问题的能力，教育、批评和挽救林彪集团的成员改正错误；另一方面也从实际出发，削弱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势力。林彪事件后，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后的一系列讲话、批示，受教育最深的就是毛主席在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这一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始终相信我们的人民、始终相信我们的党、始终相信我们的军队。毛主席多次指挥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毛主席说：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我们这个党５０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分裂了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毛主席曾满怀信心地说：“我觉得我们的军队很有希望。”他说：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不摘苹果，这样的部队有希望；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毛主席多次说：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调动军队造反，你调动军队搞坏事，听你的？
１９７２年７月，毛主席在会见法国外长舒曼时自信地说：我们开了那个庐山会议，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号一天，２４号一天，２５号半天。第三天下午，我就说不行了，不能干了，下了一滴酒精。一滴酒精下去，细菌就不活动了。毛主席就是这样，在他老人家的一生中，对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缺点、错误、困难，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并相信我们的党只要依靠群众就会有力量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有能力领导我们的国家继续前进的。毛主席他老人家之所以能够识破、战胜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我想除了他老人家领导党、军队在几十年浴血奋战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斗争经验之外，还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存着，我们的党、军队、国务院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党和军队，他所创建、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亿万人民，始终把毛主席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
关于在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
老干部刚出来参加“三结合”
我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有个认识的过程，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以后，对他们的认识逐步提高，对他们的活动有所警惕。“批林批孔”实际搞成批“周公”，即批周总理。政治局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方针、步骤都没有讨论过。事后证明，毛主席对他们的具体活动也不完全清楚。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日，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召开在京部队干部大会，搞突然袭击，指责周总理。第二天，周总理被迫主持召开了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四人帮”私下商量后要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的内容除“四人帮”外事先政治局都不知道。“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三箭齐发，这样大的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这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当时，江青还提出要下发经他们整理的讲话录音。毛主席知道后，认为三箭齐发是错误的，制止了。毛主席并在叶剑英同志给他的一封信上写了如下批语：“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并批评他们“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这个时候，中央的政治生活被“四人帮”糟踏得不像样子，我对“四人帮”的活动、言论更加警惕了。
北京市对“四人帮”布置的事，能应付的就应付，能顶住的就顶住，凡是没有中央正式通知的，都把住关。“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在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之前，北京市没有传达。在“四人帮”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和江青宣传小靳庄经验时，我布置市委宣传部、北京日报社不要批“唯生产力论”，不宣传小靳庄经验。江青去棉纺厂参观，提出要给每个女工做一套所谓的“国服”。陪同江青参观的北京市委书记丁国钰回来后向我汇报了这件事。我说：那怎么行，谁来拿这个钱？这件事顶住不办。江青要做“国服”的事，先念同志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批评了江青。毛主席说：做“国服”，让她拿钱。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顿后，我传达了小平同志关于几个方面整顿的讲话，召开了整党座谈会，搞了整党的试点工作。我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提出的对《创业》的十条意见。我传达了毛主席评论《水浒》的谈话，没有传达姚文元写给毛主席的信。１９７５年４月，江青在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批“经验主义”。她气势汹汹地说：当前的大敌是“经验主义”，政治局应该讨论，而且要交锋。邓小平同志胸有成竹，沉稳地坐在那里，没有理睬，会议讨论了别的问题。江青很气恼。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前，江青就到处送所谓上海机床厂反对“经验主义”的十条经验等材料。张春桥在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大批大反“经验主义”。姚文元发表文章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一时间，批判“经验主义”的舆论甚嚣尘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批“经验主义”的问题被邓小平同志搁置后，他们采取了一个新的办法，在新华社报道计划中来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的任务。姚文元将这个计划报送毛主席审批，企图蒙混毛主席能对报道计划作出圈阅。如果毛主席圈阅了，中央政治局就要讨论执行，这样他们就可以另搞一套。批所谓的“经验主义”，矛头完全是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以及一些老干部的。
他们的罪恶计划落空了，毛主席没有圈阅同意，而且还批评了。“四人帮”把石头砸到了自己脚上。４月２７日晚上，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同志主持，新华社朱穆之同志列席会议。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是什么，通知开会，我就去了。会议开始后，姚文元说毛主席有个批示，他念了毛主席在新华社的报道计划上的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当时批判“经验主义”的舆论已经造得很大，火已经被“四人帮”点得很旺了，没有尚方宝剑，不足以扭转它。所以，在政治局会上，除“四人帮”之外，大家的意见都是要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这样才能刹住批“经验主义”的歪风。“四人帮”当然不甘心，张春桥气急败坏地首先起来反对。他说，毛主席的批示在其他文件上顺便提一下就可以了。他想尽量削弱毛主席这个批示的影响，以维持他们的局面，稳住他们的阵脚。双方僵持了。张春桥的企图是徒劳的。他们也许意想不到，有毛主席的批示，我们也就好说话了，增加了胆气。我发言了，批评了他们。在发言中我说：毛主席的批示应该下发，否则，批“经验主义”的那股风在北京就刹不住。我还说：这样大的问题，不经过政治局讨论，也不请示主席，以个人名义到处送材料、发信，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主席可以这样做，其他政治局成员未经政治局讨论不可以这样做。
现在老干部刚出来参加“三结合”，刚刚稳定和安顿下来，你们又搞起什么批判“经验主义”。所谓批判“经验主义”是反对老干部的，你们几个人背着政治局这样搞是宗派主义！我发言时，江青一直瞪着我，姚文元也发呆似的看着我。叶剑英同志接着说：主席讲你们是“四人帮”，要你们停止活动，你们是停止活动了，还是照样活动？问话非常有力，也鼓励了以下的发言。其他同志发言，都要求把毛主席的批示发下去。但“四人帮”一言不发。会议开得很僵，不欢而散。散会后，邓小平同志对我说：你今天鼓了很大的勇气吧？我说：是啊。
４月２８日，周总理找我去谈话。当时周总理住在三O五医院。周总理说：你们在会上吵起来啦？我说：只是声音大了一些。周总理说：你还能吵起来？和为贵嘛！团结要紧。我说：我看不惯了，就说了几句话。周总理说：要注意方式，多个别交谈，别影响团结。
周总理与我谈了个把小时，主要是讲要团结，要注意方式。我走时，周总理送我，我看他心情很沉重。快出走廊时，我说：总理，您回去吧。周总理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周总理当时语重心长。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对周总理说：我懂了，我有精神准备。５月３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前，毛主席与大家握手，并在与我握手时说：“吴德有德。”毛主席说这个话，有两次。一次是１９７１年的９月１２日，毛主席在丰台说过。这次是第二次。５月３日这天毛主席的讲话，集中批评了四人帮”。
根据我存的记录，大意这样：“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同志给我，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经验主义，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反走后门……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大学，她们劳动了几年，我也是走后门呀，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了，历来对经验主义没办法，我是没办法，（只能）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可能好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我说的是（要）安定团结，（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四人帮’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二百多中央委员，为什么不和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这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再重复一遍，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其他事情你们去议。依我看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治病救人，这次不处分任何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多……“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都没有参加，（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的历次斗争），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了。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遵守纪律，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先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以个人的名义。比如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同志谈过一次。王洪文同志要见我，江青同志打电话又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
关于在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
要搞好团结
会开完后，王洪文过来同毛主席握手，并说要按主席指示办。毛主席作手势，要他不要翻过来覆过去，摇摆不定。看得出毛主席对“四人帮”的作为很不高兴。但我对毛主席说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的话，摸不着头脑。５月３日的政治局会上，毛主席决定，以后要开会批评“四人帮”。邓小平同志主持了批评“四人帮”的会，二十多天中陆续开了一些会，“四人帮”在会上什么都不说，也不检讨。在一次会上，纪登奎和我还有几个同志问王洪文说：你们几个人商量，你背着周总理、政治局其他同志飞长沙见毛主席，你谈了什么？任我们怎么问，王洪文也不吭声。后来，邓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找我们几个人说：现在工作繁重，这个批评会先停一下，问题可先挂起来，以后什么时候想批就批。这个暂告一段落的意见经小平同志请示，毛主席同意了。以后，政治局曾传阅过江青写的一个很不像样子的检讨。周总理在江青的检讨书上写了一大段的批语。毛主席也圈阅了这个检讨。
５月３日政治局开会后的一天，张玉凤找我，说要我介绍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实际上是毛主席派她了解政治局会议召开情况的。张玉凤在闲谈中问谁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比较好。我也问张玉凤，如何理解毛主席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的话，我说我不懂这个意思。张玉凤说：４月２７日政治局会后，江青打电话告状，要她转告主席说，４月２７日的会议上，叶（剑英）、吴（德）等跳出来围攻他们，连倪志福也跳出来了，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张玉凤说：毛主席不同意江青这样说，所以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我才恍然大悟。５月３日后，毛主席就不愿意见“四人帮”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也稍有下降。“四人帮”见不到毛主席了，他们就又想办法接近毛主席。
１９７５年９月３０日，毛远新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１０月上旬回到北京，借口要向毛主席汇报辽宁的工作而未返回辽宁。毛远新在向毛主席汇报时，乘机向毛主席耳边吹风，说辽宁的干部和群众反映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还反映了一些邓小平同志的言论。毛主席听了，对毛远新说，这些意见（指毛远新反映的邓小平同志当时的言论），顺着不好。毛主席要毛远新当面与邓小平同志谈，并且让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参加。后来，汪东兴、纪登奎告诉我，这个会上谈得很僵。邓小平同志说：你这些意见不就是说我犯了路线错误？毛远新说：提意见嘛，要杀头吗？以后小平同志收回这个话。在毛远新与邓小平同志谈话的第二天，邓小平同志把我找去，谈了十一条意见，主要是将他与毛远新谈话的情况告诉我。这次谈话后，政治局的同志见不到毛主席了，邓小平同志见不到毛主席了，王海容、唐闻生也见不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当时身患重病，身体不好，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他又不愿见“四人帮”，结果就指定了毛远新做他的联络员，并在政治局宣布了这件事。邓小平同志当时已经很困难了。
１９７５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主席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刘冰等人写的信，分别送给了邓小平同志和我，内容是一样的。送给邓小平同志的信，邓小平同志转送毛主席了。给我的那一封信，我压住了。因为清华大学党组织关系在北京市委，我就找迟群和谢静宜谈话。
我对迟群、谢静宜说：刘冰同志对你们有意见，你们几个书记先谈谈，人家有意见嘛，谈不拢再开个常委会，看一看能否统一起来。我还说：人都是有错误的，要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批评不对的要解释清楚，批评正确的要接受。要搞好团结。迟群表态说：回去后就征求刘冰的意见，不会有大问题。我与迟群、谢静宜谈话后的一天，在国务院遇见了纪登奎同志。他说刘冰同志提出要找他谈一谈，问我刘
冰要谈什么问题。我说刘冰对迟群、谢静宜有些意见，写了一封信。纪登奎同志提出可否看一看刘冰的信，信正好放在我皮包里，就给他看了。纪登奎同志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回家说迟群与谢静宜在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的８号文件不同，哪个对？纪登奎同志说迟群、谢静宜的讲话是错误的。他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批评了。当时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为了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要下发，可以在别的文件中点一下这个事情。８号文件就是这个文件。纪登奎同志的女儿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刘冰同志。刘冰对迟群、谢静宜的意见就更大了，在迟群、谢静宜与他谈话时，双方谈崩了。不久，李先念同志陪同外宾去见毛主席，外宾走后，毛主席留李先念、汪东兴同志谈话。毛主席说：刘冰的信矛头是对着我的（指赶工宣队、军宣队）。我就在北京，写信为什么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他。毛主席还指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迟群、谢静宜六个人开会，由李先念和汪东兴同志传达他的意见，要这六个人提出如何解决的方案。
关于在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
大会辩论刘冰的信
大会辩论刘冰的信。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同志叫我起草一个方案。我提出的方案是，由参加六人会议的迟群主持召开清华大学的会议，让迟群传达，先开小会辩论，视情况发展再召开扩大会议。这个方案送李先念同志看后，他提出至少要搞两至三个方案，以便主席选择。他说清华大学党组织的关系在市委，要有一个由市委主持传达的方案。我在原来提出的方案基础上吸收了李先念同志的意见，加上了由我代表市委传达的方案。邓小平同志看过我上报的两个方案后，也同意我去传达，他找先念、东兴和我在国务院的小会议室开了一个会。邓小平同志对方案稍加修改，加上了把这些情况向政治局汇报，先把方案报送毛主席。这个方案由我们四人签名，报送了毛主席。很快批回来，毛主席在由我去传达的方案处画了三个圈，表示同意这个方案。这些情况向政治局汇报后，我就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上进行了传达。当时，毛主席的指示的第一句话是批评江青的，说她没有自知之明。我在传达时没有传达这句话，毛主席批评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也没有传达。我只说刘冰同志对迟群、谢静宜同志有些意见，写了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刘冰的信后，指示要开会辩论。“四人帮”这回可抓住我了，张春桥质问我为什么不传达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那句话，我说是辩论会嘛，如果先讲了毛主席说这封信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谁还敢讲话？
后来，清华大学开全校大会，我说迟群讲话就可以了，但“四人帮”逼着我去清华大学全校大会上传达。他们说，毛主席让你参加六个人的会议，清华又是北京市委管的，你应该到大会上去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还要传达毛主席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主席的这句话，要大家讨论好、辩论好。无奈，我只好去清华，但我只讲了五六句话，借口有事要先走，就交由迟群主持会议。这个事情后来被“四人帮”、毛远新插手，闹大了，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进而转向邓小平同志。毛远新曾对倪志福同志说，刘冰敢于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因为背后有人支持。支持刘冰的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邓小平、周荣鑫、胡乔木、李昌、胡耀邦，一条线是纪登奎、吴德。后来，“四人帮”策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清华党委要向政治局汇报，周荣鑫、胡乔木、李昌、胡耀邦参加。邓小平同志事先向这些同志打了招呼，让他们准备在会上作检讨。
在政治局会议开始前，我在大会堂东大厅遇到邓小平同志，他对我说：也有你的什么事？会议开始后，先是刘冰同志起来“揭发”我们。他说他的一封信是经胡乔木、周荣鑫等同志送邓小平后转送毛主席的，另一封信是送给吴德，吴德又交给纪登奎的。胡乔木、周荣鑫、李昌、胡耀邦承认信是经过他们转送的，并且做了检讨。我们“这条线”的纪登奎也检查了几句，我没有吭声。这次会议的后一段是迟群、谢静宜及清华大学的什么人站出来发言，揭发邓小平同志，语言比较恶毒，围攻了一两个小时。这些活动是“四人帮”、毛远新策划、布置好了的，目的就是反对邓小平同志，打击老同志。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我是“四人帮”的人，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我在清华点的火。小平同志出来说：这件事我知道，他不是“四人帮”的人。李先念同志也作证，表示整个事情的过程他都知道。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一场斗争
接触专案工作
１９７４年年底，毛主席在长沙，周总理去见过毛主席。周总理回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准备很快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问题。毛主席还说，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专案工作曾经由三个办公室管理，“一办”由汪东兴负责，“二办”由黄永胜、吴法宪负责，“三办”由公安部谢富治负责。“九一三”事件后，“二办”撤销，其所管的专案分别划给了一、三办。周总理提议、政治局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办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汪东兴任组长。周总理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搞专案的人，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好像就没有成绩”，华、纪、吴这三位同志没有与一、二、三办沾边，超脱一点，由汪东兴牵头，因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有事请示方便。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已经批了２９件解放干部的材料，我们应抓紧解决，不能每件都等毛主席批。在此之前，我从未接触过专案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北京市工作，既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不是中央碰头会的成员。当时，专案的情况不许过问，甚至逮捕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市公安局局长李钊等人，我都不知道。那时受机关群众监管，刘仁被分配打扫厕所，忽然有一天不见了，我打电话问谢富治知道不知道刘仁的下落，谢富治说：你不要问了！李钊也是这样。李钊是在原局长邢相生被关押后由公安部派来的新局长。有一天，我找公安局长，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又打电话给谢富治，问知道不知道李钊的去向，谢富治还是说：你不要问了！还有范瑾，也是这样。忽然不见了，我怕出事，又问了谢富治，答复还是一样：你不要问了！以后我的确不再问了。
其实我也不是要问他们的案子，只是人不见了总要问一问吧。这一次接受参加清理一、三办的任务，我的确是不曾沾过边的，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虽然是超脱的，可难就难在对这些案件的情况都不了解。毛主席几次催问工作进展。周总理抓得也紧，要求在三个月内办好。社会舆论当然也跟了上来，多少人正盼着这一天，要求尽快释放被关押的老干部。我们感到要在三个月内解决完这件事很困难。当时，我们一方面抓紧听取一、三办人员的汇报，了解情况，看他们写的简要材料；另一方面要翻阅大量档案。这些档案材料很多，一摞又一摞，堆积如山，有的档案材料，光一个人的，要看完它就要一个星期。而最困难的问题是“四人帮”的干扰。他们都是始作俑者，今天打倒这个人，明天打倒那个人，阴暗的报复心理和邪恶的野心驱使他们要打倒一切，整倒一切，要被打倒和整倒的人永不翻身。这已是有前例的。１９７４年下半年，周总理曾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一批要解放的老干部名单，政治局开会不下十次，都因“四人帮”的干扰、阻挠而没有结果。“四人帮”借口这个问题不清楚，那个问题不清楚，提出需要再查。政治局会议有时讨论一整夜，争执不下。后来，叶剑英比喻行军牵骡子过桥，提出先易后难的办法，也没有行得通。在一次会上，叶剑英很生气，提前退席了，留下打油诗《过桥》一首。叶剑英把这首诗给纪登奎还有李先念看过，他们又给我看了。这首打油诗写道：“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一场斗争
多谢牵骡人
这时解放出来的老干部，都是毛主席批示解放的。所以叶剑英说“多谢牵骡人”。在“四人帮”的阻挠和干扰下，没有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也解放不成。再举一个例子。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六十一个叛徒”的案件需要重新审查。１９３６年，我是地下党的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了解当时的情况，因此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形势很好，抗日战争需要大批干部。同时，日本侵略者已剑拔弩张，铁蹄霍霍，即将占领华北，我党被关在北平监狱的干部有被杀害的危险。这样，就由北方局提出并经中央批准，允许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这些干部履行反动派要求的一定手续出狱（包括在报上发表反共声明）。当时是北方局的柯庆施与我们接头的，地点就在我家。柯庆施到后，向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和我传达了经中央批准的北方局的决定，柯庆施要北平市委想办法找人打通狱内的关系。当时在监狱中的同志已经建立了党组织，负责人可能是薄一波同志。北平市委找到邢西萍（即徐冰同志，当时任中国大学教授，地下党员），要他想办法。
经他在上层活动，找到保外就医的孔祥桢同志（建国后曾任轻工部副部长）与狱中联系，传达党中央的决定。狱中的同志开始不相信，认为这是敌人的阴谋，坚决不出狱，多次做工作后，才一批一批地出狱，由北方局分配了工作。我当时曾接过殷鉴（后牺牲）、鲁奔（后牺牲）、刘慎之等出狱同志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初期，吉林造反派揪斗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发现他是在１９３６年履行反共手续出狱的，给他扣上了“叛徒”的帽子揪斗。当时，我刚调到北京，知道这些情况后，曾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些同志出狱的经过，周总理说他知道当时的情况。同时，我还向周总理反映了我在长春的家被抄，其中有我参加历次中央会议的记录本被抄去的情况。周总理批评我不把记录本带到北京，太疏忽。我记得周总理批发了两个电报：一个是发给吉林省委，要他们设法追回我被抄去的记录本；另一个是发给西北局和吉林省委的，大意是说明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是经组织批准的，中央知道，如无别的问题，他们不是叛徒。其实，周总理代表中共中央批发的电报没有起作用。那时已经搅成一锅粥了，康生、江青等人为了打倒刘少奇，蓄意制造了这起大冤案。我把当年我所经历的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以后，江青变脸了，大声说：你们要给叛徒翻案啊！江青这么一闹，邓小平没法谈下去了，我也不能说了。因此，在这次清理专案工作中，我们想到“四人帮”肯定又会多方阻挠和干扰的。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原来的专案组，自己又不了解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三个月内就弄清情况，作出结论、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弄不好会把整个解放被关押干部的问题耽搁和拖延下来。如何是好？华国锋、纪登奎和我都很着急。我们将情况汇报给周总理，请示办法。周总理经过思索，与我们商量，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就是除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林聿时、周景方等十几个人暂时不放外（王光美案另议），其他的人都先放出来，结论由中央组织部和本人单位以后再作。这个处理原则经周总理报告毛主席同意了。
定下原则以后，处理有些具体问题还有难度。例如有中央文件决定的、毛主席批示的案件、人员，我们不好处理。我们又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又同我们一起定了两条：一、毛主席批的、中央作有决定的，特别是由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发了文件的，办理时要慎重，暂不复查，但先把人放出来，然后再审议。二、凡是只有口供而无证据的，相信本人交代和申诉的意见，不必再纠缠。这样就可以解决一大批干部的问题。关于马明方同志的所谓在新疆叛变一案，公安部的于桑同志找到了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审问马明方等同志的原始记录，从这个敌伪档案中可以看出，马明方等同志在敌人审问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是很有气节的。他不是叛徒而是很好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有些所谓的证明材料，不足为凭。我们将马明方同志的情况上报周总理后，周总理指示应马上平反。可惜马明方同志被平反时已经在监狱中逝世了。还有北京市体委的所谓无线电案，也被平反了。在这中间，“四人帮”出来刁难，最会出鬼点子的张春桥振振有词地提出要我们搞出一个明确政策界限的文件。
我们斟酌来斟酌去，好不容易把文件写好，在政治局讨论时，仍因“四人帮”的百般挑剔而未获通过。我们只得又找重病在身的周总理请示如何办。周总理说：以毛主席批的２９个案例为根据，把毛主席批示解放干部的内容归纳列成条文，作为政策界限文件送政治局讨论，这样，别人（指“四人帮”）就不好说什么了。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写出《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和有关特赦的文件并附有这两个文件涉及的人员名单，先送了周总理审阅。
１９７５年３月５日，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打电话传达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说：告纪、华、吴，对特赦文件、专案文件已审查同意。已告王洪文，把这两个并附名单的文件提到政治局讨论。政治局开会时，“四人帮”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仍有挑剔之意。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明：这是归纳了毛主席批示的各种案例后写出来的。他们这才噎住，不吭气了，没有公开反对。这个文件经政治局通过后，报毛主席审批。文件送出，我们即将情况向汪东兴通报，提出这个名单我们批不了，要请毛主席批。汪东兴向毛主席反映说：解放这批干部，纪、华、吴几位政治局同志批准不行。毛主席对汪东兴说：那你批吧！汪东兴说他批也不行，谁批都不行，只有毛主席能批。毛主席考虑汪东兴的意见后，指示汪东兴打电话给纪登奎、华国锋和我，说毛主席看了报告，还要看各案的全部名单，要求我们很快地把所有人员的名单送去。我们好高兴，立即要一、三办搞出各专案人员的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