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自序
自序
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二十余年心血所积，得书若干，计字又若干，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约略而计，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年得百万，保守估计，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所谓"著作等身"，自觉无忝。
上下五千年，史实浩如烟海，所以我的小说题材，永远发掘不尽；更堪自慰的是，世界华人社会，到处都有我的读者。有些读者奖饰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惭感交并"四个字来形容心境。
行年六十有五，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可说并未老化；与笔续盟，廿载可期……
一九八六年九月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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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1)
第一章皇帝的种种
清朝自康熙年间发生夺嫡的纠纷以后，不建储位，成为定制；后来又建立了立贤不立长的制度。因此，每一个皇子都可能是未来的皇帝；也因此，皇帝的种种，须从出生写起。
关于妃嫔召幸，有好些有趣而不经的传说；既属不经，虽然有趣，我亦不便介绍。不过，皇后及有位号的妃嫔，各有固定的住所；皇帝某日宿于某处，或召某妃嫔至某处共度良宵，作为太监最高办事机构的"敬事房"必然"记档"，因而当妃嫔发觉怀孕时，可以查得受孕的日期。
妃嫔一经证实怀了孕，自有太医院的御医定期"请喜脉"，服安胎药；到得将次足月时，内务府就要"传妇差"了。首先是选"奶口"，其次是找稳婆，都由"上三旗包衣"的妻子中选取。
出生以后，由敬事房通知内务府记入"玉牒"。所谓"玉牒"者，即是皇室的家谱。爱新觉罗氏大别为两类：凡是太祖的子孙称"家室"；太祖兄弟的子孙称"觉罗"。腰带分黄、红两种，所以俗称家室为"黄带子"，觉罗为"红带子"。玉牒的封面，亦如其色，家室是黄色封面，觉罗是红色封面，不妨称之为黄簿、红簿。
皇子皇女当然记入黄簿，主要内容是性别、生母名氏、位号、第几胎、出生年月日时，还有收生稳婆的姓氏，以便出纠纷时可以追查。
然后是命名，时间早晚不一，有些出生未几即行夭折，既无名氏，亦未收入玉牒叙排行的，在康熙年间是常有之事。命名之制，至康熙皇长子胤禔出生，始有明文规定，上一字用"胤"，下一字用"示"字旁，由内阁选定偏僻之字，奏请朱笔圈定。需用偏僻字者，因为此皇子将来可能成为皇帝，便于臣民避讳。自康熙朝以后，命名字派如下：
一、雍正：上"胤",下"示"字旁。
二、乾隆：上"弘",下"日"字旁。
三、嘉庆：上"颙",下"玉"字旁。
四、道光：上"绵",下"竖心"旁。
五、咸丰：上"奕",下"言"字旁。
六、同治：上"载",下"三点水"旁。
七、光绪：同上。
八、宣统：上"溥",下"人"字旁。
至道光以后，有一不成文的规定：非帝系命名下一字，不用特定的偏旁。由此可知,庆王奕劻之子载振与同治、光绪为兄弟，但不同祖；溥儒与溥仪为兄弟，且皆为道光的曾孙。--我请读者注意皇室的制度，就因为在细节上亦能显示若干情况，自有助于对清朝皇帝的深入了解。
***
皇子一到六岁，开始上学。读书之处名为"上书房"，在乾清门右面。书房很大，除皇子外，近支亲郡王之子，亦在此上学。上书房设"总师傅"一人，特简翰林出身的大学士或尚书充任；"师傅"若干人，亦非翰林不得任此差。入学时，皇子向师傅一揖，师傅立受。
除读汉文以外，皇子尚需学习"清书"，又称"国语"，即是满洲语文。教清书及骑射的都是满员，称为"谙达"或"俺答"，皆为满洲话的音译。满洲人管西席叫"教书匠"，所以对谙达的礼数远不及对师傅。不过教骑射特简一二品满员为"压马大臣"，等于谙达的首脑，主要的职司是负责习骑射时的安全措施。
清朝对皇子教育颇为看重，除特派近支亲贵"稽查上书房"以外，皇帝万几之暇，亦常至上书房巡视，或出题考课,有奖有罚。所以清朝的皇子，一旦接奉大统，都能亲裁奏折。而尽心启迪的师傅，遇到得意门生而为天子，不但一世尊荣，而且会荫及子孙。因为皇帝为报答师门，对授业师傅的子孙，每每特加青眼。
由此可知，在上书房当师傅，必然希望自己的学生是皇位的继承者；甚至为学生设计，取得皇位。如杜受田之于咸丰，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道光末年，杜受田入值上书房，皇子受学者为文宗行四,惇王行五,恭王行六,醇王行七。文宗居长，且为孝全成皇后所出，大位有归，自不待言；但文宗兄弟中，资质以皇六子奕?为最佳，亦最得宣宗钟爱，因而不断在考虑，是否应该改变初衷，传位于奕?。
这种意向渐渐外露，文宗颇以为忧。有一年四月间，宣宗携诸皇子行围--打猎。驾出前夕，杜受田问文宗："四阿哥明天扈从行围，应有所自见？"
文宗答说："是的。所以我最近勤练火器。"火器就是洋枪。
"四阿哥错了！只该立马静观，端枪不动。"
"请问师傅，这有说法吗?"
"自然。"
杜受田秘密教导了一番，文宗心领神会，欣然称谢。及至到了围场，他如师傅之教，只静静看诸弟追奔逐北，将一管枪平放在马鞍上，始终不动。
"你怎么不下手?"宣宗奇怪地问。
"回阿玛的话，时值初夏，百兽蕃育，獐兔怀孕的很多，打死了有伤天和。而且，儿子亦不愿跟弟弟们在这上头争一日之短长。"
宣宗一听这话，认为他有人君之度，立即打消了"易储"的念头，大为夸奖，说他是"仁人之心"，又说他"友爱"。凡此反应，都是杜受田预期一定会发生的效果。
文宗对杜受田的恩礼，亦可谓至矣尽矣。他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即位之初，即有上谕，杜受田赏加太子太保衔；杜父杜翮原任礼部侍郎，年逾八旬，赏头品顶戴、太子太保衔。杜受田三月由左都御史兼署吏部尚书，五月调刑部尚书，七月加二级，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事务。
于此，我要顺便介绍"入阁拜相"的制度。清朝的内阁，至嘉道以后，形成定制，四大学士两协办，大致满汉各半。由尚书一升协办，即为"入阁拜相"，称谓与大学士相同，名为"中堂"。但协办升大学士容易，而尚书升协办较难，道理很简单：大学士缺多，协办缺少。通常在尚书这个阶段，回翔盘旋，总须十年八年之久，到得调任吏部尚书，方取得升协办大学士的资格。杜受田于道光二十四年由户部侍郎升左都，同年十二月升工部尚书，其间因故"夺俸二年"，不计年资；至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实际年资不足五年，且由刑尚晋升，皆非寻常。
咸丰二年四月，杜受田奉命偕恭王的老丈人、福州将军桂良处理江苏、山东水灾以后的河工、漕运等事宜，殁于清江浦，文宗震悼，朱批遗疏云："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懔承大宝，方冀赞让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遣词用字，别具深情。至于恤典之优隆，远轶常规。以协办照大学士例赐恤，自不足为奇；入祀贤良祠，亦不算例外；赠太师、谥文正，则非同等闲。更有一事，在汉大臣可谓异数，即灵柩准入京城治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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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2)
杜受田是山东滨州人，其时因洪杨之乱，迎养老父，住在京师，所以杜受田灵柩须移京治丧。过去遇有此种情况，都是在城外找寺院停灵开吊，从无灵柩入京城之例。至于谥文正，上谕谓援嘉庆年间大学士朱珪之例--朱珪亦为帝师，当和珅用事时，仁宗亦颇受威胁，朱珪多方卫护，情事与杜受田相类。但经朱、杜二人创下例子，以后凡为帝师，皆有谥文正的可能。李鸿藻以为同治启蒙，得谥文正，犹有可说；至孙家鼐亦谥文正，则末世名器必滥，不足为贵。
当杜受田病殁时，杜翮年近九旬，犹住京邸，文宗为这位"太老师"设想，亦无微不至。当时杜受田长子杜翰，方任湖北学政；应该由在京的次子杜堮至清江浦迎灵，顾念杜堮须在京侍奉祖父，特命杜翰扶柩回京。对杜堮则赏加礼部尚书衔，以为慰藉；其后更赏食全俸。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均钦赐举人，准予一体会试。杜翰在道光二十九年以检讨放湖北学政，本是宣宗对杜受田的酬庸；及至丁忧服阕、补官升官的经历，在有清一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首先，以检讨放学政，便是异数。学政为"差使"，三年差满，回京复命，应该仍回本职。杜翰道光二十九年放湖北学政，当咸丰二年七月丁忧，亦正是差满之时。但丁忧守制，照例二十七个月方为"服阕"，而杜翰只守了一年的制，是由于其时匪氛方炽，以"墨绖从军"之例，如曾国藩便依此例"夺情"，奉旨领团练赴湘北剿贼。杜翰于咸丰三年十一月补右春坊右庶子，这是早在杜受田病殁时，恩诏中便许下的诺言。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跃而为正五品詹事府的庶子，不止连升三级，是连升五级。
照正常的升迁程序，就算一帆风顺，毫无顿挫，自检讨至庶子，至少要越过了从六品赞善、正六品中允、从五品洗马道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起码要十年的工夫。
翰林为清贵之职，如果始终为文学侍从之臣，则自庶吉士"留馆"，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至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内转侍郎，外放巡抚，可决其必将大用。但在翰林院的官职上，除状元特授"修撰"为正六品以外，编检皆为七品,再上面便是从四品的"侍读"、"侍讲"，七品何能一升便到四品?是故编检至相当年资，一定要出翰林院，其出路有三：一是外放知府；二是转"科道"成为言官；三仍是翰林，但必须转至詹事府。
詹事府为东宫官属，清朝自康熙以后，既不立储，詹事府便成赘疣；而所以保存者，即是为了翰林升迁必须有此人事上的渠道之故。
詹事府下设左右春坊，其职属有左右赞善，再上左右中允，再上左右庶子，庶子之上，便是詹事府的"堂官"，称为正詹事、少詹事，简称正詹、少詹。
赞善、中允都是六品，正合编检升任，因此编检出翰林院，而仍任清秘之职，称为"开坊"。当翰林"留馆"、"开坊"是两大关；但开坊以后，升至从五品的詹事府司经局洗马，又是一大关，因为洗马应升的官职为五品左右庶子、通政使参议、光禄寺少卿等，照吏部的则例，竞争者极多，而洗马往往落空，故有"一洗凡马万古空"之号。而翰林一当到庶子，则出路甚宽，熬到这一地步，亦有一句成语形容，名为"九转丹成"。转者，吏部授官"六班"中的"转班"之"转"。翰林开坊，由右转左，升一级再由右转左，如此转来转去，转够了年资，自然脱颖而出，故名为"九转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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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3)
京官一到五品，便具有"京堂"资格。"堂"者"堂官",现在的说法便是"首长"。京中各部院的官员，通归为两类：一类是"堂官"，包括正副首长在内，如各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共六人，即称为"满汉六堂"；以下郎中、员外、主事等，通称为"司官"，因六部皆分司之故。
"京堂"虽可作"京官中的堂官"解释，但仅限于三品至五品，亦即"六部九卿"的"九卿"，如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通政使、詹事府、国子监等衙门的堂官。至于二品、三品的京官，又特成一个阶级，称为"卿贰"，"卿"是指大理寺正卿等三品京堂，"贰"是侍郎。位至卿贰，即意味着即将进入政治上的领导阶层了。
杜翰只当了一个月的右春坊右庶子，官符如火，又升迁了，而且这一升比由检讨升右庶子更为惊人--一跃而为卿贰，是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同时被派了三个差使：一是"办理巡防事宜"；二是"稽察中书科事务"；三是"文渊阁直阁"。第三个差使，使他成为内阁的实际负责人，因为协办大学士必在部，或在军机，不到内阁；大学士多在家颐养，无事不到内阁；内阁日常事务，多由"直阁"的内阁学士处理。
又不久，正式补为工部侍郎，同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际遇之隆，升迁之速，无与伦比。文宗之报答师恩，真可令人感动。但亦害了杜翰：牵涉在辛酉政变中，差点送掉性命。
辛酉政变的主角，一方面是慈禧、恭王及军机章京曹毓瑛等，一方面是肃顺、端华、载垣等所谓"三凶"及军机大臣。结果"三凶"被逮赐死，军机大臣穆荫、杜翰、焦佑瀛被罪，穆、焦二人充军，杜翰的罪名本与穆、焦相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亦因看在"杜师傅"的分上，"特谕革职，免其发遣"。
***
皇子在学期间，到了十六七岁便可"当差"了，通常是派"御前行走"，学习政事。及至成年封爵，在结婚时自立门户，称为"分府"。
清朝除"三藩"以外，异姓不王，所以凡封王必为皇子、皇孙。其爵四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唯一的例外是"国戚"，大多为蒙古科尔沁旗的博尔济吉特氏。这自然是有怀柔的作用在内的。
所谓"国戚"，是指公主夫家及太后、皇后的父亲及同胞兄弟而言，此外只算"椒房贵戚"而非"国戚"。因此乾隆孝贤皇后的内侄、大学士傅恒之子福康安封贝子，乃成异数。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别有缘故，以后谈高宗时会提到，此处不赘。
亲王、郡王又分两种：一种是"世袭罔替"，一人封王，子子孙孙皆王，这就是"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一种是"降封"，父为亲王，子为郡王，孙为贝勒，一代不如一代，直到"奉国将军"为止。
同是皇子，何人该封亲王，何人该封郡王，何人该封贝勒、贝子，大致决定于下列四个条件：
一、出身：所谓出身指其生母而言。世宗动辄谓皇八子胤禩"出身微贱"；同胞手足，何有此语？即因胤禩的生母良妃卫氏，来自"辛者库"。这个名词是满洲话的音译，实即明朝的"洗衣局"，专门收容旗籍重犯的眷属，操持打扫灌园等贱役。因为如此，胤禩在康熙时只封贝子；反而是雍正夺位之初，封此"出身微贱"的弟弟为廉亲王。
按：清朝的宫闱之制，皇后以下，有皇贵妃、贵妃、嫔、贵人，等等；大致生母为妃，而非由宫女逐渐晋升者，生子皆有封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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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4)
出身是主要条件，此外才干、爱憎、年龄是三个附带条件，配合是否得宜，决定封爵的高低。
成年的皇子一旦封爵，即须"分府"。分府先须"赐第"，或则旧府改用，或则新建。王府除了"世袭罔替"者外，一旦降封，必须缴回，由宗人府咨商工部另拨适当官屋，以供迁住；原来的王府，即指拨为新封的亲、郡王府。其规制皆有一定，不得逾越。
除了府第以外，分府时总要置办家具、陈设，需要一大笔款子，因此在分府时，须特赐一笔"钱程"。在康熙时定例是二十三万银子。怡亲王胤祥在康熙朝未领过这笔款，因此，我判断胤祥根本未曾受封，亦就未曾分府--圣祖崩逝时，胤祥方圈禁在宗人府，怡亲王乃雍正所封。
皇子年长学成，为朝廷办事，大致可分为两种性质、四大类别。会典规定，可派皇子充任的职差为一种性质，非定制而出于特命为又一种性质。前者除少数特例外，一般而言，无足重轻；后者则可看出皇帝的意向，并大致可以测定其前途。
四大类别是：
一、恭代祭祀：中国的传统讲究礼治，一年到头，祀典不断。祀典分大祀、中祀、小祀。自明世宗更定后，相沿勿替，只有小幅度的修正。大祀应该皇帝亲祀，但以种种缘故，不克躬行，照会典规定，可特命亲郡王恭代。此是例行故事，无甚意义可言。但冬至南郊祭天，自雍正以后，格外重视，奉派恭代的皇子，被视为大命有归的暗示。
二、临时差遣：遇到某种情况，必须表示重视其事；或形式上应由皇帝亲裁时，临时差遣皇子办理。如赐祭大臣，常派皇子带领侍卫前往奠酒，即为一例。派出皇子的身份，常视被赐祭的对象而定，如杜受田灵柩到京，特派恭亲王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酒，足以显示对杜受田的恩礼特隆。
三、分担政务：康熙以前，原则上不使亲贵干政；皇八子胤禩曾一度奉派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则以胤禩特具事务长才，而内务府大臣只是管皇室的"家务"，与参国家机要者不同。
雍正得位，信任怡亲王胤祥、庄亲王胤禄，则以兄弟阋墙，非在骨肉中结党不足以残骨肉。及至乾隆即位，起初正如雍正之作风，但深知重用亲贵，一则有尾大不掉之危，再则有徇庇纵容之害，所以约束王子，不使与闻政事。嘉道亦大致如此；及至咸丰即位，因洪杨势炽，且恭王确有才具，一度使之掌军机，由此成例。而亲贵执政，弊多于利，已成定论，清朝之亡，未始不由此。
四、寄以专阃：清初亲贵从征，立功大小决定爵位高低，亲属关系的远近只于领兵多少有关系；兵多将众而不能克敌致果，只会受罚，不会被奖。因此，派出大将军寄以专阃，就理论而言是予以一个立功的机会，亦可说是一种考验。既能通过考验，又立了功劳，则选此人继承皇位，为理所当然之事。康熙在夺嫡纠纷以后，绝对禁止皇子结党争立，而晚年任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用意在此。
***
谈到皇子成为皇帝，不能不先谈"大行皇帝"。皇帝驾崩，在未有尊谥、庙号以前，为别于"今上"，概称"大行皇帝"；皇太后、皇后亦然。中国的皇帝，暴崩的很多，或者由"不豫"至"大渐"，亦即起病至临危，往往只有两三天的工夫。夷考其故，皇帝玉食万方，营养过剩，加以起居及医药上的照料，至少是十分周到，所以诸如肺结核等慢性病极少发生，而高血压、心脏病则为恒见，这两种病，夺命皆速。所谓"暴崩"，不是脑充血，便是心肌梗塞；清朝有好几个皇帝即死于这两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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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5)
世宗可能顾虑到这种情况，仓促之间，口噤不能言，无由下达"末命"，岂非又起骨肉萧墙之祸？因此发明了一个皇位继承问题的特殊处理办法：亲自书写继承人之名，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即世祖御书"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另有一小银盒，内中亦书同样的朱谕，出巡时由贴身太监随身携带，以备变出不测时，仍能确知大位谁属。
一般而言，至大渐时，召继位皇子及顾命大臣至御榻前，口宣末命；驾崩后，继位的皇子既未登基，更无年号，而且天下臣民还不知道宫中"出大事"，但根据"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法则，既有遗命，不必柩前即位，即已自动成为嗣皇帝。顾命大臣、其他皇子以及宫眷、太监等，行大礼、改称呼，作为事实上承认皇帝的表示。
嗣皇帝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处理大行皇帝的遗体。清朝皇帝经常"住园"，夏天则至热河"避暑山庄"避暑；即便在宫内，自雍正以后亦住养心殿，不住乾清宫。主要的原因是，以满洲"祭于寝"的习俗，皇后所住的坤宁宫，经过改建，地下埋了两口大铁锅，每天后半夜煮两头猪祭神，中宫变成"沙锅居"，何能再住？
所以除大婚合卺之夕，一住坤宁宫东暖阁，以应故事之外，皇后从不住坤宁宫；这样一来，皇帝亦就不住乾清宫了。
但乾清宫毕竟是皇帝的正寝，所以不管康熙崩于畅春园，雍正崩于圆明园，乾隆崩于养性殿，嘉庆、咸丰崩于避暑山庄，道光、同治崩于养心殿，光绪崩于瀛台，皆奉遗体于乾清宫，在此大殓或行正式祭礼。
第二件要做的事，是遵奉遗命尊嫡母及生母为皇太后，再以奉太后懿旨的名义，以嫡福晋亦即所谓"元妃"为皇后。在此期间，处分重大事件，对外辄用"奉遗命"的字样，有关宫闱则用"奉懿旨"的字样。
接下来是颁遗诏又称"哀诏"；然后钦天监择日在太和殿行即位礼，礼毕颁"恩诏"，布告天下，新皇帝已经正式产生。
称为"恩诏"者，因为嗣君即位，与民更始，大赦天下，"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所谓"常赦不原"即"十恶不赦"。此外耆龄百姓及孤苦无依者，赐帛赐米，亦有规定，总之加恩中外，所以称为"恩诏"。
***
恩诏中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必须说明，即是定年号。新君的年号，照例由明年起算，而且非正式即位以后，不能颁年号。文宗崩于热河，穆宗未奉梓宫回京行即位礼，即有用新年号的"祺祥通宝"的"样钱"出现，为此，李莼客颇致讥评，殊不知此为别有经济上的理由之从权措施。以后会谈到，此处不赘。
年号起于汉武帝，但历代帝皇似乎全未考虑到历史记载的方便，动辄改元，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直到明朝，始划一为一帝一年号而仍有例外：一是英宗，年号先为"正统"，复辟后改为"天顺"；二是光宗，万历四十八年秋即位，一月即崩，熹宗接位定明年年号为"天启"，如是，则光宗竟无年号，因定即位之日起至年底为止为"泰昌元年"。一年三帝两年号，在正统的王朝为一罕见的现象。但清朝的年号，自入关开始，一帝一号，始终正常。
年号关乎"正朔"，等于御名的别称，自应较常人命名格外慎重，或出亲裁，或由军机大臣及南书房翰林拟呈圈定，皆几经斟酌，绝不会不通不妥，闹出宋太祖用伪号"乾德"的笑话。其原则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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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6)
一、避免使用前朝末代年号的字眼，如"崇"与"祯"。
二、声音响亮，绝无拗口之弊。
三、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深入浅出，令天下臣民共晓的涵义。
自顺治以后，年号的涵义如下：
1?顺治--入关之初，天下未定，愿将顺民意，以求大治。此一年号显然有抚慰的用意在内。
2?康熙--天下既定，与民休息，希望安居乐业。
3?雍正--雍为雍亲王，正为正位。特选此两字，正见得其得位不正；世宗喜自作聪明，类此弄巧成拙之事甚多。
4?乾隆--乾卦在五伦中象征为男、父、君，用于年号自是指君。乾隆者"乾运兴隆"，可见高宗得位的基础是很薄弱的。此年号配合其他各种迹象，透露了许多秘密。
5?嘉庆--此年号为高宗内禅时所定，嘉是对嗣皇帝的嘉许、嘉勉，庆者高宗自祝。
6?道光--光大道统之意。清朝诸帝年号，道光的涵义比较空泛。
7?咸丰--道光年间，积极整顿盐务、漕运、河道，但鸦片战争的结果，显示财用不足，国势中衰；文宗即位，以求富足为第一要义，因称咸丰。
8?同治--穆宗年号本定"祺祥"，辛酉政变，"三凶"被逮，两宫垂帘，恭王执政，同治的涵义非常明显：太后临朝听政，并不专断，愿与亲贵大臣共同治国。
9?光绪--绪有二义，一为统绪，二为次绪。张衡《东京赋》："故宗绪中圮。"注曰："绪，统也。"所以年号用此绪字，既以表示德宗为外藩迎立，亦以表示兄终弟及的先后次序，于德宗的身份异常贴切。同光之际，词臣最盛，故能选用此精当深刻的字眼。光自是光大之意。
10?宣统--迎立溥仪的懿旨，明白宣告，溥仪入继为穆宗之子，兼祧德宗。此是根据慈禧的意旨，明白宣告统绪，用意亦在防止醇王一系，或者会引明世宗的故事，以皇帝"本生父"的身份，在宗法上引起争议。
***
在年号之外，御名应如何避讳，亦是在即位之初即须明白规定的一件大事，否则民间无所遵循，会发生触犯"大不敬"严重罪名的可能。
清太祖名努尔哈赤，太宗名皇太极，世祖名福临，都是满洲语的译音，既未以汉文命名，自不发生避讳的问题。又自文宗开始，上一字不必避讳；而至德宗以后，对避讳亦不视为严重的问题，所以此处所说重点，在康、雍、乾、嘉、道、咸、同七朝皇帝御名避讳的规定。
圣祖名玄烨。上一字改用元字；但如天地玄黄之玄、昭烈帝刘备字玄德之玄，都不能改用元字，则在书写时缺末笔作。其他字中有玄者，如弦等，亦准此书写。唯一的例外是畜生之畜，不必缺笔，否则反成大不敬了。下一字烨，以煜字代替。
世宗名胤禛。胤改用允，他的兄弟均因此而改名，只有怡亲王，特旨仍用原名胤祥。至于《胤祚》《胤征》(《尚书》篇名)等，则用原字。下一字禛，以祯字代替。而胤祯原是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的原名，雍正既夺其位，复攘其名。这是中国历史上骨肉伦常之变的惨剧中最复杂的一重公案，正文中会细叙，此处不赘。
高宗名弘曆（曆、歷的对应简体为历。--编注）。上一字弘改为宏，不过他的兄弟不必改名。此外如必须书原字为弘者，缺末笔。下一字曆，日改为止，作歷。历本改称时宪书。
仁宗名颙琰。上一字之半，禺改为禹；下一字琰改为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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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7)
宣宗名绵宁。仁宗遗诏改名旻宁。旻字冷僻罕用，如必须用到时，日下之文缺一点，作·。
文宗名奕。上一字不必避讳，永以为例；下一字缺末笔作，凡字中有宁者均准此书写。
穆宗名载淳。淳中之子改为曰，作湻。
至于德宗名载湉,下一字已成死字，毫无用处，故不避自避。溥仪之仪为常用字，但民间不避；当时清室衰微，犯讳亦无所谓；唯少数忠于清室的遗老，书仪字仍有缺笔。
避讳是件很讨厌的事，倘或犯讳，重则有杀身之祸，轻亦不免影响前程，譬如乡会试写作俱佳，而一字犯讳，蓝榜贴出，这一科就算完了。
但对后世史学研究者，特别是在考据方面，避讳的规定常是极好的线索，甚至是有力的证据。尤其是作为反证，例如鉴定书画版本的真伪，样样看来都真，唯独应避讳而未避，即可决其为伪。
再举个具体的例子，《红楼梦》中很重要的一个本子，"己卯本"，我的朋友赵冈兄确定它出于怡亲王府，证据是抄本中遇"晓"字皆缺末笔，而其时--乾隆二十四年，怡亲王为胤祥的幼子弘晓，为避家讳，晓字缺笔，其说明确，毫无疑义。
清朝诸帝，对避讳最注重的是世宗。避字讳以外，又避音讳，如禛字应念为"正"，即平声念作去声。皇十四子本名胤祯，极可能由于与御名胤禛字异而声同，以音讳为名，勒令改为胤，然后攘"祯"为己有。唐人特重避讳，但亦没有如许花样；西谚"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句话用在清世宗身上，百分之百正确。
***
下面要谈清朝皇帝的日常生活，分为公私两部分，先谈公的部分。
这部分的生活，最重要的莫过于处理国政，主要的两项工作是：批阅章奏与召见臣工。
明朝的章奏，统于通政使；清朝则以内奏事处为章奏出纳之地。除紧要奏折随到随递外，一般性的奏章，每日在宫门下钥，约莫下午五点钟，以黄匣贮送御前，在灯下批阅。看过，以指甲在奏折上划出不同的刻痕，由随侍太监依照刻痕，用朱笔代批。不同的刻痕所代表的意义是：
一、"知道了"。用于备案性质的奏章。
二、"议奏"。性质较为复杂，须由主管部院筹议办法请旨定夺。
三、"该部知道"。所谓"该部"指主管部院，譬如某省学政奏报到差日期，则批"该部知道"，自是指礼部而言。
以上三种是例行的处理办法；倘为重要而须请旨办理的事项，在乾隆以前，大致为亲裁指授，洋洋千言的批文不足为奇；嘉庆以后，则交军机处先作研究。凡前一日夜间所过目的奏折，次日五鼓时分，由内奏事处在乾清宫前发交各部院司官及各省提塘官，军机处亦由值班章京去"接早事"，俟军机大臣黎明到达，立即呈上阅看，交换意见，大致决定了处理原则，总在辰时(上午八点)以前，便要"见面"了。
所谓"见面"便是晋见皇帝，地点总在养心殿东暖阁。皇帝一天召见的臣工，多寡不一，但第一批必是军机大臣，逐案请旨，决定后立刻由军机大臣转告"达拉密"(军机章京领班)，写上谕呈御前，裁可封发，称为"寄信上谕"，简称"廷寄"。特别重要或机密者，由军机大臣亲自执笔。此为由"承旨"而"述旨"。军国大事，大致即在上午八时至十时这段时间内，君臣相商而定夺。
军机退下后，方召见其他臣工。其顺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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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8)
一、特旨召见人员，包括亲贵、各部院大臣、督抚等。
二、外放封疆大吏"请训"及辞行，称为"陛辞"。
三、道员、知府单独"引见"。
四、州县官集体"引见"。
这一顺序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内务府大臣常在最后召见，因为所谈之事，涉于琐碎，费时较多，不如在该召见的人都召见过了，看辰光可以从容垂询。
此外，亦有大臣请求召见，当面有所陈述。事先请求召见，名为"递牌子"，等候通知晋见。遇紧急事故，则不限时间，随时可以提出要求，名为"请起"--君臣相见，称为"一起"，所以传召晋见，名为"叫起"；集体"引见"，名为"大起"。
所谓"引见"，所谓"牌子"，都有说法。凡召见必有引导之人，称为"带班"；引导者的身份，视被召见者的身份而定，譬如亲贵、督抚进见，由领侍卫内大臣或御前大臣带班；道员以下召见，则由吏部堂官带班；新进士引见则由礼部堂官带班。唯一的例外是，每天军机例见，不必带班；事实上军机大臣的首席即为带班者，故称"领班军机大臣"。
"牌子"的正式名称叫做"绿头签"，长约四五寸，宽约寸许，上绿下白，写明被引见者的姓名、职务，以及籍贯、出身等，以备皇帝参考。
我以前曾说过，凡是一个正统皇朝，必能警惕于前朝的覆亡之由，有所改进，改得愈彻底、愈完善，则享国愈长。清惩明失，共有三件大事：勤政，裁抑外戚及宦官，皇子教育。这三件大事，裁抑外戚及宦官，不算彻底；皇子教育直至雍正以后始重视；唯有勤政一事，始终如一，自元旦至除夕，皇帝无一日不与大臣相见，视明朝嘉靖、万历数十年不朝，阁臣身处纶扉，竟有终其任不识天颜者，两相比较，贤愚自见。
清朝的衙门有"封印"之制，自腊月下旬至次年正月中旬，为时约一月；但宫中的新年假期，约只十日。定制，凡年内须了结的案件，截至十二月廿五日止，必须奏请裁决；所以这一天须皇帝批示的奏章常达两三百件之多。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经手贿买乡试关节，刑部批罪充军，而德宗批示斩监候，一反拟罪较重，俟朱笔轻减，以示恩出自上的惯例，一时刑名老吏亦为之错愕不解；我曾为文考证其事，原因之一，即在此案结于十二月廿五日，待批奏折过多，影响情绪，故而有此近乎迁怒的处置。
事实上，所谓宫中约有十日假期，是指停止处理寻常国事而言，遇有军国大计，必须立取进止；尤其是有军事行动时，仍旧不论时间，随到随办。如乾隆十四年正月征金川时，元旦即有一谕：
元旦天气晴朗，旭日融和，群情欣豫，定卜今岁如愿。经略大学士傅恒已抵军营；除夕申刻接奏折，唯时朕已封笔，此皇祖、皇考成宪，经岁唯此片刻之间。所奏拣员办理粮运，即自行酌定，朔于夜分封笔后，亦未尝稍闲也。
初二复有三道上谕，指授用兵方略；最后一道指出以前张广泗、讷亲错在何处，再次申明约束，即至四月间如尚未奏功，即应班师，令岳钟琪坐镇云云，都是经过深入研究所作的慎重决定。是则所谓"勤政"，亦非徒具形式，确确实实连岁时令节都在操劳的。
此外祭祀、巡幸、较武、衡文，等等，偷一次懒，就可能发生不良的影响。身为天子，如果要想做好，实在辛苦。因此，只有在私生活上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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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9)
***
宫闱事秘，皇帝的私生活，外间了解者不多，因此，有种种离奇的传说。但可断言者，清朝如穆宗不免荒嬉外，其他皇帝绝无如前朝任性而行、近于荒淫的恶德，即如穆宗的荒嬉，亦不过微行一事，较之明熹宗毫无心肝、根本连皇帝的责任是什么都不知道，还算高明多多。
皇帝的生活，照衣食住行的区分，我介绍溥仪自述的情况；这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当然，他的衣食住行跟他的祖先已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了。
为皇帝管理衣着的太监，名为"四执事"，四者：冠、袍、带、履。贮放上用冠袍带履，名为"四执事库"，实即乾清宫东廊的端凝殿，取"端冕凝旒"之义。
据溥仪说，他"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又引用一份资料，统计出某年十月份中，做了皮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照此看来，棉衣裤和紧身，每天都可以穿新。又说："单单一项平常穿的袍褂，一年要照单子更换二十八种，从正月十九青白嵌皮袍褂，换到十一月初一的貂皮褂。"
按：二十八种袍褂，载明会典，固然不错，但亦并非一成不变、到时候非换不可。溥仪为冲人，身不由己；内务府及内监，唯有靡费，始能中饱，故有如此大量制备衣服的情形。在此以前，殊不尽然，宣宗尤为节俭。
上用的衣料，不必外求，在洪杨以前，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衙门负责制办上用四季衣料；其他如皮统子则由边疆西北各省进贡。所需购自市上者，不过"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但据溥仪记载，光是制作前述的皮棉衣服，这些"小零碎"就开支了银元两千一百余。
在穿的方面，我必须指出一个错误的流行观念：如电视连续剧上所表现的，皇帝一出场必是龙袍在身，或者明黄袍褂，事实上大谬不然。除了仪典所定，必须照制或服御以外，皇帝便殿燕居，乃至接见大臣，亦着便服；不过那时的便服，即是现在的中式礼服，包括长袍与现在称为马褂的"卧龙袋"，以及瓜皮帽等。
关于食，溥仪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
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术语，是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时间--并无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按：由于溥仪住在养心殿，无人管束，故可任意而为。在溥仪以前，宫中传膳的时间，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宫中规矩甚严，不容随便破坏。溥仪的情形是特例，非常规。）--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外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按：乾清门内，东西各一门，东曰"日精"，西曰"月华"。月华门内，北起漱芳斋，经过储秀宫、翊坤宫、永寿宫、养心殿之东而达内右门，名为"西一长街"。溥仪所说的"西长街"即指此。一进内右门，西首即是御膳房，位置与养心殿遥遥相对。御膳房南面墙外，便是军机处。）不等回声消失，一个犹如运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整齐的太监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套上白袖头的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盒具是绘着龙纹和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明黄色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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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10)
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并且为了同样的原因，菜送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叫做"尝膳"。在这些东西摆好之后，我入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了一声"打碗盖"，其余四五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银盖取下，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去。于是我就开始"用膳"了。
所谓"食前方丈"，所谓"玉食万方"，在一般人想象中，天厨珍供，纵非民间传说的龙肝凤髓，亦必是在材料上水陆杂陈，无所不有；在烹调上，煎炒烹煮，花式繁多。事实上大谬不然。
先说材料，平淡无奇，以猪肉、羊肉、鸡、鸭为主，海味极少，鲜鱼罕用；素菜配料，亦不过口蘑、白菜、菠菜、山药、茨菰、萝卜、豆腐、豆芽之类。不但比不上河工、盐商的饮食，就一般富家，亦比上方玉食来得讲究。
谈到烹调方法，更是简陋粗糙，大部分都是预先炖好，盛于黄砂碗中，移置铁板之上，下燃炽炭，碗上再盖铁板，复燃炽炭，因此黄砂碗中始终保持沸滚的状态。一声"传膳"，膳夫们迅速移去铁板，将黄砂碗中的菜，倾覆于御用瓷器中，扣上银盖，即可进奉。
这种菜好吃吗？当然不好吃；究其实际，根本不吃。那么吃什么呢？溥仪说：
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因为太后或太妃们都有各自的膳房，而且用的都是高级厨师，做的菜肴，美味可口，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
自康熙时代开始，便盛行小厨房制度，至慈禧听政以后，变本加厉，御膳房已如赘疣，但从无人敢言废除。内务府相传的心法是：无例不可兴，有例不可灭。何况御膳房是应有的制度，更何况御膳房是内务府一大利薮。
谈到住，帝后妃嫔，各有所主。照理论上说，皇帝住乾清宫，皇后住坤宁宫，太后住养心殿之西的慈宁宫，太上皇则住"东六宫"之东的宁寿宫，妃嫔则住坤宁宫左右的"东西六宫"，即所谓"掖庭"。但实际情形未必如此。
先说帝后。坤宁宫之所以不能住人，已如前述；乾清宫自世宗以后，除了穆宗因为负气，曾在此独宿以外，其他诸帝只有崩没，遗体才移此"正寝"，生前多不宿此。那么住在哪里呢？住在养心殿。
养心殿在乾清宫右前方，自雍正初年开始，成为皇帝的寝宫及治事之处；嘉庆七年曾重加修葺。养心殿除东西暖阁，后面还有两进房子，有名的"三希堂"即与西暖阁相连，此外有随安室、无倦斋、梅坞、能见室、攸芋斋等轩馆，皇后即住随安室，与东面皇帝的寝宫相对。
东西六宫，妃嫔所居，此为喜读宫闱故事者所艳称之处。大致东六宫保留着明朝的遗制，变化不大；西六宫则颇有更张。先谈东六宫。
东六宫分成两排，每排三座：第一排由南往北为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此三宫之东，由南往北为延禧宫、永和宫、景阳宫。其中最有名的是永和宫，明末为田贵妃所住，吴梅村的《永和宫词》，哀感顽艳之中，不尽兴亡之感。而无独有偶的是，清朝最后的皇后隆裕，亦住永和宫。隆裕崩后，端康太妃入居永和宫，端康即光绪瑾妃。
在隆裕以前，穆宗嫡母慈安太后住钟粹宫，此为称"东太后"的由来。
西六宫的规制，本与东六宫相同，但从明朝开始即一再改作，第一排本为永寿宫、翊坤宫、储秀宫，第二排本为启祥宫、长春宫、咸福宫。永寿、咸福两宫如旧，翊坤与储秀，启祥与长春则双双合并，名称亦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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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11)
翊坤宫为慈禧太后封妃时所住，穆宗即诞生于此。与储秀宫合并时，拆除储秀门，就原址改建为体和殿；殿后储秀宫，后为宣统皇后秋鸿所住。两宫东西前后，皆有厢房，其中翊坤宫东面后厢房名为平康室，不知哪位皇帝所题，竟不讳"平康"二字，亦是怪事。
第二排启祥宫与长春宫合并后，启祥宫改称太极殿；又拆除长春门，改建体元殿。启祥宫本名未央宫，明世宗本生父兴献王诞生于此，因而更名为启祥宫，清末为穆宗瑜妃所住。
长春宫为慈禧回銮以后所住，后来宣统的妃子文绣居此。长春宫的特色为走廊四周画了"《红楼梦》图"，西厢名承禧殿，设有至圣先师神位，为文绣读书之处。
文绣写有一篇短文，名为《京苑鹿》，说"野畜不畜于家"，苑鹿失去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结论是："庄子云：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论其死为骨为贵也。"到了民国二十年，溥仪还在天津时，文绣提出离婚的要求，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结果如愿以偿。而她有个哥哥，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一封给文绣的公开信，说："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又说："纵中宫待汝稍严，不肯假以辞色，然抱衾与裯，自是小星本分。"此等妙文亦曾传诵一时。
长春宫后面的重华宫，自乾隆开始，亦为皇帝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所在。雍正在位时，皇子并未分府，高宗封宝亲王，婚后住重华宫；高宗即位后，重华宫即成"潜邸"，大加装修。内有崇敬殿，殿额题作"乐善堂"；高宗为皇子时所印的诗集，即名《乐善堂集》。重华宫的故事，可记者有二，《国朝宫史》：
每岁十二月初一日，懋勤殿首领太监陈龙笺、大笔、墨海于重华宫祗候。以"赐福苍生"笔，书福字十余幅，悬贴各宫。自是将军督抚奏函至，并御书缄赐之。十五、六等日召御前大臣、侍卫至重华宫；二十六、七日召诸王大臣、内廷翰林等至乾清宫赐福字。
按：召近臣面赐福字时，有一仪节:皇帝面南，立书福字；受赐者北面而跪，当御笔初下时，即开始磕头。等写完，两太监移福字自受赐者身上移过，置于地上候墨干，名为"一身是福"。
又《啸亭杂录》：
乾隆中，于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大臣之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剧赐茶，仿柏梁制，皆命联句，以纪其盛。复当席御制工章，命诸臣和之。后遂以为常礼。
重华宫的戏台在东面，台前五楹敞厅，名为漱芳斋。辛酉政变后，两宫垂帘，以漱芳斋为"公所"，退朝后在此治事进膳；每月朔望有戏。当时两宫和谐，外倚恭王，内抚幼帝，虽是孤儿寡妇，却是一片兴旺气象。所谓"同光中兴"，实在也就只是两宫在漱芳斋的那几年而已。
此外，东六宫之东为宁寿宫，本为太后所住，乾隆三十七年重修，备为归政后颐养之所；乾隆六十年永定为太上皇燕憩之地。慈禧晚年亦住宁寿宫，主要的原因是：宁寿宫有一座三层的大戏台，名为"畅音阁"，便于慈禧"传戏"。
与宁寿宫相对的是西六宫之西的慈宁宫、慈宁宫之西的寿康宫、寿康宫之后的寿安宫。《国朝宫史》：
皇帝尊圣祖母为太皇太后，尊圣母为皇太后，居慈宁、寿康、宁寿等宫，奉太妃、太嫔等位随居。
寿康、寿安等宫，为先朝妃嫔，及有"常在"、"答应"等称号的宫眷所住。在宫中，这些人属于被遗忘的一群，所以称寿康、寿安为冷宫，亦与事实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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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12)
谈到行，皇帝出警入跸，都是坐轿子，从六十四人所抬的"玉辂"，到宫中两名太监手抬的软轿，种类极多。皇帝出宫的机会毕竟不多，无须细叙；在宫中"行"的情形，颇可一谈。如溥仪所记，即为历来相沿的规制；皇帝不论行至何处，都有数十人前呼后拥：
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发出"吃--吃--"的响声，警告人们早早回避。在他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呼应；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在这后面，还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
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着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藿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丹、万应锭、痧药、辟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
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坐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
***
皇帝的饮食起居、公私生活，离不开太监。清朝的太监，虽不如明朝的宦官那样能够左右朝政，但无形中发生的影响也不小。所以在"皇帝的种种"之中，不能不稍稍多费篇幅，谈一谈此辈。
清朝太监势力的消长，可以分做顺治、康熙、乾隆以后及同光等四个阶段。顺治入关，接收大内，宫中犹是明朝四司六局的编制；顺治十年设"内十三衙门"，悉本明制，此是宦官制度的复活，为之主持者，是一个名叫吴良辅的太监。
这时从龙入关的上三旗包衣，本是天子家臣，照道理说，宫中的管家应该是他们，而非太监；太监既然得势，势必与上三旗包衣发生权利冲突，因此，双方斗得很厉害。顺治十五年，吴良辅以"交通内外官员，作弊纳贿"被逮问，但以世祖的宠信，吴良辅竟得无事；十八年正月初二，世祖且亲莅法源寺，观吴良辅祝发，归后即不豫，以天花崩于正月初七。吴良辅之祝发为僧，是因罪遁入空门以求免，还是代帝出家，今已无考。
世祖一崩，上三旗包衣全力反攻，尤以正白旗为最出力。所谓上三旗指正黄、镶黄、正白。两黄旗本为太宗所领，奴以主贵，自当别于下五旗；正白旗旗主本为多尔衮，死后无子，正白旗包衣被收，遂成上三旗，但与两黄旗亦有区分。正白旗包衣在名义上是为太后服役，所以选奶口以及织造等差，都出自正白旗。上三旗之向太监夺权，即由正白旗直接诉请孝庄太后主持，复得亲贵支持，乃能大获全胜；其方式是用遗诏罪己的口气，大加改革，裁撤"内十三衙门"即为其中之一。
顺治遗诏，为清朝开国最重要的文献；清祚能久，此诏关系重大。相传系大学士王熙承孝庄太后之命所改写，与跪受世祖之末命，大不相同；其中有一款云：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任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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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13)
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五，圣祖即位后一月，上谕正式革去"内十三衙门"，提到吴良辅处斩；又提到一"满洲佟义"，与吴良辅朋比为奸。此佟义不详何许人，但既能深入宫禁，必为勋臣。按：佟氏为汉人而与爱新觉罗早结姻娅，圣祖生母即出佟家。当时佟姓族人，居高官不知凡几，故有"佟半朝"之称。
在康熙朝，太监虽不如顺治时得势，但仍多皇帝的亲信，口衔天宪，一语之出入甚大。康熙最信任的太监名梁九功，雍正即位后，不知缘何畏罪，自绝于煤山。如京剧《连环套》以及《红楼梦》中的描写，都还可以看出康熙、雍正两朝，太监在宫中跋扈者颇有其人；直至乾隆朝，方大加裁抑。
高宗极恨太监，我猜想这是因为他"出身微贱"，从小养于宫中时，常受太监轻侮所致。高宗裁抑太监的方法颇为巧妙：他将太监改成姓秦、姓赵、姓高三姓，合之则为"秦赵高"三字，以为警惕。又内奏事处的太监，一律改姓王，因为王是最大的一姓，若有人到内奏事处去打听机密，问到"王公公"，不知是哪个王太监，只好废然而返。
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一年高宗巡幸热河时，有一太监横行不法，为县令高层云所痛责。一时皆为高层云危，而高宗不但不罪，反而嘉许。此尤可见高宗对于太监的痛恨。
嘉道两朝，一承乾隆家法，太监无敢为非。至咸丰末年，溺于声色，太监得以夤缘为利。及至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安德海因密传书信之功，渐次跋扈不法，后为丁宝桢诛于济南，此为清末宫闱一大公案。自此约有十年清静，至李莲英得宠用事，见微知著，清祚将终，已可看出消息。
太监在明朝，最多时有数万名之多。康熙晚年曾与大臣谈早年的见闻，据说明朝太监人数太多，每日送饭，不能遍给，被派遣在冷僻之处的太监，倘或因病不能起床，即有活活饿死的可能。清朝的太监虽有编制上的限制，但最多时仍有三千名左右。
这三千名太监，大部分来自京东及河北南部；明朝的太监有福建人，清朝则绝无仅有。太监亦有品级，最高的是三品，至李莲英，由慈禧特旨赏戴二品顶戴，是唯一的戴红顶子的太监。
太监的首脑称为"都领侍"、"领侍"，但一般都用"总管"、"首领"来区分；总管又有大总管、二总管的说法。大致太后、皇帝、皇后宫中的太监首脑为总管，妃宫就只有首领了。自总管至太监，称其所侍候的后妃为"主子"，管皇帝叫"万岁爷"，先帝则在"爷"字前加年号，如世祖则为"顺治爷"，圣祖则为"康熙爷"。至于称慈禧太后为"老佛爷"，那是特例。
大内共分九个区域，如乾清宫、养心殿、宁寿宫等，每一个区下，有多寡不同的处，如乾清宫的"内奏事处"等，总计四十八处。每区设总管一员，被辖于"都领侍"之下，称为"九堂总管"，为太监部门的最高权力组织，有何大事，由"都领侍"召集九堂总管会议决定。九堂总管的品级，自三品至五品不等。
四十八处设四十八个首领太监，品级自四品至九品不等。当然，最多的是"未入流"的太监，分派在各处服役。最低级、也是最苦的是打扫处的太监，犯了过失的太监，常派到此处来服劳役，作为惩罚。
太监的苦乐不同，劳役不均，贫富不等，其距离恐怕超过任何阶层、任何行业。在表面上看，太监的待遇相差不大，最高的是月给银八两、米八斤、制钱一千三百文；最低的是月给银二两、米一斤半、制钱六百文。但是富庶的太监，其阔绰之处，说来有如神话，"溥仪自传"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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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14)
我用的一个二总管阮进寿，每入冬季，一天换一件皮袍，都属貂翎眼、貂爪仁、貂脖子，没有穿过重样儿的。仅就新年那天他穿的一件反毛的全海龙皮褂，就够一个小京官吃上一辈子的。
貂皮今称"明克"；西方贵妇人，以拥有一件明克大衣视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而阮进寿有数十件貂皮袍，其豪富为何如？
这些人的钱是哪里来的呢？第一是与内务府勾结，凡有大工、大庆典，如兴修宫殿、修陵寝、大婚等，都要先讲条件。
如溥仪的二总管、后来升为大总管的阮进寿，在溥仪"大婚"时曾勒索"内务府"，据溥仪自述：
我事先规定了婚费数目不得超过三十六万元，内务府按照这个数目在分配了实用额之后，可以分赠太监的，数目不多，因此在大总管这里没通过。事情僵住了。堂郎中钟凯为此亲自到阮进寿住的地方，左一个"阮老爷"右一个"阮老爷"，央求了半天，阮进寿也没答应，最后还是按阮进寿开价办事，才算过了关。
按：溥仪所说的这段话，需要说明或补充者有三：第一，大婚只用三十六万元，是因为溥仪毕竟只是"关起门来做皇帝"。同、光两朝大婚，正式预算及各省督抚报效，总数在四五百万两银子左右。第二，内务府大臣皆为兼领，不常到衙门；事务工作，有"堂郎中"为其首脑。"堂"有堂官的意味在内。第三，清朝官场称谓，官至三品始可称"大人"，阮进寿既为大总管，自是三品都领侍，郎中五品，称之为大人，亦不为谄谀；但对太监的尊称，只有"公公"，并无大人，而又有些太监不喜"公公"的称呼，所以称之为"老爷"。
太监的另一项经常收入为犒赏。内廷行走人员，逢年过节，或者奉召参加庆典，如"入座听戏"等等，对太监皆须有所馈赠；倘遇颁赏，则视"恩典"大小而定红包大小，宁丰勿薄，尤其是出自特恩，打发更须注意，倘不满其意，回宫复命时，加上一两句闲话，便成有力的谗言，恩遇方隆，旋即失宠，便是因小失大了。
还有一种犒赏，实在是花钱消灾。对大臣、言官的处分中，有一种叫做"传旨申饬"，派出来的太监都是利嘴，倘或好好招待，红包丰厚，则念一遍传旨申饬的上谕，便即了事；如果不懂这个诀窍，一无表示，"申饬"便变成痛诟，狗血喷头，祖宗十八代都可以骂到。
太监弄钱的花样很多，但不管什么花样，性质上总脱不了"敲诈勒索"四字，举几个例子如下：
一、左宗棠内召入军机，自兰州入觐--召见时免冠磕头，大帽子置于正前方，如果曾赏戴花翎，则帽子倒置，即以翎尾对御案--奏对既毕，"跪安"退出时，左宗棠忘了取回帽子，太监将帽子送回贤良寺行馆，索酬两万银子，否则泄其事于言官，纠弹失机，何等没趣？左宗棠无奈，只好接受其勒索。
二、慈禧万寿，某疆臣进献珍玩，外加红木底座玻璃罩；凡此进贡，照例应有丰厚的"门包"。但此疆臣所派的差官不甚内行，打点得不够，太监便使坏了：等贡品抬入宫内，差官退入殿外，复又被唤了进去，指出玻璃上有裂痕，随时会破，不便进呈。差官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太监便以同情的态度表示，可以为他换一个玻璃罩，但须两千银子。此差官迫不得已，打电报回去汇了银子来了结此事。其实所谓裂痕，只是太监在玻璃罩里面粘了一根头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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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15)
三、世续的父亲崇纶，久任禁军统领，在庚子以前是慈禧面前的红人之一。他在兼内务府大臣时，得罪了一名有头脸的太监，一次奉召进宫，经过一处殿廷时，屋子里泼出一盆洗脸水，淋得他袍褂尽湿；那太监赶紧出来请罪。崇纶懂得他们的花样，这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只问："太后在等着，一身皆湿，如何入见？"太监拿出一套袍褂来，又诉苦说好话。崇纶花了好大一笔钱，才能换上干净袍褂去见慈禧。
类此故事，不胜枚举。若问：如果不受勒索，又将如何？则有张荫桓的故事，可以说明一切。甲午以前，张荫桓奉派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加冕庆贺专使，归途道经巴黎，购得祖母绿及红宝石戒指各一枚，进献两宫；前者的价值远过于后，特以孝敬慈禧。哪知李莲英那里没有打点到，为他一句话说得慈禧对张荫桓痛恨不已，与他后来之得杀身之祸不无关系。
据说李莲英是说了这么一句话："难为他记得那么清楚！莫非咱们真的就不配使红的？"慈禧当时色变--原来她自以为一生的恨事，是未能正位中宫。当两宫垂帘听政时，公评是东宫有德，西宫有才；军机奏请裁断时，慈禧所作的决定明明是铁定不移的事，但还得问一声慈安才能算数。这一点对慈禧是极大的刺激，因而任何有嫡庶之分的事物，皆为绝大的忌讳。
其实，满洲旧俗对嫡庶之分并不视为如何严重之事，因为基本上的身份都是差不多的。选秀女时，何人"指婚"皇子，何人成为王府的"格格"，全凭运气。清宫后妃，姐妹甚多，妹妹身份高于姐姐，亦是常事。甚至如穆宗皇后阿特鲁氏的姑姑，亦即崇绮的幼妹，选为妃嫔，对胞侄女须行朝中宫之礼，此在汉人为不可思议之事，而清宫无足为奇。
但因清朝末年，汉化的程度已很深，所以慈禧的嫡庶观念是汉人的，不是旗人的。汉人的嫡庶，不仅有身份的差异，更有出身的贵贱。慈安的父亲做过广西右江道，而慈禧的父亲惠徵是安徽池太广道，出身完全相同；论才识，则慈安不及；且又生子，得使帝系血胤不绝，从哪方面来说，皇后应该是她而非慈安，却偏偏倒了过来，此所以慈禧引为莫大的屈辱、无可弥补的恨事。
李莲英用这个忌讳来中伤张荫桓，是极狠的一着。因为张荫桓一直同情德宗，且与翁同龢接近，是公认的"帝党"。甲午以后，李鸿章失势，翁同龢与张荫桓如水乳交融，财政、洋务两大要政为翁、张紧紧抓在手里，朝野侧目，而张荫桓的"帝党"色彩亦更浓厚，"后党"视之如眼中钉。偏偏张荫桓毫不在乎；戊戌政变以前，德国太子亨利亲王访华，一切接待、觐见的仪节，由张荫桓一手包办，几乎连翁同龢都无置喙的余地。其中如德宗降御座与亨利握手、便殿赐坐等，已为保守分子视作大逆不道；及至国宴用他私人的厨子制西餐，这简直要掘内务府的根了！于是通过李莲英的关系谗于慈禧，说张荫桓"教坏了皇上"。慈禧以今视昔，认为当初进献首饰，不用民间唯正室方可着红裙的红色，而用象征妾侍的绿色，是有意轻视。于是在戊戌政变中，将张荫桓亦列为祸首。
关于太监的生理问题，国医陈存仁博士是专家，不但研究有素，而且搜集的资料、图片相当丰富。陈博士谈太监的文章，曾连载于《大成》杂志，读者有兴趣不妨参阅。在这里，我要谈一谈太监由不正常的生理而引起的不正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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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16)
太监的不正常心理，大致由三种情感所构成：第一种是自卑感，形成的原因，由身体上的缺陷而来，不难理解；第二种是不足之心，因为"人之大欲"永远无法满足，所以恒在忽忽若有所失的心理状态之中，对于物质上的贪得无厌，以及精神上的幸灾乐祸、夸大，等等，都是此不足之心的反映；第三种只能用一个"阴"字来概括，阴柔、阴损、阴险皆是，这由生理上的女性荷尔蒙加上太监身份的卑微而形成。
太监之"阴"，如李莲英之中伤张荫桓，即为一例。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太监用到这个"阴"字诀，极其可怕，溥仪就常吃太监的暗亏，我不妨把它指出来，他在自传中说：
有一次我一连吃了六个春饼，被一个领班太监知道了，他怕我被春饼撑着，竟异想天开地发明了一个消食的办法：叫两个太监左右提起我的双臂，像砸夯似的在砖地上蹴了我一阵。过后他们很满意，说是我没叫春饼撑着，都亏那个治疗方法。
这是出于愚昧还是故意，不容易下断语；但下面这个例子，明明是有意"整人"：
这或许被人认为是不通情理的事情，不过还有比这更不通的哩。我在八九岁以前，每逢心情急躁，发脾气折磨人的时候，我的总管太监张谦和或者阮进寿，就会做出这样的诊断和治疗："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败火吧！"说着，就把我推进一间小屋里，然后倒插上门。我被单独禁闭在里面，无论怎么叫骂、踢门、央求、哭喊，也没有人理我。直到我哭喊够了，用他们的话说是"唱"完了，"败了火"，才把我释放出来。
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残酷的惩罚，但在为了"败火"，当作一种治疗方法来看，太监可以施之于"万岁爷"，请看"阴"得可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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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第二章 爱新觉罗的祖先(1)
第二章爱新觉罗的祖先
清为女真族，世居渤海之东，吉林松花江一带。唐朝曾建渤海国，由开元十七年至后唐同光三年，始为辽所灭。但九十年后，即宋徽宗政和三年，完颜(姓)阿骨打(名)起兵叛辽，自立为女真主，政和五年破辽，建国号曰金，定都会宁，在今宁古塔附近。姓名亦改为完颜旻，是为金太祖。
金太祖的第四子，即是旧时妇孺皆知的金兀术，金在汉化以后，原来有音无字的名字，改为汉名，叫做完颜宗弼，官拜"太师都元帅"，谥忠烈。
完颜宗弼功劳虽大，却未能接位为帝。太祖在位九年，传弟吴乞买，改名完颜晟，是为金太宗；在位十二年，传太祖之孙完颜亶，是为金熙宗；在位十四年，为其同祖的堂弟完颜亮所弑。
完颜亮夺位时，为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完颜亮在位十二年，以荒淫无道被废，贬为海陵王。叶德辉校勘的高本通俗小说，有"金虏海陵王荒淫"一卷，记其淫乱事迹，与南齐废帝海陵王萧昭文可以媲"丑"。相传，宋与金媾和后，金又兴兵伐宋，即因完颜亮读了柳永的一首咏西湖的词，兴起"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壮志豪情。
代完颜亮而立者，为金世宗完颜雍，在位二十九年，年号大定；治国不愧其年号，在这二十九年之中，全力汉化、尊礼汉人。元遗山诗："明昌大定三生梦"，其令后人向往如此。
熙宗传废帝，废帝传世宗，皆为兄弟相袭。自世宗开始，帝系方始一贯。世宗在位时，本立次子允恭为太子，不及得位而殁。完颜允恭所娶的妃子，其母为宋徽宗在五国城所生的幼女，这位宋朝公主之女，生子名完颜璟，继其祖世宗为帝，即是金章宗。
金章宗由于有汉人的血统，而且是高贵的血统，所以汉化的程度，较之世宗更进一步。在位时更定官制，修明刑法，又设置弘文院，提倡文学艺术。前引元遗山诗，所谓"明昌"，即为金章宗的年号。《癸辛杂识》载：
(金)章宗母乃(宋)徽宗某公主之女，故章宗嗜好书劄，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
金国之典章文物，唯明昌为盛。
是则金章宗之令人爱慕，尤过于金世宗，无怪乎陈寅恪挽王国维，有"回思寒夜话明昌"之句。
宋理宗端平元年，宋与蒙古联合灭金，为金章宗既崩之第二十六年。不久，宋亦亡于蒙古，元朝代兴。但元能灭金，不能灭女真族，只能驱逐其回女真故地，并设"五万户"，赋予自治权，其地称为建州。按：国史称建州者，不下五地之多；此建州为渤海国的旧地，清朝的始祖为女真族的酋长，居鄂多理，即今吉林敦化，为当时建州最大的一个城。
到了明朝，对女真仍采用羁縻政策，设置建州卫。不久，增设建州左卫，卫指挥猛哥帖木儿，他有个堂姊妹入明宫为妃嫔，有宠于成祖，因而猛哥帖木儿得升为都督，清史中称之为"都督孟特穆"，清朝建国后，尊之为"肇祖"，肇者，肇始之意。
***
肇祖的玄孙名觉昌安，为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追尊景祖；景祖之子塔克世，就是太祖之父，追尊显祖，生有四子：努尔哈赤、穆尔哈齐、舒尔哈齐、雅尔哈齐，除穆尔哈齐庶出外，其余都为显祖嫡妻喜塔腊氏所出。
太祖居长，生于明朝嘉靖三十八年。到万历十年，太祖二十四岁时，祖、父同时遇难。事起于有个塔克世的旧部尼堪外兰，与建州卫都左指挥王皋之子、古勒城城主阿太章京不睦，私下引导辽东总兵宁远伯李成梁攻古勒城。阿太章京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儿，也就是塔克世的侄女，觉昌安最钟爱这个孙女儿，闻讯大惊，星夜驰救。由于尼堪外兰曾是塔克世的旧部，所以在他们六弟兄中，公推行四的塔克世护持老父，赴援古勒。
古勒的城很坚固，李成梁的部队久围不下，尼堪外兰便派人进城活动，阿太章京的部将杀主出降。哪知尼堪外兰杀降屠城，觉昌安、塔克世父子双双被害。
噩耗传来，努尔哈赤悲愤不已，向明朝派在辽东的地方官大办交涉。奏闻朝廷，为了安抚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二月，遣派使者将觉昌安父子的遗体送回，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任命为建州左卫都督，给予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努尔哈赤向使者要求逮捕尼堪外兰交给他处置，使者拒绝了。
于是努尔哈赤在这年五月间，以他父亲所遗留的十三副盔甲，起兵攻尼堪外兰于图伦城，尼堪外兰逃至热河承德附近的甲版城。努尔哈赤在图伦部署略定，复攻甲版，尼堪外兰便又逃至抚顺，要求"入边"。
边者，"柳条边"，据《辞海》解释：
清初屡有蒙古寇警，乃在今辽吉两省，插柳结绳，以定内外，谓之柳条边，亦称柳墙。南起辽宁凤城县，北至开原县，折而西南下，至山海关接边墙，周一千一百二十余公里。又自开原县威远堡迤东，历吉林省北界，至发特哈，长三百九十余公里……共有门凡二十，清时每门设章京、笔帖式、官兵，分界管辖，稽查出入。
这是清朝的情况；明朝的柳条边，从西面看，南起山海关，迤逦往北偏东，即今热河、辽宁两省的边界，至开原威远堡，迤东抵达松花江(明清称为混同江)，为明朝在东北的疆界。至于自开原往南，以达凤城的柳条边，为保护清朝龙兴之地的兴京(今新宾)而设，当努尔哈赤初起时，固无此柳条边，即明朝的柳墙，后亦由开原后缩至抚顺。尼堪外兰要求"入边"，亦就是要求进入明朝疆界，获得庇护。边吏怕引起纠纷，拒而不纳，尼堪外兰只好一直往北，逃至齐齐哈尔西南的鹅尔浑(今名昂昂溪)，筑城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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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第二章 爱新觉罗的祖先(2)
***
自此而始，努尔哈赤展开拓土开疆的事业，首先是以兴京为根据地，统一建州三卫；自万历十九年开始，矛头指向"扈伦四部"。扈伦也是金人后裔所建的一国，共分四个部落：乌喇在北、哈达在西、叶赫在东、辉发在南。明灭元后，以扈伦改设为海西卫，因此扈伦四部亦称"海西四部"，其地当辽河以东、松花江以西。
海西四部后来构成"八旗"的主要部分，其酋长亦成亲贵。四部设治之地如下：
乌喇，今吉林省永吉县北、松花江东，清名其城为打牲乌喇。
哈达，本与乌喇同族，故城有二，一在开原县东，一在宁古塔西南。
叶赫，其先本蒙古人，姓土默特，灭那拉据有其地，因冒姓那拉，后迁叶赫河，改称叶赫部，设治今吉林省伊通县。慈禧太后即出于此族。
辉发，其族来自黑龙江，姓伊克哩，以后改姓那拉。数迁至辉发河边呼尔奇山，因称辉发部。故城在今辽宁省辉南县附近。按：海西四部中那拉氏有二，故正确的称呼，应为叶赫那拉及辉发那拉。
努尔哈赤的事业，奠定于三十五岁时。这年是万历二十一年，秋九月，叶赫纠合哈达、辉发、乌喇及长白山、蒙古科尔沁等部落，组成"九国联军"，围攻满洲，陈兵抚顺以东的浑河北岸。努尔哈赤料敌不过乌合之众，据险列阵，发百骑挑战，擒叶赫西城城主布寨，联军大溃，努尔哈赤纵兵掩袭，斩级四千，获马三千匹，铠甲千副，并俘虏乌喇贝勒之弟布占泰，自此军威大振。
于是二十七年灭哈达，三十五年灭辉发，四十一年灭乌喇，海西四部已亡其三，只剩下叶赫未下。其时努尔哈赤五十五岁了，垂垂老矣。
清末有个传说，叶赫与清朝势不两立，叶赫那拉氏的秀女不得选为后妃。此说无稽。太祖高皇后即出于叶赫那拉氏。不过叶赫在海西四部中，与努尔哈赤的纠纷特多，始终不屈，则为事实。
***
万历四十六年，亦即努尔哈赤称帝的第三年，发兵攻明，临行以"七大恨"告天誓师，这是做作。努尔哈赤世受明恩，起兵叛明，若无此所谓"七大恨"，则师出无名。"七大恨"当然是过甚其词，但其中三恨皆由明助叶赫：
明不守盟约，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致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叶赫渝盟召黉，而明乃偏信其言，遣使诟訾，肆行凌侮，恨六也。
告恨侵明的第二年，即万历四十七年正月，努尔哈赤亲征叶赫。辽东经略杨镐集兵沈阳，分四路攻满洲，每路兵六万，相约会师兴京，复有叶赫相助。结果左翼中路及北路、右翼南路，三路兵败，仅剩李成梁之子李如柏所领的右翼中路遁回沈阳。叶赫本遣兵来会，中途得报，明军大败，急急引兵而归。
是年八月，努尔哈赤征叶赫。叶赫分东西两城，东城兵溃，城主金台吉被执，不屈而死；西城城主布扬吉献城投降。叶赫至此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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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1)
第三章太祖、太宗
史家重正统；构成正统的唯一条件是：国中无国，亦即统一。但一个正统王朝而能享祚绵长，以我的看法，必须经过两代的经营。所谓"两代"，当然不能死看，以为必是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紧接着的两代；其间或有波折顿挫。总之"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力战经营之"得"，与偃武修文之"治"，必须继承有人，方能厚植根基，长治久安。如隋之代北周而有天下，亡梁灭陈，统一南北，而库藏丰盈，开国条件之佳，无与伦比，但历三世，凡三十八年而禅于唐，即第二代炀帝为败家子之故。
从正面看，隋之前如汉，继高祖之创业而有文帝之文治，乃有汉家四百年天下；隋之后如唐，高祖、太宗，父子两代；如宋，太祖、太宗兄弟，亦为两代；如明，则应视太祖、成祖为两代。至于清朝，入关以前，太祖、太宗的事业是一贯的，有因袭而无因革，虽独尊非太祖"共主"之本意，但自夏禹以来，非家天下不足以传国，基本上应视之为一个政权的由草创而成熟。因此，我以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合并写为一章。
清朝自太祖至宣统凡十二帝，但辄云清宫十三朝者，因太宗有天聪、崇德两年号；细考不然，清朝建元应自崇德始，天命、天聪为皇帝之称号而非年号。孟森《清代史》云：
太祖之建号"天命"，本自称为"金国汗"，而亦用中国名号，自尊为"天命皇帝"，其实并非年号，并未以"天命"为其国内臣民纪年之用。特帝业由太祖开创，在清史自当尊为开国之帝。入关后，相沿以"天命"为太祖之年号，则亦不足深辨。
至太宗改称"天聪"，亦是自尊为"天聪皇帝"，非以纪年。观太宗修《太祖实录》，屡称"天聪皇帝"为不可分离之名词，可以见之。《太祖实录》成于天聪九年，时虽尚无帝制之心，而已有为国存史之意，亦见志量之不同其他夷酋。实录既成，明年又实行建国，去旧国号之"金"而定为"清"，观其以夷称若为"满住"，后即就改为"满洲"以名其国，则清之为清，亦就金之口音而变写汉字，谓为清国耳。而清之一朝，实定名于是，故天聪十年有大举动，改元"崇德"，则真用为年号。
这个看法非常精当，太祖虽借"七大恨"伐明，实际上只希望在关外立国，而能获得明朝的承认，初无问鼎中原之心。此只看太祖所定的立国制度为共主而非独裁，即是心目中有一并无任何子侄可以称帝的观念在，自更谈不到代明而兴、成一朝正统的大志。
何谓共主？即是八旗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并立而不相上下；遇有大事，则八旗主会议决定。《武皇帝(太祖)实录》载：
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帝与带善、阿敏、蒙古儿泰、皇太极、得格垒、迹儿哈朗、阿吉格、姚托诸王等，对天焚香祝曰："蒙天地父母垂佑，吾与强敌争衡，将辉发、兀喇、哈达、夜黑同一语音者，俱为我有。征仇国大明，得其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城，又破其四路大兵，皆天地之默助也。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长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怀理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佑之，俾子孙百世延长。"
这是清朝开国文献中很重要的一篇，可以看出太祖最看重的一事就是团结，而团结必出于公平与忍让。他自称"天命皇帝"，而不欲有子继承帝位，即是怕引起骨肉间的大冲突。至于以后太宗称帝，乃种种因素自然而然推移演变而来，非太祖本意所在，亦非太祖始料所及。
前引告天文中八人，即为八旗旗主，当时四大贝勒、四小贝勒。带善即代善，蒙古儿泰即莽古尔泰，得格垒即德格类，迹儿哈朗即济尔哈朗，阿吉格即阿济格，姚托即岳托。除阿敏、济尔哈朗为太祖之侄，岳托为代善之子以外，其余皆为太祖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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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2)
四大四小八贝勒，大致皆为旗主。但有一贝勒主两旗，如四贝勒皇太极之有两黄；亦有两贝勒主一旗，如镶蓝之先归阿敏，后归济尔哈朗。八旗成长演变的过程，即为清朝开国的历史，而太祖一生的事业、理想，甚至感情，亦可由八旗的成长演变的过程中充分反映。因此，谈太祖、太宗父子，最切实际的办法，便是谈八旗制度。
太祖以十三副遗甲起事，即是只有十三名能作战的甲士，加上必需的从属人员，大致不会超过五十人。征尼堪外兰时，得兵百人，甲三十副；以后归附日众，必须加以部勒。最原始的组织是十个人一小队，其中之一为首领。编队时，每人出箭一支，束为一束，由首领保管，这一束箭便是权威的象征。所以这个小队称为"牛录"，汉语"大箭"之意，牛录的首领称为"牛录额真"，额真即"至"。
以后牛录的编制逐渐扩大，最后于万历二十九年定制，每牛录三百人。其时只有四个牛录，合计一千二百人。四牛录无论行军还是打猎，都在一起，以旗色为号。旗分黄、白、红、蓝色。于此可知，八旗最初只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
及至万历三十五年灭辉发、四十一年灭乌喇，实力大增，计有四百个牛录，总计十二万人，十四年间增加了一百倍。这四百个牛录，分为满洲、蒙古混合编组三百零八个，纯蒙古七十六个，汉军十六个。于是在万历四十六年，增编四旗，黄、白、蓝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称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旗。
八旗的旗主，先要从早先的四旗谈起，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考出：
正黄，旗主四贝勒皇太极。
正红，旗主大贝勒代善。
正蓝，旗主三贝勒莽古尔泰，后归德格类。
此三旗之外的正白旗，后由多尔衮所领；但那是太祖既崩以后的事，最初必另有旗主。孟先生下笔极谨慎，因无资料，故付阙如；但我为孟先生作一补充：正白旗的旗主，必是太祖的长子、广略贝勒褚英。
所谓"四大贝勒"，是太祖称帝后所封，并其弟舒尔哈齐第二子阿敏与其亲生之子，叙齿以定次序。代善年最长，称大贝勒；其次为阿敏，称二贝勒；以下为莽古尔泰及皇太极。其实代善为太祖次子，最初的大贝勒应该是褚英，二贝勒方为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第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分领白、红、蓝、黄四旗。
何以见得正白旗为褚英所领？此可由情理推知：太祖的基本武力只有四旗，自然由年长的四子分掌。褚英与代善一母所生；初期的征伐，褚英亦常受命领兵，则代善既有一旗，褚英更当有一旗，即为唯一最初旗主无考的正白旗。及至褚英获罪为太祖所诛，正白旗必然收归自将，因为小一辈中，褚英居长，他人的资望自不足以驾驭此旗；而且可意料的是，正白旗是兵额、装备皆优的一旗，太祖亦不能轻易托付他人。
至于阿敏，原不主旗，后来由四旗扩编为八旗，始得领镶蓝旗；皇太极以才具冠于兄弟，多领镶黄一旗。镶红、镶白两旗主名无考，我很疑心此两旗本属于阿敏之父舒尔哈齐。黄道周《建夷考》：
初酋(按：指努尔哈赤)一兄一弟，皆以骁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垅而议，既则建台，策定而下，无一人闻者。兄死，弟称"三都督"，酋疑弟二心，佯营庄第一区，落成置酒，招弟饮会，入于寝室，铛之，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闻，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斩之。长子数谏勿杀弟，且勿负中国，奴亦囚之。其凶逆乃天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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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3)
据孟森考证，所谓"有一兄"，乃误记，太祖居长，不得有兄。"长子"即褚英，而"二名裨"为常书、纳奇布。我疑心镶红、镶白为舒尔哈齐居旗主之名，而由此"二名裨"分别带领。舒尔哈齐及此二将被杀，两旗亦归太祖自将，连正白旗共保留三旗的兵力，临终时分授三幼子。其详见后，先谈舒尔哈齐的死因。
按：上引文中的"三都督"，指乌喇贝勒布占泰。九国联军之役，布占泰原已被俘，太祖为怀柔起见，放他回国，且结姻亲。亲结得很奇特，在只知儒家礼法的人看来，闻所未闻。
乌喇贝勒名满泰，其女名阿巴亥，于万历二十九年嫔太祖为妃，后立为后，即多尔衮之母；多尔衮死后获罪，"祸延先妣"，阿巴亥改称为大妃。
大妃有叔即布占泰，继满泰而为乌喇贝勒，九国联军之役，布占泰被擒，而太祖释之回乌喇。布占泰本为太祖的叔岳，此时呼叔岳为"恩父"。因乌喇后求婚满洲，太祖以弟舒尔哈齐之女相许；二次又求婚，复以舒尔哈齐之女许配；三次再求，则太祖以第四女许婚。于是太祖与布占泰由互为叔岳，而又一变为翁婿。
***
翁婿之反目，在万历四十年，起因是布占泰想娶太祖的一个"未婚妻"。这话似乎太离谱了，但一说明白，读者就会觉得我用"未婚妻"一词，不为过分。
太祖的这个"未婚妻"，《明史》称为"叶赫老女"。孟心史有一篇《清太祖所聘叶赫老女事详考》，扈伦四部皆由"叶赫老女"而亡，倾城倾国尤物，真是祸水。兹先言太祖与叶赫的关系。
太祖死后，后来由于太宗由四贝勒共治而定于一尊，所以他的生母成了"太祖孝慈高皇后"，她的闺名叫孟古姐，为叶赫东城贝勒杨机奴之女。杨机奴胞兄名卿家奴，为西城贝勒，其子名卜寨，生女即所谓"叶赫老女"。
九国联军之役的盟主为高皇后的胞兄纳林布禄，所以此役为大舅子反妹夫。卜寨亦领兵与战，奋勇当先，不料坐骑触木而踣，为太祖部下所斩。战事结束，叶赫要求归还卜寨遗体，太祖剖其半与之，遂成不解之仇。
万历二十五年，叶赫媾和，以十五岁的叶赫老女许婚太祖，而以纳林布禄胞弟金台吉之女许婚代善，皆正式下过聘礼。不久，叶赫悔婚，金台吉之女嫁于蒙古，留叶赫老女不遣。
原来纳林布禄要拿叶赫老女作为"奖品"，谁能打败满洲，即以叶赫老女相许。于是万历二十七年叶赫诱哈达贝勒猛骨孛罗，有云："尔若执满洲来援二将，赎所质三子，尽歼其兵两千人，我妻汝以所求之女。"太祖得知其情，一举灭了哈达。
万历三十五年，辉发贝勒拜音达里原来聘了太祖之女为妻，却久不迎娶，原来他亦看上了"老丈人"的"未婚妻"叶赫老女，因而为太祖所灭。
万历四十年，叶赫老女已经三十岁，但对布占泰而言，仍有极大的魅力，布占泰竟因此以"骲箭"射太祖侄女，亦即其妻娥恩姐。太祖兴师问罪，布占泰谢过："或者人以谗言，令吾父子不睦。若果射汝女，欲娶汝婚，上有天在。"太祖要求他以"汝子并大臣之子为质，方见其真"。延及一年，布占泰竟将他的儿女及十七臣之子送叶赫为质，太祖因而亲征乌喇，布占泰仅以身免，投往叶赫。结果国亡而香梦未圆，布占泰并没有娶到叶赫老女。
太祖与舒尔哈齐同母兄弟，由生嫌隙不和，而至于幽禁致死，并先杀舒尔哈齐两子，其起因有二：一为对乌喇及布占泰的态度不同。布占泰为舒尔哈齐两女之婿，顾念亲情，并不视之为敌，万历三十五年曾有作战时公然袒护的事实，太祖因而夺弟兵权。舒尔哈齐的反应，据《清史稿》本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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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4)
居恒郁郁，语其第一子阿尔通阿、第三子札萨克图曰："吾岂以衣食受羁于人哉？"移居黑扯木。上怒，诛其二子，舒尔哈齐乃复还。岁辛亥八月薨。顺治十年追封谥。子九，有爵者五。
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判断。太祖诸弟中，唯舒尔哈齐得与其并称，《明实录》于太祖兄弟的朝贡，并称为都督；《朝鲜实录》亦并称之为"老哈赤"、"小哈赤"。于此可知两人地位相埒；而舒尔哈齐与明朝边将另有一重特殊关系：其女为李成梁之子、辽东总兵李如柏之妾，生一子。当时有"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之谣，即指李如柏。舒尔哈齐既有兵权，复有奥援，则在对乌喇的政策上发生重大歧异，自然为太祖所忌，遂致演出骨肉相残的惨剧。
太祖既灭乌喇，扈伦四部只剩下一个叶赫，于是以索布占泰为名，攻破叶赫兀苏等城十九处。叶赫两贝勒金台吉、布扬古叔侄告急于明，明遣游击马时楠、周大岐带枪炮手一千，保护叶赫东西两城。其时满洲兵还不敢与明对抗，主要的原因是明军有"红衣大将军"--大炮。因此，太祖修书向明朝解释兴兵叶赫：由于叶赫"悔婚"、"匿婿"，不得不然。
当时明朝的威信未坠，犹足以使四夷有所顾忌，所以太祖还不能不貌为恭顺，而另出以狡计，愚弄边吏。因此，明朝虽支持叶赫，却并无发兵助叶赫攻满洲的打算；而太祖亦不敢大举侵叶赫，避免对明朝过分刺激。
这样大致僵持的形势，到了万历四十三年夏天，发生了变化。叶赫急于复仇，以"老女"许婚蒙古喀尔喀部的莽古尔代，五月下聘，七月成婚。太祖部将都以为此可忍孰不可忍，主张进兵叶赫，而太祖不以为然，《武皇帝实录》载万历四十三年六月事云：
初，夜黑(按：即叶赫)布羊姑以妹许太祖(按：布羊姑即布杨古，卜寨之子、"老女"之兄)，受其聘礼，又欲与蒙古胯儿胯(按：即喀尔喀)部翀孤儿太(按：即莽古尔代)台吉(按："台吉"由汉语"太子"转变而来，各部落酋长之子皆称"台吉"，意同王子)，诸王臣曰："闻夜黑将汗聘之女欲与蒙古，所可恨者莫过于是。当此未与之先，可速起兵。若已与之，乘未嫁时，攻其城而夺之。况此女汗所聘者，非诸王可比，既闻之，安得坐视他适？"皆力谏兴兵不已。
太祖曰："或有大事，可加兵于彼；以违婚之事兴兵，则不可。盖天生此女，非无意也，因而坏哈达、辉发、乌喇，使各国不睦，干戈扰攘至此。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与我而与蒙古，是坏夜黑，酿大变，欲以此事激我愤怒，故如是也。今尽力征之，虽得其女，谅不久而亡，反成灾患。无论与何人，亦不能久。启衅坏国已极，死期将至矣。"
诸王臣反复谏之，必欲兴兵；太祖曰："吾以怒而兴师，汝等犹当谏之，况吾所聘老女为他人娶，岂有不恨之理？予尚弃其忿恨，置身局外以罢兵；汝等反苦为仇校，令吾怨怒，何也？聘女者不恨，汝等深恨何为？岂因忿遂从汝等之言乎？汝等且止。"言毕，令调到人马皆回。
诸王臣奏曰："此女迄今三十三岁，已受聘二十年矣。被大明遣兵为夜黑防御，夜黑遂倚其势，转嫁与蒙古，今可侵大明。"
太祖不允……
按：如上实录，太祖所谓"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与我而与蒙古"一语，当系后来修实录时所加。太祖当时必不致作此语，当时御史翟凤翀巡按辽东时，主张根本不管他们的"家务"，疏称："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污而体亵。"可以反证明朝绝无令叶赫以"老女"予蒙古之事。天聪修实录所以加此语，无非以此与"告天七大恨"相呼应，以见其"造反有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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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5)
太祖之不欲兴问罪之师，乃是老谋深算，因为叶赫之结蒙古，一方面恃以为援，另一方面亦是故意激怒太祖，希望满洲兴兵，则不但叶赫与蒙古组联军，足以相敌，而且明朝亦一定会从清河、抚顺发兵，东向夹击，危亡立见。
同样的，太祖不欲伐明，亦是怕叶赫与蒙古拊其背；决定"固疆宇、修边关、务农事、裕积储"，自是持重的做法。
可注意的是，此后事态的发展，第一，三个月以后的闰八月，长子褚英因罪为太祖所杀，所得何罪，迄今不明，只有就官书中现存的记载去猜测。《东华录》顺治五年三月"幽系肃亲王豪格"一条下记：
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豪格应拟死；得旨："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诸王大臣复屡奏言："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乃从众议，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其所属人员。
是则褚英的罪名与豪格相似。按：豪格为太宗长子，顺治异母兄。入关后平四川，斩张献忠于阵，但与其叔摄政王多尔衮不和，削爵系狱，其妻且为多尔衮所夺。《清史列传·宗室王公卷二》记：
(顺治)五年二月凯旋，上御太和殿宴劳。三月，睿亲王(多尔衮)以豪格徇隐随征护军参领希尔根冒功事，又欲擢用罪人扬善之弟吉赛，议罪削爵，系之，卒于狱。八年正月，上亲政，念其枉，复封和硕肃亲王，立碑表之。
十三年九月追谥武，再立碑以纪其功。
据此，则豪格之获罪，别有缘故，后当详考，大致亦为不得皇位之故。当时以豪格之罪名比拟褚英，则褚英当亦有反太祖之事实，而与太祖不愿兴兵征叶赫及反明有关。
明朝人的记载，如《从信录》等，记褚英之为父所诛，是由于反对太祖叛明之故，此可能与事实适得其反。因为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太祖是采取稳健的步骤；而"诸王大臣"主张兴兵，此"诸王大臣"当然包括褚英在内。此后不久，太祖正式称帝，亦是由于"诸王大臣"纷纷劝进，过拂部下之意，势必影响士气，不得不然。
太祖建国在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年五十八岁，称号为"天命皇帝"，后世误以为建元"天命"。其实，太祖此时不但无代明而有天下的雄心壮志，甚至根本不想维持传统的帝制，谆谆以共治为嘱。据满洲老档《武皇帝实录》载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三月初三日事：
皇子八人进见问曰："我等何人可嗣父皇，以登天赐之大位，俾永天禄？"帝曰："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
这是太祖制定的国体，孟心史称之为"联旗制度"。但此制度要维持不坠，实在很难。八固山除了四小贝勒以外，四大贝勒都想继承帝业，最后由皇太极继位，出于代善父子的拥立；否则相互砍杀，绝不能成一统之业。
***
明亡清兴，实有天意，有清太祖、太宗及代善，并有明熹宗、思宗。明朝并非无人，袁崇焕、孙承宗、熊廷弼无不可以制满洲，但其遭遇，真是令志士丧气。当然，误国的疆臣边帅亦不是没有。先谈袁崇焕，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十一本传：
袁崇焕广西藤县籍，东莞人，万历己未进士，为邵武县令。天启壬戌，升兵部职方司主事。时广宁失陷，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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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6)
按：广宁失守在天启二年。熊廷弼为经略，王化贞为巡抚，两人不和，而内阁及兵部皆袒护王化贞，因此熊廷弼虽有大举的计划，却无由实现。
天启元年，原为抚顺游击而投清的李永芳勾结了王化贞部下的一个游击孙得功，由孙得功向王化贞献议，说李永芳有心反正，只要一发兵，里应外合，足以大破清军。王化贞大喜，以为立功有秘计，益发轻视熊廷弼。见此光景，熊廷弼便上奏乞休，朝廷亦已许了他。不道尚未能离任，太祖已在天启二年正月对辽河发动攻击，孙得功想绑架王化贞投清，幸有别将相救，得免被俘。
熊廷弼痛恨王化贞偾事，同时深知敌人还不敢渡辽河而西，因而随王化贞入关，打算着朝廷知道他的才具，既然王化贞失败，自然就会想到他，那时再来经营，亦还不迟。
《袁崇焕传》又说：
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胸不敢任，袁崇焕独攘臂请行，与阎鸣泰同出监军山海。巡抚刘策议于山海关外掘壕堑，筑备城关……崇焕言守关当于关外守之，筑城与掘壕俱不便，请罢。阁部孙承宗自请至关，相度形势，是崇焕言。掘壕议遂寝，朝议遂以孙承宗为经略。
按：此记殊有未谛。山海关外另筑重关，议出两王；两王者，蓟辽总督王象乾，及代熊廷弼经略辽东军务的王在晋。当时大僚多不愿到辽东是事实；而王在晋功名心切，首辅叶向高因许以"关门一年无事，即予封拜"，因毅然以兵部尚书出镇辽东。但实际上不但未到辽东，连辽西都未到，只在山海关内坐镇。关外已经弃守，但非满洲所占，而是蒙古喀尔喀、土默特等部在盘桓。其时的情势非常特殊：满洲与明朝都在争取蒙古，满洲希望蒙古进攻明朝，所以让出关前之地；而明朝则以为蒙古为我"守边"，所以经常有巨款犒赏，名为"行款"，蒙古兵则称为"西部"。王象乾的长技，即在结纳"西部"，以"行款"买得个无事，待老解职，挟丰盈的宦囊回老家去求田问舍，做权绅鱼肉乡里。
王在晋到镇，就照王象乾的办法，打算着干满一年便可入阁拜相。不道忽然动了功名之念，计划利用西部收复广宁，王象乾便极力劝阻，他说："收复广宁而不能守，朝廷不念收复之功，只问失地之罪，岂非自取之咎？为今之计，不如在关外设关，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
他说这话是有私心的。原来他的辖区虽为蓟、辽，但辽事有经略、有巡抚，所以实际上只是管蓟州，蓟州不失，即无罪过；如果关外设关，关内的蓟州又多一重保障，更可高枕无忧，所谓"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这"京师"二字应改为"蓟州"才符实际。
王在晋的本意亦只在守山海关，欣然纳议，请巨款在关门外八里铺筑关城。宁远道袁崇焕及王在晋的好些幕僚都不赞成，而王在晋不顾。
奏疏到京，首辅叶向高以为仅凭书面上的说明无法判断，次辅孙承宗自请"身往决之"。到关一看，认为王在晋的想法根本不通。据《明史·孙承宗传》，当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孙："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
王："否。当更设兵。"
孙："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址，旧城之品坑(高阳按：掘壕成品字形谓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设，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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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7)
王："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
孙："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
王："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孙："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乎？"
按：以上一问一答，如不明山海关的地形，不知王在晋的荒谬。山海关的正面，亦即由南面的海边，往北抵山，约计四十里。北面转折往西之处即"一片石关"，俗称"九门口"，为山海关的要隘，故当设兵防守。由一片石往南凡历五关到海，其中有一个关就叫"三道关"，北距一片石、南距山海关各为二十里。王在晋的意思，新城如不守，四万新兵可由"三道关"入关。所谓"旧关"，则指原来的山海关。及至孙承宗诘以"兵逃如故，安用重关？"自觉失言，因谓另筑三塞以待溃卒。真是越说越不成话了。
论理语穷，于是孙承宗就地召集军事会议，议守关外。关外又守何处呢？袁崇焕主守锦州西南的宁远；阎应泰主守宁远以南十二里海中的觉华岛，此处为后来明军屯粮之地；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城"，此城在宁远之西一百六十五里，而宁远距山海关一百九十里，换句话说，中前所城在山海关外二十五里之处。很显然，王在晋是怕关外守不住，为了逃起来方便，所以主守中前所城。
孙承宗支持守宁远之议，但希望由王在晋提出建议，谁知花了七昼夜的工夫，未能说服王在晋。迫不得已，还朝以后，据实上奏。
孙承宗的奏疏中说：
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筑，曷若筑宁远要害；以守八里铺之四万人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浚而横击之，即无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总之，敌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
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也。
按：宁远即今兴城，乃恢复辽金的旧名。兴城以东为杏山及松山，当小凌河西岸；渡河为今锦州，明朝称为广宁中屯、左屯卫；过大凌河在今沟帮子、镇安一带，始为明朝的广宁卫。
觉华岛今称菊花岛，在兴城以南十二里海中，上有海云、龙宫两寺。明朝通海运时，东南粮秣接济山海关，即囤觉华，虽离海十二里，实为沙滩，水浅时涉足可过，不烦舟楫。所谓"三岔"，当指小凌河自海而北，过杏山后，分出女儿河、汤河两支流，遂成三岔而言。当敌窥宁远城时，必须过杏山、松山，渡双树铺河，方到城下；此时觉华岛的守卒，由东面在小凌河西岸登陆，预备烧断敌军在双树铺河所搭浮桥，拦腰袭击，则敌无归路，必当速退，可解宁远之危。
奏疏以外，孙承宗复在熹宗御经筵时，面奏王在晋不足任，于是调为南京兵部尚书，并斥责逃入关内、附和筑城之议的监司邢慎言等。辽东经略一时不得其人，孙承宗奋然请行，诏"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并以阎应泰为辽东巡抚。《石匮书》卷八《孙承宗传》：
承宗请行边，天子御书饯送，诒书郑重，以汉诸葛亮、唐裴度为比。出镇之初，关门三十里外，斥堠不设；经营四年，辟地四百里，徙幕逾七百里，楼船降骑，东巡至医无闾。
医无闾山在今镇北附近，已及广宁；易言之，王化贞所弃的广宁，几已收复。至天启五年八月，孙承宗为阉党所攻去职，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孙承宗前后在关四年，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造甲胄器械等攻守之具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而满洲始终不敢犯。孙承宗不去职，岂有后来清兵入关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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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8)
明末清初与山海关有关者，有两高第：一为山海关总兵，本人即为榆林籍，后降于清，随多铎征河南，《清史列传》列于"贰臣"；一即此处要谈的辽东经略，他是关内滦州人，字登之，两榜出身，在孙承宗出镇辽东时，为兵部尚书，亦主撤兵守关，孙承宗驳而不行。明朝的兵部尚书，既掌军政，亦主军令，犹如现代集国防部部长与参谋总长于一身，称为"本兵"，威权极重，孙承宗驳了他的政策，认为大损威望，因而不睦。既代孙承宗为辽东经略，自然一反孙承宗所为，撤关外之兵。袁崇焕时为宁前道，不奉命，他的理由是："我是地方官，守土有责，情愿死在宁远，不撤。"高第无以相难，只好不闻不问。
在孙承宗守辽的四年间，满洲只零星骚扰，不敢大举入侵，因为太祖极见机，知道孙承宗不好惹。现在换了与王在晋一丘之貉的高第，自然不客气了。高第头一年十月到关，太祖第二年(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正月率诸贝勒大臣西征，统兵号称四十万。一路势如破竹，高第坐视不救。
袁崇焕与总兵满桂，只数千兵，固守宁远；太祖旨在攻关，关门一下，宁远不溃即降，无足为忧，因而绕城而西，横截山海关大路，同时分兵取觉华岛。不道袁崇焕在城上发炮，太祖不敌而退。《石匮书》袁传记其事云：
丙寅(天启六年)北骑四十万逼宁远城，城中戍守数千人，兵势单弱，城外有红(衣)炮数门，无敢发者；崇焕事急，勒唐通判亲自发炮。凡放红(衣)大炮者，必于数百步外掘一土堑，火着线，即翻身下堑，可以免死。唐通判不晓其法，竟被震死；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辽东人谣曰："苦了唐通判，好了袁崇焕。"
此真齐东野语！袁崇焕复因崇祯中清太宗的反间计而被杀，传首九边；天下皆以为袁崇焕通敌倾国，虽正人君子亦然，毫无例外，此所以张岱贤者，能有如此笔墨。
捷报到京，本为阉党的兵部尚书王永光，一反支持高第的态度，上疏请重用袁崇焕：
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国外事权，悉以委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
"悉以委之"则竟是以袁崇焕为实质上的经略；所升的官职则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既有奖，自有罚，论高第不救宁远之故，他说关兵只得五万，若救宁远，万一关门有失，危及京师。于是阉党打算趁此机会整孙承宗。其时孙承宗已罢官回原籍畿南高阳，得到消息，派人跟户部去说："我交给高尚书的兵是十一万七千；上年十一、十二月，高尚书领的饷亦是十一万七千人。他说五万，你们给他五万人的饷，看他怎么办。我现在先不辩；高尚书应该自悔失言，有所补正。我如果一上奏疏，说明实情，传到四夷，让他们耻笑中国有数目字都搞不清楚的经略大臣，岂非有伤国格？"这是孙承宗忠厚，让高第具疏自陈："前止据见在兵五万，会核有某兵、某兵，合十一万有奇。"因得从轻发落，免官而已。
***
现在回头来说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实录》：
上至沈阳谕诸贝勒曰："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不怿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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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9)
据明人记载，谓太祖受创而回，愤懑疽发背卒。朝鲜人记载，更谓太祖攻宁远受伤而卒。要之，太祖自此不履战场，延至是年八月十一日未时卒于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事先不豫，至清河温泉休养，大渐回京，崩于途次，寿六十八。
此时随侍太祖的就是年方三十七岁的大妃，《清实录》言大妃：
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为国乱，颁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
此非当时真相，真相是太宗等矫诏逼大妃殉葬。因为她既饶丰姿，又当狼虎之年，必不能安于室；若有外遇，贻先帝之羞，犹是小事，问题最严重的是，她所生三子，太祖生前"分给全旗"，除阿济格甫成年以外，多尔衮、多铎一只十五、一只十三，如果大妃的情夫是野心分子，通过大妃而控制三旗人马，将肇大乱。因而假造先帝遗言，逼大妃上吊，以绝后患。
当太祖崩于叆鸡堡，匆匆成殓，群臣轮班抬"梓宫"回沈阳，初更入宫，开始谈判，整整谈了一夜，大妃无奈，终于在第二天辰刻自尽。《清实录》--天聪九年所修的《武皇帝实录》，比乾隆朝改篡的《高皇帝实录》，保存了较多的真相。
《实录》中接"后支吾不从"句下云：
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求，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子多儿哄、多躲，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
于是后于十二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巳时出宫，安厝于沈阳城内西北角。
多尔衮、多铎后由太宗抚养，其时孝庄皇后亦为其姑孝端皇后育于宫中，小多尔衮一岁。我一直怀疑世祖为多尔衮与孝庄所生之子，后面将谈到，此不赘。
太祖既崩，遗命八固山共治；九月太宗即位，乃出于代善父子之拥立。《东华录》：
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位之议……太祖高皇帝宾天，大贝勒代善长子岳托、第三子萨哈廉告代善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次日，代善书其议，以示诸贝勒。皆曰："善。"遂合词请上即位。上辞曰："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既惧弗克善承先志，又惧不能上契天心，且统率群臣，抚绥万姓，其事綦难。"辞之再三，自卯至申，众坚请不已，然后从之。
孟心史《八旗制度考实》就此析论云：当时论实力，太宗手握两黄旗，已倍于他贝勒，又四小王皆幼稚，易受代善指挥，唯余有两大贝勒，阿敏非太祖所生，自不在争位之列；莽古尔泰以嫡庶相衡，亦难与代善、太宗相抗。故有代善力任拥戴，事势极顺。
代善之所以尽力，由两子之怂恿。观于清开国八王，世所谓铁帽子王，其中太祖子三人，太宗子二人，太祖所幼育宫中之胞侄一人，其余二人，乃皆代善之后，以始封者非皇子，故以郡王世袭。而此两郡王，一为克勤郡王，即岳托；一为顺承郡王，即萨哈廉之子勒克德浑。清之所以报酬者如此，盖代善实为清之吴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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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10)
按：所谓"铁帽子王"，即"世袭罔替"的亲王或郡王。据上文刊封号姓名如下：
一、太祖子三人：
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
二、太宗子二人：
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顺治十二年改号庄亲王)。
三、太祖所幼育宫中之胞侄一人：
郑亲王济尔哈朗。
四、代善之后二人：
克勤郡王岳托(初封成亲王，后因事降贝勒，殁后诏封克勤郡王，其子孙初改封号为衍禧郡王，又改平郡王，乾隆年间复号克勤郡王)；顺承郡王勒克德浑。
***
太宗武功不逊于父，在位十七年，征服东海诸部及索伦部，今吉林、黑龙江两省尽归统属，平定内蒙古；尤以击败察哈尔林丹汗，获得"传国玺"，为正式建号"大清"及建元"崇德"的由来。至于侵明之役，前后六次，第二次用反间计杀袁崇焕。由后世来看，明思宗绝非清太宗的对手，清代明兴，已露端倪。
六次伐明之役如此：
第一次：太宗与袁崇焕议和不成，于天启七年，亦就是太宗即位的第二年五月，大举攻辽西。辽河以西的大川叫大凌河，北起义州，南流入海，为锦州的屏障。其时大凌河正在筑城，城工未竣，总兵赵率教守锦州，坚守不失，于是太宗渡小凌河，经连山(今锦西)进围宁远。
宁远为袁崇焕亲自镇守。他的战术很特别，环城掘壕，士兵守壕不守城，壕前摆满大车，作为防御工事，而车后有火器埋伏。太宗佯退诱敌，袁崇焕不为所动；太宗乃又回师进击，不道枪炮齐发，清军死伤无算，是为锦州大捷。太宗出师不利，毁大小凌河而退。
隔了两个月，魏忠贤对袁崇焕看不顺眼，买通御史参他不救锦州，袁崇焕罢官，以王之臣代为巡抚。
又过了一个月，熹宗崩，无子，皇五弟信王入承大统，即是年号崇祯的思宗。十一月，魏忠贤伏诛；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复起。
袁崇焕复起，杀毛文龙，以及太宗用反间计假手崇祯杀袁崇焕，过程皆富于戏剧性。我曾检《明史》《石匮书》及其他野史参校，《石匮书》所记杀毛文龙事最为得实；记复起则足以反映当时舆论对袁崇焕的强烈不满，此真千古冤狱！此处介绍《石匮书》所叙，并作必要的注解。读过《陶庵梦忆》的读者，都知道张岱是个很有趣的人，他记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充满了"戏文"的趣味：
崇祯践祚，起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令地方官敦趋就道，遂于元年七月十四日至邸。上御平台，特宣崇焕，并辅臣、尚书、九卿等召对。（按："平台"在西苑，为明武宗开"内操"时所建以阅兵者，明末出师命将，皆召见于此。入清改名"紫光阁"。）
上语崇焕曰："女直跳梁十载，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有何方闻，据实奏闻。"（按：女直即女真；辽兴宗名耶律宗真，为避讳因改真为直。）
崇焕对曰："臣受皇上特达之知，注臣于万里之外，倘皇上假臣便宜，五年而东患可平、全辽可复，以报皇上。"（按："便宜"者，"便宜行事"之谓。袁崇焕知敌不足畏，所患者层层掣肘，不能放手办事，故袁崇焕首以此为言；此后所有要求，皆不脱"便宜行事"的范围。）
上曰："五年灭寇，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辅臣韩爌、刘鸿训、李标、钱龙锡等奏曰："崇焕肝胆识力，种种不凡，真奇男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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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11)
崇焕奏曰："臣在外调度，所有奏闻，一凭阁臣处分，阁臣不可不着力主持。"
上顾谕阁臣，阁臣奏曰："敢不承命!"
崇焕又奏曰："边事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宵旰于上，正臣子枕戈待旦之秋。臣尽心竭力，约略五年；但五年之中，须事事核实，第一钱粮，第二器械，户工两部，俱要悉心措置，以应臣手。"
上顾谕两部尚书王家桢、张维枢，奏曰："敢不承命。"
崇焕又奏曰："臣承命在外，止以灭寇为事，五年之中，事变不一，还要吏兵二部，俱应臣手，所当用之人，选与臣用；所不当用之人，即予罢斥。"
上顾谕两部尚书王永光、王在晋，曰："敢不承命。"
崇焕又奏曰："圣明在上，各部公忠，毫无不应臣手，但臣之力制东事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君门，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岂遂无人？即凛于皇上之法度，不致以权掣臣之肘，亦能以意乱臣之心。"
上曰："朕自主持，不必以浮言介意。"
崇焕又奏曰："有皇上主持，臣不孤立……"
张岱行文，所要强调的是，袁崇焕要挟需索，得寸进尺，最后竟想钳制言官。但既皆许诺，则袁崇焕杀毛文龙，亦为便宜行事，无足为罪。至于"一出君门，便成万里"，确为当时实情，崇祯既许以"朕自主持，不必以浮言介意"，而到头来毕竟听信浮言，陷袁崇焕于孤立，且以杀身，则是君负臣，非臣负君。
至于毛文龙，自有取死之道，此人为杭州无赖，浪迹辽东，因缘时会，得领师干，捏造战报战功，得升为左都督，据辽东半岛、鸭绿江口的皮岛，以筹饷为名，大做走私的生意，满洲所需物资，多从皮岛而来，核其行为，"资敌"无疑；但"日以参貂交结当道"。既见杀，当道不复再能得贿，因而怨及袁崇焕，先造蜚语，说袁崇焕通敌；而清太宗提出要求，以毛文龙的首级为信物。这话由"当道"(包括言官)以至宦官，日言于崇祯，信之不疑，所以后来一闻浮言，即以为袁崇焕果然通敌。是则杀袁崇焕，亦不尽由于崇祯庸暗。总之，万历一朝四十余年，冤气戾气凝集不散，遂有天启东林之祸，阉党横行，崇祯初虽有"逆案"，但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之势未改，几无正人君子容身之地。此是明朝气数已尽，崇祯既昧于天命，不能返躬修省；更不能善尽人事，唯果于杀戮，足令志士丧气，不亡又安可得？
《石匮书》记毛文龙被诛事，颇为细致，足当实录。本传云：
(崇焕)至双岛(高阳按：指琼岛及皮岛)，文龙往宁远，迟之两日，见江上战船将士，皆傲视不顾，谕以"督师亲至地方，尔辈何不晋谒？"对曰："未奉将令，不敢晋谒。"
按：此足见毛文龙心目中根本无袁崇焕。但绝不能谓为袁崇焕以其无礼，杀之以为报复；袁崇焕的想法是：有此心目中无主帅之将，则缓急之间，不但不可恃，且紧要关头，反足以助敌，亦未可知。袁崇焕所以有五年复全辽的把握，端在能保有完全彻底的指挥权。今有此将，安可不除？且知毛文龙交结当道，如果循正当之途径去毛，必不能如愿，因而采取断然行动。本传续载：
崇焕愕塞，不发一言。但日与幕客数人，沿江闲步，拾沙际文石，攫夺为戏，或呼酒席地，小饮成狂。兵船侦探见者，皆曰："督台轻狂若是。"皆不以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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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12)
平情而论，袁崇焕此时虽已有必去毛文龙之意，但亦非不可挽回，只要毛文龙能示诚受节制，袁崇焕亦乐于有此一支海上呼应支援之兵。只是根本上毛文龙便轻视袁崇焕，那就不能不决裂了。
当时等毛文龙回来以后，袁崇焕并未动手，相与燕饮，每至夜分；席上谈公事，袁崇焕主张变更营制，并设监司理民政，毛文龙怫然不悦，话就谈不下去了。
于是袁崇焕讽示毛文龙辞官回乡；毛文龙说："我一向有此意思，但唯有我知道"东事"；等"东事"告竣，朝鲜衰弱，一举可以占领。"所谓"东事"即指对满洲的军事而言。毛文龙大言不惭，已使得袁崇焕大感不快，而居然还存着占朝鲜的妄想，则他的兵即令能打，亦必保存实力，对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计划，完全没有帮助。至此，袁崇焕才决定采取行动。
于是以邀"观射"为由，将毛文龙诱至袁崇焕设在山上的行帐；随行士兵摒拒在外。其过程在张岱的笔下极其生动。
《石匮书》记袁、毛打交道，尚有他语；又袁崇焕所带亲兵无几，而双岛毛军数千，袁崇焕何能从容执法？则袁之机智，自别有过人之处，仍须看《石匮书》方知其中曲折奥妙：
(崇焕)索其兵将名册，以给犒赏；文龙不肯进册，漫应曰："本镇所带亲丁，现在双岛者，三千五百余人耳。明日领犒。"
按：毛文龙不肯进册者，因袁崇焕一直要查核他的饷项支出，恐一进册则据名册核饷，情弊立见。乃约次日犒军，登岸较射。
乃传令中军，带亲丁四面摆围，崇焕坐帐房犒赏军士。文龙来谢，坐语良久；崇焕曰："明日不能踵别，国家海外重寄，合受焕一拜。"拜已，相约减从，山上亲丁仍于山上摆围。文龙从官百二十人，俱绕围兵，内丁千名截营外，崇焕乃命各从官过见，慰劳之曰："各将官海外劳苦，粮多不敷，使汝等空乏，情实可悯。汝等亦受我一拜。"拜已，众皆感泣。
按：向毛一拜，以宽其意；向众从官一拜，是一种试探。"众皆感泣"则知可以感化，可以理折，可以气夺，然后可以杀毛文龙。
遂问将官姓名，有言毛可公、毛可侯、毛可将、毛可相，百二十人俱姓毛。
按：此似近乎儿戏，其言夸诞。实则不然。当时投身行伍，有不知其姓者，主事者乃任意制一姓名予之，如王得标、王得胜之类。有轻率者，则故意制一恶姓怪名以相戏，湘军中不乏其例。然亦有喜舞文弄墨，特为制一与其人不称之嘉名相赠，如鲍超目不识丁，贵后始识其姓，而字"春霆"，即其一例。彼时通文墨者，每以屈事武夫为耻，遇有机会，每加戏侮。如鲍超曾得部下献董香光屏条四幅，相传系李闯部下得自明宫，鲍超谓幕友："何无上款？"此幕友答谓："好办！"援笔在下款之上加一上款："春霆军门大人雅正。"文士狎侮武夫，类皆如是。所谓"毛可公"、"毛可侯"的题名，亦是一时相戏，未必有何深意；而毛文龙不说真话，遂成口实。
崇焕曰："汝等岂可都姓毛？"文龙应曰："皆是小孙。"崇焕作色对文龙曰："此便欺我！此辈皆异姓之人，今皆姓毛！吾闻天子方可赐姓；汝今擅改人姓，欺君罔上，罪莫大焉。"顾官曰："汝等还该复还本姓，为朝廷出力，自立功名，何得为此欺罔之事？"因大声问文龙曰："我到此数日，披肝沥胆，望尔听我训诫。岂意汝狼子野心，总是一片虚词。目中已无天子国法，岂容宽假？"语毕，西向叩头，请皇命，褫文龙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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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13)
按：清制有"皇命旗牌"，而无"尚方剑"，皇命即等于尚方。明制有皇命，有尚方剑，两者权威有差减。凡出镇，必赐皇命旗牌，而尚方剑则系特赐。一请尚方，其人必死。袁崇焕先请皇命，后请尚方，步骤不乱，自见其智珠在握。
数之曰："女(汝)有应斩十二大罪：兵马钱粮，不经查核，夜郎自据，横行一方，专制孰甚，当斩一；说谎欺君，杀降诛顺，全无征战，却占首功，欺诳孰甚，当斩二；刚愎撒泼，无人臣礼，牧马登莱，问鼎白下，大臣无道，当斩三；每岁侵饷银数十万，每月给米三斗五升，克减军粮，当斩四；私开马市，潜通岛裔(夷)，当斩五；命姓赐氏，不出朝廷，走使舆台，监(滥)给劄付，犯上无等，当斩六；劫掠商人，夺船杀命，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身为盗贼，当斩七；部将之女，收为姬妾，民间之妇，没入为奴，好色诲淫，当斩八；逃难辽民，不容渡海，日给碗饭，令往掘参，畏不肯往，饿死岛中，草菅民命，当斩九；拜魏忠贤为父，迎冕旒像于岛中，至今陈汝明一伙，盘踞京师，交结近侍，当斩十；女真攻破铁山，惨杀辽人无数，逃窜皮岛，掩败为功，当斩十一；开镇八年，不复守土，观望养寇，当斩十二。"
又谕各官曰："毛文龙十二罪，汝等说当与不当？若杀之不当，汝等上来先杀了我。"延颈就戮，众官皆相视失色，叩头乞哀。
毛文龙为之气夺，只叩头求免；袁崇焕问毛可公、毛可侯那班人："文龙当斩否？"都唯唯称是；中有人以为毛文龙虽无功劳，亦有苦劳，但为袁崇焕作色一喝，亦即住口。
此时，袁崇焕方始请尚方剑，斩毛于帐下，随即宣布，只诛文龙，余俱无罪。乃重新部署，将毛文龙的兵分为四协，以毛文龙之子毛承祚及副将陈继盛分别率领。同时大犒将士，传檄各岛，将毛文龙的各种苛政尽皆革除。恩威并用，贴然绥服。
回到宁远，上奏具言其事，最后自陈："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藁待罪。"崇祯看袁崇焕如此作为，心里不免害怕，这就种下了袁崇焕不得善终的基因；亡国之君之所以为亡国之君，就在这些地方！从古至今，只有英主才能用英雄。或谓庸主亦可用英雄，如刘阿斗百事不问，唯倚武侯。此亦不然，刘阿斗是个特例：武侯为顾命之臣，刘阿斗倚恃如父，论其实际，并非信任。若如官文，自可谓之庸，但能重用胡林翼，此识人的眼光及用人不疑的襟度，亦就不庸了。
话虽如此，崇祯自亦不能不优诏相答。于是袁崇焕又上言："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今不宜更置帅，即以副将陈继盛摄之。"又请增饷至十八万。报准奏。
平心而论，袁崇焕的处置，确有些欠考虑；当毛文龙叩头求免，从官畏服，则权威已经建立，只逮捕毛文龙置于左右，其子承祚及部将为求保毛之命，必然听命，一样亦可达到整顿的目的。以前方大将，除非有反叛犯上的逆迹，不能不断然处置以外，绝无请尚方剑立斩的必要。那就无怪乎有人造作蜚言说袁崇焕通敌，而以毛文龙的首级为信物了。
是年十月，清太宗率兵破边墙，自遵化侵北京；《东华录》载：
天聪三年即明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丑，大兵逼北京。上(按：指清太宗，此时尚自称"金国汗")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两翼兵营于东北，侦知满桂、侯世禄等集德胜门。上率右翼诸贝勒前进。又闻瞭见东南隅有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以兵来援，传令左翼诸贝勒迎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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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14)
癸卯(按：中隔一日)，遣归顺王太监赍和书致明主。
上率诸贝勒环阅北京城。
乙巳(按：又隔一日)屯南海子。
丁未(按：又隔一日)进兵距关厢二里。
戊申，闻袁崇焕、祖大寿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令我兵逼之而营。上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谕曰："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遂回营。
如上所引，自辛丑至戊申，历时凡七日，太宗只在城外盘旋，并未能攻城，原因是京城高大坚固，且无攻城之具，所以虽兵临城下，并不危急。只看袁崇焕、祖大寿援兵到后，并不急于接战，而在广渠门外构筑工事，有断其归路之意。按：清兵此次由喜峰口破边墙入关，陷遵化，蓟州巡抚王元雅自经死，驻关门的总兵赵率教赴援阵亡，清兵遂趋蓟州，越三河，略顺义，而至京城之北。及至袁、祖入援，屯营东南即广渠门外，则通州及三河在控制之下，俟各路勤王师集，清兵不复再能由三河、蓟州、遵化而出喜峰口、南天门，则只有自顺义北走，经密云出古北口，袁崇焕自必早有伏兵，而屯德胜门外的总兵满桂，率师追击，三面夹攻，清军危乎殆哉。太宗本怯袁崇焕，所以此次进关绕道蒙古、热河，不敢正面攻守锦州的祖大寿及坐镇宁远的袁崇焕，勘阵以后，复有"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之语，自度已难力敌，因用智取。
***
说起来似乎齐东野语，而确为实情，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清太宗一部《三国》败明朝。这部《三国》还不是陈寿的《三国志》，而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满洲之有文字，始自万历二十七年，系蒙古文的改良。最早译成满文的少数汉文书籍，其中就有一部《三国演义》。太宗熟读此书，且颇以自矜；他的用兵，自战略至战术，往往取法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计杀袁崇焕，则脱胎于"蒋干盗书"。兹接前续引《东华录》如下：
先是获明太监工人，付与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达海监收。至是回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工人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佯卧窃听，悉记其言。
庚戌，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执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
《东华录》据清朝官文书所记如此；再看明朝方面的记载如何，仍引《石匮书》袁传以见当时的情事及舆论：
崇焕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于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北骑果于遵化入口。
按：张岱此传可取，即在叙事公正，并不因为其时对袁崇焕皆曰"可杀"而一笔抹杀。袁崇焕料敌如神，既已提出遵化单弱的警告，兵部即应事先防范；而留难不予王威，全然不符当日平台召见，事事应手的许诺，则追究北骑入口的责任，全在"本兵"。应斩者实为王在晋，而非袁崇焕。
崇焕与祖大寿率蒙古壮丁万余骑，进援蓟镇。北骑至蓟镇，与崇焕兵遇，不战，离城数里扎营。次早直趋京师，崇焕尾其后，亦至京师城下，即上疏，请入城养病，俟病稍痊出战。上不许，召崇焕陛见，劳以裘帽，即命归营。是日北骑绕城北，山海总兵满桂方到，兵未成列，北骑袭之，大败，全军覆没。满桂侄杀入阵，救出满桂。满桂创重，伏马上驰出城，至城下，请入陛见，遂言崇焕于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上犹未信，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利，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炮，及放炮，皆无钱粮(弹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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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15)
以上所记，得诸传闻，颇有失实之处，如谓袁崇焕奏请"入城养病"云云，已涉于离奇；以下所记，亦复如此：
上大怒，即遣中使二人，召崇焕面议军事。崇焕欲不往而难于辞，乃以军中见疑，请以二中使为质；上即以二中使留质军中。崇焕陛见，即命满桂与之面质，满桂见崇焕御前赐坐，拉之下跪，尽发其通敌奸状，并言其接济寇粮，凿凿有据。崇焕见满桂色变，遂不能辩，免冠请死。上命锦衣卫堂上官拿送镇抚司，即令满桂往统其军。
谓袁崇焕不敢陛见，以及见满桂色变，皆为必无之事。满桂并未"全军覆没"，创亦不甚重；否则，崇祯不致"即令满桂往统其军"。
事实上是袁崇焕与祖大寿同时奉召陛见，事先毫无迹象显示此去有何危险，因此召对时骤缚袁崇焕，使得祖大寿股栗无人色。既退，闻山海关、宁远将卒不肯受满桂节制，祖大寿乃引所部兵出山海关。如关宁将卒愿受节制，以祖大寿的本性而言，还是会跟满桂合作，共御北骑。及至祖大寿既奔，满桂营于永定门外，为清兵所破，满桂战死。
其时已复起孙承宗督师，驻通州收容溃卒。当务之急自然是安抚祖大寿，孙承宗与袁崇焕皆于祖大寿有恩，因而孙承宗请袁崇焕在狱中作书，召祖大寿听命于孙承宗，仍遣出关守锦州，关外局势暂时可以稳住了。
关内则永平沦陷，由阿敏领重兵驻守，其余清兵于崇祯三年二月退回奉天。五月，孙承宗督师攻复滦州，阿敏怯敌不敢赴援，屠永平官民，偕迁安、遵化守将弃城而遁，孙承宗部将张春追击，斩获甚众，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皆复。阿敏则因此被罚，免死幽禁，他与他的儿子洪可泰自关内所夺得的人口、奴仆、牲畜，俱给阿敏的胞弟济尔哈朗，镶蓝旗从此易主。时为天聪四年，即崇祯三年六月。
八月间，袁崇焕被难。阉党本拟借此翻案，目标还不止于袁崇焕，而是借袁案株连钱龙锡。孟心史《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云：
时阁臣钱龙锡持正，不悦于阉党。阉党王永光复用为吏部尚书，引同党御史高捷为龙锡所扼者。遂以龙锡与崇焕屡通书，讦议和，杀文龙为龙锡主使，并罢龙锡。时起用孙承宗，御建州兵，兵退；遂于三年八月磔崇焕。九月逮龙锡，十二月下龙锡狱。
阉党借议和、诛毛，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谋更立一逆案，与前案相抵。(按：崇祯即位，整肃阉党，此案名为"逆案"。所谓"前案"即指此。)内阁温体仁、吏部王永光主其事，欲发自兵部，而兵部尚书梁廷栋不敢任而止。仅议龙锡大辟，决不待时。帝不信龙锡逆谋，龙锡亦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帝令长系。
明年，中允黄道周申救外，而帝亦诏所司再谳，减龙锡死，戍定海卫。在戍十二年，两赦不原。其子请输粟赎罪，周延儒当国，尼不行。南渡后始复官归里卒。崇祯宰相五十人，龙锡尚为贤者，崇祯初与刘鸿训协心辅政，朝政稍清，两人皆得罪去。崇焕则以边事为己任，既被磔，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无余赀，天下冤之。
按：崇祯即位之初，诛魏忠贤，定逆案，撤九边监军太监，罢苏杭织造，用钱龙锡、刘鸿训、来宗道等入阁办事。来宗道虽有"清客宰相"之称，钱、刘则皆为不附魏忠贤而于天启朝见斥者。崇祯初政，确有一番清明气象；所惜除恶不尽，且乏知人之明，于是温体仁值经筵，周延儒为礼侍，而刘鸿训不旋踵罢去，逆阉流毒复起，可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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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16)
袁崇焕死得很惨，《石匮书》本传：
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手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此段记载，似有言过其实处，但必有其事，则毫无可疑。其家属在辽者，流贵州；在籍者，流福建。史书皆谓其"胤绝"。乾隆四十八年，高宗手诏查问袁崇焕后裔下落，广东巡抚尚安查奏："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之子入继为嗣，见有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后蒙恩得授峡江县丞。
民初东莞人张江裁作《东莞袁督帅后裔考》，据云：袁下狱定罪后，其妾生一子，先匿民间，后依祖大寿，其子名文弼，以军功编为宁古塔正白旗汉军，后居黑龙江瑷珲。传七世而有弟兄三人，其季名世福，即富明阿，咸丰六年官至副都统，从钦差大臣德兴阿辗战江南，为满洲名将，光绪八年卒，年七十六，官至吉林将军。富明阿多子，长子寿山、六子永山皆显达，但惜隶于旗籍。袁崇焕地下有知，不悉其为欣慰，抑为遗憾。
***
袁崇焕一死，最大的影响是不复再能用祖大寿。《清史列传·贰臣传》记祖大寿云：
(崇祯)三年正月，大兵(按：指清军)克永平，下迁安、滦州，各留师镇守。(孙)承宗檄大寿率兵入关规复……四月，大寿同总兵马世龙、杨肇，副将祖大乐、祖可法等袭滦州，以巨炮击毁城楼。我兵在城中及永平、遵化、迁安者，皆不能守，弃城出关而归。大寿仍镇锦州。
能"以巨炮击毁城楼"，则城何可守？阿敏弃四城而遁，事非得已，于此可知。太宗命阿敏守蓟州四城，实为借刀杀人之计。欲除阿敏的动机，早肇于太祖新丧之际。《东华录》崇德八年八月，召责阿敏旗下大将傅尔丹时，追述往事云：
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等至，谕以阿敏(云云)，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藩于外，朕已无国，将谁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坏其国也……复召郑亲王问曰："尔兄遣人来与朕言，尔知之乎？"郑亲王对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谓必无是理，力劝止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由是不复与闻。"
阿敏请率本旗出藩，即有不愿臣服之心，迟早必成肘腋之患。济尔哈朗幼育于太祖宫中，小于太宗七岁，情谊如同胞，故太宗思夺镶蓝旗予济尔哈朗，为理所必至之事。蓟州四城本由济尔哈朗占守，两个月后，命阿敏接防，以其时祖大寿由孙承宗慰抚，将领兵入援，事先遣谍潜入永平侦察，为清军所获斩于市，乃知锦州明军将入关。祖大寿威名素著，因以阿敏代济尔哈朗，借攫其锋：胜则损其实力，败则以此为罪。其为借刀杀人，情势显然。
收复蓟州四城后，孙承宗逐渐整顿防务，由关内扩及关外，崇祯四年七月，命祖大寿筑大凌河城。大凌河在锦州以东，在此筑城，即为向前推进，是采取攻势的明证。太宗自不容此城之成，自率主力渡辽河，出广宁大道，而以德格类等率偏师出锦州以北的义州，遥为呼应。八月，师至城下，城内军民工役三万余人，粮食是一大问题，太宗因定长围之策，兵分十二路，南北东西每一面三路，大将在前，诸贝勒、台吉在后，佟养性率包衣跨锦州大道而营。其时清军已有红衣大炮，命名"天佑助威大将军"，即由佟养性督造，亦由佟养性为炮兵指挥。围城的工事，规模浩大，据《清史稿·祖大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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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17)
周城为壕，深广各丈许；壕外为墙，高丈许，施睥睨。营外又各为壕，深广皆五尺。
因此，朽山、锦州两路援军，都未能到达大凌河城。九月，辽东巡抚邱禾嘉、总兵吴襄(吴三桂之父，祖大寿的姊夫。吴三桂为祖大寿的外甥)，合军七千人赴援，亦为太宗亲自领兵击退。
太宗长围的目的，不在得地而在得人。一则曰："(明)善射精兵，尽在此城。"二则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俱见《清史列传·祖大寿传》)尤以生致祖大寿为志在必得，所以设围之初，即再次致书招降，第二通中有这样的话：
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唯望将军指示。
这不仅是请祖大寿当他的"军师"，直是请祖大寿发号施令。这当然是从《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得来的灵感；而此后之善视祖大寿，则参用曹瞒之于关云长的故智。当大凌城中"粮尽薪绝，杀人为食，析骸而炊"，亦即是到了以人骨作薪煮人肉的地步时，祖大寿终于投降，事在崇祯四年十月。
祖大寿初降，太宗与之行"抱见礼"，亲以金卮酌酒慰劳，赠以黑狐帽、貂裘，明日用祖大寿策，奇袭锦州，《清史列传》本传载其事云：
命贝勒等率八旗诸将及兵四千人，俱作汉装；大寿率所属兵三百五十人，以二更起行，趋锦州，炮声不绝，为大凌河城中人突围奔还状。会大雾，人觌面不相识，军皆失队伍，为收兵而还。
如果没有这场大雾，我很怀疑，一入锦州，此作汉装的四千清兵，恐将不复再得回辽东。祖大寿始终无降清之心，此非我好做翻案文章，证以此后情况，事实确是如此。
或谓："然则先降之三千余人，包括其嗣子泽润、亲子泽洪、养子可法在内，又将如何？"我的答复是：祖大寿知道太宗不会因他的归明而杀此三千余人；果真屠杀，亦符大寿之愿，其部下终不为清所用。
《清史列传》本传又载：
十一月庚午朔，谕诸贝勒曰："朕思与其留大寿于我国，不如纵入锦州，令其献城，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来，亦非我意料不及而误遣也。彼一身耳，叛亦听之。若不纵之使往，倘明国(朝)别令人据守锦州，则事难图矣。自今纵还大寿一人，而携其子侄及诸将士以归，厚加恩养，再图进取，庶几有益。"
此真是看得透，做得出。太宗与崇祯在位同为十七年，何以此胜彼败？最大的原因即在太宗真能知己知彼；而崇祯则既不知彼，亦昧于自知。本传续记：
乃遣人传谕，询大寿曰："今令尔至锦州，以何计入城？既入城，又以何策成事？"大寿对曰："我但云昨夜溃出，逃避入山，今徒步而来。锦州军民，俱我所属，未有不信者。如闻炮则知我已入城，再闻炮，则事已成，上可以兵来矣。"遂以其从子泽远及厮养卒二十余自随。既渡小凌河，舍骑徒行，遇锦州探卒，偕入城。越三日遣人至大凌河语其所属诸将曰："锦州兵甚众，将从密图之。尔诸将家属，已潜使人赡养，后会有期。倘有衷言，即遣人来，无妨也。"于是上将旋师，赐敕大寿，令毋忘前约。大寿复遣人赍奏至，言："期约之事，常识于心，因众意怀疑，难以骤举。望皇上矜恤归顺士卒，善加抚养。众心既服，大事易成。至我子侄，尤望垂盼。"上命毁大凌河城，携大寿从子泽洪等及诸将以还，优赉田宅服物器用。降兵万余，咸分隶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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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18)
祖大寿初回锦州时，只言突围而出，但副将参将等高级将官投清，这件事是瞒不过的，辽东巡抚邱禾嘉密疏上闻。崇祯当然要杀祖大寿，却不敢明正典刑，一面命邱禾嘉加以羁縻；一面如清太宗之于阿敏，行一条借刀杀人之计。《清史列传》本传：
唯以蒙古将桑噶尔寨等赴援不力，战败先遁，密令大寿歼之。事泄，桑噶尔寨率众蒙古，环甲三昼夜，欲执大寿来归本(清)朝。大寿慰之曰："我视尔如兄弟，尔安得若此？"桑噶尔寨曰："闻欲尽杀我等，图自救耳。"大寿曰："杀我自必及尔；杀尔自必及我。"共之盟誓而定。
按：在辽东明军，杂有甚多蒙古部队，此即王象乾所优为的"行款"，而在兵部夸张为"以虏制夷"的战略。观上引之文，情形是很明显的：祖大寿只带"从子泽远及厮卒二十余"回锦州，何能歼灭桑噶尔寨所率的"众蒙古"？又"事泄"者，当然是邱禾嘉依照指示，故意"放风"。祖大寿谓桑，"杀尔自必及我"，则是已知为借刀杀人之计，为桑揭穿底蕴，自然相安无事。此一段记叙中有隐笔。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本传又记：
敕使自京师召之者三，大寿语锦州将士曰："我虽竭力为国，其如不信我何？"终弗往。
有袁崇焕平台被缚前车之鉴，祖大寿何能上当？但从此数语中，可以推知祖大寿当时的心迹：第一，力竭投降，并非本心，仍旧希望能为明守边，甚至牺牲在满洲的亲属亦所不惜；第二，由"其如不信我何"这句牢骚，可知其寒心，素志固犹未改，但可知其已无殉国之心。
此后三年，清太宗致书，不报；多铎征锦州，则力拒。于是到了崇德元年，明清之间又另是一个局面了。
***
我以前谈过，所谓"天命"、"天聪"，只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汉文称号，究其实际，在天聪八年以前，国号为"后金"，自称"金国汗"；至崇祯八年，始定国号为"清"，并建正式年号"崇德"。也可以说，在此以前，希望以山海关为界，划疆而守；在此以后，始决心进窥中原。而促成太宗此一决心的最大原因是：在察哈尔获得了一方"传国玺"。
走笔至此，先作一篇"传国玺考略"。按："皇帝"一词，起于秦始皇；以故作为"恭膺天命"之凭证的玺，亦起于秦始皇，《太平御览》云：
传国玺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蓝田山，是丞相李斯所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秦始皇打算者，天下万世一系，传之无穷，因名之为"传国玺"，但仅及二世；刘邦先入咸阳，子婴降于道左，此玺遂为汉得。明人刘定之作《玺辩》，述其源流甚详：
汉诸帝常佩之，故霍光废昌邑王贺，持其手解脱其玺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与，后乃出投诸地，螭角微玷(按：玺为螭钮)。董卓之乱，帝出走，失玺。
孙坚得于城南甄官井中。袁术拘坚妻，得以称帝。术死，玺仍归汉传魏，隶刻肩际曰："大魏受汉传国之玺。"
魏传晋，晋怀帝失位，玺归刘聪，聪死传曜。石勒杀曜取玺；冉闵篡石氏，置玺于邺；闵死国乱，其子求救于晋，谢尚遣兵入邺助守，因绐得玺归晋。方其未还也，刘、石二氏以玺不在晋，谓晋帝为"白板天子"；晋益耻之。(按：时为东晋穆帝永和八年。)
谢尚到底是否骗回这方秦玺，大成疑问；但自南北朝开始，"其间得丧存毁真赝之故，难尽究诘"，直谓之秦玺已亡，亦非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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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19)
自唐朝开始，"传国玺"改称"传国宝"，为太宗所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贞观四年，隋炀帝萧后，自突厥奉玺归，亦非秦玺，而是很可能为永和年间所制的晋玺。至后唐庄宗遇害，明宗嗣立，再传废帝，因石氏篡立自焚，则连晋玺亦亡。
"儿皇帝"石敬瑭入洛，又制一玺，后世称为"石氏玺"；契丹灭晋，明知此"传国宝"的来历，但对外不道破真相，辽兴宗耶律宗真试进士，且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命题。"石氏玺"后为天祚帝耶律延禧失落于桑乾河。
至此，所谓"传国玺(宝)"者，共得三玺：
一、秦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亡于南北朝。
二、晋玺，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毁于后唐废帝。
三、石氏玺，文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辽末失落于桑乾河。
在此以前，宋哲宗时忽有咸阳平民段义，献一青玉玺，谓即"传国玺"，曾巩曾上表称贺，且改元为"元符"。事实上是"元祐正人"被排斥后，继承真宗朝奸臣丁谓的另一班奸臣蛊惑庸主的花样。朱子曾有《书玺》一短文：
臣熹，恭维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时，盖未得此玺也。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矣！臣熹敬书。
"绍圣"即哲宗于宣仁太后既薨，排斥正人后所改的年号。绍圣四年改明年为元符，又三年而崩，徽宗即位而北宋亡。朱子所谓"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真是史笔。
金兵入汴梁，得玺凡十四，其中即有此段义所献之玺。至金哀宗完颜守绪死于察州，则连宋玺的下落亦不明了。
元至元三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彧由故官拾得之妻处购得一青绿玉，四寸方，三寸厚，经监察御史杨桓鉴识篆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为即秦玺而进献。其实此即宋哲宗朝奸臣假造的"传国玺"。此伪秦玺至元亡，顺帝挟之走沙漠，犹自夸"我有传国宝"。其后不知所终。
至于清太宗所获自察哈尔一玺，非元顺帝挟以北走的伪秦玺，而是另一唐朝以后所制，为元顺帝走沙漠时所失落的玉玺。《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有元玉玺，交龙纽，镌汉篆曰："制诰之宝。"顺帝失之沙漠。越二百余年，有牧山麓者，见羊不食草，以蹄撅地，发之乃玺，归于元裔博硕克图汗，后为林丹汗所得。至是多尔衮令额哲献于上。
据此可知，由察哈尔发现的玉玺，非宋玺，非石氏玺，非晋玺，更非秦玺，清史铁记太宗得"传国玺"者皆妄。但此玺为唐以后所造，而来自元宫，则确凿无疑。
***
至于太宗征服察哈尔，则为得以亡明的一大关键。当时满洲三面受敌：西面的明军；东面的朝鲜；西北的察哈尔，明朝称之为"插汉"，为内蒙七大部之一。其中尤强者三部：一为科尔沁，居内蒙东部，当辽东之北、黑龙江之南，与满洲密迩；二为鄂尔多斯，居内蒙西部，河套之中；三即察哈尔，居内蒙中部，包括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在此三部中，察哈尔更为强中之强。
科尔沁酋长姓博尔济吉特氏，亦为元裔，曾参加"九国联军"之役，其后化敌为友，和亲降附。太宗孝端后，孝端之侄、世祖生母孝庄后，以及多尔衮、多铎的福晋，皆出此族，与清朝世为国戚，其后裔中最有名的就是--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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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20)
察哈尔为元顺帝嫡系子孙，所以酋长称"汗"。其时的林丹汗雄桀为内蒙七部酋长之冠，一向轻视满洲，且倚仗士马强盛，侵凌同族，与科尔沁更是极不相能。而明朝"行款"笼络"西虏"以制"东夷"的"西虏"，即指林丹汗而言，自是满洲的大敌。
天聪四年大凌河之役以后，太宗静待祖大寿举锦州来降，暂无举动，因而用其兵攻察哈尔，林丹汗率师西遁，太宗降其部众数万，收兵而返，并未彻底解决。至天聪七年六月，向臣下征询："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都以为应先征明，但太宗一则不愿与祖大寿交锋，再则打算着相机攻林丹汗，所以沿长城西行，由龙门关入口，纵掠宣府一带，兵围大同，死伤甚众而无功。
闰八月将班师时，有一意外喜事，《清鉴纲目》卷首《平定内蒙古》载：
(林丹汗)徙其人畜十余万众，由归化城渡河西奔，沿途离散，仅存十之二三。及至青海大草滩，林丹汗忽病痘死；其子额哲，拥众万余，居河套外。
额哲未降，但林丹汗同族的有力分子，以及林丹汗的妻子窦土门福金却投降了。
林丹汗死后，妻子数人为太宗父子兄弟所分占，《天聪实录》载：
八年闰八月辛亥，察哈尔国林丹汗……窦土门福金携其国人来降……众和硕贝勒等公议奏云："天特赐皇上察哈尔汗窦土门福金，可即纳之。"上固辞曰："此福金朕不宜纳，贝勒中有妻不和睦者，当以与之。"代善等复力劝上纳……曰："此福金乃天所特赐，上若不纳，得毋拂于天耶？上非好色多纳妃嫔者比；若上如古之庸主，悖于义而荒于色，臣等岂特不劝之纳，有不于上前力谏者乎？今此福金，皇上纳则臣心欣悦，不纳则激切滋甚矣。"……上因思行师时驻营纳里特河，曾有雌雉入御幄之祥，揆此不纳，恐违天意，于是纳福金之意始定……护送福金多尼库鲁克喜曰："我等此行乃送福金，非私来也。皇上纳之，则新附诸国与我等皆不胜踊跃欲庆之至矣。"
代善等力劝太宗纳窦土门福金，即因一开其例，诸贝勒便可"人财两得"；护送者亦认太宗能纳，则以此为和解的表示，降附事完，方能心安。而太宗恐额哲以此为仇，故不能不踌躇。下一年，太宗命多尔衮招抚额哲所部，《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九年二月，上命多尔衮同贝勒岳托、萨哈璘、豪格统兵一万招之。四月至锡喇珠尔格，降其台吉索诺木及所属千五百户，进逼托里图，恐其众惊溃，按兵不动。额哲母业赫，贝勒锦台计女孙也；其弟南楚暨族叔祖阿什达尔汉，皆为我大臣，遣宣谕慰抚，额哲遂奉其母，率宰桑台吉等迎降。
按：锦台计即金台吉。前面谈过，他是太祖的内兄，亦为代善的岳父。金台吉有一子名德尔赫尔，其女归林丹汗，生额哲。阿什达尔汉为金台吉同族兄弟，早已降清，著有战功，太宗时"典外藩蒙古事"，等于后来的"理藩院尚书"。南楚又名南褚，其姐即额哲生母。
除了窦土门福金及额哲之母以外，林丹汗还有三个妻子：一个叫囊囊，一个叫伯奇，一个叫俄尔哲图，此时从额哲的身份而言，称为"太后"。囊囊太后先到，太祖劝代善纳此妇，代善不愿，《天聪实录》九年七月载：
上纳察哈尔汗大福金囊囊太后。先是……囊囊太后至，上遣人谓大贝勒代善曰："此人乃察哈尔汗有名大福金，宜娶之。"言数次，代善对曰："人虽名为大福金，但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闻察哈尔汗尚有大福金苏泰太后，待其至，我将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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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21)
此"苏泰太后"即额哲之母，《蒙古源流》称之为"苏台太后"。而囊囊太后为"多罗大福金"，满语"多罗"译成汉文为"理"，此"理"字有多种解释，在此作"正式"之意。满蒙部落酋长多妻，辄称之为"福金"，即汉语"夫人"；而称"多罗大福金"，表示林丹汗生前经过仪式正式迎娶的妻子，纵非元配，亦为继配，所以太宗谓之"有名"。但既为元配或继配，年龄与林丹汗相差不远，老丑而又无赀，故代善不欲。而苏泰太后则太宗以济尔哈朗爱妻已亡，早以苏泰太后相许，他说：
"先既许弟(按：济尔哈朗为太宗堂弟)，后复与兄，是无信也。朕言既出，岂有更易之理？此福金可娶之。"往谕数次，代善不从。时阿巴泰贝勒(等)闻之，奏上言："此福金因无财畜，故大贝勒不娶。臣等若早闻许大贝勒之说，亦必劝止。此人乃察哈尔汗多罗大福金，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也。"
按：所奏之言，文义稍有未协。意谓代善不欲娶囊囊太后，不妨听之；如早闻太宗有此意，亦必劝阻。此下有一段没有说出来，而太宗自能意会：囊囊太后虽老丑而无财畜，但她的名号在察哈尔有相当的号召力，如有异心，可利用为工具。因劝"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即为防微杜渐，预遏乱源之计。
于此，我又别有看法：代善之不欲娶囊囊太后，既非嫌其无财富，亦非嫌其老丑，只是避嫌疑、表心迹，小心谨慎而已。只看他推辞的理由，只因"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便知是托词。以后，代善娶了林丹汗的妹妹泰松公主；而察哈尔的三太后--伯奇、俄尔哲图、苏泰，由豪格、阿巴泰、济尔哈朗分娶。元玺即由苏泰太后带来，为额哲换得一个亲王的封号。
察哈尔既平，朝鲜则于天聪元年，曾为二贝勒阿敏所败，订盟约为兄弟，力所能制，亦无后顾之忧，而又适得元玺，遂有中原之志。天聪十年(崇祯九年)四月朔，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即以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
既即帝位，当然要获得邻国的承认，遣使征聘于朝鲜，朝鲜国王李倧不肯推戴。按：朝鲜之于明朝，始终不贰，至清初犹然；此中有个特殊的原因：明成祖生母碽氏，籍隶三韩，所以他是朝鲜的外甥。李朝各王，向来事明犹父；而明朝之于朝鲜，保护亦不遗余力。由于有此深厚渊源，所以不愿事清，因而引起战争，《清鉴纲目》崇德元年十一月：
(太宗)亲率大军，再伐朝鲜，渡汉江，克其都城。(朝鲜王李)倧奔南汉山城，告急于明。明舟师出海，守风不敢渡；而太宗围南汉山城急，破朝鲜诸道援兵，获倧妻子于江华岛。倧惧，始遣使乞降，弃兵械、服朝服、献明室所给封册，而躬自来朝。太宗见之于汉江东岸之三田渡，自是朝鲜世为臣仆者二百四十余年。朝鲜既服，皮岛势孤，太宗遣兵与朝鲜夹攻取之。
其时明朝方苦于流寇，自顾不暇，实在无力庇护藩属；而朝鲜总以为天朝大国，不管满洲，还是流寇，无非跳梁小丑，只要出兵，无不克取，寄望甚深，因而态度强硬。及至登莱总兵陈洪范出师阻风，清朝又大破其诸道援兵，李倧方知明不可恃，投降得颇为彻底。太宗先虏了李王及其大臣的家属多人；和约既成，仍留朝鲜两王子为质子。至于征朝鲜得济，则由于孔有德之降清，为袁崇焕操切从事杀毛文龙的后遗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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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22)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为清朝所封的四异姓王。顺治九年，孔有德殁于桂林，有一子为桂王部将李定国所杀，嗣绝、爵除，是故康熙年间，止称"三藩"。
孔、耿皆为毛文龙部下。袁崇焕杀毛文龙，以陈继盛代领部众，孔有德认为不足与共事，偕耿仲明渡海至山东，为登州巡抚孙元化用为参将。大凌河之役，孔有德奉命率骑兵八百赴援，途中乏食，纪律无法维持，而孔有德犹以军法从事，军心更为不稳。行至德州以北的吴桥，为部下劫持，终于造反，于是回军自西而东，一路大肆掳掠，王师变成土匪。到得登州，约耿仲明为内应，破城得三千余人，都是他的辽东同乡。登州对岸的旅顺，以及旅顺口外的广陆岛，驻有副将两员，亦举兵反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两支叛军合流，声势甚壮，孔有德自称"都元帅"，登坛拜将，耿仲明等四人皆为"总兵"，四出攻掠。明朝调动保定、天津、昌平三镇兵会剿，历时一年，劳而无功。
因此，兵部定以辽制辽之策，将祖大寿在宁远的部队调进关，以祖大寿的一弟一姐夫：祖大弼、吴襄两总兵率领，包围登州。孔有德看看守不住了，决定投清，一面派人联络，一面调集战舰突围，过旅顺口为总兵黄龙所袭，至鸭绿江又为朝鲜兵所攻。与孔、耿同时起事者共六人：四"总兵"，一"副帅"、一"副将"为父子，亦为创议造反之人，经此三番接击，不是阵亡，就是被擒。其中是否有借刀杀人的情事不可知，不过只有孔有德、耿仲明未死，达成了投清的目的，说是巧合，亦未免太巧了些。
《清史列传》中，由乾隆定名的《贰臣传》，以为清效命、被难祠祭者居前，孔有德列于第三，当其天聪七年投清时，本传记其所受"恩遇"如下：
四月，命诸贝勒总兵驻岸受降……有德偕仲明携人众辎重来归，给田宅于辽阳。六月，召赴盛京，上召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行抱见礼，亲酌金卮劳之，赐敕印，授都元帅。寻随贝勒岳托征明旅顺，破其城，黄龙自刎死，有德收辽人数百自属。及还，有德坠马伤手留辽阳，诏慰之曰："都元帅远道从戎，良亦劳苦，行间一切事宜，实获朕心，至于赞襄招抚，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身，又遭衔蹶之失，适闻痊可，大慰朕怀。"
按：上引孔传，有两点需要解释：第一，大凌河有警，何以须隔海的登州巡抚自陆路迂道赴援？第二，孔有德自登州夺围出海，向鸭绿江西岸的清军投降，取四十五度角，直指东北即可，何以北驶经旅顺口，致为黄龙所邀击？
要研究这个问题，首须了解，辽东在明朝，西起山海关，东至鸭绿江与朝鲜交界，在疆域上都属于山东。入清以后，习惯上辽东改称关东，山东大汉自芝罘渡海北上入辽，称为"下关东"；用一"下"字，即有关东仍隶山东之意。所以然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山东，辽东都指挥使，金州卫"下说得好：
卫(金州卫)控临海岛，限隔中外……旧置运道，由登州新河海口，至金州铁山旅顺口，通计五百五十里，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海中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自正德以后，旧制浸废；嘉靖中虽尝举行，而议者旋以奸民伏匿为言，复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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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23)
夫创法之初，以辽隶山东者，正以旅顺海口，片帆可达登莱耳。乃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欤？
这是痛惜海运之废。当初的运道，自江苏海州至登州，登州至旅顺，总计一千一百里。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南北对峙，中间以一连串的大小岛屿，如链之联，并以区分为黄海与渤海。所谓"限隔中外"者，意指此"链"之西的渤海为内海，而之东的黄海为外海。是故外舰一入渤海，即成内犯。清末李鸿章经营旅顺港，在国防的观点上，绝对正确，无奈亦是"修举无术"。
如上所述，解答了第一个问题，大凌河失守，则金州卫不保，旅顺落入敌手，直接威胁"片帆可达"的登州，所以孙元化不但在行政区分上有赴援的义务，在守土责任上亦有预防的必要。
至于第二个问题，亦可从"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一语中去体会；大海茫茫，不循运道，自取航向，不说当时船舶设备之简陋，就是现代的战舰，亦不能贸然从事。
自旅顺口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
此海州为辽东都指挥使司属下二十五卫之一的海州卫，即今辽宁海城。《读史方舆纪要》记海州卫所属"梁房口关"云："卫西南七十里，又东南九十里，即盖州也。海运之舟由旅顺口达者，于此入于辽河。"然则为今之营口无疑。又记辽河云："在卫西南五十五里，自辽阳界流入，又南注于海，谓之三岔河。"是则三岔河即自辽阳入海的最后一段辽河。凡大川，上下游异名者，无足为奇；辽水自塞外迤逦南来，经铁岭、沈阳而至辽阳西南牛家庄驿(今牛庄)附近，纳太子河、浑河，南注入海，形似三叉戟，为三岔河得名的由来。
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沈岭指抚顺关口的薄刀山而言。开元即开源。河东者，辽河以东之谓。辽东二十五卫，十一卫在辽河以西，即广宁及中左右共四卫，又前后中左右五屯卫，加义州、宁远两卫；十四卫在河东，即定辽前后中左右五卫，加东宁、海州、盖州、复州、金州、沈阳、铁岭、安东、三万等九卫。定辽五卫及东宁卫，均在辽阳附近，大致南满铁路自开源(安东卫)以下两侧之地皆是。当时精华所在，则为金、复、海、盖四卫，"并称沃饶，为之根本"。至于"三万卫"，顾祖禹赞之谓"居全辽之上游，为东陲之险塞"，又记其四至谓"南至铁岭卫百二十里"，又谓安东卫在"三万卫治西南"，安东卫治开源，是则三万卫应在开源东北，而南距铁岭百二十里，夷考其地，应是今之金家屯；更北郑家屯，今为辽源，应为三万卫治北界，亦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辖地北境之限，因为东北即科尔沁左翼中旗，在当时是蒙古的地方了。
按：辽河以西十一卫军食，除屯垦自给以外，不足之数可由关内补给，或由海道运粮至觉华岛屯储。辽河以东十四卫，则以辽河两岸泥淖三百余里，称为"辽泽"，水势涨落不定，大规模的船运极其困难，隋炀帝、唐太宗伐高丽，皆搭浮桥或以车为桥梁。因此河东乏食，难望河西接济。明朝嘉靖三十七年，辽东大水，辽督王忬(王世贞之父)请开海禁，以苏辽困；四十年，山东巡抚朱衡以海禁一开，登州防守不免吃重，因以"奸民伏匿，不便"，奏请复禁。此所以顾祖禹有"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之叹。如河东十四卫得因足食而不撤，则建州三卫，岂得猖狂？此亦清兴明衰之一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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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第三章 太祖、太宗(24)
现在回头再谈孔有德。他与耿仲明降清为天聪七年四月，六月召赴盛京见太宗，已见前引孔传。就在这个月，太宗遍谘大臣，征明、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何以早不问，迟不问，问在此时？即因从孔有德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