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城监狱回到北京，我哥刁北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巩益病家，然后，去邮局。在邮局，他打两个长途发一封信。他的第一个电话打往青岛附近的即墨县，接电话的小姑娘说她那里是县委招待所，二一二房间根本没人，更没什么纪学青，一年前，那屋就由客房改成备品库了。第二个电话打往德耳布尔前旗外贸局。先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她根本没听说过纪学青的名字，后接电话的男人认识纪学青，和她共过事，但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她早不在外贸局了，后一个男人说，也早不在德耳布尔了。我哥刁北的信发往山东聊城，以我姥的口吻，问我姥当年那个老姐妹，与几年以前由北京去聊城找她的那个我姥的娘家外甥女纪学青，还有联系吗？聊城的回信是半个月后到的，我姥当年的老姐妹困惑地问：什么娘家外甥女？什么纪学青？这么些年了，连个北京的跳蚤也没来聊城看过我呀。  
　　我哥刁北只能静下心来，背书做题，准备高考。但他始终忘不了纪学青，忘不了她发来的那封电报：北京市东城区明星胡同43-1号刁北可于三号前来电话二四九三貂蝉的妈妈于二一二客房。电报上有即墨邮局的红戳。我姥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日收到它的。当时的我哥刁北，已经挺适应晋城监狱的各种面食了，与黎鹏程，也一拍即合成了朋友。  
　　我姥应该心中有数，从南汀劳教所出来，我哥刁北就没朋友了，至少朋友没以前多了。但她那么解释，认为那封莫名其妙的电报发自我哥刁北那些容易惹麻烦的朋友之手，也说得通。我哥刁北没刻意想过是否还要结交朋友，但劳教所把他关怯了。恰好没什么人找他，他也懒得去找别人，朋友也就少了。没朋友的好处是，他不会吃别人瓜落，别人也不会受他牵连。至于家庭必然受拖累，那没办法。人不能没家，不结婚也有家。他两度被抓，家都被抄了，沈阳的家也没能幸免。沈阳这边倒没他东西，不怕抄，只是爸妈还有我和我妹刁星跟着遭人白眼。我哥刁北的全部罪证，就是一些书和读书笔记，书人家没要，只收走了笔记。第一次被放出来，那些被收走的笔记也随之返还，那个写有“小心轻放”和“白梨罐头”的纸壳箱子，好像从来没人动过，只在政府的某间仓库寄存了一段时间。就是利用那箱子里的资料，我哥刁北开始了著书立说：《新桃源记》，他生活中，多了件与想念纪学青同等重要的事。第二次被放回来，什么都没还，包括写有“小心轻放”和“白梨罐头”的纸壳箱子，尤其是里边那本虽然尚属提纲和素材，但已有了雏形的书：《新桃源记》。它是个雏形。我哥刁北认为它不该遗失。与六年前比，这时返还抄家物质力度大了很多。但很遗憾，“小心轻放”和“白梨罐头”成了入海的泥牛。我哥刁北万分沮丧，也表示出了强烈不满。好在，考大学比写一本可能永难面世的书更有意义，客观条件让他放下了《新桃源记》。外部条件迫使他必须放下。再说了，政府返还的，都是抄家物质，“物质”是什么？是金银财宝，是字画古玩，是房产家具。  
　　我哥刁北对找回他的“物质”已失去信心时，有一天，一个身穿掉色蓝制服的小伙子走进了明星胡同四十三号院，怯怯地站在我哥刁北面前。他怀里抱个挺大的包裹。  
　　“我是刁北，”我哥刁北盯着小伙子手里的包裹，忽略了小伙子激动的表情。“啊，你是返还抄家物质办公室的吗，这是我那箱子里的……”  
　　“我，我不是……刁北哥，我是，关光，这是南汀的一点土特产。”小伙子把手里的包裹递向我哥刁北，脸涨得通红。“你不记得我啦刁北哥，我是关庆祝的儿子，我是关光，你在汀水冰窟窿里救过我……”  
　　关光十八岁了，是北京大学法律系一年级学生，通过同学认识的户籍管理部门的熟人，把我哥刁北查了出来。太好查了，全北京，叫刁北的只有一人。此后，这个小我哥刁北七岁的未来的法官，成了上一时代遗留给我哥刁北的唯一朋友。也不是我哥刁北有意保留他这过去友人，以不割断延续的历史——严格地说，关光与过去没有关系，他是当世产品，另外，他被我哥刁北救过一命，但不算朋友。是关光主动靠近我哥刁北。一进入我哥刁北的生活，他就灵活自然地，完成了一次人际关系的巧妙转型，由对救命恩人的感谢，演变为对兄长的尊重与对朋友的忠诚。反过来，关光身上那种理想化与实用性和谐并行的东西，也吸引了我哥刁北，他喜欢他不像过去的理想主义者那么空洞，又不像当世的实用主义者那么功利。如果不是关光的个头并不比我妹刁星高，如果不是我妹刁星公然给有妇之夫当情人还怀过孩子，我哥刁北很想让关光给自己当妹夫。我哥刁北从未给人介绍过对象。我哥刁北看重关光这个朋友老弟，一直超过看重我和我妹刁星这对亲弟弟亲妹妹。在关光那边，他最初发表的几篇论文，说我哥刁北是合作者绝不过分；在我哥刁北这边，在他失去倪可心到找到潘秋菊的那段时间里，最高法院在大木仓胡同教育部南侧的丁香园小区分给新员工关光的那处房子，是我哥刁北在北京的家。只是，住关光那里，时间稍长，与此前和倪可心同住相比，与此后和潘秋菊同住相比，我哥刁北就会不大自在。这与关光这个人无关，他们彼此接受的程度，比关光书架上那些厚厚的法典的内容还深。后来我哥刁北想明白了，是因为出入丁香园没有回家的感觉。我哥刁北常年独处，表面上，似乎排斥家，但间或地，出入倪可心的明星胡同时，出入潘秋菊的先裕祥胡同后团结湖小区时，都有女主人迎送陪伴，他还是觉得温馨踏实。那叫“探亲”。“探亲”有种奇妙的感觉。尽管，他与倪可心没什么话说，而在潘秋菊那里，他名也不正言也不顺。  
　　以“伦流罪”为简称的“破坏社会主义伦理关系流氓罪”，通俗地说，也可以叫“同性恋罪”。现在同性恋不算犯罪，但在许多人眼里，仍觉得它名也不正言也不顺，好像它的可怕程度相当于杀人，而可耻程度与偷盗相当，至于淫秽程度，群居换妻性虐待都比不了它。在当时，倪可心那会，它多大逆不道可想而知。那时候，“同性恋”这个词都不常见。  
　　倪可心犯“伦流罪”，是在下乡插队时，她的同案，是个叫吴忠艳的公社副书记。知青开始大面积返城时，吴忠艳被告了，一个知青家长给县委写信，说吴忠艳对他女儿耍流氓。县里经常接到知青家长控告农村干部的上告材料，一般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各种真真假假的事太多了，尤其以男干部对女知青实施性侵犯的为多，处理不过来。以前，多数情况下，把那觉得受了委屈的知青抽调回城也就行了。可这回的状告的离奇，吴忠艳是女干部，一个女干部对女知青耍流氓，怎么耍呢？怎么实施性侵犯呢？所有领导都为此兴奋，交头接耳奔走相告，好奇心和新鲜感，促使他们要把这事一挖到底。当时正好上边需要有特殊性的迫害知青典型。吴忠艳是老实人，一审，就都说了，把与她好过的女知青都供了出来，包括已经回城工作的倪可心。几个女知青都找到了。接受调查时，控诉吴忠艳的流氓罪行时，别人都配合，只有倪可心态度不好，知道了吴忠艳很“花心”，不只有她一个女伴，也不吃醋，也不肯以揭发批判作为报复。谈了几次，她都硬抗，牙关紧咬，一声不吭，逼急了只说，我们是阶级姐妹革命战友呀，是好同志呀！那时候，“同志”一词还没专指同性恋者，也有别的意思。后来，倪可心挨不过打，就承认了，可又说，吴副书记没用不放我回城威逼我，也没利诱我，是我愿意和她好的，我到现在还想她呢。那些控诉吴忠艳迫害的知青，很快没事了，只有倪可心这个不认为自己受迫害的，成了罪人。  
　如果说倪家人粗鲁野蛮，都有点歹毒有点邪性，那倪可心就不应该算倪家的人。从小到大，她一直平和善良，沉默寡言，知道羞耻懂得忍让，与她爸她妈以及她姐倪可竞她哥倪可强性格迥异——七岁那年对我哥刁北的不耐烦，几乎是她坏脾气的极致。她中学毕业时，下乡插队的事已近尾声，好多同学都耗在城里不走，她爸妈也建议她泡在家里。她不好意思那么干，她服从分配去了房山县的山坳坳里。那时候，倪可竞为了争到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名额，正由新疆兵团赶回北京去国家教委院内绝食，倪可强为了当兵，则在他下乡的大兴县，拎着菜刀把武装部干部追得抱头鼠窜。也许，就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倪可竞在未名湖畔给相恋数年的男友写绝交信时，就在广西边境大山里的解放军某部战士倪可强苦练“放下武器！”“缴枪不杀！”等越南话时，倪可心在房山县太阳升公社党委副书记吴忠艳的床上发现，她喜欢女人。  
　　“姐，我不走了，留下陪你。”倪可心的回城手续都办好了，她忽然觉得，她已离不开吴忠艳这个“姐姐”。吴忠艳大她十四岁，是五十年代志愿下乡的知识青年，父母都在北京市内。她离异多年，前夫是当地农民，有个儿子与前夫生活。  
　　吴忠艳拒绝了倪可心。“不行可心，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我不能为自己的幸福，误你的幸福。”吴忠艳捧着倪可心为她绣的“忠”字手绢，一遍遍亲吻。手绢上的“忠”字，只有代表吴忠艳与忠于吴忠艳这两重意思。“你记住可心，北京城的姑娘，只有生活在北京城才有幸福，一个女人，也只有嫁个男人才算幸福。”  
　　倪可心的爸妈都在铁路系统，是机车车辆厂工人，她也就进了铁路系统，在火车站推车卖货，与我姥同事。是名义上的同事。她到车站时，我姥已退休，只因有层邻居关系，有一层由我哥刁北与倪可强这对同学勾连起来的邻居关系，有时单位发工资或分东西时，倪可心会捎给我姥，同时，又因为她们都是远近闻名的刺绣高手，常在一块切磋技艺，她们的交道才越来越多，交情也才越来越深，以至于，倪可心结束劳教一回到家，她爸妈就来和我姥商量，两家可不可以结成亲家。  
　　我妈冷静地跟我爸商量，可不可以暂时离婚？她意思是，离婚了也还是一家人，等我和我妹刁星长大了，她再去西丰与我爸复婚。  
　　我爸用个嘴巴回答了我妈。他刚刚从外边回来，手上沾满岁末的酷寒。冰冷的手也是生硬的手，响声过后，我妈柔软的嘴角流出了血。这是我爸头一次打我妈，他强奸她时也没打她。没打也是暴力。我爸对我妈实施的两次暴力，间隔十七年，再零一天。我妈没哭没喊，没还手没昏厥，转身继续替我爸收拾东西。那些东西，是我爸的珍爱之物，是他过去喜欢的书，包括他每读都有新收益的《红旗飘飘》、《历史资料》、《文史资料》。这些书我妈都没读过，但正是它们，勾出了我妈离婚的念头。这回下乡，我爸决定不带它们，让我妈把它们排斥在行李之外，甚至说，和那堆报纸一块卖了吧。我妈知道，这是我爸绝望的标志。我爸很少绝望。一个很少绝望的人绝望了，我妈这个容易绝望的人，没法不绝望。  
　　“你知道，我不是不能和你同甘苦共患难，”我妈用舌头舔着嘴角的血说，“但刁斗和刁星，他们太小，他们不应该遭农村的罪。”  
　　我爸不看我妈。他蹲在墙角，嘎吧吧地挤压两只大手上的每个关节，嘴里发出低浊的骂声：“操他妈的，王八蛋！”“王八蛋，操他妈的！”能辨得出，他骂的人不是我妈。他面前地上，堆着他刚带回来的东西，也是书，是另一类书，是我妈更不可能去读的另一类书：《水稻》、《玉米》、《高粱》、《养殖手册》、《土壤与气候》、《大棚蔬菜》，还有和新书摆一起的是一套崭新的木工工具。我妈还没注意我爸刚从外边带回了什么，如果注意了，也许就不提离婚建议了，至少暂时不提。这些新东西，能表明我爸没彻底绝望。  
　“那哪行呀，怎么能不服从组织安排。”在这天之前，已经好几天了，我爸得便便掩饰着绝望开导我妈。“走吧，农村不像你想的那么可怕。再过几年共产主义了，农村城里就全一样了。啊，以后我也不扯了，国命民脉跟咱没关了，咱一家人去过田园生活。”  
　　“不走，哪也不去，除非他们绑着我押着我迁我户口，要不然，哼，我宁可丢工作，也不能丢沈阳的家。”我妈的坚决和顽固是少有的，让我爸不敢把话说得太重。“我来沈阳已经错了，再去农村，就是错上加错。我已经对不起我妈了不能再对不起孩子。”  
　　“可以后，他们大了，也得下乡当农民呀。”  
　　“那是另一回事儿。他们大了，吃什么苦受什么罪，我管不了也没权管了；可现在，他们是孩子，他们的命运我还做得了主，至少部分做得了主，我就得让他们尽量好点。”  
　　“你这么落后，想没想组织上会怎么看我？”  
　　“你年年先进，组织上又怎么看你了。你把展览办得那么好，人家不用你了，不还是一脚踢开。我再影响你也影响不到哪去。”  
　　“你——”  
　　“你不用瞪眼睛，就这么回事儿，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右时没全枪毙吧，造反时没全打倒吧，知青下乡也有泡下来的吧，怎么轮上走五七了，他们就真能一锅端呢……你呀，数嘴时说得明白，一遇事就胆小如鼠。你想想，是不是你给我说过，你说在个长官意志决定一切的地方，不论多严肃的政策，多精密的法规，多权威的命令，都不必当回事儿——你说表面上要当事儿，但心里就当它是儿戏，你的原话我还记得呢：‘大政方针上坚信不疑，具体问题上敷衍塞责。’你说这是因为，这个长官与那个长官，想法不可能完全相同，即使同一个长官，今个一个主意明个一个点子也很正常……”  
　　“你看你，净落后话！行行，我说过我说过。可我说的，是单位里的事儿，是说我们作为单位职工，怎么应付身边单位里的那些破事儿。”  
　　“对呀，可国家不就大单位嘛，展览馆也好医院也好，所有单位，不就相当于国家这个大单位的下属部门嘛。我们是国家这个大单位下属部门的职工，还不就是国家的职工。”  
　　我爸下乡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妈思想就是不通，态度还越来越强硬，她打探出各种滞留城里拒不下乡的例子讲给我爸听，同时鼓舞自己。这之后，我妈面对的压力就不光来自我爸了，她单位和我爸单位组成的联合小组，让她在寡不敌众的围剿下苦苦挣扎。那些人天天开她的动员会、帮教会、批判会、斗争会，甚至动员帮教批判斗争我和我妹刁星。我爸都住进西丰县釜山公社釜山大队第一小队冰窖似的队部里了，他们还对我妈穷追不舍。这时候，我妈已由护士长被贬为清洁工，在打扫厕所走廊之余，要一遍遍地对联合小组解释说：我儿子有软骨病，我女儿有心肌炎，等把他们病治好了，我一定下去。说来也巧，那几年，小小的我和我妹刁星，身体的确都病病歪歪，我有软骨病，我妹刁星有心肌炎，不特别严重，但也是事实。神奇的是，随着我爸我妈单位的人对驱赶我妈失去兴趣，随着我妈调换了单位，来到市内一家规模大条件好的大医院当护士，我和我妹刁星的毛病又都没了。直到现在，我骨头再未软过，炎症也再未找过我妹刁星心肌的麻烦。  
　　我妈以一个妇道人家的软磨硬泡，赢得了胜利。那阵子，逢年过节，别的人及其家属，最美妙的去处至多是公社小卖店，唯有我爸，可以堂而皇之地逛一逛沈阳的联营公司，游一游沈阳的北陵公园。家在沈阳和家在村子里，对人的心态有不同的影响。我妈成了个让许多家庭羡慕甚至嫉妒的这件事，时间愈久，愈见分量，它成了我爸可以接受我妈偶尔“骂街”的重要理由。当然，也是我妈能那么坦然地设计与我爸的离婚事宜，让我爸对我妈性格中那种果断和决绝产生了敬畏。他更加确信，如果当初他不娶我妈，我妈的归宿肯定是自杀。后来，我们兄妹三人议论这事，我和我妹刁星这对直接受益者，对我妈都略有微词，我们引用“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句俗语批评我妈。我们以为，我哥刁北会和我们观点一致，毕竟，如果我妈真为了留在沈阳和我爸离婚，太不“爱情”。没想到，倒是我哥刁北这个非受益者，对我妈的果决赞赏有加，他理由是，支撑一个家庭的并不是爱情，而是责任。他这样说时，不掺杂任何感情因素，与他跟我爸我妈间关系的亲疏毫无关系。他认为，如果那年底，我妈我妹刁星和我也随我爸去西丰农村了，至少我和我妹刁星，被农村毁掉的可能性极大。是的，在农村待上数年的人成千上万，看上去，也并未影响子女前途。可光这么看问题显然粗疏。虽然没有统计学依据，但大部分人，经过一番强暴似的逼迫，都会程度不同地、或显或隐地受到摧毁，是注定的。这就好像，一个人被诬为小偷，后来平反了，可他心头的阴影能退净吗？他和其他未受诬陷者的心态能一样吗？我哥刁北说，我们不能说农民的孩子就没出息，但事实是，人的出息需要良好的环境。即使人活着不是为出息，单从生命渴望安逸的天性讲，正过着好好的城里生活，却一下堕入农村的艰辛之中，那至少是个毁人的契机。许多知识青年后来唱“感谢磨难”“生命无悔”的高调，不是假浪漫的矫情，就是真无知的片面。所谓磨难，所谓不悔，那是因为你的命运赶上了这个时代背景，想不磨也不行，想后悔也没用；如果你的命运是正常的升学就业，你肯主动当农民吗？有人为了某种信仰或追求，天生喜欢磨难，主观向往吃苦，是另一回事。可把城里人的被迫下乡与“感谢”和“无悔”混为一谈，好听点讲是糊涂，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难听点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助纣为虐。  
　我哥刁北慷慨激昂后，又玩笑地说，“年轻人，你们还嫩呀。你俩要是下了乡呀，就孩子都能打酱油了，那样的话，你们就能理解妈了。”当时，我和我妹刁星刚参加工作，我们并不亲近的兄妹三人，在一个漫长的白天，第一次进行了亲切而又深入的恳谈。在那之前，我哥刁北是遥远的偶像；自那以后，我哥刁北成了亲近的朋友。  
　　所有下夜班的漫长白天，倪可心都会带上圆形刺绣绷子和彩色丝线，以及柔顺而又羞涩的表情，来四十三号院，和我姥一起消磨时间。这对忘年“绣友”，之所以能成为朋友，更与那种个性气质方面的相通与默契有关，相通和默契抹杀了横亘在她们中间的年龄沟壑。还有一个原因是，她们守护着一个共同的秘密：通过地下渠道，她们能从外贸部门揽来零活，她们手工技艺的成果，将定期跨出国门，去接受那些不闹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欣赏和享受。多数时候，天气晴好，倪可心来了，不必进屋，就和我姥坐在院子中间的长方形花坛旁，她们周围，是三幢屋檐长着几丛茅草的灰砖平房。清风徐来，光影斑驳，她们身边竖着一株丈把高的红海棠树。  
　　这天上午，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又习惯地坐到海棠树下。她们原本话都不多，这阵子，怕打扰我哥刁北看书学习，就更无声息了。如果院子里的其他人家都上班上学了，不发出声响，两个静坐马扎上的安详女人，就好像不存在。她们存在。我哥刁北房间的书桌，摆在窗前，只要抬头，拨开苹果绿的纱质窗帘，就能隔窗看到她们，看到她们树荫下的剪影柔和优雅，本身就是幅刺绣作品。我哥刁北望着这幅鲜活的刺绣作品背他的题：“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包括……”就是这时，我哥刁北先于两个女人，看到半掩的院门被推开了。不过，由于院门开得粗暴，两个女人把头扭向那里的速度，比我哥刁北也只慢一点。一个街道干部领一对白衣蓝裤的男女警察，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我哥刁北眼睛直了。他腾地站起来，然后猫下腰，觑着窗外，在脑子里检点自己近来的言行。他想不出警察为何又来找他麻烦。他的手伸向抽屉深处。那里有钱。他有经验，带点钱，不论外出逃亡还是贿赂狱警，都用得上。是抽屉里的钱被他抓到手里，他想返身去南屋跳窗户时，他看到听到，那街道干部把一根手指向倪可心指去：就是她！然后闪身退到了一旁。警察之一随即出手，是那女的，笨手笨脚地掏出手铐，往倪可心手上戴。倪可心吓得站不起来。坐在马扎上，她身子本来就低，这会向更低处瘫去。已经站起身的我姥扶她一把，她靠在我姥腿上才没跌倒。  
　　“你们……你们干吗呀你们……”  
　　最初我姥也认为他们要抓我哥刁北，但见他们没再往屋里走，还把铐子戴上了倪可心手腕，她知道了，他们要抓的人，与我哥刁北无关——再误会也不能男女不分呀。可也让我姥更糊涂了，老实巴交的倪可心怎么也犯罪了。我姥没与抓人的警察打过交道，但与抄家的警察打过交道，她有经验，这练出了她的一些胆量。她挺身上前，张开双臂，挡住也凑上来拉扯倪可心的男警察，声音发抖地重复她的问题：  
　　“你们……你们干吗呀你们……”  
　　“干吗？干吗还得跟你做个汇报？”  
　　“可这是我家呀，你们一定抓错人了。”  
　　“没错，抓的就是这个伦流犯。”  
　　“抓——什么？轮流抓呀？怎么能轮流抓人……”  
　　“老太太你别打岔。抓这个叫倪可心的，她是流氓。”  
　　“哎同志，她可是女孩儿，你们误会了吧？”  
　　“哈，女的就没流氓了？你问她自己犯伦流罪没。”  
　　“可心，你怎么轮流了……”  
　　倪可心此时脸色苍白，浑身打抖。她人倒是站了起来，可站立不稳，我哥刁北从后边还看到，她裤裆那里，明显湿了，很快地，两条裤腿上，又有两条分布不均的黑色湿痕向下洇去。她吃力地把竹绷子交给我姥，在牙齿不停的撞击声中，对我姥挤出了“没没没事儿”这几个字。给人的感觉，是她知道警察为何抓她。正在这时，警察押着倪可心往院外走时，我哥刁北冲了出来。他堵在倪可心面前，想把攥在手里的钱揣她兜里。  
　“嗨嗨嗨，你干吗你？”男警察过来拉我哥刁北。他和女警察都不是明星派出所的，不认识我哥刁北。  
　　“我给她带点钱，请你们……”  
　　“哼，你以为我们带她逛商店去？你谁呀？”  
　　这时候，从我姥嘴里，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冒了出来。后来想想，肯定是我姥这句话传进倪家人耳朵后，启发了他们，倪可心一放回来，她爸妈和姐姐倪可竞就找上了我姥和我哥刁北，建议我哥刁北和倪可心这两个一辈子注定要被人指指戳戳的倒霉孩子结合到一起。用国家财贸部年轻后备干部倪可竞的话说：姥姥，只有他们才能彼此体谅，互相温暖，一路依傍着走下去呀。然后，她又转向我哥刁北：你觉得呢刁北？她高傲的笑容里带几许谦卑，或者是她的谦卑里还带几丝没抹净的高傲。已经好几年了，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倪可竞与明星胡同的街坊邻居没话可说，走个顶头碰，她也不会正眼看人，包括对我姥和我哥刁北。这时是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哥刁北已心灰意冷，读大学只是他眼前的一幅蜃景。而前推一年多一点时间，在他头昏脑涨地温书背题迎高考时，他给倪可心揣钱的行为受到了阻挠，僵在倪可心和警察之间，他敢怒不敢言，连眼镜被警察肩膀撞歪了也没敢扶正。就是这时，他听到了我姥是怎样帮他哀求警察的：  
　　“同志呀首长呀大领导呀，您就抬抬手吧，让我外孙子给她带点钱吧，她是我外孙子没过门的媳妇呀……”  
　　一天傍晚，我哥刁北被熟人拉进一间会议室似的饭店包房，坐在足有半面墙大小的液晶电视机前。电视上，有间真会议室，比宽敞的饭店包房大许多。真会议室前端有主席台，又小又寒酸像张学生课桌，远不及饭店包房的餐桌气派。我哥刁北他们像电视上真会议室里的人那样坐好以后，面容憔悴的美国总统布什匆匆出场，出场在电视上那个真会议室里。布什站到狭窄的桌前，故作镇定，环顾左右，似笑非笑，然后，以不知是掩饰沮丧还是掩饰兴奋的口吻说道：“我们抓到了他！”他说的“他”，指的是此前伊拉克最高统治者萨达姆。电视上会议室里的人已经知道这一消息，可布什一公布，大家还是欢呼起来；看电视的人也都知道了这一消息，可也像电视里的人那样，仿佛由布什之嘴再公布出来，才作数，他们的欢呼也才值得。这种公布，相当于仪式。电视里外的人是有区别的。电视里的人都是外国人，与伊拉克战争有着种种利害关系，萨达姆的是否被抓，能让他们牵肠挂肚；电视外的是中国人，且跟我哥刁北基本一样，与自己本国发生的事都没什么关系，想左右自己都力不从心。但人这东西，只要吃饱穿暖，就喜欢超越功利地去关注点什么，也许正因为他们没资格关注本国，关注自己，才能做到放眼世界，关注布什和萨达姆。他们以酒佐兴，边看电视边议论纷纷，好像美国伊拉克是他们的丈母娘小舅子。他们有的支持美英联军打伊拉克，说萨达姆太残暴了，独裁统治太不得人心，说最好的极权制也比最坏的民主制糟糕百倍；又有的说春秋无义战，布什萨达姆都不是好东西，独裁专制不好，仗势欺人也坏，一切首先都是政治，而叫政治，就不能干净；还有的说一切革命都是物质革命，任何斗争都是经济斗争，所有反抗都是利益反抗，美国就是为了石油，为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当国际警察，才四处伸手干涉一切；还有人说也不能一概而论，许多行为，都是思想积淀的结果，美国人那种建立在个人主义背景下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责任感，也有一定可取之处……我哥刁北什么也不说，只埋头吃菜。他的熟人拉他来纵论天下，都以为他能有高言妙论，可他没有。他冲这个点头冲那个微笑，所发之言，与别人的关注点全不搭界：这个玲珑虾仁怎么做的？这个东坡肘子太过瘾了……直到后来，别人越来越集中地议论起电视上萨达姆被抓的镜头，由惊讶到感慨，由感慨到挖苦，由挖苦到嘲笑，由嘲笑到戏弄，由戏弄到……我哥刁北才开口发言。我哥刁北的熟人一致认为，被人堵在地下室的萨达姆，那副蓬头垢面的样子太羞耻了，那种失魂落魄的眼神太屈辱了，尤其是被人撬开嘴巴看牙齿时，就像牲口市上，被人挑拣的驴马骡子，太丢人现眼让人笑话了。他应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我哥刁北的熟人一致支持萨达姆在地下室自行解决自己。  
　“你们太狠了。”我哥刁北说。这时候，我哥刁北的五十岁生日已经过完，二〇〇三年也快结束了，按他的说法，他已开始成为死人。这次开口，差不多是他“死去”之后，最后一次对吃喝拉撒之外的事情发表意见。“在非常时刻里，在特殊情境中，一个人慌乱一下，软弱一下，胆怯一下，窝囊一下，你们都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