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总人口，史家基本定论为150万~200万［2］。他们“五口而出介卒一人”，拥有兵力达三十余万。这对于周邻其他弱小部族来说，无疑是一支庞大的军队。由于“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因而不仅经常入犯中原，而且控制了天山南麓的广大地区，设立“僮仆都尉”，实行野蛮的民族掠夺政策，成为古代新疆地区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见附录2）。
匈奴虽是游牧军事部族，但也有广泛从事商业交换的传统。他们的农业、手工业不够发达，产品不能满足自身要求，因此便频繁与周邻民族，特别是与中原汉族发生商品交换关系。他们“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3］。直至东汉时，仍“远驱牛马与汉合市”［4］。这种贸易关系，文献很多记录，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大量反映。特别有意义的是，在匈奴墓葬中，既发现汉朝生产的精美丝织品，也有刺绣着伊朗古式的植物、鸟兽纹及人物纹等来自西亚的毛织物，还发现属于西徐亚（Scythia，一译斯基泰）风格的旃毡。马长寿指出，这些是匈奴通过交易从未征服的西域各国买来的［5］。此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史料记载指出，匈奴的国际贸易活动，甚至连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也积极参与［6］，可见在匈奴内部，从事商业贩运和贸易交往，是一种官方、民间都重视的经济活动和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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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2)
此外，从北方草原古代游牧人造车技术及其与中原地区、欧亚北部地区造车工艺比较来看，也得出在远古时代草原地区人民与南、北、西方开展商业交通的结论［7］，这与匈奴人的对外交通发达有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匈奴畜牧业是高度发达的，这不仅为交换提供了优良的商品，也成为发展交通事业的重要条件，因为他们生产的驼、马、牛、驴等，既是商品，也是运输车辆的动力。匈奴人的青铜文化、铁器文化与鄂姆斯克（Omsk）的西徐亚-西伯利亚文化、米努辛斯克（Minuchinsk）铁器文化、商代及春秋战国中原文化之间的同似性，雄辩地指明了这些地区的古代交往的关系是有渊源的。王治来设想：“在先秦时代，中西商路也可能是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即经过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亚草原，然后南去伊朗，西去南俄草原。”［8］文献记载、考古证实和科学研究，都为该设想提供了证据。只不过目前尚无法将这种交通路线十分具体地描绘出来，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穿过匈奴故地，由北方草原通向西方的商路的大致轮廓。
汉朝与匈奴的斗争与交往，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因为汉代对外族的战争，主要是针对匈奴；对外族的和睦交往，致力最多的对象也是匈奴。特别是汉政府在开拓西域交通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诸多西部民族和城郭国家，也大都与匈奴有关。
在汉代初年，大兵之后，国家处于积贫积弱状态，完全不具备向外经营、统一周邻部族的基本条件。而在楚汉战争的空隙之中壮大起来的匈奴，却似乎在实力上超过了中原汉族。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受匈奴之围，险些成了俘虏，就是当时汉匈力量对比的一个写照。匈奴成为汉朝的最大军事威胁，以至到匈奴军臣单于在位之世（公元前160年~前126年），汉朝北疆郡县仍屡遭其掳掠之苦。自汉景帝施行通关市政策以后，政府着眼全局，采取了一系列合理政策，使匈奴与汉民族大体保持一种和平的接触，即如《史记·匈奴传》记：“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今帝（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自景帝至武帝初年（公元前139年以前），汉朝对待外族的这种政策基本上是切合实际的。通商与友好，既促进了匈奴生产水平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为汉朝以后向外开拓、交通四邻打下了社会基础。此外，当时匈奴军力较汉强盛，汉以和亲之策，缓和与匈奴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利于争取时间，改变双方力量对比，为最终开创大一统的新局面做好准备。
但这种政策毕竟只是权宜之计，除了“通关市”这一条带有和平交往的性质外，其余“和亲”“厚遇”“饶给之”等，均体现一种本末颠倒的、落后倒退的民族关系，它不可能使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更不可能使中原人民从根本上免除匈奴入侵的灾难。刘彻即位之后，汉代社会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逐渐完成了对外开拓的准备，这时对匈奴的消极和亲饶给，已经不可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了。特别是所谓“和亲”一项，每年对匈奴单于进妃纳贡，不仅经济损失严重，而且更贬低了皇室的尊严，伤害了汉族人民的感情。《汉书·匈奴传》中有刘彻在讨匈奴之诏书里的一段感慨：“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汉匈之间长期以来表现出的极不调和的画面，已经到了非重新安排不可的地步。
公元前133年，武帝揭开了反击匈奴的战争序幕。汉朝的社会体系终于以这种剧烈的形式开始了不可遏止的对外开拓。经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花费了六七十年的时间，汉朝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才使“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理”［9］，基本上解除了对汉朝北疆的威胁，而匈奴各部除归属汉朝外，其余也都走上衰亡的末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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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3)
汉匈战争的得失，曾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盐铁论》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缙绅之儒与介胄之士激烈辩论的情况。但事实证明，汉朝抗击匈奴的斗争及取得最后胜利，有许多积极意义。根据史学界一般评论和研究，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点：（一）翦除了朝廷的心腹大患；（二）维护了民族、国家的尊严，保障了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全；（三）有利于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10］。这些都是十分正确的。但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补充。
第一，它反映了汉代社会系统的开放性。
以刘彻为代表的汉朝政府为了制服匈奴，投入了主要的军事力量，击败匈奴主力，使之溃退远逃。同时又仍以招纳归降、安抚匈奴的积极的和亲政策，将广大匈奴人民及其赖以生息的故土原野统归于政府的管辖之下，并且往往为了使这些归降之民能够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常常配给大量物资装备［11］，以巩固和平友好的局面。这显然不是单纯为了战争和复前世之仇，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完整、统一和进步。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主征伐的介胄之士，还是主和亲的缙绅之儒，都不反对将匈奴归入中华帝国的大一统，他们的分歧只在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而这两种方法，均有片面的地方。实际上汉政府与匈奴的关系，是既征伐又和亲的，或曰征伐在先，和亲在后；以征伐克之，以和亲安之，最终还是期望匈奴“通关梁，交有无，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往来长城之下”［12］，从而“王者中立而听乎天下，德施方外，绝国殊俗，臻于阙庭，凰皇在列树，麒麟在郊薮，群生庶物，莫不被泽。非足行而仁办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诚也”［13］。
汉朝政府不仅在对匈奴的政策上体现了社会的开放性，而且以长远的政治目光，注意到汉朝进一步对西方的开拓，并运用政治和外交手段，乘追击匈奴之势，以发展商业贸易之利，大张汉朝国威，使西域大小三十六国，随即全部依附汉朝，中央政权的统治进而远达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南北。
张骞出使西域，本来也是征服匈奴战略的一个环节。但他的三通西域之后受到皇帝的嘉奖和人民的赞誉，不是由于他在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上有多大功绩，而是在他无愧于中西交往先行者的称号［14］。当然，交通西域在汉代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张骞其人，他的事迹也会由别人来实现。
第二，它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和较高文化对相对落后的社会形态的进步产生的积极影响。
武帝制服匈奴，追奔逐北。同时，对长期依附匈奴的西域三十六国（汉匈战争之际又分裂为五十五国）也区别情况予以处理。远在北方草原地区的丁令、乌桓等国，也响应汉军西征，毅然奋起脱离匈奴控制，归附汉朝统治。公元前60年，匈奴设置的维持其奴隶制度统治的僮仆都尉退出了历史舞台，继之而起的，是代表汉朝中央集权统治的西域都护的设立。
北匈奴西遁，南匈奴归汉，这种分裂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社会体系在对外开拓中的基本特点，即对落后部族又排斥，又包容。排其积弊，包其所长。对于内附的匈奴人民，汉朝大都给予优待。武帝时，“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三万辆迎之……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15］。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入朝称臣，用之守卫受降城，并给予大量金钱、丝帛、粮食、牲畜和用品。此后汉匈相安四五十年，其间单于不断到中国朝献，遣子入侍。正因如此，终西汉之世，除了宣帝末年（公元前49年）、元帝初年（公元前48年）发生过部分匈奴降人逃走和王莽篡位之后匈奴复入塞寇盗滋扰外，其余内附人员，均安定地生活在汉朝统治之下，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
东汉政府基本沿用这一政策，给予南来归汉的单于以侯王之上的礼遇，并颁给黄金质绶玺，赐予大量衣物丝绢、车马兵器、各种用具及谷米牛羊。以后每当南匈奴发生经济困难，政府都给予接济，从而稳定了南匈奴的民心和政局。据史载，东汉政府每年用于支助匈奴的费用高达一亿九十余万钱［16］。足见汉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特点是寻求统一与和平，而不是侵略和掠夺。这一点与同时代的罗马的对外战争有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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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4)
汉朝与匈奴的和平交往，对汉朝来说，也吸取了营养。《盐铁论·力耕》指出：“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可见匈奴人民生产的产品，如牛、马、毛皮等，深为中原人民所喜爱。汉族地区还从匈奴人的草原文化中学习了许多优秀传统。据考证，地方游牧族的民歌、音乐和绘画十分优美生动［17］，而且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影响。汉族地区与西域各民族城郭的文化交流，内容就更加丰富多彩。
总起来说，汉匈关系的结果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北匈奴顽固坚持与汉朝对立的态度和奴役西域众多弱小部族国家的立场，最终被汉军联合其他民族将其彻底击溃，使之西遁远徙；二是南匈奴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归附汉朝，以致得以改变自身落后的生产、生活形态，逐步改为农业定居，并与汉族或其他民族渐渐融合，走上共同进步、发展的道路。
不论是上述哪一种结果，都对汉代中西交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作为第一种结果，汉朝军队逐击匈奴，长驱西进，这本身就是开辟了通向西方的安全道路。汉朝取缔了匈奴在西域设立的奴隶制度政权僮仆都尉，建立声振西域的西域都护府，这是西域在整体上并入汉朝中央统治的标志，也是中西交往南北道路完全开通的政治保障。
作为第二种结果，归附汉朝的南匈奴，对于中西交通的贡献最大。匈奴人民与西方其他民族经商交通的传统和经验，给汉代中西交往增添了新的内容。他们以前与古代伊朗民族、北方塞种、西徐亚部族甚至南俄草原至北欧一带的萨尔马西亚（Sarmathia）种族之间的关系，则直接转变为中国与西方接触和交往的一个组成部分。
列宁指出：“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18］情况正是如此，随着汉代社会交往的扩大和疆域的不断西延，引起了汉朝与匈奴的长年战争，使西汉国家经济受到较大的不利影响，这是显然的；也应该看到，战争总是经济建设的反动力量。但从整个历史发展长河来观察，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战争是历史的必然，其结果也是有明显进步意义的。
汉代对外开放的强大历史潮流，中西交通庞大系统的建立和发展，是由中外各族人民、各个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多种力量和社会因素汇聚之后的必然归宿。而匈奴对汉朝的入侵、败退，以及它的归顺、汉化，正是这样的一种因素。
（二）月氏
据王国维考证，月氏即《逸周书》之禺氏［19］。据《史记》、《汉书》载，其故地在“敦煌祁连间”。当时匈奴未壮大，月氏与之相邻共存，风俗习性亦大致相同。楚汉战期，匈奴乘隙发展，称雄西北，冒顿单于自立后，遣右贤王领兵“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年后，老上单于（公元前174年~前161年在位）再攻之，杀其王，迫其背井离乡，远徙他地［20］。所迁地点，史无详载。多以为在伊犁河域。此说有一定道理，考证的文献亦较多［21］。兹仅作两点补充：（一）这一带曾为塞种部落散居，这些统称为西徐亚人的草原游牧部族，曾占据蒙古高原之西部［22］，或天山以北，阿尔泰山到巴尔喀什湖以东广大地区［23］，故中国史籍有月氏“西击塞王”之说。（二）月氏不大可能迁至匈奴以北，即阿尔泰山东尽地方去。因为迁徙月氏已非当年之河西大族，而是被匈奴“夷灭斩降”的残余之部，他们不可能冒险穿越匈奴本土北上，迁到严寒荒芜的阿尔泰山区去。而唯一合理的途径，便是张骞寻踪而去的天山南麓道。
当张骞被滞留匈奴王庭期间，月氏再次西迁。原因是乌孙在匈奴的支持下，借口复旧日月氏之仇，举族西击月氏，使其不得不离开伊犁河谷，寻找新的居地。他们向西南方向前进，经大宛、康居，进入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地区。
这里有必要说明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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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5)
1.当月氏第一次迁至伊犁河谷时，西击塞王。塞种部落一部分向阿姆河流域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地区转移。这时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朝已进入衰弱阶段，它不断地受到来自西方帕西亚帝国的侵扰，被后者夺去玛尔吉亚那及其他地区［24］，又受到南部北印度希腊统治者德米特里亚斯（Demitrius）的征伐；但它的统治者却仍不得不尽全力去应付更严重的北方危机——伊犁河地区塞种迁徙的压迫［25］。这一形势，成为不久后巴克特里亚王国崩溃和月氏进一步南下的历史前奏。
2.月氏在伊犁河地区的几十年中，自身社会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因是，它西迁时人数不多，固有传统文化的力量不强，加上迁徙后地理环境变化较大，不能不给它保持原来的社会特征造成极大阻碍。因此，月氏在这段期间，除了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外，还与当地的塞种余部传统文化、受希腊化统治影响的中亚地区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交往。虽然月氏与塞王发生了战争，但须知“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26］；而且，这里发生的战争和征服，实际上不是新旧的简单取代，也不像汉匈关系那样是较高文明对较低文明的影响和吸收，这里发生的是“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27］。因为从月氏以在阿姆河以南建立的新帝国——贵霜帝国来看，它带有明显的伊朗-希腊文化色彩和中亚游牧族重商的社会特点。换言之，它很快地适应了中亚地区的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与希腊的、北印度的、帕西亚的、北方草原的游牧族的文化，发生了血缘式的结合。而伊犁河谷时代的月氏，正处在它历史上文化交替的第一个重要阶段。
3.月氏的第二次迁徙，直接原因是乌孙复仇式的打击［28］。这时，已经与中亚土著融合的月氏，与匈奴化的乌孙［29］社会风俗早已大相径庭，加之月氏难以抵制匈奴的军事压力，遂沿以前被它排挤出去的塞种部落南下之路线，进入巴克特里亚。在这里，月氏五大翖侯部落的希腊化特点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受到月氏威胁的其他中亚游牧部族，则不得不离开阿姆河（OxusR.）以南之地，“向更西方和西南前进，而和帕西安帝国发生接触”［30］。这次起因于月氏翖侯部落扩张的塞种人的移民浪潮，使得帕西亚帝国正在叙利亚（Syria）前线大获胜利的弗雷茨（Phraates）二世，“无意再乘胜作战，而是急忙班师，以保卫正遭到来自东北方的牧族威胁的国家”［31］。
关于月氏部族西迁的具体情况，如时间、路线、人数、经历等，学术界争议很多，一时难下结论，但我们可从宏观着眼，考察月氏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
月氏故居河西时，除与匈奴交恶以外，基本上未曾与中原汉族有过正面的接触。但是，这个民族的由东而西的多次迁移，及其在中亚地区的地位与活动，在中国经营西域交通的过程中，却起到了一系列重要的促进作用［32］。
首先，月氏与中国有历史的联系。它起源于河西，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古老民族，而且“与匈奴同俗”，有控弦之士一二十万。按匈奴之俗，为五口出一卒，则月氏总人口应在50万以上，堪称大族。史籍中虽未明确记载它与中原有直接关系，但其故地距中原汉族不远，民间互有影响和交往，当无疑问。即使在月氏西迁至伊犁河畔时，或者在此几十年后再徙至阿姆河流域，他们受中亚文化的巨大影响，社会状况有了很重要的变化，但毕竟不可能在几代人的百余年间就将自己在河西故地的历史传统抛弃净尽。月氏好似中国社会系统运动中抛出去的一块碎片，并未脱离这个系统的引力，而是一直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之下生存发展的，特别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月氏已成了中西交通路线上的一个重要中间站，它与诸西部民族密切交往，也向中国政府纳贡。
其二，月氏与匈奴为邻时，双方是敌对关系。冒顿单于伐月氏，“尽斩杀降下之”，虏其民众入匈奴。武帝遣张骞西联月氏，虽是受到匈奴降人的启发，但这“降人”，是否即当初“月氏降人”，也未可知。但不论怎样，汉朝为了制约匈奴，联络的第一个外族就是月氏，这次外交活动，使中原与中亚两河之间地区第一次沟通了直接联系，建立了友好的交往。这反映了月氏人民的愿望，也是月氏对中西交往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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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6)
其三，月氏两次迁徙，在西域的山川草原上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足迹。他们沿天山南麓、车师六国地，进入伊犁河上游地区。几十年后，乌孙踏着他们的脚印来到这里，而张骞之出使西域，走的基本上也是这条路。月氏由伊犁转向西南进入巴克特里亚，迫使该地塞种移民西入伊朗高原，这又间接地加强了巴克特里亚与帕西亚两地的联系，并为张骞第二次到西域时遣使访问安息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认为，月氏人西迁的活动，为汉代中原与中亚以至西亚之间直接交通的开辟，立下了功劳。
最后，月氏对于西汉时代中亚地区的形势变化，造成很大影响。它的迁徙引起其他民族的波动，特别是塞种部落受到冲击后，又将这种波动传到更远的地区去，以至于天山南北的“草原一端的微小的动乱，都将给这条宽广的移民大道的四面八方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后果”［33］。这样，便使得中西交往的历史篇章在广阔的亚欧大陆上，有声有色地开展下去。
（三）乌孙
在西汉以前，乌孙也是河西地区的古老民族，其故国与月氏为邻，乌孙在西，月氏在东，约以今张掖为界［34］。因受月氏袭击，国破民亡，幸受匈奴庇护，得以保存基本力量和本族传统。后乘匈奴遣其守西部地区之机，远徙独立，并击走大月氏，入居伊犁河谷地区，成为中亚有影响的一个大部族。
乌孙与汉朝的关系，远比月氏密切。张骞出使乌孙时，曾以厚赂招之东归故地，共御匈奴，只因乌孙当时刚脱离匈奴统治不久，而且内部尚不稳定而未从命。但从此时开始便加强了与汉的政治、经济关系。乌孙以马千匹聘细君公主为右夫人，达成乌-汉联姻，表现双方在政治上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汉遣细君公主时，曾“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以后又“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35］。这不仅是政治交往，而且是经济、文化的交往。后来乌孙侍子久居长安，形成了臣属关系。这种联姻收效甚著，细君死后，汉复以解忧公主妻乌孙，更加巩固了汉朝在乌孙的影响。解忧曾命侍女冯持节使旁邻各国，所至广行赏赐，大受欢迎和尊重。《汉书·西域传》载，龟兹王绛宾娶解忧长女弟史，自以得汉外孙，自愿与弟史俱入朝，留居一年，得汉绮罗杂缯、奇珍物品，凡数千万。后来又多次入朝贡献，乐汉衣服制度。归国后，依汉法治宫廷制度，以至于外国胡人到此，皆以为龟兹效汉是“驴非驴，马非马”。这“非驴非马”之讥，历来传为笑谈，但实际上却表现了汉朝政治、经济、文化向西域迅速扩展这一事实。
乌孙与汉朝经营的另一个重要联系，是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乌孙与汉联合进攻匈奴，获大胜。远在北方的乌桓与丁令，也积极响应，发动夹击，使匈奴损失惨重，力量大为削弱，陷于分崩离析，完全丧失了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此后，乌孙一跃而成为这一带最强盛的民族政权，它与汉朝的亲善关系，也在政治军事同盟中得到加强。本始二年之战，汉朝势力进入天山南北地区，又开展了屯田积谷，扩大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从而导致了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对于确立中国在西部地区的政治统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乌孙西迁之后，成为一个混合型的部族。它击破大月氏，月氏主要部分南下入主巴克特里亚，但其中一部分未能迁走的月氏人，也就归随了乌孙。在此之前，月氏迁来此地，击走塞王，而塞种许多残留民众也汇入月氏部落之中。正因如此，《汉书·西域传》指出：“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这是一个被忽略了的、但十分重要的现象。中亚地区，游牧部族众多，迁徙无定，他们之间相互的兼容性是很强的。月氏从中国河西故地迁伊犁河域，发生过一次与塞种的混合，它再次迁往巴克特里亚后，又一次与当地民族（主要是希腊化土著和南下北方草原民族）混合，并且很快吸收了当地的许多文化特征，以至于后来建立的贵霜帝国，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希腊的传统和风格，也显露出北印度的许多特色。“乌孙有塞种，大月氏”，这正是它与西方和北方其他民族进行接触交往的社会基础，也是西域汉道经由乌孙继续向西方和北方延伸的重要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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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7)
西汉末年（宣帝甘露三年解忧告老返回长安以后），乌孙内部发生纷争不和，但局限于其上层阶级，并未给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带来影响。汉乌人民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友好的。迟至王莽时，乌孙大小昆弥还遣使贡献，关系密切。
东汉时，乌孙依然遣子入侍于洛阳。班超上疏中曰：“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并赐乌孙“大小昆弥以下锦帛”［36］。乌孙与汉关系中断，是东汉末年政治衰败，政府无意西顾的结果。
乌孙在经济上的发展和成就，也为中西交通增加了新的内容。它的人口增殖很快。西迁时约十万口，经过几个发展阶段，百年间便达六十余万［37］。这说明它所采取的摆脱匈奴、归顺汉朝的基本政策，不仅在政治上顺应历史潮流，利于本民族的发展，而且在经济上也是成功的。它发挥自己畜牧业的优势，又积极引进中原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38］，重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往来（如乌孙“西极马”的东来，大量丝锦缯帛的西去等），这些都加深了汉代社会与西方交往的程度。
（四）大宛
据《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在汉正西，在匈奴西南，大夏东北，乌孙西南约两千里，即今费尔干纳一带地方。大宛是中亚故国，非外来移民。这一点与月氏、乌孙等相比，有很大不同。西汉以前，它一直是独立国家。古波斯帝国、希腊亚历山大的扩张，以及塞种部族在阿姆河流域的称雄，似乎均未影响到它的存在。其民以农业定居为主，兼从事畜牧业，且皆有较大的发展，故人民生活较为富庶。该地种植蒲陶，酿之成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这种生产工艺，在汉民族及邻近各部族（甚至天山南北各城郭国家）不曾有过，而与西亚、欧洲的古代国家相类似。大宛广种苜蓿、胡麻等农业经济作物，又特产“天马”，不仅数量多而且品质优良，为中原蒙古草原产的马所不及。大宛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人口数十万，又拥有能弓矛骑射的军队，是中亚西北部的一大强国。
西汉经营西域时，大宛因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及经济优势，不可避免地介入了中西交往的历史潮流之中。
由于大宛以农耕为主要生产形式（“田稻麦”），在经济上与中原比较相似，可供相互交流吸收的东西也多，因而引起中原王朝和人民对它的特别注意。大宛以蒲陶造出甘醇的果酒，可以使人们的生活增加美好的色彩和欢乐的情趣，这是中国史书中赞誉不绝的。汉使及商贾自大宛归时，还带回那里的许多农产品种，在中原繁殖。
大宛不仅农业发达，牧业也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准。经济价值很高的苜蓿，既是很好的绿肥，也是营养丰富的饲料［39］，因而大宛出产的马匹，品种极佳，号为“天马”，为中原所慕求，尤其受到刘彻的钟爱，派遣李广利率五万之师，捐亿万之资，经四年之时，终于击破大宛的军事抵抗，“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40］。可见大宛的牧马业对汉朝的吸引力之大。
汉为天马伐大宛，历来遭到史家议论，毁誉参半。有的将之归因于刘彻其人嗜好善马，或因一时冲动，耍耍威风［41］。有的则认为这表现出汉武帝有远见卓识，着意于抵消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增强汉朝在西域的地位［42］，扩大中西交通的范围。这两种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但都不能完全反映出当时这场大规模战争的真实背景。促成汉政府和武帝下如此决心、投入这样大的力量取得大宛马匹的主要原因，在于汉代社会生活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汉朝马匹不足，而自皇室、贵族，至交通、邮驿，对马的需求量却与日俱增。光依靠民间饲养繁殖，或从匈奴交易，仍然不够，必须扩大马的来源。汉朝与匈奴的战争，马是极重要的军备。《汉书·食货志》：“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入调旁近郡。”这似乎是汉朝天子好马的真正原因。此外，引进大宛“汗血马”牡牝三千余匹，在客观上也有改良马种的意义，这对古代中原畜牧业有促进作用。这样看来，李广利伐大宛，直接的导因出自汉代马政，也是社会经济事业发展所促成的。其第二步的结果，才是“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43］，进而联络西域，繁荣交往，沟通贸易。至于朝中诗歌唱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44］，显然带有赞美的意思，这是刘彻发兵之初所不曾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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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8)
大宛是商业发达的国家，境内辖七十余城。早在波斯阿赫明尼德（Achaemenid）王朝时期（公元前6世纪~前4世纪），这里已有商路同西亚联系［45］。正因为这个历史传统，它成了东西物质文化交往的积极中介。自远古时代，许多中国的物产，如桃、杏等，就由中亚经波斯传到欧洲［46］，以后，更有中国的大黄、茶、姜、丝绸等大量西输［47］。而起到这种中继作用的中亚国家或民族，最重要的就是大宛，因为其他部族不是与东西双方的关系不如大宛密切（如塞种与中原无直接交往），就是属于外来移民（如大月氏、乌孙），没有像大宛那样悠久的与西方贸易的传统，或者在地理上也不如大宛正当中亚国际交通“十字路口”，而是偏处一方（如北方的康居、丁令）。
自古即善经商的大宛人，在汉代中西交通进入繁荣时期之后，变得更加活跃。尽管在一开始为汗血马与汉发生冲突，但在他们接受了汉朝远比他们强盛富庶这一事实，并且发现与汉朝保持臣属友好的关系对他们自身有极大好处时，立即转而与汉结盟，接受汉朝统治，并“遣其子入质于汉”［48］。大宛人遂发挥他们生产和经商的才能，一方面引进西方的玻璃制品、宝石、装饰品等，与汉交易，被汉朝商人视为“奇物”而求之；一方面大量换取中国丝绸、铁器、漆器及金、银等物，挟之西去。
大宛除了在东汉初年一度依附莎车外，一直与汉朝保持友好交涉和通商关系，直至西晋时仍向朝廷献汗血马。大宛对中西交通作出的贡献是很大的。
以上是匈奴、月氏、乌孙、大宛这几个重要民族或国家的社会状况与中西交通开拓的关系。这几大部族，主要位于汉朝的北部或沿西北线至阿姆河流域一带地方。它们对于汉代社会的开拓及与中亚以西地区的交往关系有比较直接的影响。但在天山南麓到昆仑山北麓这一地域中，还有许多的城郭国家，它们也是汉代中西交通建设的重要构成，特别是汉代通西域的南北两大干道，主要是在这些城郭之间贯穿起来的。以下按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分别讨论一些主要城郭民族的情况。
（五）塔里木盆地北缘诸城郭部族
这一线上的东端大“国”为车师，旧名姑师，王治交河城，辖境包括吐鲁番盆地以及博格达山北麓，扼汉代中西交通北道的咽喉。姑师东南近敦煌，东北邻匈奴，西北接乌孙，西南有焉耆、危须、尉犁，即匈奴僮仆都尉主要活动之地［49］。因此，姑师之地对于匈奴的政治、军事、经济来说，是极重要的。而匈奴对它的控制，也极大地妨碍了汉朝向西域的开拓［50］。这一特殊的地位，使它成为汉匈交战必争之地。自西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至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的三四十年间，为此而发生的主要战争有五次，其中本始二年一仗最为激烈，乌孙、丁令、乌桓皆出兵协同汉军作战，大败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汉派郑吉在渠犁驻兵屯田，以巩固战果。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51］。此后汉据姑师，设西域都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52］。
由于姑师被博格达山贯穿其中，南北行政管理不便，故将姑师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车师前、后二部，因所辖城镇较多，与匈奴势力接近，地理位置较重要，故汉尤其重视其治理，它在中西交通上的地位的重要性也特别显著。
车师后部，王治务涂谷，以游牧为主，活动范围在今吉木萨尔一带。这里也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厥土埴墟，厥田宜麦、麻、高粱、青稞、苜蓿，其果蓏宜西瓜、甜瓜，其木宜榆柳”［53］。《汉书·西域传》载，西民有“户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胜兵千八百九十人”，到东汉，已增至“户四千余，口万五千余，胜兵三千余人”［54］。这反映了该地自然经济的发展速度［55］。应该看到，车师社会经济状况的进步，与摆脱匈奴奴隶制的野蛮统治，接受汉朝政府对西域的管理及控制，特别是车师设屯田校尉（元帝初元元年改为戊己校尉）有直接关系。除王莽执政时及东汉初年的一段时间外，车师两部基本上都在汉朝统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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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9)
戊己校尉虽一度属都护统领，但这个官职设置的时间远比都护长，在西域交通建设中影响很大；而且它与车师的地位密切相关，现从这一角度出发，将它的历史作用概述如下。
戊己校尉统率的军队，不仅是负责镇守车师前后部，也是汉朝在西域驻军的重要构成。西域几次大的战役，都以该部汉军为主力。如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伐郅支单于”［56］。又，“元延中（公元前11年），复遣会宗发戊己校尉诸国兵，即诛末振将太子番丘”［57］。正如颜师古说：“戊己校尉者，镇安西域。”［58］
戊己校尉所统军队，战时出征，平时屯田积谷，安抚四方。《汉宫仪》：“戊己中央，镇复四方，开渠播种以为压胜，故称戊己。”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郑吉首次屯田于车师，始有“吏卒三百人”，后匈奴来击，乃遣“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59］。东汉班超定西域后是五百人［60］。这几百至数千人只是平时镇守的军力，一遇战事，戊己校尉即在此基础上发城郭诸国兵，常可达万人以上。有这样一支能战斗、能生产的队伍，对于中央政府在西部地区的统治，对于西域北道交通的建设、畅通，显然是一重要保障。
此外，对于吐鲁番地区及博格达山区的治理，及汉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戊己校尉也起到很大推动作用。自张骞通西域后，汉道有南北两道，平帝后又辟北新道（北新道实际形成可能更早，详见第四章第三节）。据《汉书·西域传》，“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可见车师前王庭是汉道的一大枢纽，居中西交通之要冲。车师后王部，则又是北新道东部重镇。《汉书·西域传》载：“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同时，在戊己校尉的管理下，车师前、后王皆为往来的使者提供畜食导译。这种管理，一直比较严格，而且迟至朝政芜乱的东汉末年，依然维持着［61］。
从车师前部往西，除焉耆、危须、尉犁外，还有一些城郭部族分布在北道沿线，它们是（由东而西）：渠犁、乌垒、轮台（即轮头）、龟兹、姑墨、温宿、疏勒。这些部族，自张骞通使西域，特别是武帝臣服大宛之后，均从匈奴奴隶主统治之下获得解放，归属汉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在轮台、渠犁设立使者校尉，施行屯田，为来往使者和驻军提供粮食等必需品。使者校尉是汉朝军队和政府官员常驻西域的第一个权力职务。轮台、渠犁扼北道之中部，地位显要，它在政治上、经济上为北道的安全畅通提供了保障。以后汉朝在乌垒（在轮台、渠犁间）设立西域都护的治所，显然是考虑到这一带几个部族社会状况的变化，以及使者校尉屯田驻军和经营管理的良好基础［62］。龟兹等部族对汉朝的统治是积极响应的。前面提到过“龟兹王绛宾乐汉衣服制度”一事，即表明这一带的社会文化很快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汉道交通在这里得以贯通和发展，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这条道路的西端大部族之国为疏勒。据《汉书·西域传》，此地有人口近两万，拥兵两千，俨然是西域大国。又“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商业交通十分发达。此地自归西域都护统治后，经济发展极快，至东汉时，人户胜兵均增十余倍［63］。疏勒在西汉时属北道［64］，但以后南道之莎车有分道至疏勒。东汉时，除中道、南道外，新北道也有支线可通此。《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葱岭之东，“有国名伽舍罗逝。此国狭小，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65］。伽舍罗逝即疏勒［66］。学者亦有认为古代西方典籍中的Seres即指疏勒，因为两汉时疏勒是中亚交通中心，是丝绸西去的转运站［67］。从对音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此说有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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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0)
以上所述塔里木盆地北缘诸部族的历史概况，可以看出，汉代社会的对外开放，不光是因为中原的对外开拓，也包括了西域民族国家社会进步的力量。在排除了匈奴落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羁绊之后，这一地区很快就连成一条畅通的交往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汉政府先后设置了轮台、渠犁的使者校尉、乌垒的西域都护和车师的戊己校尉，这些都是镇护西域的重要官职，表现出这条道路对于西域交通的建设和汉代国家的统一，有极大的意义。
（六）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城郭部族
塔里木盆地以南，由东而西，共七国，它们是：楼兰、且末、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莎车。它们的社会特点比较相近，在中西交通（南道）的开辟和发展上，所起作用也一脉相承。现摘要述之。
南道东端，以楼兰最为大国，其地位颇似北部的姑师。据考，楼兰东西达九百千米，其东部之楼兰，西部之尼雅，均为重要城市。尼雅被誉为“东方的庞培城”。斯坦因于1906年在尼雅遗址中发现佉卢文（Karoshthi）牍524枚，中有“Kroraina”［68］之文，疑为楼兰对音，又以为《史记》中“楼兰”二字为译音，待考。楼兰故城，在罗布泊西北，古疏勒河在此注入泊中。这一优良的地理位置，对于楼兰的经济发展和以后西域南道的繁荣都有重要影响。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探险家、军事家和旅行家，如张骞、班超、法显、玄奘、马可·波罗等，莫不在此留下足迹。楼兰与月氏故地毗邻，此二民族当时必互有来往。月氏西迁以后，汉代开拓交通，南道又以楼兰为东始，以月氏为西尽，这无论是否巧合，其中存在历史的有机联系，是不难设想的。
《汉书·西域传（上）》记载，楼兰少田，“仰谷旁国”。可知它在经济上对东方的农业有依赖性。至于考古发现其遗址有麦、糜秸秆和粒壳［69］，则说明当时亦引进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楼兰“有驴马”，出玉，还有其他手工业产品，皆为中原地区所稀缺。加之楼兰东陲接汉，故武帝时代汉朝对西方开拓，一开始就波及这里，并以之为南道的一大根据地。昭帝时，更其名为鄯善，正式纳入汉朝版图。这里的文明生活，自此始发生重大变化。一些研究家认为，“在鄯善附近地方及车师地方的住民，依西域人骨骼的研究，知道颇适合于伊兰人种型”，“他们经营其城郭生活，开展农工商业，而成为有意义之文化生活，自汉初直至唐代”［70］。兹不论其人种，它的社会生活，因中西交通的关系，受汉族文明极大影响，是一定的［71］。昭帝时，应鄯善王之请，在其国内的伊循城屯田积谷［72］，此后，中原的农耕方法、井渠、钱币、陶漆、兵器、丝帛［73］等，皆大量输入，在此形成一个汉文化西输的中间站。而此地遗址中发现的海外蚌贝珊瑚、残余的西式壁画、贵霜王朝的钱币等，则有力地支持了楼兰吸收西方文明并促进其东渐的观点。王国维认为：汉代“南北二道之分歧，不在玉门、阳关，即当自楼兰城始矣”［74］。这一说法，值得重视。不论南道起点是否楼兰，但它是南道东端的一主要城国，当无疑问。它的地位，牵系着整个西域地区的形势，两汉皆然。后汉班超经营西域，首先处理鄯善事务，为重新统一西域各国，治理南北道路，开创了良好局面，这是他的远见卓识。
楼兰之南，有一“不当孔道”的小国诺羌，其部族乃藏族之先民，时居昆仑山中。《史记》载张骞自大夏返，缘南山“欲从羌中归”，即指此地。可见它虽未当孔道，但仍是与汉族本土较贴近的部族。据《汉书·西域传》，它“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品种齐全，冶铁业较发达。它并“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就是说它与鄯善、且末有密切的交通贸易。据此，鄯善——诺羌——且末，形成了南道交通系统的一个支系。
楼兰之西部是且末。这是个小城国，与楼兰同貌，属都护管辖。其南行三日，有小宛国，不当汉道，亦属都护，东邻诺羌［75］。且末沿道西去，有精绝国，该国比且末略大，在交通上也是个小的中转地，设有驿长，以备使臣往返之需。西去则为扜弥国，比楼兰户多人众，其民族与鄯善、且末同，但社会关系则与西部之于阗、莎车以至乌孙更接近。西汉时属都护，设驿长二人，为南道大站。东汉时受莎车于阗压制，颇受侵害，但均得汉政府的保护，并未对中西交通造成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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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1)
南道中西部，一个重要城郭是于阗，在扜弥之西三百九十“汉里”，西汉时有东西二城，人口近两万。南道开通后，农业、手工业、商业日渐兴盛，东汉人口竟增至八万余。据《魏书》、《梁书》、《佛国记》等载，东汉时于阗已有大城五座，小城数十，王城则有屋宇市井，十分繁荣。这一变化，是与该地受国际交通影响分不开的。要之有二：其一，它当汉南道西部枢纽，由此稍西至皮山，时为于阗属地。实际上，皮山是南道出境之前的最后一个大站，其西南“当罽宾、乌弋山离道”。又可“南与天笃接”［76］，天笃即印度。这里暗示出有一条通往印度的民间小道［77］，表明于阗自古就有较广泛的对外交往。汉朝势力进入该地后，交通大开，来往频繁，促进经济。其二，于阗归属汉朝后，受中原文明影响很大。最为著名的故事是养蚕之法经此西传［78］。于阗是西域发展丝织业的第一个中心和最重要的贸易集散地。这里不光有各种形式的物物交换，而且也出现中原货币交易。斯坦因在约特干遗址拾到汉五铢钱470余枚。以后又不断有发现，1977年11月在买利克阿瓦提遗址一次获得五铢及剪轮钱数千。并且有证据显示，于阗甚至自铸汉-佉二体钱，这表现出于阗人富有文化的创造力，以及他们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联系［79］。汉-佉二体钱是新疆古代自铸货币之始，这本身也说明了古于阗在西域地区经济活动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塔里木盆地西南端的一个大城郭是莎车。它在西域也是个相当活跃的部族。西汉征服西域时，莎车基本上是仰慕大汉文化，积极内附的。宣帝时，乌孙公主儿子万年在长安为质，莎车国人借助乌孙的中介，欲进一步加强与汉的关系，遂请求汉派万年继承莎车王。此后莎车对汉朝一直称臣贡献，交往密切［80］。元帝时，莎车王子延在汉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甚至参照中国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81］。西汉末及王莽新政时期，匈奴残余趁机骚扰西域，各地形势有所反复，唯莎车王延时对汉朝最为忠诚，不肯趋炎附势于匈奴。南道在西汉时得以巩固、发展，与莎车国人上下努力不可分。
莎车维护西域汉道的立场，至东汉时仍传为佳话。延之子康继王位后，曾于光武初年率傍国拒匈奴，保护了前都护的军士妻室千余口，“自陈思慕汉家”。公元29年，汉立康为莎车“建功怀德王”兼西域大都尉，使五十五国皆属之，这样便将莎车在西域的地位推到了顶峰。公元38年，莎车与鄯善（即南道起讫点上两大部族）同时遣使诣阙贡献，这是东汉时汉道的首次贯通，莎车贡献极大。公元41年，光武帝即以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赐其王贤。但由于裴遵从大汉族主义立场出发加以阻拦［82］，终又收还。这是一次政府外交上的重大失误，它导致了莎车王的反叛及西域形势的混乱。直至公元61年，莎车为于阗所败；公元86年，终于由班超平定莎车，重开交通，这一历史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二、贵霜帝国（及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家）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
贵霜是个幅员辽阔、构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它兴起于中亚地区各部族、国家奴隶制度日趋瓦解、封建生产关系渐渐形成的动荡时期。关于它的起源、发展和兴衰的历史，已有翔实的论述；但关于它作为中国与西方交涉过程中一个重要过渡的研究，或者说将它作为中西交往体系中一个构成的研究，却显得不足。这里即从整体的观点出发，对这个帝国的历史与中西交通的关系作一初步考察。至于它在整个汉代社会对外开放和文明交往中的作用，第四章还要探讨。
研究贵霜，不可不论及“大夏”，它是前者最直接的历史基石。
《淮南子》、《吕氏春秋》、《山海经》［83］、《史记》等秦汉古籍中均有“大夏”，但这个大夏，是游牧于塔里木盆地之南的一个民族。只是在秦汉之际西迁之后，才与中亚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国家（HellenesBactria）混合称一。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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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2)
希腊古史中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始见于楔形文碑刻中的波斯巴克特里（ThePersianBakhtriofCuneiformInscriptions），指的是兴都库什山和阿姆河之间的希腊化国家。它本是波斯帝国一个东部省区，一度被视为帝国的“西伯利亚”（Siberia），将大量不臣服其统治的军士民众流放于此［84］，开创了这里民族混杂而居的局面。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MacedonianAlexander）发动了对波斯的历史性进攻，并长驱直入中亚两河地区。他大力推行希腊文化于中亚，并采取融合当地传统的政策，为进一步远征印度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亚历山大死，帝国分裂，塞琉古（Seleucus）建立王朝，王国包括中亚至西亚广大地区，商业发达，民族复杂。并且更加着力推行希腊化精神，为后期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及贵霜帝国表现出浓厚的希腊化特色造成重要的影响。塞琉古王朝的政治中心在西部，它与埃及长期不和，战争不断，以至于两败俱伤。正值此时期，它的几个省区——伊朗高原的帕西亚和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相继独立。公元前2世纪，罗马取代了埃及在东部的优势，开始向东方扩张，并击败塞琉古王国主力，使其王朝屈居叙利亚一隅。也正是在此时，塞琉古作为一个王国受到中国的注意。《史记》以“条支”为名记录了它的概貌［85］。同时，“安息”和“大夏”（这是西迁后融入HellenesBactria之后的“大夏”）作为葱岭以西的大国，也开始出现于中国历史的记载之中。它们并行发展着，后者因受到“世界商路贯穿之影响而变得富有”［86］，而且它极力培植这种来自东方和东南方向上的商业交往，力图开拓通向印度海岸和中国内地的交通［87］。
巴克特里亚的势力是否达到了葱岭以东的地区，争议很大。但根据斯特拉波（Strabo）的最早记载：“‘（希腊人）将他们的领土扩至赛里斯（Seres）和弗里诺伊（Phrynoi，即匈奴）……’这里他也许指的是，在中国极西部的塔什库尔干的这个巨大市场是处于巴克特里亚人的影响之下，也许是出于商业上的原因，在此驻军以防塞种及其他游牧部族的侵害。”［88］汉朝政治和军事力量覆盖塔里木盆地四邻地区之前，在昆仑山北麓至帕米尔一带的古代部族，以及伊塞克湖北的古代塞种民族，与巴克特里亚的接触是比较频繁的。这种接触也有战争与和平的两面。西方历史资料中多次提到，亚历山大及他的继承者们不得不分出很大的力量去对付来自北方蛮族的进攻［89］，以及中国古代游牧族的西迁彼地等［90］，说明了战争的一面。但历史事实也表明，这一地区相邻国家和民族，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样，“和平的关系比战争关系长久得多”［91］。巴克特里亚所依赖致富的国际贸易，以及它在传播西方古典文明方面的事迹，有力地表明古代中亚地区各民族和睦共处、互通友好的关系。中亚各游牧部族和城郭，较多地沾染上希腊社会生活之古风，应该是受到巴克特里亚的重要影响。即使这种影响达到了葱岭以东至昆仑山北麓一带地方，甚至承认巴克特里亚希腊后裔可能在中国古代西陲地方驻足，也无损于中国历史的光辉，因为交流和传播文明总是双向的，而且纯洁性并不能成为任何历史的一种优点。
《史记·大宛传》记有巴克特里亚保留着“王死则更铸钱”的西方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贵霜帝国时代。从钱币学研究的成果中可以容易地了解到巴克特里亚王朝的更迭情况。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经历了其最后一名有作为的君主的统治，他便是弥兰陀王（Menander）［92］。他的辖区无论是地域上还是经济繁荣上都超过了他的前任［93］，他的向北推进显然是为了占有与中国的贸易，而征服印度河口地区则控制了通往波斯湾的商路［94］。据《弥兰陀问经》（QuestionsofMenander）载，在巴克特里亚有一大贸易中心城镇，名叫Sgala，这里“依山傍水，园林遍布，湖塘毗邻，得天独厚。建筑工匠，技艺巧善。人民安泰，仇敌全无……街道市场，纵横交接。珍贵货品，充斥商栈，……大象马匹，车辆行旅，熙来攘往，热闹非凡。……各方教首，云集于此”［95］。不久后张骞访问“大夏”，见到蜀布、邛杖，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城市。斯特拉波这样估计：如果弥兰陀继续东进，“他定能征服比亚历山大更多的国家”，遗憾的是，这位君主的死，成为巴克特里亚王朝衰亡的起点［96］。其后，经过一个不太长，但动荡激烈的历史过渡，这个多民族的国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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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3)
弥兰陀王朝时的中亚，是游牧部族迁徙动乱的时期，其根本原因在于匈奴与中原关系的变化，已见前述。故居在且末到于阗一带的古族大夏［97］，此时受到严重冲击，发生西迁。他们过葱岭，与北方塞种部落混合，并且受到月氏第一次西迁的影响，继续向西南方向的巴克特里亚移动。巴克特里亚抵挡不住这股民族迁移潮流的冲击，终于陷入混乱，成为一个更复杂的、多民族共居的特殊地区［98］。
这一时期的巴克特里亚对于中西交往史有特殊的影响。自亚历山大东侵以后，希腊人占据了国家政治统治的各个层次，使之产生了浓厚的希腊化色彩，以后又受塞琉古王朝的影响，以至于在这块土地上，都市建设模仿希腊的形态，希腊移民及他们的后裔使用希腊的语言，希腊的制度、宗教、艺术、经济、风俗，在这里找到了滋生的沃地。尽管这时（公元前2世纪中期）巴克特里亚陷入内乱，南下的大夏及塞种部族不断拥入，但古代伊朗民族的历史背景和希腊化时代传入的较为先进的文化，却使这些人数众多的南下部族渐渐地受到同化，巴克特里亚依然是一个具有伊朗和希腊双重色彩的地区，外来民族只给它增添了交往和贸易的便利，并未明显地改变这里的传统基调。
大月氏的第二次西迁，是从伊犁河谷出发，沿北方塞种拥入巴克特里亚的路径进行的。《汉书》记载：大月氏初入大夏时，“大夏本无大君长（此当属弥兰陀王死后时期——笔者注），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实际上这时月氏与汉并无直接交往，这只能说明在巴克特里亚人心目中，月氏是中国的一部分。大月氏与原河西古老部族（如乌孙、康居）同俗，其大臣官号为翖侯［99］。这也从侧面证实大月氏是由东方西迁而至的。大月氏进入巴克特里亚后，分为五个翖侯部落，占据了巴克特里亚的广大地区。《汉书》对五翖侯所在位置距都护的里数记载不甚准确，方位也较混乱，致使他们的所在地点多不可考［100］，成为一个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但从整体着眼，他们占据的地方当在今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北部，其中又以今喀布尔附近的贵霜部为最强大。
正如以前北方南下的塞种部落、西迁至此的大夏种族均未能抛弃西方的历史遗产一样，南侵的大月氏五翖侯部落，也无力改变巴克特里亚固有的文化传统。后来建立的显赫一时的贵霜帝国的社会特征，证明了五翖侯时期的巴克特里亚，不过是一个以伊朗和希腊古典文明为背景的，汇集了印度、中国文化特质的过渡性社会。而贵霜帝国则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包含了更多的种族和部落，它继承了这个地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全部优秀文化潜质（包括希腊的、印度的、帕西亚的、北方塞种的和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而不是像某些西方史家所说的那样，月氏像瘟疫一样地几乎毁灭了这里的一切，使“希腊统治在阿富汗消失了，亚历山大征服的最后残余被一扫而光，安息的统治被一度动摇”［101］。
经过五翖侯时期的过渡，月氏人的部落变得更加强悍和组织严密了。公元1世纪中，贵霜翖侯丘就却（KujulaKadphises）统一了五翖侯的分裂社会［102］，并使巴克特里亚最后一个希腊裔的君王Hermaeus心悦诚服地归顺于丘就却的统治之下［103］。后者遂于公元50年左右“自立为王。国号贵霜”［104］，并趁势“侵安息，取高附地”［105］，其后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的继承人阎膏珍（WimaKadphises）［106］更臣服了北印度，以至于使帝国达到史称的“最为富盛”的时期［107］。
贵霜帝国的经济与文化，比该地区以前任何时期都繁荣，尤其是在迦腻色迦（Kaniska）年代（约公元2世纪初）［108］。帝国的社会形态，不必详述，这里只探讨它的经济文化与中西交通的关系。
贵霜是建立在希腊化巴克特里亚基础上的、多民族混杂的奴隶制度国家。它的地理位置正当中西商道的中部（姑且不论它的兴起与这条商路的开拓和繁盛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公元1世纪时的希腊地理家托勒密，记载当时旅行家们沿东西商路到达中亚的许多情况，一位名叫马利奴斯者说由幼发拉底河渡口到中亚石塔，再往东可至赛里斯国，往南即印度之地［109］。此外还有许多历史记载表明，通过贵霜境的，还有北经花剌子模（Khwarism，在今咸海南部）和奄蔡（Aorsi，在今里海东北至顿河下游）连接古代东欧地区的草原交通，加上北部西徐亚部族均善远距离贸易，这样，便使贵霜成了东西、南北两大贸易路线的交汇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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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4)
这种形势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贵霜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固然可追溯到亚历山大东征，以及帝国分裂后，巴克特里亚崛起并与帕西亚争夺领地，间接发展了其间的交通。此外，大月氏第一次西迁伊犁河域时，将该地塞种部落排挤入巴克特里亚，迫使巴克特里亚部分民族引起动荡，向西遁去，拓宽了这条道路［110］。在丘就却建立帝国之后，与罗马方面显然又开展了新的交往。从发掘的贵霜早期钱币上看，丘就却时代的钱币完全是模仿奥古斯都（Augustus）后期及梯伯里亚斯（Tiberius）时代（公元14~38年）的钱币［111］。又据罗马史家DionCassius记载，“在图拉真（Trajab）时期（公元98~117年），曾极为铺张地接待了一个贵霜使团［112］。从此之后，波斯人就向贵霜商队购买成匹的丝绸和成捆的生丝”［113］。无疑，丝绸来自中国。
贵霜与印度是很难分开而论的。巴克特里亚国家时期，希腊人统治者分南北而治，南部的Demetrius据北印度，昌盛一时，他的两个儿子（Pantaleon及Agathocles）统治了印度河西岸广大地区［114］。他们使希腊的影响扩大到西印度，主要目的之一是占有印度的物产，并且可以通过海路与罗马直接交往，开展贸易，以获得“大秦珍物”［115］。共同的希腊化传统使贵霜与印度之交通关系十分紧密。贵霜与南方地区的交通也是频繁的，因为塞种的南徙，与河间地区同北方交通的扩展，有较大关系。这一情况可以从《汉书》的记载中看出。塞种在北印度到伊犁河流域这个方向上踏出了一条民族迁移的途径，同时也就开创了一条通商交往的道路。贵霜兴起之初，就已将罽宾包括在其统治之内。而罽宾恰是北方塞种南下后的聚居之地。据《后汉书·西域传》载，他们在此“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又学习了希腊的传统，能够“雕文刻镂，治宫室”，“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有“市列”（颜师古注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国也。”），所贩之商品，不少来自远方的伊朗和印度，如“珠玑、珊瑚、琥珀、璧流璃”等［116］，都是中国商人需求的西方宝物。可见贵霜的民族充分利用了这里交通的便利，发展了与西方、南方和北方之间的贸易。罽宾对汉朝遣使“数年而一至”，说明他们对汉帝国有某种程度的依赖，这也是西域交通维持畅通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
贵霜通过塞种部落的北方道路，又与更远的北方草原地区沟通关系。这是一条古已有之的贸易之路，在贵霜时期又得到发展，前苏联境内卡马河（KamaRiver）流域发掘出贵霜的钱币；在吉萨尔（Gissar）的贵霜时代墓葬中，除了有贵霜王钱外，还发现“只有波罗的海才能得到的琥珀和从印度洋来的货币的贝壳”，这使我们看到贵霜的北方贸易之路已通向十分遥远的地方［117］。
与中国的接触贸易，是贵霜帝国经济构成的主要部分。从民族上看，在帝国中占统治地位的贵霜部落，本身就是大月氏后裔（或者是与当地人的混血后裔），他们不光同葱岭以东都护所属诸城国常来常往，而且也对中原王朝保持朝贡。贵霜统一各部，建立帝国，是在东汉初年西域局势不大安定之时。公元73年班超重治西域，次年复设都护，平通汉道，贵霜当即表示愿意归附汉朝，并帮助讨伐龟兹［118］。公元84年，疏勒王忠反叛，并联合康居，共抗班超。超遂遣使以大量锦帛赠贵霜王，在后者斡旋下，康居退兵，而且将疏勒王逮捕而去。这说明贵霜在中亚城郭部族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贵霜并且与汉结盟心切，求汉公主，遭班超拒，由是怨恨。公元90年发兵攻班超（此战起因于班超未理解中亚部族与汉通婚求好的心情而加以拒绝，但并不表示贵霜公开反汉），终为班超所败。贵霜由是大震，并岁奉贡献。贡献什么？无非是“师子、符拨、大鸟卵、璧流璃”之类，这些也仅仅是他们利用中国丝绸与西方交易所得成果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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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5)
东汉安帝元初年间（公元114~119年），疏勒王遣臣磐到贵霜为质子，后在贵霜扶助之下，臣磐返国为王，以后又一直协助汉维持西域各国政治秩序。中亚国际交通的繁荣，与贵霜统治者的政治立场，有很大关系。正是在这种局势之下，担任都护的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出使，可以一路顺风地穿越贵霜与帕西亚，这本身就反映出当时中西交通的状况。
贵霜也继承了通过货币作为贸易媒介的传统。它发行的货币，表现出与东西方世界的密切关系。据研究，贵霜的几乎每一个帝王都发行了自己的铸币，丘就却的钱币极似罗马币，版式、大小、重量几乎全同［119］，其后的SrtterMêgas发行的统一铸币，形式上是希腊式，但品质上却又与汉朝铜币相同［120］。阎膏珍时代，初年发行铜币，后期大量发行金币。此时正值东汉重开西域交通，二者之间，应当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单纯以为阎膏珍时代的黄金来自罗马［121］，或者进而认为贵霜的钱币主要受罗马的影响［122］，并不确实。汉使到西域，“非出币帛不得食”，可见中国使者商人在此地交往贸易，付出的除丝帛外，也有钱币。上述贵霜铜币的品质，仅为一例。
贵霜在经济交往上和政治关系上与中国比较接近，但文化上却较多地反映了西方特点，这也是历史的事实。它的文字，早期是巴克特里亚古语，即东伊朗语的变种，丘就却至阎膏珍时，官方亦采用北印度的佉卢文（见于钱币上）。至公元2世纪中期迦腻色迦以后，又逐渐采用希腊式的吐火罗语。他发行的钱币仿效哈德良时的罗马币［123］。其后，又在北部流行粟特文。而见于铭刻和后期钱币上的是一种错讹颇多的希腊文［124］，据信是贵霜文。在这方面，贵霜吸收、调和外来文化的特点，表现得特别充分。
贵霜与中国的历史关系中，另一件大事是佛教的东渐。贵霜之民，原本多是游牧部族，并无宗教信仰。但由于在巴克特里亚故地广泛吸收多种文化的影响，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贵霜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与印度交往密切，所以印度的佛教于此时传入贵霜，在迦腻色迦时代，竟成国教，达到极盛，以至于成了佛教进入中国最大的策源地。有关这一问题，将在第六章中论述。
由此可见，贵霜帝国无论是其历史渊源，还是它的兴起、发展过程，都与中原社会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汉代对西方开展的交往中，它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以上是中亚地区各主要国家和部族的社会概貌及其与汉代中西交通的开辟与建设的关系。
从系统的整体来看，在秦汉时期，中亚地区诸城国、部族（包括西北部的康居、粟特等），经济生活多以游牧业为主，即使是公元1世纪已富盛一时的贵霜帝国，也是在许多游牧部族混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的这一共同特点，使公元前2世纪以后的整个中亚地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两个特性：一是政治上对汉朝中央政权的倾向和依靠性，二是物质、文化上发生广泛的接触和互相影响。他们在政治上对汉朝的倾向性，是由于他们大多没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基础，其“国力”缺乏雄厚的经济力量做后盾，因而易依附其他更强大的社会集团和政权，经常表现出政治上的不稳定。所以在两汉时期的几百年间，这些小的城国和部族，常在汉朝与匈奴之间选择投靠对象，使这一地区政治局势有时显得不够稳定。但由于中原文明的高度进步，已远远超过匈奴，特别是在生产关系上，汉代已进入封建社会，而匈奴依然顽固地坚持奴隶制度，对西域各部实行严酷的奴役式的统治和掠夺，遭到西域各族人民的痛恨和各部统治阶层的反对。因此，塔里木盆地周邻大小民族政权，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力图摆脱匈奴的压迫和统治，希望臣属汉朝中央政府的。汉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官职及其建制一俟设立，便威望大增，各城国纷纷依附，遣子质汉，使中华帝国的政治威望，很快延伸到帕米尔高原以远的地方。并且，这些少数民族和国家，也渴望提高自己较低的文明水准，对于汉朝的军事挺进和政治开拓，是热烈欢迎的。他们在物质、文化上的互相交流、融合性，产生于这些民族有逐水草而居的经济传统。他们的农耕生产不够发达，但畜牧业却有较高水平。因此，一方面他们一旦接触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明生活方式，便无法抵抗诸如丝绸、铁器、漆器、服饰等中原产品的巨大诱惑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拥有足够的畜产品作为支付的手段。于是各种形式的交换便发生了，而且比中原地区的商业活动来得更便利、更频繁，范围更广大，因为在西域地区各部族中，是不知禁商主义为何物的。他们甚至是中亚地区最早的货币形式的创造者，“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125］。这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上的基本要求，使西域归属汉朝统治、中西道路正式开通以后，丰富多彩的交往活动很快达到空前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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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6)
如果说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是汉代社会迅速走向开放的内部动因的话，那么西域各少数部族的上述两个重要社会特点，便构成了中国通过中亚地区与西方世界广泛接触和联系的良好外因。即使是“不属都护”的贵霜，它有与众不同的经济结构，有较为发达的希腊古典文化的深刻背景，但在汉帝国强大政治攻势和先进文明的震慑之下，也以中介者的身份，参加到这一开放、交往的宏大潮流中来。它本身所表现出的许多特点，如它对东西方文明的兼容并蓄，它在地理上是国际交通的十字路口等，一方面使它繁荣了自己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从广义上说，它已成为中国社会对外交往这个更大的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汉朝的“岁奉贡献”，正是这样的一种体现。
三、帕西亚帝国与中西交通的关系
公元前3世纪，几乎与巴克特里亚地区从塞琉古王朝中独立出来的同时，从北方草原南下的一支部落，来到里海东南部地区，在一个叫阿萨西斯（Arsaces）的首领的组织下，这个部落与当地人共同发动了一场革命，推翻了塞琉古王朝在伊朗高原的统治，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帕西亚（Parthia）。而Arsaces王朝的名声，沿着亚历山大东征的路径，传到中亚，继而又传入中原，似即中国史籍中所称的“安息”之音源。
帕西亚这个强烈反希腊化的帝国，在西亚的广大地域上维持了470余年（公元前247年~公元226年），但它真正比较强大的时期是从米特拉达悌（Mithridates）一世（公元前171年~前138年）在位时开始的，他与阿塔班努斯（Artabanus）二世（公元前128年~前124年）的东征西伐，将整个伊朗高原和西亚两河流域都纳入帕西亚版图。
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从帕米尔高原向东西两方看去，就会发现两边的世界都在发生着类似的变革：汉朝政府正在征伐匈奴，并且开展了对西域的交通，使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域归入了中国的版图；在中亚，月氏部落正在进行第二次迁徙，他们急促地驱赶着畜群，由伊犁河畔来到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与当地希腊化土著和南下的塞种发生冲突、混合，不久后贵霜翖侯统一了各部，建立了大帝国。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原、中亚和西亚这几个地区，文明的起源、发展的程度本来有很大的差别。但这一时期，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使万里之遥的亚洲大陆上，发生着近乎同步的社会变化。
如果说汉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在中亚社会进步中起到杠杆作用的话，那么中亚民族的迁徙，以及在各个方向上、各种形式的贸易交往活动的开展，对于帕西亚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本节要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与中西交通的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是帕西亚与罗马国家的关系和特点。
帕西亚部族从塞琉古王朝中脱颖而出，并未以自己的独立地位为满足，而是着力从事对外征略。数十年间，竟发展成为一个世所瞩目的强大帝国。它对于西方的罗马国家，对于东方的巴克特里亚及以后的贵霜帝国，一直是一个难以克服的政治力量；它也像一具巨大的屏障，阻隔在中亚与欧洲之间。
建立帕西亚帝国的牧民武士们，从一开始就对这里的希腊化作风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态度。他们不但在各方面抵制西方的传统，而且对西部的罗马国家始终采取强硬的对抗政策。而罗马则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多方面的，例如：为了扩大疆域；为了开展和垄断世界贸易；甚至罗马将领克拉苏为了建立起自己的武功，以便与其他两巨头在政治舞台上抗衡，等等），也不断向帕西亚发起侵略性的进攻。这样，双方都将对方视为自己生存、发展的最大阻碍。许多罗马的著名人物，如庞培（Pompey）、安东尼（Antonius）、图拉真（Trajan）、奥里安（Orian）等，都曾参加过罗马对帕西亚的战争。公元前53年，克拉苏甚至战死在帕西亚战场，他的首级被送到帕西亚王奥罗德斯（Orodes）的殿堂上［126］。公元前36年，安东尼再侵帕西亚，被后者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此后双方战争不断，各有胜负，相持于两河流域，直至公元3世纪帕西亚为萨珊王朝所取代。从帕西亚的经济基础来看，它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有效地抵制西方最强盛的罗马帝国的进攻，实在称得上是一个历史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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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7)
罗马与帕西亚的战争，除了上述几个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罗马人对东方财富的贪欲，并且渐渐发展成为对帕西亚疆域的觊觎和入侵。但帕西亚的商业操纵者们却十分清楚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他们也用各种手段来阻遏罗马与中国的直接沟通，这在中国史书中是有明白记载的［127］。为了控制与中国的丝绸贸易，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双方各自采取经济霸权主义的态度，使西亚上空的战争乌云，变得愈加浓厚。反过来，凡是在国际商道上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如战争、移民、灾害等），也极敏感地影响到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帕西亚在政治统治上反希腊化，在经济及文化生活上却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也是落后的民族被先进的文化所征服的历史必然，正如中亚大月氏及塞种迁入巴克特里亚以后，并未消除当地的希腊化传统，反而受到这种传统文化极大影响一样。帕西亚的货币制度，与巴克特里亚及贵霜一样，承袭希腊标准。希腊语也是官方语言之一。这些特征，使它的人民能与西方民族保持多方面的接触，而不是因为统治者的交恶和战争，使民间的通好往来发生中断。因为罗马商人所交易的丝绸，大部分都是从帕西亚商人手中买到的。
如果边境平静，这种交易可以从陆路上达成；如果两国在交战，这种交易便转移到海上。这种情况也与汉代西陲地区一样，中原王朝与西胡各部关系正常，则交通畅达，贸易频繁；一旦发生动乱和战争，交通阻塞，各部族对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可能暂时中断，但民间的贸易来往仍在进行，只不过规模较小，途径不同罢了。
帕西亚与罗马的关系，就是以政府之间的斗争与人民之间的通商这两方面内容为主要特点的。
帕西亚与东方国家（主要是巴克特里亚、贵霜和中国）的关系，则与罗马大不相同。
巴克特里亚是一个希腊化的政权，而帕西亚却完全由反希腊化的北方游牧族所统治。这两个国家在早期常常为争夺相邻地区的疆域而发生冲突，例如原属于巴克特里亚治下的马尔吉亚（Margiana，今俄之卡拉库姆沙漠南）及阿里亚（Aria，今赫拉特Herat），均被帕西亚夺占。不过，在月氏五翖侯进入巴克特里亚以后，帕西亚的主要精力被罗马帝国的东侵所缠绕，放松了对东方的控制，并且它与东部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善。主要有以下的表现：
1.文化上二者的共同之处增多。由于帕西亚在地理上的阻隔，古希腊文化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影响，已渐渐淡化（但远未消失），同时古伊兰的影响却日益浓厚起来。在贵霜时期的钱币中，希腊语的“Basileos”（大王）已为伊兰语“ShahofShahs”（王中之王）所代替。希腊的Heracles［128］神，在巴克特里亚渐渐消逝，而波斯的Mithra［129］神和Anahita［130］神及伊兰火神［131］却受到贵霜民族的崇敬［132］。
2.民族间的互相同化加速。在公元前2世纪末叶，由于受到中国西部地区战争的影响，及南下阿姆河流域的北方塞种部族的冲击，一些巴克特里亚居民，开始向西迁移，进入帕西亚境内，并聚居于Drangiana地区（此地因之被称为塞种斯坦）［133］。后来，在公元1世纪，这些与帕西亚人联合起来的塞种人，又向东进入印度（很可能是罽宾一带），“与那些和他们同族而先前由准噶尔地区直接迁入印度北部的塞人混合，或取而代之”［134］。这样看来，在巴克特里亚王国和贵霜帝国与帕西亚之间，民族的迁移和相互进入、联合、混同、取代，是经常发生的，并未导致战争，也不曾破坏东西交通。西汉时帕西亚使臣对中国的访问、贡献和通商，东汉时班超遣甘英至大秦之顺利通过中亚和西亚，都说明在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帕西亚与东方国家的关系是和平友好的。
帕西亚在形式上拥有极广阔的疆域，但受治于中央政权的部分并不多，而且它的人民依然保持着游牧的习惯和生产方式。它的军队几乎全是骑兵［135］，帕西亚的贵族与北方塞种族有着特殊的感情，每当帕西亚某一国王或将领失去权力或遭到推翻，他们就逃入塞人部落中寻求避难，且常借其力量东山再起。所以，帕西亚这个国家与中国西部各城郭很有相似之处，即政治上不大稳定，容易发生战争（不过多是内部纷争和与罗马的对抗）。同时，它的民间流动性较强，善于从事远距离的贸易活动［136］。但也有不同之处。帕西亚毕竟不是一个小小的城郭，而是一个有强大军事力量和政治号召力的奴隶制帝国，它不轻易屈服于任何大国，而是独立于中国与罗马二强之间。它一方面有效地抗拒了罗马的东侵，同时与中国保持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和通商贸易。这是它的基本政治和社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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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8)
这个以游牧族为主体的庞大帝国，确实在与东方的交往中摄取了许多好处。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社会对外开放和交往的潮流开始拍击了伊朗高原的东缘。帕西亚充分利用了这种文明交流的巨大力量，它敞开了东方的门户，大规模地引进中国先进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和生产技术，特别是丝绸、漆器、铸铁术和铁器等。这对其社会进步起了极大的作用。丝绸在西方成为稀世之宝，在与罗马的丝绸贸易中，帕西亚商人竟可获利十倍［137］。优质的铁器促进了它的农业生产，铁制兵器在军事上的作用更加重要。“汉使亡卒”来到帕西亚后，教给这些牧民骑士制作铸铁兵器，使他们在抵御罗马入侵的战争中得以屡建奇功。普林尼十分注意铁传入西方的现象［138］。与他同时的大学者卢卡（Lucan）认为，“塞里斯”的铁又叫做Margian，因为它是通过中亚的谋夫（Merv，即《后汉书》中说的木鹿）引入西亚的［139］。这一事实也打破了西方某些史家所推测的中国铁器源于南印度的荒诞说法［140］。由此足见，铁器的西传，也是汉代中西交往贸易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以前对于中国丝绸国际贸易的介绍比较详细，但铁器在交往中的地位却往往忽略了。可以想象，走在“丝路”上的商队，除了携带丝、漆等商品外，还带上了铁铸的锋利武器，一来用做途中自卫防身，二来西方贵汉铁器，可以高价出售。司马迁说的“汉使亡卒”，就包括了贩运丝绸的商贾，他们是中国铸铁技术和钢铁制品西传的真正使者。
国际贸易的规模在帕西亚民间也是很壮阔的。司马迁记叙了这样的情况：其国“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与它的国土领域相比，帕西亚的人口是稀少的，但它控制了中西陆路交通在西亚的全部路线，从中获得巨大利润，因而某些巨商大贾可以变得十分富庶。例如，公元前1世纪末指挥军队击溃克拉苏东侵军的帕西亚大将苏瑞那（Surena），就是一个善于经商的巨富。普鲁塔克在描述他的富有时写道：“他出门办私事，总要有一千头骆驼运行李，二百辆车子载妻妾，配备重装骑兵一千人，还有更多的轻骑兵做护卫。他的军士、随从和奴仆，总数不下万数。”［141］这样的气派，即使是罗马元老院拥有一百二十万以上塞斯特斯（Sestiuce）资财的贵族们，也只能自愧不如。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推断，帕西亚上层统治者对于国际贸易是积极推行，不遗余力的。
正因如此，帕西亚从政府到民间，都主动与东方的汉帝国保持良好的和平交往关系。《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这样大规模、高规格的接待，堪称空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公元前2世纪末），帕西亚与罗马发生着频繁的摩擦。两相比较，便不难发现，中国对于西方社会带来的是友好和利益，而罗马国家的扩张给东方造成的只是灾难。同时，这次外交活动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在帕西亚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并且牢固地奠定了历史上中国与伊朗人民友好关系的基础。自此之后，约在公元前105年，帕西亚王米特拉达悌二世［142］又派出使团，随汉使来汉观光访问，并为中国疆域之广大、政府库藏之丰富而倾骇。帕西亚本来就在商业贸易上十分依赖中国（特别是丝绸和兵器的进口），加上这几次使臣访问后得到如此深刻的印象，更加强了它与中国保持友好往来、互通有无的决心。直至东汉时，帕西亚仍主动通好奉献［143］，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东汉时，班超平抚西域以后，遣甘英使大秦。汉政府的本意在于延长中西交通的路线，进一步了解“海西日落”之国的情况。但甘英在条支临海（地中海）处，受到帕西亚海上商人的极力阻劝和恐吓，终未能达到目标。对于此事，后人微辞颇多［144］。但，从当时的形势上综合分析之，甘英不进而返，并不足怪。帕西亚商人以东方奇货（多是中国的丝绸、漆器及铁器等）与罗马商人交易，利益丰厚。他们岂能轻易地放弃这个中介者的优越地位！况且，即使甘英不畏险途，执意前进，恐怕结果也是凶多吉少。这也是客观形势决定了甘英只能走到帕西亚的西界，而不可能逾越社会经济规律所筑成的屏障。此外，罗马国家的产品，除了玻璃和麻纺织品外，基本上是简单、粗糙的（相对中原而言）。在其早期，手工业生产水平很低，最突出的不过是建筑艺术和制陶术。冶熔技术停滞在铸铜业上。即使在帝国初期（公元1世纪）由于内战的中止、交通道路的安全、国内外贸易的发展等，手工业有了提高，但较以前也没有大的突破，无非是器皿、珠宝、毛织等业［145］。总之，罗马并未出现任何比东方更高档的物产和先进的工艺技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中国商界的特殊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不会有商人万里迢迢地跑到那里去冒险，更没有人愿意去打通一条无利可图但花费极大，又要漂洋过海（由西域过去的中国商人对海上旅行极不适应）的畏途。这与浪迹天涯、广搜四方财货的罗马商人，倒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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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9)
［1］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59~63页。
［2］莫任南：《关于匈奴奴隶制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1983.3）。
［3］《汉书·匈奴传》。
［4］《后汉书·南匈奴传》。
［5］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73页。
［6］据《汉书·匈奴传》，乌桓归汉后，中断了向匈奴的贡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往”。
［7］盖山林：《从阴山岩画看内蒙古草原古代游牧人的文明》（《中亚学刊》第一辑，1983年）。
［8］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15页。
［9］《汉书》：《昭帝纪》，《匈奴传》。
［10］参看林干：《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等。
［11］呼韩邪驻守光禄塞，汉命董忠、韩昌驻军助之，又前后调拨谷粮三万四千斛。见于《汉书·匈奴传》及考古所《居延汉简释编》释文（科学出版社，1959年），74页。
［12］［13］《盐铁论·和亲》。
［14］严格说来，汉族地区与西域各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自远古就已发生（见63~64页），并且从来未停止过。但毕竟由于各种客观条件所限，如地理环境之险阻，交通之不便，民间个体经营能力有限，甚至政府方面的种种抑制等，这种交往是在社会的底层默默地进行的。一次性交流（即不经中介的交流）的起讫距离很短，交流的物资量和信息量都很小，更谈不上政府之间的正式接触和通聘。这与张骞之后的中西交往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可相比拟的。史称张骞之行为“凿空”，意义亦在于此。
［15］《汉书·食货志》。
［16］《后汉书·袁安传》。
［17］参见《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及林干上引书。
［18］《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68页。
［19］王国维：《观堂别集》卷一，《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
［20］另一较重要的观点认为，月氏西迁发生于楚汉战争时，见于白鸟库吉《乌孙考》第二节（参藤田丰八之《西域研究》杨炼译本）95页及王炳华、王明哲《乌孙研究》。
［21］较早提出此说者见桑原骘藏著，杨炼译：《张骞西征考》，16~81页；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21页等。
［22］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46页。
［23］《新疆简史》第一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12页。
［24］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67页。
［25］Majumdan，M.C.TheAgeofImperialUnity（Bombay，1952），p.30.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6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0页。
［28］乌孙迫月氏南迁的具体时间，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时限自公元前177年~前130年。其中有五六种不同意见。本文不拟介入，因为将这四十余年时间作为一个模糊的点，并不影响交通问题的宏观讨论。
［29］《汉书·张骞传》：“大月氏攻杀（乌孙）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可见乌孙王是单于抚养成人，其民众也为匈奴收容，长达十余年。
［30］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267页。
［31］SirP.Sykes.AHistoryofPersia，Vo1.1（London.1921），pp.334~335.
［32］这里只讨论从月氏西迁到进入巴克特里亚地区这一时期的情况。公元1世纪后，贵霜翖侯统一各部，贵霜帝国与中西交往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拟在后面单独论述。
［33］黄靖：《大月氏的西迁及其影响》（《新疆社会科学》1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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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20)
［34］王炳华、王明哲：《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新疆社会科学》1982.2）。需要指出，仍有学者持“乌孙在东，月氏在西”之观点，限于篇幅，此不赘引。
［35］《汉书·乌孙传》。
［36］［118］《后汉书·班超传》。
［37］参见王明哲：《论汉代乌孙族对伊犁河流域的开发》（《新疆社会科学》1983.1）。
［38］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18~22页。
［39］苜蓿，古大宛语为buksuk。据《辞海》：古代所言之苜蓿，即为紫苜蓿（medicagosatina），属豆科，多年生。茎叶富含蛋白质、灰分和多种维生素，为重要牧草和绿肥两兼的农产品，主要用做干草、青饲料或绿肥。由中亚细亚引入，我国北方栽培甚广。
［40］《史记·大宛列传》。
［41］《盐铁论·西域》中：“……议者皆微一时之权，不虑其后”；又参见刘修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2~103页。
［42］参见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蔡泽华译注：《张骞·李广利》（中华书局，1983年），5页；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齐鲁书社，1979年），33页，等。
［43］《盐铁论·西域》。
［44］《史记·乐书》。
［45］王治来：《中亚史》，36~39页。
［46］桃、杏原是中原培植的水果品种，秦汉时传入西陲，在和田绿洲一带找到理想的土壤，以后很快向西传播。斯坦因1900年在丹丹威里克、尼雅等遗址有许多这类发现。详见其《西域考古记》60页、72页；《古代和阗》282页。
［47］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17页。
［48］《史记·大宛列传》又载：汉取大宛善马之后，“而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
［49］《汉书·西域传》序曰：“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50］《史记·大宛列传》：“姑师……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由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
［51］［59］［76］《汉书·西域传》。
［52］《汉书·郑吉传》。
［53］《新疆图志·土壤志》。
［54］［60］［63］［81］［82］［104］《后汉书·西域传》。
［55］孟凡人：《车师后部史中若干问题的探讨》（《文史》第十六辑）。
［56］《汉书·陈汤传》。
［57］《汉书·段会宗传》。
［58］《汉书·元帝纪》。
［61］马雍：《东汉〈曹全碑〉中有关西域的重要史料》（《文史》第十二辑）。
［62］都护治乌垒，考其原因有二：（一）它恰在车师与疏勒之中心，便于控制东西道路；（二）它靠近轮台、渠犁的屯田经济区。
［64］考证见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译》（中华书局，1981年），347页。
［65］《水经注·河水篇》（引自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66］伽舍罗逝，斯坦因考为今巴基斯坦之Chitral（见《西域地名》该条）。但Chitral在岭西，《水经注》之伽舍罗逝在葱岭东，故应为伽师，或即疏勒。
［67］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平，民国三十七年版），70页；又，钱伯泉《SERES为疏勒说》（《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动态》第十二期）一文对此颇有发挥。
［68］冯承钧：《鄯善事辑》注一：“近年在故楼兰城发现之简版，有Kroraina名称，应是国名，海名之所本。”（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
［69］侯灿：《楼兰遗址考察简报》（《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70］俱见羽田亨著，郑元芳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
［71］《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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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21)
［72］《汉书·西域传》载：汉王恢破姑师，虏楼兰王，使之降服贡献，并多次遣子质汉。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后送质子尉屠耆归国为王，尉屠耆自请昭帝曰：“身在汉久，今归……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汉遂遣将卒屯田于此。
［73］汉初，西域交通大开，贩丝之商，亦经此西去。斯坦因发现汉代西传丝帛的“最初形式”即出于此。黄文弼亦在此一汉代衣冠塚中见到“文绮绢綵，甚为都丽，虽黄发小儿，亦皆披服锦绣”。《大唐西域记》载中国蚕丝入于阗之故事，认为“东国”即中原。但据考，实际上此东国应是鄯善，因为当时（东汉末）中原并无与于阗通婚之事，而鄯善与中原近邻，又为中国外甥，先有蚕桑，极为自然。
［74］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敦煌所出汉简跋十四》。
［75］周连宽：《汉诺羌国考》（《中亚学刊》第一辑）。
［77］贺昌群在《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一书中指出：汉唐间从新疆西北路越葱岭至中亚、印度，只有三条主道，其中两条出自于阗。但他说于阗至罽宾的“捷径”，还不是《汉书》中暗示的真正捷径。
［78］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51~52页。
［79］夏鼎：《“和阗马钱”考》（《文物》1962年7、8期）。
［80］莎车与汉政府关系，中间亦有小波折。《汉书·西域传》：“万年初立，暴恶，国人不说。莎车王弟呼屠征杀万年，并杀汉使者，自立为王，约诸国背汉。会卫侯冯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发诸国兵击杀之，更立它昆弟子为莎车王。还，拜奉世为光禄大夫。”这段史料说明：（一）呼屠征背汉，企图煽动诸侯一起造反，不得人心。而奉世一呼百诺，诸国出兵杀灭呼屠征，反映出当时西域各地民族对汉王朝的向心力。（二）冯奉世本是护送客人的小使臣，途中立此一功，虽是顺手而得，但因意义重大，迁为大夫，足见汉政府对巩固汉道政局稳定之重视。
［83］《逸周书·王会篇》：“大夏兹白牛”，“正北空同、大夏、莎车、禺氏”；《山海经·海内东经》：“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氏之国。”《吕氏春秋·古乐篇》：“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淮南子·地形训》：“九州之外，乃有八，亦方千里，……西北方曰大夏。”
［84］Lawlinson，H.G.Bactria（London，1912），p.1,p.32.
［85］《史记·大宛列传》：“条支，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由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这正是塞琉古王国分裂、衰亡时期的状况。
［86］Lawlinson，H.G.Bactria（London，1912），p.73.
［87］Strabo.Geography，XI，XI.I.
［88］Lawlinson，H.G.Bactria（London，1912），p.77.
［89］见Strabo.Geography，XI，Ⅱ，Ⅲ，I;XI.XI，I;以及Majumdar，R.C.TheAgeofImperialUnity（Bombay，1952），p.110，p.101；塞克斯的《波斯史》第一卷中（331~335页）也论及这段历史。
［90］主要是河西古族大夏和月氏，还有受乌孙西迁影响而南下的塞种人。
［91］朱杰勤：《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学术研究》1982.4）。
［92］有著名的《弥兰陀问经》（QuestionsofMenander）记载其事迹。
［93］Strabo.Geography，XI，Xl，I.
［94］Lawlinson，H.G.Bactria（London，1912），p.120；珀西·塞克斯著，张家麟译：《阿富汗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160~161页。
［95］Lawlinson，H.G.Bactria（London，1912），pp.117~118.
［96］ibid，p.127.
［97］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卷十三，《西胡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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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22)
［98］黄盛璋认为，巴克特里亚本是希腊属地阿姆河域当地人的国家，后被里海以东南下的西徐亚人之一部吐火罗（Takharo）灭亡，《史记》、《汉书》记载大夏乃Takharo之译音（《试论所谓“吐火罗语”及其有关问题》，载《西域史论丛》第二辑）。
［99］《汉书·张骞传》：颜师古曰：“翖侯，乌孙大臣官号，其数非一，亦犹汉之将军耳。”
［100］张星烺说：“五翖侯地点，多不可考。丁谦《后汉书大月氏国五翖考》，全皆武断臆说。”（《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31页）
［101］ReneGrousset.TheEmpireofSteppes.AHistoryofCentralAsia，Vo1.1（1970ed.），Chapt.1，IX.
［102］KujulaKadphises的称王年代，有许多说法。根据中西文资料考证，比较可靠的时间是在公元1世纪中叶。详见Louisde1aVallée-Poussia.Indeaux.TempsdesMauryas（Paris，1930），pp.301~374.
［103］Lawlinson，H.G.Bactria（London，1912），p.128.
［105］《后汉书》记“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即今喀布尔西）。可见贵霜在向西开拓交通时与帕西亚发生接触。
［106］Rapson，E.J.CambridgeHistoryofIndia（Cambridge，1922），Vol.I，pp.583~585，p.703.
［107］《后汉书·西域传》：“月氏自此后，最为富盛，诸国皆称之曰贵霜王。”
［108］见王治来：《中亚史》，114页。黄靖认为不应早于公元130年而可能是在公元140~162年，此年代似嫌太晚（见其《贵霜帝国的年代体系》打印稿）。
［109］张星烺编，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29~35页。
［110］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267页。
［111］Smith，Vincent.TheEartyHistoryofIndia，p.254.
［112］Lawlinson，H.G.IntercoursebetweenIndiaandtheWesternWorld，（Cambridge，1916），pp.109~127.
［113］布尔努瓦著，耿升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64页。
［114］参见Strabo.HistoryXI，XI，I；Lawlinson.Bactria，pp.90~98；麦高文：《中亚古国史》，80页。
［115］《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土出象、犀、瑇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
［116］珠玑、珊瑚、琥珀皆产于沿海地方，非罽宾土出，古时西亚产琉璃甚为有名，输入中亚，亦不为怪。
［117］加富罗夫著，肖之兴译：《中亚塔吉克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83~85页。
［119］A11an，J.CambridgeShorterHistoryofIndia（Cambridge，1934），p.74.
［120］A11chin，F.R.ArchaeologyofAfghanistan（London，1978），pp.245~247.
［121］Basham，A.L.TheWonder，ThatWasIndia（London，1955），pp.220~221；马宗达著，张澍霜等译：《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149页。
［122］Basham，（ed）PapersontheDateofKaniska（Leidon，1968），p.104.
［123］ibid，p.148.
［124］Majumdar，R.C.TheAgeofImperialUnity（Bombay.1952），p.148.
［1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107页。
［126］Plutarch’sLives（NewYork），p.676.
［127］《后汉书·西域传》：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互交，故遮阂不得自达”。《三国志·魏书）》注引《魏略》：大秦“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
［128］Heracles：即古罗马神话中的赫丘利，是希腊罗马神话中最著名的英雄，在意大利被崇为商业之神。
［129］Mithra：印度-伊朗神话中的光明之神。
［130］Anahita：古伊朗女神，主管河川、丰产和生育。
［131］火神即Zoroaster，火祆教创始人。
［132］以上史实，参见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147页。
［133］［134］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267页。
［135］Tarn.W.W.Parthia（CambridgeAncientHistory），IX.601.
［136］《史记·大宛列传》：安息“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铸钱，效王面焉”。
［137］《后汉书·西域传》：大秦“与安息、大竺交市于海中，利十倍”。
［138］Pliny.NaturalHistory，XXXIX.15;Yarshater，Ehsan（ed）.TheCambridgeHistoryofIran（Cambridge，1983），Vo1.3，p.550.
［139］Yarshater，Ehsan（ed）.TheCambridgeHistoryofIran（Cambridge，1983），Vol.3，p.552.
［140］Yarshater.ibid，p.551。此外，在印度古籍《药学字典》中，记有古印度语“钢”字，意为“中国出产”。参见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126页。
［141］Plutarch’sLives（NewYork），p.664.
［142］张星烺编，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72页。
［143］《后汉书·西域传》：“（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文大鸟，时谓之安息雀。”
［144］例如，康有为《欧洲十一国记》中，激烈谴责说：“甘英愚怯，辜负班超凿空之盛意，至今中西亘数千年不通文明，不得交易，则甘英之大罪也。”
［145］科瓦略夫著，王以铸译：《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786~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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