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开始后，华北、华南、华东大片国土迅速沦陷，中央机关、重要企业、教育机构纷纷迁往云南，云南一时间高官、名人云集，相对尚算安全，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但这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当在中国鲸吞的地盘逐渐扩大和稳定后，日本开始将"魔掌"伸向了西南边陲的云南，尤其是云南省会城市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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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千里走联大(7)
日军对昆明的空袭，最早始于1938年9月28日。这一天上午9时14分，日本侵略者派出九架战机，经广西邕宁、西林到达昆明上空，对巫家坝机场、市区西门外潘家湾、凤翥街进行轰炸，投弹一百一十余枚，炸死炸伤当地居民两百余人。
这还只是开始。据1945年12月云南防空司令部编《云南防空实录》统计，敌机从1938年9月28日至1943年12月25日止，先后41次袭昆，出动飞机849架，其中每天25架以上者达17次，最多的一天达45架；投弹2723枚，其中含杀伤力大的空中爆炸弹；炸死916人、伤1541人，毁房22316间。被敌机零星投弹或扫射流弹所伤者尚不知道多少4 。
有敌机轰炸，自然就有警报。于是，在那个年代，"跑警报"成了昆明人的"家常便饭"。很多人甚至早晨起来就带好干粮、水、书报，找个安全的防空洞悠哉乐哉地过上一天，等天色将晚时再回到住处，就像现在的"上班族"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夕，很有规律。
在文人的笔下，"跑警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甚至一些年轻男女还利用这样的机会谈情说爱。但实际上，警报就意味着危险，对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普通市民来说，"跑警报"就是要"保住小命"。在这时候，即便是大学教授也是无可奈何，一样要仓皇出逃了。
就拿1938年9月28日日军第一次轰炸昆明来说吧，刘文典的同事、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吴宓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是晨，日机九架轰炸昆明。初次。联大教职员学生所居住之西门外昆华师范，落弹最多。一楼全毁。幸教授皆逃出，仅损书物。死学生二人，由津来复学者。校役三人，又教职眷属二三人。阅二日，陈福田有英文函详述此事。宓倘早赴昆明，亦必住此楼中也，幸哉。"吴宓因身在蒙自，躲过一劫。
但身在昆明的刘文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他并不住在学校里，但日军的突然袭击还是让他恐慌了一阵子。"文人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更何况现在遇到的是根本就没长眼睛的炸弹。刘平章至今还记得，他们住在昆明龙翔街七十二楼新宅的时候，有一次昆明突然防空警报大作，一家人赶紧跑出屋外，不一会儿寓所就遭遇敌机轰炸，屋顶被炸了大窟窿，家里的衣物、书籍、手稿被炸得到处乱飞。夫人张秋华看了，心疼得眼泪直掉。
情势逼迫之下，平时不怎么喜欢活动筋骨的刘文典也不得不挈妇将雏，加入阵容浩大的"跑警报大军"。警报一响，赶紧背上早就打点好的文稿、书籍，顺手带点干粮。有时候警报响的时候，正赶上上课，那就索性领着学生一道跑，"联大师生跑警报有远有近，最近的就是铁路后面的白泥山，位于驿道东侧，这片地方即今天昆明理工大学的教工宿舍区，那里至今仍保留这一片难得的小森林……稍远的，就沿着驿道上坡，下苏家塘朝左上小虹山"5 。这两个地方也是刘文典"跑警报"经常会去的地方。
到了防空洞里后，有课的继续上课，没课的或闭上眼睛休息休息，或找些熟人聊聊天，或打开书本做做研究，跟平时的状况没太大的区别。若不信，可以再拿吴宓教授的日记来印证，1940年10月28日这天，他写道："晨，上课不久，7：15警报至。偕恪（陈寅恪）随众出，仍北行，至第二山（小虹山）后避之。12：30敌机九架至，炸圆通山未中，在东门扫射。时宓方入寐，恪坐宓旁。是日读《维摩诘经》，完……2：00同恪在第二山前食涂酱米饼二枚。遇缘（明日，又遇于此）。继3-4（时）在第一山（白泥山）前土洞中，与刘文典夫妇谈。请典改润宓作寿遐诗。"如果不是前文提及背景，一般人哪敢相信他们这是在"跑警报"，分明是几个友好文人在野外郊游嘛，又是睡觉，又是读书，又是改诗，果然是英雄不改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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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千里走联大(8)
刘文典对于这样的生活也很是豁达，他在给胡适的信中风趣地"汇报"：
所堪告慰于老友者唯有一点，即贱躯顽健远过于从前，因为敌人飞机时常来昆明扰乱，有时早七点多就来扫射，弟因此不得不黎明即起，一听警报声，飞跑到郊外山上，直到下午警报解除才回寓。因为早起，多见日光空气，天天相当运动，都是最有益于卫生，所以身体很好。弟常说，"敌机空袭颇有益于昆明人之健康"，并非故作豪语，真是实在情形。
这当然只是一种无奈的自我排解而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具有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动辄炮火连天的状况下，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刘文典不得不经常变换住所，四处搬家，从早期的一丘田五号到龙翔街七十二楼，最后不得已又搬到了位于滇池之滨的官渡西庄。
官渡是个古镇，原是滇池边的一个渔村，后来经人整治，逐渐成为风景名胜宝地，拥有大量带有浓郁佛教、儒家文化色彩的建筑。走进官渡，便可见"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湖面上鸥鹭相争，湖边上芦苇成群，夕阳下湖天一色，蔚为大观。避难云南期间，刘文典一度住在官渡的孔子楼里，后来又租住在一位李姓农民的家中。
搬到官渡西庄以后，尽管要跑很远的路程才能赶到学校上课，但每日里走出房屋，南边便有流水松竹，郁郁林木，淙淙流水，声声鸟鸣，让刘文典似乎暂时忘却了尘世间的战乱与忧伤。独坐林下，捧一卷古籍在手，读一段文字，呷一口清茶，再极目眺望远方，真是一种难得的桃源意境：
西庄地接板桥湾，小巷斜邻曲水间。
不尽清流通滇海，无边爽气挹西山。
云含蟾影松阴淡，风送蛩声苇露寒。
稚子临门凝望久，一灯遥识阿爷还。
月明风轻、小桥流水、天伦之乐，在刘文典的笔下，浑然融为一体，宛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只可惜，这种惬意与放松永远是短暂的。作为一位自始至终牵挂家国命运的传统文人，刘文典根本无法做到"躲进小楼成一统"，他时刻惦念的依然是天下苍生的疾苦：
绕屋松篁曲径深，幽居差幸得芳林。
浮沉浊世如鸥鸟，穿凿残编似蠹蟫。
极目关河余战骨，侧身天地竟无心。
寒宵振管知何益，永念群生一涕零。
"宁可被炸死也不缺课"
在刘文典看来，希望在于年轻人。
官渡距离昆明城十几公里，一般要坐火车去。从家里到火车站要走半个小时，下了火车后到学校还有五公里的路程，也是走。有时候，走在路上，突然遇到防空警报，赶紧先找个地方躲一躲，等稍微安稳些后再继续赶路。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几年间，刘文典没有因为日军侵袭而落下一节课："国难当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与在北平时期一样，刘文典"战斗热情"不减，依然保持着高工作量，一人独开各类课程近十门，包括"《庄子》选读"，"《文选》选读"，"温飞卿、李商隐诗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等。其中，不少课程是到了西南联大以后才新开的。
"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是刘文典与时任系主任罗常培先生（联大同学私下称呼他为"长官"）闲聊时半开玩笑应承下来的。抗战期间，资料很不好找，连《梅村家藏稿》等必备书籍都没有，但刘文典满不在乎，他笑着说："这两位诗人的诗，尤其是吴梅村的诗，老实说，比我高不了几分。"言下之意，开这样的课程，不过是小菜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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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千里走联大(9)
话是这样讲，轮到刘文典真正上"吴梅村研究"时，却是十分认真。据他的学生王彦铭写文章回忆，有一天晚上，也许是由于上课通知出得过于仓促，到课的人并不多，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人，偌大的教室显得空荡荡的。但刘文典毫不在意，在教室桌旁的一把"火腿椅"（木椅，右侧有状若整只火腿的扶手，供笔记书写之用）上坐下来，照例先是点燃一支卷烟，深深吸上一口，然后操着那并不标准的安徽普通话开了腔："今天我们只讲梅诗中的两句："攒青叠翠几何般，玉镜修眉十二环。""王彦铭回忆说："刘先生娓娓而谈，香烟袅袅，把我们引进诗情画意中去了。"
下课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得很高，门外的公路上杳无人迹，不但没有汽车，连缓缓驶过的木轮牛车的"吱哑"声也没有了。四周一片寂静，路旁的蓝桉树孤寂地站着，微风过处，欠伸着腰体，树叶沙沙发响。月光清亮，照得公路的碎石路面仿佛用水洗过一般。王彦铭等同学热情地护送刘文典回到住处，刘文典显得很感动，兴致勃勃地吟诵道：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四十多年后，那天晚上的情景已成往事。但王彦铭却依然清晰地记得，在月光下，刘文典高声吟诵李白诗句的每一个细节，"他那安徽腔普通话，微微摇曳，有时还带点颤音"。
刘文典皓月之下讲《月赋》，也经常被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当做传奇故事争相流传，津津乐道。西南联大的教授授课方式非常自由，一般来说，教授们喜欢怎么教、教什么，从来没有其他人会过问。刘文典一向狂放不羁，上起课来更是与众不同，假设一堂课是四十五分钟，他顶多正课讲三十多分钟，余下的时间就是天马行空，无所不谈，臧否人物占其大半。
有一次，刘文典给学生上《文选》课，刚讲了半小时，突然就宣布："今天的课到此为止。"学生们都以为他又受了什么刺激，要将哪位名人大肆评价一番呢，没想到却听到他说："余下的课改到下星期三的晚上再上。"这下，学生们就更搞不懂刘文典的葫芦里卖什么药了，但他并不急于解释，收拾收拾教具，在学生们疑惑眼神的注视下，扬长而去。
等到了下星期三的晚上，刘文典通知选修《文选》课的学生都到校园里的一块空地上集中，说要在那里开课。等大家都坐定后，刘文典夹着教具出现了："今天晚上我们上《月赋》。"这时候，满脸疑惑的学生们豁然开朗：当天是农历五月十五，正值月满之期，确是上《月赋》的最佳时间！
一轮皓月当空，学生们在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静听刘文典坐在中间大讲《月赋》，时而仰头问月，时而高声吟诵；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将充满新奇感与求知欲的学生带进一个人生与自然交融的化境。刘文典的一位学生后来写文章说，"那是距离人类登陆月球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大家想象中的月宫是何等的美丽，所以老先生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讲解的精辟和如此别开生面而风趣的讲学，此情此景在笔者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经历到"6 。
在众多西南联大学生的笔下，刘文典均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鲲西在《清华园感旧录》里多处写到刘文典，并专门写有一节《夜访刘叔雅先生》，记录狂人刘文典对待学生的平易近人："我们进屋后，刘先生正在卧榻吸烟，刘夫人也在榻的另一边。一间极小的房子，我们侧坐榻旁，这正是极不寻常的情景，以见刘先生对学生怎样不拘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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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千里走联大(10)
对于这一点，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学院历史系的黄清亦有同感，他在《联大生活散记》里写道："西南联合大学因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而成，拥有许多名教授，如华罗庚、郑天挺、闻一多、刘文典、金岳霖、朱自清等。据传说，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点怪癖气，其中尤以刘文典的传说最多，但是我所见过而且谈过话的许多教授，包括刘文典先生在内，似乎都是平易近人，一点权威架子也没有。刘先生因为和我叔父朱问东同是烟客，因而两人常在一起吸食，吸罢就聊天，我也参加聊，觉得他的确渊博而无自满的表现。"
而在西南联大毕业生何兆武的《上学记》里，刘文典的形象则更为丰满："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
"可他就这个作风"，真是一语中的！刘文典能够至今生动地留存于人们的记忆里，除了曾经痛斥过蒋介石之外，大多数的精彩都停留在西南联大期间。那种超然物外的魏晋风骨，令人回味无穷。
炮火下"最轰动"的演讲
目前世人对于刘文典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八辑上的《刘文典传略》一文。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刘文典一生颇为详尽、可靠的文字。在谈到刘文典的西南联大生活时，这篇文章写道：
由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中原沦陷，西南告紧，祖国处于危急存亡关头。敌占区人民，生活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大后方人民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也是饥寒交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国难当头之际，我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志士仁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身抗日救亡的行列。刘文典由于经受生活变故的折磨，思想上有些消沉，除了教学之外，整天躲在小屋里，读读诗词以消磨时日，甚至吸阿芙蓉以求精神上的麻醉。脱离群众，脱离现实，这样的精神状况，和当时的时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这套丛书组织社会各界精英撰写，应该说是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与影响力。可以说，如今人们对于刘文典后期生平的评价，多采纳这一看法。但是，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先看刘文典的思想状况。在"经受生活变故的折磨"后，刘文典千里颠簸，到了西南联大。这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厌倦了战乱与波折的情绪，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学术抱负，在云南稍稍安定以后，就开始有步骤、有重点地实施内心酝酿已久的学术研究计划。"始则整理旧稿，就《庄子》一书与日本之武内义雄、狩野直喜交战，幸胜过之；继则在《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与前人竞争，尝以战绩示寅恪先生，极承嘉许，为拙作制序，以为"可匡当世之学风"。近来拟治《佛国记》，惜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所刊善本无法购求，乃未动手，计算四年的成绩不过此区区耳。"7 这分明是一份雄心勃勃、豪气干云的学术研究蓝图，甚至依然保持着要与国内外学人一较高下的豪情，很难让人相信，这样的刘文典的思想是消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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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千里走联大(11)
再看刘文典的生活状况。文中观点认为，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除了教学之外，整天躲在小屋里，读读诗词以消磨时日，甚至吸阿芙蓉以求精神上的麻醉"。可是，在《吴宓日记》里，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却完全是另外一番生活状态，即便不能用"社会活动家"来形容，但他却堪称昆明学术界的"明星"，经常出现在文林街头的演讲台上。比如，1940年5月16日，"晚7-9（时），在文林堂陪刘文典讲《日本侵略中国之思想的背景》，听众极多"。1942年3月16日，"晚，偕水及雪梅在师院7-9（时）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1942年3月24日，"恒丰晚饭，访虞唐。7-9（时）偕听典讲李义山诗"。
文林街只是昆明的一条很普通的小路，东西向，东边是云南大学，西边通往西南联大校园，街上比较繁盛的是小面馆和甜食店，因而也成为联大教授经常出入的地方。"文林街最不寻常是文林教堂，教堂牧师是一位名叫吉尔伯·贝克的英国人，这个英国人倒也风雅，联大迁来未久，他便结识了许多教授。文林堂常举行讲演会，有时还有唱片音乐会。在文林堂讲演的有历史教授雷海宗先生，最轰动的是刘叔雅先生和吴雨僧先生讲《红楼梦》。刘先生对于《红楼梦》元春省亲题匾"蓼汀花溆"的独特见解也是首次在此讲出"8 。1940年到1942年之间，西南联大曾经兴起过一阵"《红楼梦》热"，教授们纷纷"揭秘《红楼梦》"，但大家最后公认是刘文典和吴宓讲演得最好、最轰动。云南女青年会曾专门"敦请著名《红楼梦》专家刘文典教授，演讲《红楼梦》"，《云南日报》为此还刊登了预告消息，欢迎各界自由参加。从此，刘文典成为许多"文学青年"崇拜的偶像，吴宓就曾多次作为中间人，安排刘文典的崇拜者与他见面，其中包括自己的亲密女友卢雪梅。
当然，无须避讳的是，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刘文典确实有喜欢吸食鸦片的嗜好，这当然是一种陋习。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刘文典染上鸦片事出有因，而"旧昆明出于历史原因多阿芙蓉癖的人"，到了这样的环境下，吸食鸦片似乎并不特别奇怪。正如西南联大毕业生黄清回忆，当时喜好吸食鸦片的大学教授并非只有刘文典一人。
最后说说刘文典的现实关怀意识。批评的意见认为，刘文典"脱离群众，脱离现实，这样的精神状况，和当时的时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当时的时代主题是什么呢？国难当头，抗日自然压倒一切。刘文典到了云南以后，除了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老本行--古籍校勘上。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钻进了故纸堆中，对于外面的世界肯定是一问三不知的。
恰恰相反，刘文典并不是一个只知道钻研学问的"老学究"，更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书呆子"。他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关注着民族的未来。作为"百无一用"的书生，他不可能纵马驰骋、点兵沙场，但他同样可以利用自己的渊博学识去宣传抗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日本。他甚至还利用自身的学识与智慧，为二战盟国出起了主意。
1943年2月23日，《云南日报》上刊出刘文典的长篇文章《美日太平洋大战和小说》，从文学鉴赏的角度分析当时的国际战争局势，眼光独特。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空军突然袭击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大损失。在不到半年内，日本侵占了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关岛、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处于暂时的军事优势。1942年6月，美国在中途岛海战中获胜，取得海上主动权。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刘文典通过分析美国和日本的两部战争小说，"警告美国人"要提防日本人的真实用心，"日本在赌赛国力的长途竞走上不是美国的敌手"，因此只要"准备未完成的美国舰队不肯送到日本近海受它"击溃"，等扩张齐备之日以压倒的优势打来"，再加上中国等军事力量的配合，"将来直捣三岛的当然少不得我们的联军"。果不其然，1943年11月盟军开始大反攻。1944年春夏之间，美国先后夺取了由日本委任统治的马绍尔、加罗林和马里亚纳三群岛。1945年8月15日，穷途末路的日本被迫宣布投降，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取得了太平洋战争的最后胜利。刘文典对于现实世界的独到分析，得到了太平洋最后战局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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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千里走联大(12)
综上所述，应该说，"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最为传神的写照之一。当然，如果说他有什么不够进步的话，那就是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完全出于一个读书人的自觉，而未能有意识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身抗日救亡的行列"。
战后如何对待日本
对于日本这个国度，刘文典所表现出的理解深度与关注视角，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国，亦堪称理性独到，相当成熟。可以说，刘文典所秉持的始终是一种国际视野的日本观，而非单纯的中国视野的日本观。
刘文典一生曾三赴日本：一次是1908年年底青年留学，一次是1913年政治逃亡，一次是1936年学术访问。可以说，是日本给予了他直接接触东西方现代文明的机会，让他完成了早年的思想训练与启蒙。但正因为对这个国家有着深度的接触与了解，刘文典更感觉到"日本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其他各国迥然不同"，军阀"就是日本的国策"9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刘文典始终坚持要正确认识日本、认识日本人、认识日本文化。
1933年，刘文典不顾"某些位爱国志士"骂他"不应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兀自埋头赶译出了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告全日本国民书》，便是希望能够警醒国人，"知道日本统治者的意见、政策和野心"。任教西南联大期间，他曾到文林堂演讲《日本侵略中国之思想的背景》，凭借自身对于日本的多年关注与研究，向世人揭穿日本侵略者一贯的军国主义立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中国兵法中的千古良训。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身在北平，还是偏安西南，刘文典除了尽心尽责上课、讲学、研究外，还专门抽出一定的时间做关于日本的演讲或写相关的文章。
1942年11月8日、9日，刘文典连续两天在《中央日报》（昆明版）上发表"星期专论"，题目很干脆：《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文章开门见山，头几句写道：
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是飞机大炮么？不是，不是。是山崩地震么？是大瘟疫、大天灾么？也都不是。我认为天地间最可怕的，就是一个"不知道"。因为任何可怕的东西，只要"知道"了就毫不可怕。
刘文典认为，美国之所以被珍珠港一役打得晕头转向，主要是对日本人的"天性慓悍"缺乏了解，"如果有战争，它必然是要先下手袭击的"。但他紧接着风趣地且带有讽刺意味地写道："英美固然大吃"不知道"的亏，日本所吃的大亏也正是因为这位"不知道"。"
一直以来，日本设在中国各省各县的特务机关无孔不入，将中国社会的许多弱点都调查得一清二楚，认定中国是绝对无抵抗力的，所以才敢于发动"卢沟桥事变"。但它万万没有想到，中国各方面现在都"知道"了，因而激起了全民族的坚韧反抗，是绝对征服不了的，"我们替他们设身处地地想，这有什么办法呢"！
刘文典坚信：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要知道，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还有三年的时间！他的眼光不可谓不深邃高远。而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1944年，正当人们在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暗自欢欣的时候，刘文典却未雨绸缪地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它？
按常理说，日本屡屡侵扰中国，先有甲午战争，后有侵华战争，侵占中国的土地，屠杀中国的人民，压制中国的文化。日本所犯下的罪孽，中国是怎么仇恨都不算过分的。在40年代初的《云南日报》上，刘文典曾写过一篇《日本人最阴毒的地方》，开头一句就是，"日本人可恨，这何待多说"。与很多人仅仅因为日本人肆意杀戮大量同胞而生起的仇恨不同，刘文典认为，日本人最可恨之处，是他们除了屠杀焚掠、毁灭我们的肉体和有形的财物之外，还千方百计地想要毁灭我们中国的精神，比如主张报纸发表汉奸言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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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千里走联大(13)
但这一次，在胜利即将来临之际，刘文典却出语惊人。
他的全部观点集中体现于一篇近万言的政论文章中，《云南日报》在1944年3月30日、31日两天辟出大幅版面予以刊登：
论起仇恨来，我们中国之于日本，真是仇深似海，远在法国和德国的仇恨之上。说句感情上的话，把（日本）三岛毁成一片白地，也不为残酷，不算过分。
不过关于国家民族的事，是要从大处远处想的，不能逞一朝之忿、快一时之意。我们从东亚的永远大局上着想，从中国固有的美德"仁义"上着想，固然不可学克莱孟梭（法国内阁总理）那样的狭隘的报复，就是为利害上打算，也不必去蹈法兰西的覆辙。所以我的主张是:对于战败的日本务必要十分的宽大。
基于这种宽大的态度，发挥我们中国固有的尚仁尚义的美德，那么，我们中国将来在和平会议上，不但不要用威力逼迫这个残破国家的遗黎，还要在伐罪之后实行吊民，极力维护这个战败后变得弱小的民族，这个民族自立为一个国家已经一二千年了，我们既不能把他根本夷灭，改为中国的一个省份，依然让他做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也就应该有个待国家之道。根据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和盟邦议定的《大西洋大宪章》，日本这个国家也应该享有他应有的权利，也应有一份资源还是要留给他的。这是此次大战远胜于前次大战的地方，也是世界政治上的一大进步。我们当然热忱拥护这一点。
在谈到和平条约的内容时，刘文典提出了几点具体的意见：一是主张不向日本索取赔款；二是主张不要求日本割让土地；三是主张日本用自身拥有的文物赔偿它所毁坏的中国文物。
如今已经无法确切地知晓当时的国人读到这一番言论时的反应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很多人看来，刘文典的这些主张与"汉奸言论"无异。即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一定仍然会有不少人鄙夷这种观点吧！
不过，刘文典似乎从一开始就很坦然，赔款、割地都是中国人民以前经常遭受的屈辱，但不能因为如此，就将同样的罪恶施加于战败的日本身上。这不仅是一种"以德报怨"的道德操守，更是一种深谋远虑的政治情怀，"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家民族的关系，是东洋和平的基石，近日应付处理稍有失当，就会种下将来无穷的祸根"。
唯有在国家主权、民族大义上，没有退让的可能，特别是在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上。在这篇极力主张"宽大对待日本"的专论中，刘文典写道：
我们早已昭告天下，绝无利人土地的野心，更不想征服别的民族。所以战事终了之后，我们只要照我们的古训"光复旧物"、"尽返侵地"，就算完事，绝不想索取日本的领土。况且日本原来自有的区区三岛，土地本也无多。他的本土三岛，我们纵然一时占领，也无法享有他的土地，很难治理他的人民。论势论理都不必要日本割地给我们的。但是有一点却不可不据理力争的，就是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必然要归中国。这件事千万不可放松，我希望政府和国民都要一致的坚决主张，务必要连最初丧失的琉球也都收回来。
关于琉球，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中国古史，《隋书》中即有《琉球传》。"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太祖朱元璋遣杨载出使琉球，琉王察度对明朝称臣，开始向中国朝贡，历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成为属邦。"10 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王国属于日本的"内藩"，并妄图将琉球群岛纳入日本版图，拒绝承认中国自1372年起就作为琉球宗主国的地位的事实，正式侵占琉球。1879年3月30日，日本将最后一位琉球国王尚泰流放到东京，置琉球为冲绳县。中国从未在国际法上承认日本窃取琉球主权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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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千里走联大(14)
后来的历史证明，刘文典的观点是理性而颇具远见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对待这个战败国没有"穷追猛打"，果然采取了宽大的态度，没有要求赔偿，更没有要求割地。唯一遗憾的是，蒋介石政府由于各种现实的考虑，没有据理力争解决刘文典一再强调的琉球主权争端问题。果真应了刘文典的那句话，"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
刘文典之所以"狂"，与他这种远见卓识的智慧与纵横天下的自信恐怕也不无关系吧。
注 释
1 向祚铁、侍卫华：《清华大学演义：1911-1998》，第255页。
2 郑天挺：《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转引自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11-12页。
3孟国祥：《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26-27页。
4 云南省档案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社会》，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35-36页。
5 余斌：《西南联大·昆明记忆：文化与生活》（3），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11-112页。
6 宋廷琛：《忆刘文典师二三事》，台湾《传记文学》，第44卷第4期，第55页。
7 刘文典：《致胡适信》，见《刘文典全集》（三），第839页。
8 鲲西：《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80页。
9 刘文典：《告全日本国民书》译者自序，天津大公报馆，1933年5月，第1-2页。
10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7月第1版，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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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偶像陈寅恪(1)
第十一章 偶像陈寅恪
刘文典一生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
到了晚年，他回首平生，曾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能够让刘文典始终肃然起敬的人，其实只有一位，那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刘文典生前一直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曾经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沈从文算什么教授！"
1928年，一个只有小学毕业资历的年轻人登上了上海中国公学的讲台。
他由徐志摩介绍而来，经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同意而被聘为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尽管这个年轻人之前已经写出了《一个天才的通信》、《呆官日记》等享誉一时的文学作品，但这毕竟是他第一次走进高等学府的大门，内心的忐忑可想而知。在上课之前，他做了认真的准备，材料厚厚一摞，估计能够讲一两个小时了。就这样，他低着头，走上了讲台：
他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这一来，他感到浮游在虚空中，失去了任何可供攀援的依凭。
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1
后来，这个年轻人终于鼓足勇气开始讲课了。不料因过于紧张，原来计划在一个多小时内讲完的内容，被他三下五除二，只花了十多分钟就全部讲解结束了，接下来又是无话可说。
年轻人再次陷入窘迫。无奈之下，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这则"新闻"很快就被演绎成不同的版本，漫天飞舞。人们都在纷纷打听这个敢于登上中国公学讲台，却出尽洋相的"小学毕业生"姓甚名谁。没费什么工夫就查清了他的全部档案：沈从文，湘西凤凰人，十四岁高小毕业后入伍，二十岁左右开始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坛小有名气。
在那个重视真才实学的年代，沈从文的第一次亮相被很多旁观者毫不犹豫地打了个"零分"。尽管沈从文后来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作家，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有人写文章评价他是"一个空虚的作者"。一些评论甚至认为，沈从文的一生，无论是在声名显赫时期，还是在孤独落寞阶段，骨子里始终透显着浓浓的"自卑情结"。
这显然将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他的评价。"瞧不起"沈从文的代表人物，就是刘文典。1942年上半年，刘文典、沈从文、朱自清、王力、罗庸等人曾先后接受国文学会的邀请，担任"中国文学十二讲"的讲师，举办学术讲座。但这似乎并没有"澄清"关于刘文典"鄙视"沈从文的传闻。
相反，刘文典"瞧不起"沈从文的传闻被人推演成无数个版本，四处传播。其中，最经典的不外乎以下两个版本：
其一是"教授职称事件"。
沈从文1939年到西南联大任副教授，仍然讲授"习作"等课程。到了1943年，西南联大讨论聘请沈从文"为本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月薪叁百陆拾元" 2 。这个教授薪水并不高，刘文典1942年在西南联大所拿的薪水是每月四百七十元。即便如此，在举手表决时，刘文典仍然拒绝为沈从文"抬轿"，并坚定地发言表示反对："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而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
他甚至还说，"如果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其二是"跑警报事件"。
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军敌机频频侵扰昆明，警报一响，天下大乱，大家自顾抱头鼠窜，争相奔往可以隐蔽的地方。有一次，又遇警报声起，正在上课的刘文典想都没想，收起教具就带着学生冲出了教室。
跑着跑着，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原来那时候他最为钦佩的陈寅恪教授因为营养不良，视力严重下降。刘文典生怕陈教授忙乱中有个三长两短，赶紧带着几个学生，在人群中找到正茫然不知去处的陈寅恪，架起他就往安全的地方跑去，边跑边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快到学校后山的时候，刘文典忽然看到沈从文也夹杂在拥挤的人流中惊慌失措，顿时怒上心头。他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冲到沈从文面前就大声呵斥起来："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
沈从文比较了解刘文典的为人，也懒得与之争辩，独自走开了。但这件事情却被当时一道"跑警报"的人记录了下来，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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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偶像陈寅恪(2)
其实刘文典并不是仅仅"瞧不起"沈从文。有一次，有人向他提起名噪一时的《激流三部曲》作者巴金，他想了半天，喃喃自语："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他一度还批评过茅盾，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那个"盾"字通古汉字里的"楯"字，应该读"shǔn"。
凡是听过刘文典上课的人，都知道他喜好"臧否人物"，有时候骂起人来毫不留情，其实也未必有什么恶意，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罢了。非常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一点理解得最深的，竟然是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
刘在北大教古典文学，是充和的老师；说沈从文教书的月薪只值四块钱的，也正是他。一般人大都了解他那番狂言不过是自命不凡的表现，充和却觉得他的话引人发噱。更妙的是，刘文典因嗜鸦片，终遭联大解聘，时人大多认为都怪他平日太过托大，才遭此报应，充和却不这么想。充和会说，刘是个喜欢从心所欲的人，生活铺张，言语夸诞。他确实藐视充和的姐夫沈从文，但所有用白话写作的人其实都入不了他的法眼，连胡适在内。充和坚信刘虽然主见很强，却并无恶意。她还说，刘都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了，世人又何必正经八百地看他？
这段文字来源于美籍华人金安平博士的《合肥四姊妹》一书。金安平博士是著名史学家史景迁的夫人，所执之论当较为可靠。
还有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解放后，沈从文一度被"打入冷宫"，遭遇"当红人物"郭沫若的大肆批判。尽管刘文典对于沈从文的人生突变并未直接发表任何评价，但有一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间歇时在走道里遇到郭沫若，他斜着眼睛看了郭一眼，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走远了。
那时候，沈从文正在故宫里勤勤恳恳地当解说员。
"教授中的教授"
1958年，"厚今薄古"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6、7月间，中山大学历史系收到七十二篇批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论文，其中一半都是"炮轰"陈寅恪的。批评者最激烈的声音是，陈寅恪一向以"教授中的教授"自居，实际上是"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的种族文化论者"，与"社会主义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陈寅恪，江西修水（义宁）人，18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算得上是名门出身。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支持戊戌变法，是被写进了中国近代史的人物。父亲陈三立，号散原，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戊戌变法失败后，精力主要用于诗歌创作，有《散原精舍诗集》传世。1937年8月8日，日军攻入北平城，正处于病中的散原老人拒绝服药、进食，两日后逝世。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陈寅恪，很小就能将《十三经》的大部分篇章倒背如流，被誉为"神童"。十二岁随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二十岁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高等专科政治学校就读，具备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最为精通。
仅此一点，就让内心孤傲的刘文典由衷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平生只具备阅读英、日、德等几种语言的能力，而"陈先生连波斯文、突厥文都会，跟他比，我还差得远哩"！
因此，每当听到有人说陈寅恪的不是，刘文典一定气得吹胡子瞪眼，忍不住破口大骂："没长眼睛的狗东西！陈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是"教授中的教授"，闭着眼睛都能把你们撂倒，哪轮得到你们来教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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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偶像陈寅恪(3)
"教授中的教授"，是解放前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公认评价。1925年，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大肆扩展，准备成立研究院国学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吴宓担任，决定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吴宓在国外留学时曾见过陈寅恪，对之一见倾心："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得见寅恪。当时既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3 吴宓不止一次对外宣称，"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对于这样的"绝顶高手"，当然不能不聘到清华来。但陈寅恪当时尚在德国留学，国内很多人并不了解他，吴宓就委托梁启超去找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梁启超与陈寅恪的父辈素有交往，对陈寅恪的博学与卓识早有耳闻，因此当吴宓找到他时，他二话没说就走进了曹云祥的办公室。
听明来意，曹云祥问梁启超："陈是哪一国的博士？"
梁启超回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云祥又问："那他有什么著作？"
梁启超回答："也没有什么著作。"
曹云祥很为难："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那就很难办了。"
梁启超有点生气，反问曹云祥："我的著作算不算多呢？"
曹云祥回答："当然！"
梁启超说："我可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继续留在国外吧！"
就这样，没有学位文凭，也没有学术著作的陈寅恪进了清华园，并且顺利成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193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后，陈寅恪又成为清华大学里唯一被中文系和历史系双聘的"合聘教授"，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而且学术成就斐然。在他的课堂上，经常能够见到清华一些著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坐在台下毕恭毕敬听课的场景。
1929年年初，刘文典应罗家伦的邀请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很快就认识了被称为"盖世奇才"的陈寅恪。同年4月26日，罗家伦在回答上海记者提问时曾专门提到，"计今年所聘教授讲师，如翁文灏先生之地学，哥伦比亚大学葛利普先生之物理学……刘叔雅先生之汉魏六朝文学……至于以前即在清华之教授，如赵元任先生在授音韵学，陈寅恪先生授佛经翻译及唐代西北史料，唐钺先生授心理学，叶企孙先生授物理学……总之，清华教授人选，总算是可以向学术界交代得过去。余聘教授，毫无门户之见，概以学术标准为衡"。可见，刘文典、陈寅恪当时都是清华大学的"招牌菜"之一。
关于刘文典与陈寅恪的交往起源，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川考证认为，1927年12月17日，刘文典与朱自清、朱希祖、杨振声等人发起成立了清华中国文学会，"估计在此前后，刘文典、陈寅恪二氏相识"4 。在《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第一卷第一号上，就有陈寅恪的《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第三号上又发表了陈寅恪的《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这都是其早期重要的学术文章。
两人更深的交往应该始于1931年。这一年的秋天，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成立中国文学部、历史学部，在原有中文系课程之外，增设了一些研究课程，并由教授任导师，指导学生、研究生。其中，刘文典的指导范围为"选学、诸子、中国化之外国语"，陈寅恪的指导范围为"佛教文学"。两人同时还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担任部分重点课程的教学任务。从1932年6月起，《清华学报》设立学报编辑部，由浦薛凤担任总编辑，编委则有刘文典、陈寅恪、吴宓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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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偶像陈寅恪(4)
由于授课、研究的接近及同系共事，刘文典、陈寅恪共同教了一些学生。作为考试委员、主席，两人出席过多次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的毕业考试，并曾共同指导过一些研究生5 ：
随着接触的频繁与了解的深入，刘文典对陈寅恪越发崇拜起来，"陈寅恪到清华后，清华园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有文史方面疑难问题不能解决的，都向他请教，他总是会给以满意的答复"6 。在清华期间，陈寅恪将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佛经研究上，并为学生们开设了相关课程，其方法首先就着眼于校勘，"虽沿袭清人治经途术，实汇中西治学方法而一之"7 。
可能正是因为受到陈寅恪的影响与启发，刘文典开始深度接触佛教经典，并曾专门到北京西山碧云寺读经，为日后校勘佛教典籍作了较好的学术铺垫。几年后，在炮火连天、书籍匮乏的西南联大，刘文典克服困难，励精图治，最终完成《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佛教典籍的批注工作。
那时候，刘文典最先想到的就是向陈寅恪先生报告这些成果，"曾以战绩示寅恪先生，极承嘉许"。
"对对子"风波
刘文典与陈寅恪交往过程中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对对子"风波。
本来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事情，却被认为是向五四精神发起挑战，进而引发国内学术界的一场大论争。直到三十多年后，陈寅恪仍念念不忘此事，慨叹"当时唯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思之不禁惘然"！
事情发生于1932年夏天，陈寅恪已确定赴北戴河度假。出发前的一天，刘文典突然来访，开门见山："我们学校的入学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想请先生代拟一下国文试题"。
1931年8月，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出国访学一年，由刘文典暂代这一职位，此时朱自清尚未回国，刘文典自然要为招生考试的事情忧心。这一命题会直接影响到众多年轻学子的前途，可不是什么随便敷衍就能完成的任务，再三思虑之下，刘文典想起了"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陈寅恪几乎每年都要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卷批阅工作，对于那些高深莫测的试题早已满腹牢骚。他觉得，国文入学试题应该尽量"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而不是故作深沉，将学生直接绕进死胡同。
经过认真而谨慎的考虑，陈寅恪决定将作文题命为《梦游清华园记》，这是一道自由度很大的题目。曾经游历过清华园的，直接写自己印象中的校园就可以了；而没有游历过清华园的，则可以展开自由的翅膀，任意想象。一旦应试者没能考入清华园，那就真的成了"游园惊梦"，真可谓"一题多得"！
除了这道试题，陈寅恪还专门出了两道"对对子"的题目：一道是"孙行者"，一道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在他看来，"在今日学术界，藏缅语系比较研究之学未发展，真正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无过于对对子之一方法"8 。
刘文典知道，陈寅恪在诗联上堪称一绝，他曾送给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都被搞得一头雾水，后经他一解释，顿时恍然大悟，笑成一片：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那他的学生当然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曾任清廷南书房行走,是溥仪老师，那他现在的学生也可算得上是"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了。这副妙联一时被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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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偶像陈寅恪(5)
但刘文典可能没有想到，陈寅恪这次所出的"对对子"的题目，竟然引发学术界一片哗然，久久不能平息。
"事情发生的时候，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已经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话文达十年之久。尽管社会上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者依然不乏其人，但作为整体的教育体制而言，白话文已经牢牢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陈寅恪此举引起社会各界不少批评，大多是说陈是在开倒车。"9 当时中国学术界正在热捧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并将之作为国文考试的文法依据。陈寅恪则认为，这是一种"认贼作父，自乱宗统"的行为。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古代汉语语法学专著。作者马建忠是江苏丹徒人，清末洋务运动的积极分子，自幼好读，打下了扎实的《小学》功底，成年后留学法国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法学，通晓法语、拉丁语、英语和希腊语。经过多年积累，晚年模仿印欧语系的语法写出《马氏文通》一书，成为我国语法学的开先河之作。新文化运动之后，很多高校招生考试，都以这本书所主张的文法作为答题依据。
然而，陈寅恪却一直不肯认同这一"畅销书"所传达的核心理念。他凭借自己精通多国语言特性的优势指出，印欧语系的语法规律，有的确实可以作为中国文法的参考和借鉴，比如梵文中的"语根"之说。但倘若将其属于某种语言的特性，放之四海而皆准，并视之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对应于中文，有不合的地方，便指其为不通，这就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了，"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胡适是《马氏文通》和白话文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因而陈寅恪的命题被认为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异议与批评"。尤其是他出的对子上联"孙行者"，有几个学生以"祖冲之"相对，已被认为是绝对了，但陈寅恪心里的标准答案其实就是"胡适之"。
他自己后来解释说，"孙行者"这道题的创意来自苏东坡的诗句"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韩卢"是战国时一种狗的名字，"行"与"退"均为步履进退的动词，"者"与"之"均为虚字。他希望学生拿"胡适之"来对"孙行者"，就是依据同样的思维路径，将之视为嵌字联，取"猢狲"两字，这对于一向主张白话文运动的胡适也是一种善意的调侃。
外界辩难与攻击的观点纷纭，总的来说，主要是认为，"对对子"不过是"下流玩意儿"，根本就不应拿来用作录取大学新生的考试题目。众多责难很快汇聚到了刘文典那里。他将这些声音一一反馈给了陈寅恪。
不久后，陈寅恪在《清华暑期周刊》第七卷第六期上发表《答记者问》一文，解释自己出题的初衷。1932年9月5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再次刊出陈寅恪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这是一篇"于命题之旨颇多发挥"的信函，发表后即被国内众多报刊转载。
陈寅恪说，在真正中国文法没有成立之前，学术界不应自欺欺人，而应寻求一个过渡时代的救济方法，作为暂时代用品。他个人主张采用"对对子"作为这个暂代品，因为"对对子"至少有四大功能：
（甲）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
（乙）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
（丙）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丁）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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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偶像陈寅恪(6)
对于刘文典所担心的"流俗之讥笑"，陈寅恪泰然处之，一笑而过。他说："彼等既昧于世界学术之现状，复不识汉族语文之特性，挟其十九世纪下半世纪"格义"之学，以相非难，正可譬诸白发盈颠之上阳宫女，自矜其天宝末年之时世装束，而不知天地间别有元和新样者在。"一句话，像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较量，又何必放在心上呢！
这当然只是安慰刘文典的话。其实陈寅恪本人对于这一风波是十分在意的。1934年，陈寅恪又撰《四声三问》，阐释四声之产生与佛教传入中国的关系，再次强调对偶、平仄、四声的重要。这两篇重要的文献立论清晰、阐述流畅，很好地回应了质疑者的声音。陈寅恪的好友吴宓就认为："《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与近作《四声三问》一文，似为治中国文学者所不可不读者也。"10 至此，"对对子"风波方宣告结束。
三十多年以后，陈寅恪重检旧札，看到当年所写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为之撰写"附记"，补充说明当年出题的动因。在慨叹刘文典、胡适均已"并登鬼录"的同时，回首往事，风起云涌，没想到一切真的不过是一场"游园惊梦"而已！
"联大只有三个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散原老人忧愤绝食而死。
陈寅恪在匆忙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携带家眷仓皇逃离北平。对于当时的情境，陈寅恪夫人唐筼在《避寇拾零》里有所记录："我和寅恪各抓紧一个大小孩（流求九岁，小彭七岁），忠良照料小件行李。王妈抱着才四个多月的小美延。当时必须用力挤着前进，一家人紧紧靠拢，深恐失散。直到住进租界，不见日本鬼和太阳旗，心中为之一畅。"11 几经辗转周折，一家人到了长沙，"十一月二十日夜到了长沙，天仍在下雨，幸先发电，有人来接，得以住在亲戚家张宅，到时已在深夜了"。
到了长沙没多久，时局变化，陈寅恪一家不得不再度南行。先是到达香港，唐筼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不能继续前行，但陈寅恪惦记着学校事务，遂于春节后只身取道安南、海防，最终到达云南蒙自。在歌胪士洋行刚一住下，他就染上了当地盛行的疟疾，痛苦不堪，过了很长时间才勉强好转。
与陈寅恪住在一起的，还有随后赶到的刘文典等人。经过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交往，特别是"对对子"风波之后，刘文典与陈寅恪走得更近了。在清华大学南迁到云南的过程中，刘文典与陈寅恪所经历的磨难几乎一模一样：都是辞别亲人，独身前往；都是一腔热血，心忧家国。还有一个巧合，都是因为这次南迁，刘文典精心收藏的四大箱书籍在香港被日本乱兵劫走；而陈寅恪寄托在长沙亲友家的一批正规图书，不幸遭遇大火，随身携带的两木箱珍贵典籍竟然在半途中被人用砖头换走，其中不乏若干陈寅恪写了一半的著作。两个人同病相怜，平日里的来往与交谈自然就多了许多。
蒙自虽是偏僻蛮荒之地，但却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特别是歌胪士洋行旁边的南湖。南湖亦叫"学海"、"泮池"，一开始不过是个取水坑，后经修缮成为碧波荡漾的大小两个湖泊。南湖一年四季碧波万顷、岸柳成荫，沿湖内外古迹景点众多，风光涟漪，蜚声遐迩。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没有什么好的去处，傍晚时分便经常溜达到南湖岸边，聊聊天、发发呆。刘文典、陈寅恪、吴宓、浦江清等教授都是南湖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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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偶像陈寅恪(7)
在吴宓看来，南湖颇似杭州的西湖，因而他写一首诗，其中就有"南湖独步忆西湖"的句子，情绪尚且悠闲。可到了陈寅恪的眼中，南湖却颇有几分北平什刹海的风味。一天傍晚，他和吴宓散步到南湖附近，站在桥头望着湖面上肆意绽放的荷花，远处传来酒楼里划拳、喝酒的吵闹声，一时间百般感触，不禁随口吟成一首七律：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犹明灭，楼上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莫关山几万程。
刘文典很快就读到了陈寅恪这首悲怆激越的七律，联想到自己奔波千里、千转百折的类似经历，一种知音难得的悲情瞬间涌上心头。他立即挥毫泼墨，将陈寅恪的这首诗抄录了下来，赠给了一向帮助西南联大的当地学者马竹斋先生。马先生视为珍宝，精心收藏，如今原件存于蒙自档案馆。
到了蒙自之后，由于生了疟疾，陈寅恪的身体每况愈下。在此之前，陈寅恪患有眼疾，视力大不如前，并有逐步衰竭的趋向。战时经济紧张，蒙自的生活虽然还算过得去，但也几乎只能是保证每天不至于饿肚子，更多的营养就谈不上了，这都加剧了陈寅恪的病情。"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有时候想想，难免落寞孤寂。幸好，云南还有吴宓，还有刘文典。
在陈寅恪的心目中，吴宓、刘文典都是他的"患难之交"。经历过战乱的侵扰之后，"国学研究院当年的繁荣景象，随着时光的流逝，也逐渐模糊起来。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当年名震一时的国学研究院四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他还在清华苦苦撑持"12 。而一直坚定站在他身边的，总有吴宓、刘文典这两位至交。
吴宓是最早提出将陈寅恪"挖"到清华的人，他与陈寅恪的亲密关系自然不用多说。在厚厚几十本的《吴宓日记》里，只要两个人同在一地，总能见到两人过往相交的记录，从读书到交友，两人甚至还一道出钱宴请宾客。
而在日军轰炸的警报下，刘文典"保存国粹要紧"的真情流露，更让陈寅恪在孤寂之余颇感安慰。据云，刘文典常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这与他后来经常拿"大拇指"和"小拇指"喻指陈寅恪和自己，是同样的情怀与敬意。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和授课，都是当之无愧的联大翘楚。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十二年，是陈寅恪学术功力全面爆发的"黄金时代"，他一生著文约百篇，其中一半以上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到了云南以后，由于藏书被焚或被窃，陈寅恪只能以手边残存的眉注本《通典》为蓝本，凭借过人的记忆力与理解力，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这本书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期间又遭日寇烧毁，但仅从由其旧稿拼凑而成的重庆商务印书馆重印本来看，亦足可见陈寅恪在文学、历史等领域的造诣与成就，"他比汉、唐、宋以及明清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们，前进了一大步，为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纪元"13 。
陈寅恪上课，自成风格。假如你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见到他行色匆匆去上课，不用开口问他"今天讲什么"，只需要看他肩上挎包的颜色就知道了。黄色的代表要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蓝色的则代表要讲其他课程，从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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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偶像陈寅恪(8)
和刘文典一样，他上课声音并不大，习惯于平铺直叙，习惯于引经据典，但精彩往往就闪现在这有意无意之间。有一次讲白居易的《长恨歌》，光是为了考证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中的"汉"字，就足足讲了四节课，吓得一些学术功底不扎实的学生再也不敢随意走进他的课堂。
相同的生活经历、精神气质与行为主张，让刘文典与陈寅恪英雄相惜、互相推崇。1941年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的陈寅恪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典极为关注，多次在课堂上跟学生说："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庄子》我是不太懂的！"
"《庄子》我是不太懂的！"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刘文典喜欢用这句话作为"《庄子》研究"课程的开场白。说得台下的学生一愣一愣的，心想这个其貌不扬的教授挺谦虚啊，没料想到，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那也没有人懂！"
刘文典之所以有这样的胆识，是因为就连被学术界公认为大家的陈寅恪，都不止一次肯定他在《庄子》研究方面的成就。因而，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又听到刘文典的另一番"疯人疯语"："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一共半个！"
这番话曾经被认为是后人杜撰的，但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必雨却在一篇文章中澄清了"两个半教授"的真实版本：
1955年9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迎新会。会议开始后不久，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踱着方步走进了会场，手里还拿着一把茶壶，嘴里叼着一支"大重九"。正当新生们在窃窃私语，好奇地相互打听这个"怪人"到底是谁时，系主任刘尧民主动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这位便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学术广博，古典文学的造诣尤其渊深，对《庄子》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成就超卓。现在请刘先生给大家讲话！"
台下的学生虽然都是初来乍到，但很多人刚进校门就不止一次听说过刘文典这个名字，都已将他当成传奇般人物崇拜向往。没想到学校第一次活动，就能见到这位"真神"，学生们都竖起了耳朵，想听听这位名教授将会发出什么样的惊世骇俗之语。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之后，刘文典微笑着站起身，向台下点点头，说道："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听说新一届新生的入学成绩不错，我心里高兴，破一次例，来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们，教的是你们老师的老师。说到《庄子》，不是什么研究的蹊径问题。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不论经由什么蹊径，皓首穷经，勉强算是挨近了《庄子》的，寥寥可数。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刘文典虽然没有明说另外一个真正懂《庄子》的人是谁，但大家的心里都已不言而明：就是他老先生自己！14
这是李必雨亲耳聆听到的刘文典发言，尽管细节可能会因时间久远略有差异，但整体上的意思应该是不会错的。何况，对于一个大学新生来说，第一次遇到大学老师就是如此狂放不羁、豪言壮语之人，相信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将是永不磨灭的记忆。
按照刘文典的个性，说这样的话不过是小菜一碟。1923年，在完成《淮南鸿烈集解》并得到胡适的高度赞誉后，刘文典校勘诸子百家典籍的信心更足了。于是，花了一定的精力做了《论衡》的校勘，弄出了"自信是《论衡》的最完善的本子"，但商务印书馆对这本书的销路却"极为怀疑"。万般无奈之下，刘文典只得给自己的"人生导师"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够帮助他协调出版或者寻找新的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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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偶像陈寅恪(9)
在这封信里，刘文典第一次向胡适透露了他准备校勘《庄子》的宏大计划："《庄子》这部书，注的人虽然很多，并且有集释、集解之类，但是以弟所知，好像没有人用王氏父子的方法校过。弟因为校《淮南子》，对于《庄子》也很有点发明，引起很深的兴味，现在很想用这种方法去办一下，也无须去"集"别人的东西。只仿照《读书杂志》的样儿，一条条的记下来就行了，有多少算多少，也无所谓完事，做到哪里算哪里。这样做法，你要赞成，弟预备等书债偿清之后就着手了。"
从刘文典与胡适来往的书信看，胡适对他的这一研究计划表示了支持，并给他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后来，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引用了《庄子》"至乐篇"里的部分文字，说是"自古至今无人能懂"。刘文典刚好正在潜心写作《庄子补正》，遂将"至乐篇"里的文字重新考订了一番，"稍稍可读"，但仍是"自古至今无人能懂"，"必欲求解，势将流入穿凿附会一途"。由此可见，刘文典后来夸口自己是古今中外真正懂《庄子》的唯一一人，并非完全"无厘头"。
本来以为校勘《庄子》是很轻松的事情，但没想到这一工作却一直持续了十多年。先是回到故乡筹办安徽大学，后则回到清华大学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直到长子刘成章因病早逝，刘文典为了转移悲伤，才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点校"齐彭殇，等生死"的《庄子》。没过多久，抗日战争爆发，刘文典什么都没带，只将《庄子补正》等尚未最后完成的书稿塞进一个蓝色包袱，到了云南。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最终完成了十卷本的《庄子补正》书稿。在此之前，他所写的《庄子琐记》被收入1928年出版的《三余札记》中。相比之下，《庄子补正》更像是一部"冥思研索"的巨著，收列《庄子》内篇、外篇、杂篇的全部原文和郭象注、成玄英疏，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以历代《庄子》重要版本为校勘基础，广泛征引了王念孙、王引之、卢文弨、奚侗、俞樾、郭庆藩、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等古今知名学者的校勘成果。在完成《庄子补正》一书后，刘文典曾言明写作这本书的标准："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无据。今为补正一字异同，必求确诂。若古无是训，则案而不断，弗敢妄生议论，惧杜撰臆说，贻误后学而灾梨枣也。"15 可以说，《庄子补正》是刘文典一生用力最多的校勘著作，亦最被世人所看重，是至今所有治国学的人都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
顺便插一句，时间的轮盘转到21世纪初叶，中国大地上突然冒出一位英姿飒爽的"国学女将"于丹。于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2006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解解读《论语》的心得，一炮走红。2007年春节期间，她又披挂上阵，高擂战鼓，用成功学的方法解读《庄子》，据说一部书稿就卖了几百万。但尽管于丹再红，她都没有忘记向刘文典这位大师"讨教"：在她"天价书稿"的参考文献作者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庄子，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自矜为"古今唯一懂庄子"的刘文典。
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但却真实地凸显了《庄子补正》持久未变的学术价值。刘文典本人对于这部著作也相当满意，除了在西南联大开设相关课程向学生讲解他的研究成果之外，还专门将这部书稿送给陈寅恪先生审读分享，得到由衷的肯定。陈寅恪平生阅人无数、读书无数，从不轻易夸赞别人的学术成就，但对于刘文典的这本《庄子补正》，却另眼相看，褒奖有加。1939年11月，尚处于颠簸流离状态的陈寅恪欣然为《庄子补正》作序，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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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偶像陈寅恪(10)
合肥刘叔雅先生文典以所著《庄子补正》示寅恪，曰："姑强为我读之。"寅恪承命读之竟，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认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
或问曰："先生此书，谨严若是，将无矫枉过正乎？"寅恪应之曰："先生之为是，非得已也。"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偶闻人言，其间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己意，而与先生之所为大异者。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而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也，而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
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水陈寅恪
纵览陈寅恪一生的学术交往，能够赢得他如此赞誉的，不过陈垣、杨树达等有限的几个人而已，而他竟对刘文典的著作做出"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的评价，并认为其"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足见《庄子补正》给他带去了多么大的学术惊喜与思想认同。
当然，陈寅恪写这篇序言，实际上也是别有所指的。自从20世纪20年代胡适喊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后，全国很快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改造古人典籍的热潮，"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渐渐地，"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理智的头脑没有了，大棒子满天飞，对于一切"经史子集"或全盘否定，或任意改造，每个人都似乎变成了金圣叹。分明是用自己的观点在注释"天下才子书"，还说"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往古人的头上"扣屎帽子"。而刘文典实事求是、谨小慎微、有一说一的治学态度，深深地打动了陈寅恪。
打动陈寅恪的还有刘文典校勘《庄子补正》的真正苦心。在《〈庄子补正〉自序》里，刘文典写道："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孰肯事齐事楚，以忝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
这虽然是一段"之乎者也"的文字，但读起来并不难理解。在当时那种炮火连天、举国动荡的环境下，刘文典想凭借自己对于《庄子》的重新整理，突出学人名节的重要。这一点，同样是陈寅恪所看重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陈寅恪的身上，令刘文典感到钦佩的，除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渊博学识，还有其独立坚持的人格魅力。这也是后世学人对于陈寅恪一致敬重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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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节：偶像陈寅恪(11)
正如前面所写到的，陈寅恪在名节坚守上的超然，是有其家世渊源的。日军侵入北平后，他父亲散原老人绝食绝药而死，这对于陈寅恪的心灵不可能不产生巨大的冲击。
其实在此之前，陈寅恪就已经表现出对学人名节的独特见解。1927年6月2日，陈寅恪的清华同事、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两年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仁一致推举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王国维为何而死？当时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被罗振玉逼债，有的说是因为丧子之痛，有的说是缘于苦病厌世，但陈寅恪凭借与王国维的交往，断定他是死于名节。当时北伐军即将攻入天津、北平，溥仪虽然早就不是皇帝了，却一直住在天津，依然享受着遗老遗少们私下的顶礼膜拜，如今一切都将成为烟云，王国维自觉唯有一死才足以谢天恩。
"君辱臣死"的思想虽然迂腐，但却是千古文人生存的价值。这未尝不是一种独特的名节坚守。思虑良久，陈寅恪写下了一段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颂、景仰的名句："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正是陈寅恪对于近世文人生存价值的重新解读与构建。
对于这一点，刘文典完全认同。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情怀，在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前的"抢救学人"运动中，刘文典和陈寅恪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拒绝。据说，离开大陆后，蒋介石曾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陈寅恪，但都失望而归，这成了蒋介石的一大恨事。胡适甚至都为刘文典全家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但最后却同样遭到谢绝。
拒绝国民党的拉拢，并不代表陈寅恪就完全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实际上，经过多年战乱的陈寅恪，此时最想做的就是寻找一个远离政治的"世外桃源"，潜心做自己的学问。他最终选择了偏于中国南隅的岭南大学。抗战前夕，岭南大学的校风就已基本形成，那就是"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的自由，绝不允许介入政治争斗"。1952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名义取消，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遂进入中山大学任教，直至逝世。
其间，北京一直没有忘记陈寅恪。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突然被斯大林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斯大林在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大量引用了陈寅恪的材料。回到国内后，毛泽东派人四处查找，终于得知陈寅恪在广州，当即嘱咐广州当局要好好优待他。
树欲静，而风不止。
1953年夏天，陈寅恪生了一场小病。住院期间，他开始关注清代陈端生的弹词小说《再生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一篇气势如虹的学术论文《论〈再生缘〉》诞生了。这篇文章后来引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极大兴趣，这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山鼻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研究《再生缘》，先后发表了七篇相关文章，似乎有与陈寅恪这位传统史学大家"一较高低"的意思，为之甚至不惜在一些文章中挑剔、驳斥陈寅恪的观点。
这似乎也能从另一个层面彰显陈寅恪在北京高层心目中的地位。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任主任。"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权威人士"16 。但是很明显，这个名单上还缺少一个不容漏掉的名字：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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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节：偶像陈寅恪(12)
自1953年开始，不断有被陈寅恪称为"北客"的昔日同事或学生，借"路过"广州而专门登门拜访，劝说他到北京任职。有消息说，郭沫若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准备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其中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位置就是特意给陈寅恪量身定做的。
1953年11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籛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信件，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南下广州劝说昔日恩师陈寅恪北上的列车。
一到中山大学，汪籛就住进了老师家中。他二十二岁便追随陈寅恪先生研究隋唐历史，是陈寅恪所有弟子中成就相当卓越的一个。这次南下劝说陈寅恪，汪籛是志在必得。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刚刚亮明来意，他就被老师"轰"出了家门，住进了招待所。
面对汪籛的苦口婆心，陈寅恪说得很明白，"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17 。
说到激动处，陈寅恪表示，假若北京真的有意请我去中国科学院任职，那先接受我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一座挡箭牌。"他不仅不愿意宗奉马列主义，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一纸证明，这自然就是告诉汪籛，一切都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汪籛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此后数年，北京方面一直都不放弃，继续动员与陈寅恪关系不错的学者或知名人士，通过不同途径劝其北上。作为陈寅恪的昔日至交，刘文典自然也"跑不掉干系"。1956年3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刘文典在北京开完会后，心思重重地踏上了归途。他没有直接回云南昆明，而是中途在四川成都停留了几天。他和陈寅恪共同的好友吴宓住在那里。
这一年的3月6日，《吴宓日记》作了如下的记录：
晚饭后，刘文典、彭举同来；举旋去，与典久谈。典写示寄寅恪诗（二句注，"当时传闻宓坠楼自杀"）。旋乘汽车至典馆舍（省府第一招待所在本馆之背，由暑袜街续往，实甚近），烹茗细谈。典述（一）典近十年之情况，此次赴京之使命，留此之原因；（二）寅恪近况，政府命典作说客，典欲宓代往（宓决不效华歆之对管宁，但未明说）；（三）典在京遇稻（仍住受璧胡同九号）之详情；（四）典劝宓赴云南大学任教，以李广田（共党）为副校长，主持一切，宓必可作自由研究或编译（典举示杨宪益英译之《唐人小说》）云云。宓答以"安土重迁"，不欲去此矣；（五）典杂述秦瓒、陶光、孙乐等之近情。乐之变节，诚宓所不及料者也。11：00急步归，京戏方散。
这是一段极具历史价值的个人文字记录。通过吴宓简短的复述可以发现，刘文典对于北京方面交代的任务是没有任何信心的，否则他也不会向吴宓求助，甚至请吴宓代为前往。其实连他自己都知道，吴宓肯定也不会去的。刚刚解放的时候，吴宓像陈寅恪一样，既不肯到台湾，也不肯北上。实在无处可去，一度想上四川峨眉山剃度出家，最后打消念头，入当地学校讲学为生。尽管世事变迁，但这三个曾经朝夕相处、无话不说的友人，对于这一点是有共同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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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偶像陈寅恪(13)
相对于陈寅恪、吴宓来说，刘文典的内心有一丝丝愧疚。由于各种因素的催促，他已经融入了现实的尘世，甚至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变成了吴宓所说的三国"华歆"。华歆与管宁曾经是莫逆之交，两人一起读书，门外有官员的轿舆经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放下书本跑到门外去看热闹。于是，管宁与华歆"割席"绝交。在传统士大夫的眼里，名节是高于一切的。
想到陈寅恪本来可以达到更高的位置、过上舒适的生活，但他却不为所动，刘文典心里难免生出更多的波澜。这才是他所认识的陈寅恪。在给吴宓阅示的《怀寅恪》一诗中，刘文典写出了对于故人的牵挂与敬意：
湖海元龙安好无？吴宫又见落秋梧。
漫云往事丝难理，曾赋新诗锦不如。
匝地风烟双鬓改，中天明月一轮孤。
翠钿金凤抛残尽，怕过黄公旧酒垆。
在诗中，刘文典连用几个典故，赞誉陈寅恪的独立坚守。第一句中的"元龙"，指三国时期的"狂人"陈登，字元龙，性格桀骜不驯，学识渊博，曾任广陵太守，深受百姓拥戴。因同姓，故刘文典将陈寅恪喻为陈登。第四句中的"黄公酒垆"一典出自《世说新语》，晋时王戎曾与嵇康、阮籍同饮于黄公酒垆，后来嵇康、阮籍相继过世，王戎再过此店，为之伤感。刘文典借助这一典故，表达对昔日友人和昔日生活的深深追忆。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时候，刘文典内心惦念最多的依然是陈寅恪的安危，他隐隐感觉到，陈寅恪的桀骜不驯有可能会给他带去难以预测的灾祸。
当然，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将比陈寅恪更早地遭遇灾祸，更早地离开人世。世事如白云苍狗，有时候，祸福真的难料。而"苟活"下来的陈寅恪、吴宓，后来所经历的悲苦，更是刘文典所无法知晓的了。
坚守，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
注 释
1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05页。
2 余斌：《西南联大·昆明记忆：文化与生活》（1），第54页。
3何威、徐晨亮：《清华名流》，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52页。
4 王川：《刘文典与陈寅恪学术交往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1期，2003年1月。
5 同上。
6 何威、徐晨亮：《清华名流》，第55页。
7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89页。
8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转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7月第1版，第249页。
9 王政：《历史的棱角：晚近中国卓行奇语考录》，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27页。
10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84页。
11 同上，第113页。
12 同上。
13 何威、徐晨亮：《清华名流》，第61页。
14 刘平章编：《刘文典传闻轶事》，第88-89页。
15 王川：《刘文典与陈寅恪学术交往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16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第1版，第96页。
17 同上，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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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节："骂鲁迅"风波(1)
第十四章 "骂鲁迅"风波
1949年7月11日，"国宝级教授"刘文典应云大文史系的邀请，在学校泽清堂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关于鲁迅》。讲了大约两个小时，听演讲的人挤满了教室，笑声不断。
然而，令刘文典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云南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批评他的文章，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当地报纸先后发表了二十七篇"讨伐"刘文典的"战斗檄文"，支持他的仅有两篇。
《关于鲁迅》讲了什么？
刘文典到底在演讲中讲了些什么呢？
且不着急，先来看看1949年7月22日云南昆明《观察报》上的一首现代诗，题目叫《话说刘教授》，模仿的是板话的腔调：
年年有个九月九
云大有个刘教授
谈庄子 讲红楼
目空四海
眼光如豆
小烟三口
精神抖擞
脑筋一转嫌不够
一心要把鲁迅咒
鲁迅说以牙还牙
你说他自贬咬狗
鲁迅著小说史略
你说人骂他抄偷
人人尊他是文豪
你说他气量不够
人人说他是斗士
你说他彻底落后
人人说他创造好
你说他满篇污垢
空中楼阁
机械机构
一心想骂倒文豪
稳坐泰斗出风头
你说--
讲交情，谈往日
我和他同学同事
多年相处好朋友
没有说的是--
你们这些晚生猴
既不能动笔
更休想开口
呜呼哀哉刘教授
你只合--
歌功颂德
低眉卖笑
喷云 吐雾 敲烟斗
这个板话，虽然全篇都是调侃讥讽的言辞，但也交代出了刘文典那场演讲的大概内容。据说，当天晚上前去"听刘先生讲演的青年男女坐满了一屋子"，可见刘文典在当时学界的影响力。
刘文典一向好发怪论，前去聆听演讲的人一定早有心理准备，知道他肯定会"语不惊人死不休"。可是，刘文典的演讲为何在后来激起那么大的反应呢？他到底在演讲中罗列出了鲁迅的多少条"罪状"呢？为何在昆明的报纸上几乎全是批判他的声音，而很少出现支持者呢？
遗憾的是，刘文典的讲稿一直没有正式发表，草稿也在后来的生活变迁中丢失了。如今，当我们试图穿越时空隧道去打探刘文典当晚演讲的内容时，所能凭据的只有当年那些集中火力攻击他的云南老报纸了。
据云南大学蒙树宏先生在《鲁迅史实研究》一书中考证，当时发表批判刘文典《关于鲁迅》演讲的报纸至少七种，包括《大观晚报》、《正义报》、《朝报》、《朝报晚刊》、《平民日报》、《观察报》、《昆明夜报》等，共发表批评或批判类的文章二十七篇，而支持刘文典观点的文章仅有两篇。其中，《观察报》和《正义报》表现最为积极，隔三岔五就有与这场演讲有关的稿件刊出，一连"炒"了半个多月。
从报纸报道的情况分析，刘文典当晚演讲《关于鲁迅》的观点大约如下：
一、他和鲁迅的人生观是不同的，鲁迅以为人世太坏、阴险、欺骗、虚伪，等等，真是层出不穷，但他则认为人都是很良善的，他活了六十多岁，就没有遇到过一个坏人。
二、鲁迅是一个斗士，但斗士并不一定了不起。
三、鲁迅小说所用的典故，譬如引车卖浆一典，翻遍古今的辞典都找不出，也就是说鲁迅用典的不古不文不恰当。
四、鲁迅的小说取材，只专就一个地方的来取，而不取普遍的地方，而尤其只会写他家乡浙江的风景，譬如乌篷船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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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骂鲁迅"风波(2)
五、莎士比亚作品的伟大，就伟大在把他的作品翻译成任何一国文字，任何一国的人都懂，而鲁迅小说取材的偏僻只是一部分人懂而多数的人是难懂的。
六、鲁迅他算不得一个思想家，因为他对中国的哲学还没有研究透彻。
七、要研究小说就要懂佛理--印度佛理。鲁迅不懂佛学，更不懂印度学术，所以他把中国的小说源流并说不清楚。
八、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了日本盐谷温的一部分著作，但鲁迅不会这样傻的，大概是参考吧。顾颉刚说了他这件事，他就和顾颉刚闹得不可开交，这足见鲁迅气量的不够。
九、鲁迅的私德不好，他和他兄弟周作人就很水火。但文学家都是神经质的，两个神经遇在一块，当然要打架，这是可以原谅的。
十、鲁迅说中国革命不会成功的，这是他错误的地方，一个民族既然会革命，那当然会成功，命都会革，而硬要说不会成功，这是不合逻辑的。
十一、鲁迅只会作短篇小说，如《红楼梦》那样的长篇小说，敢说他作不出，如《金瓶梅》，敢说他更作不出。我们中国的革命小说革命到《金瓶梅》，可以说革命到顶，鲁迅的小说怎样能够比呢？
十二、鲁迅总觉得时时有人在迫害他，根本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他精神病态狂的表现；就譬如他住在北平绍兴会馆里，总觉得会馆里的人无人不迫害他，要真的这样，人都在迫害人，哪里会有什么会馆？
十三、近代做小说做得算是小说的，那是鲁迅，除了鲁迅，还有巴金。
十四、把鲁迅恭维得上天的人，真觉讨厌；而把鲁迅骂得一塌糊涂的人，也很无聊，好多地方，别人是不知道鲁迅的，而他是清楚地了解的。
十五、鲁迅的思想还是中国的思想，并算不得西洋的思想，只在技术方面，是外国的技术罢了。
十六、鲁迅的文章根底，是得力于中国旧书的。要是他旧书读得不好，他是不能做得出那样的文章的。
十七、最了解鲁迅的，是陈独秀先生，因为鲁迅做小说是陈先生叫他做的。
十八、把鲁迅崇拜得了不起的人，还不是如像崇拜孔子的无聊。1
这是一个化名为"白听"的人，在听完刘文典的演讲后，连夜赶工到凌晨3点写成后送报馆发表的，内容应该不至于有太多失真。后来许多报纸发起大批判，基本上就是依据这篇文章而引申开去的。
从"白听"复述的情况看，刘文典当天晚上的演讲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既谈到了鲁迅的小说，又谈到了鲁迅的思想，还谈到了鲁迅的为人。尽管带有一定的"拨乱反正"的意味，但在遣词造句上确实有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之嫌，有的语句甚至直接揭了鲁迅的短。
那么，刘文典为何要发表这样的演讲呢？他真的是像有些报纸所说"想借此表示自己的"独特见解"，而达到红起来的目的"吗？
刘文典与鲁迅的交往
这就要从刘文典与鲁迅的早年往来说起。
1956年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云大中文系师生积极筹备了一个纪念特刊，约十五万字，内容主要是研究鲁迅思想和作品的论文。刘文典应邀向特刊编辑委员会成员鄢朝让、袁世平第一次讲述了他与鲁迅的关系。这次访问的文字整理稿后来被收进纪念特刊，题目《回忆鲁迅》还是刘文典亲笔题写的。
据刘文典在这篇文章里回忆，他与鲁迅的"渊源"最早缘于"先后同门"，都是章太炎的学生。1908年前后，鲁迅重返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这时听说章太炎于神田大成中学内开"国学讲习会"，于是邀集几个朋友另请章于《民报》社讲《说文解字》。1909年6月，鲁迅回国。这时，刘文典刚刚到日本留学，四处拜师无门，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拜见住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学林社的章太炎，从此成为"章门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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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骂鲁迅"风波(3)
由此可见，鲁迅从章太炎学在先，刘文典则在后，两人在章太炎的讲学处并未谋过面。不过，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籍学生平时往来甚多，刘文典也多次从别人那里听到关于鲁迅和弟弟周作人的故事，知道他们有两大有趣的特点：第一、周氏兄弟都不喜欢说话；第二、他兄弟两个随时都是口不离糖，以至饭都很少吃。鲁迅那时还不抽纸烟。
从别人的口中，刘文典在心里悄悄刻画出了对于周氏兄弟最初的印象：周作人的西洋文学较好些，中国的旧学，鲁迅要学得好些。因为周作人是日本京都立教大学的学生，那里很多教授都是美国人。当然，这个仅凭道听途说而形成的印象，大体上是模糊的。
回到国内后没几年，刘文典和鲁迅都进了北大文科教书。在此之前，他们还曾因《新青年》杂志而聚集在陈独秀的周围，只不过刘文典除了写稿之外，很少过问《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因而也一直未得机会与鲁迅见面。到了北大以后，两人"虽然常常见面，但是很少往来"，鲁迅没有去过刘文典的家，刘文典也没有去过鲁迅的家。
刘文典说，他当时"并不佩服"鲁迅，"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教授"。每次在北大教员休息室里见面，他也几乎没听到过鲁迅同别的教授谈话，而且总是一下课就披起大衣走人。只不过，刘文典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时候的鲁迅已经不吃糖了，而是拼命地抽纸烟。
有一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刘文典没有课，刚好经过鲁迅的教室，于是便好奇地走了进去，想看看这位"师兄"是如何上课的？结果，一听就听了两个小时，一直到傍晚五点钟才回家。在这一次课上，刘文典发现鲁迅对西洋的文学、艺术以及中国所谓的"旧学"都是十分渊博的，"从那天以后，我就开始佩服他，崇拜他"。
当然，这种"佩服"、"崇拜"更多源自对鲁迅学识的赞赏。这和他后来"佩服"、"崇拜"陈寅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对于后者的"佩服"、"崇拜"是全方位的。至于鲁迅人格的伟大，刘文典"那时还没有发现"。
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刘文典与鲁迅长谈了几次。听到刘文典谈论对《昭明文选》的看法，鲁迅竟然没有像以前痛骂"选学妖孽"那样痛骂刘文典，反而给予他很多的赞赏，这让刘文典很是高兴。两人的关系因为这样的交流而接近了许多，只是仍谈不上成为亲密的朋友。
刘文典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是少年同学、中年同事，比泛泛的朋友稍要亲密些。在教学、工作之外，两人仍然没有任何的私人往来。
鲁迅后来成了中国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一员健将，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和杂文，向恶毒的旧制度发起挑战。但刘文典在读了鲁迅的《呐喊》之后，"很不以他为然"，因为在《呐喊》的序言中，鲁迅说"中国的革命绝不会成功"，而且还用"曲笔"在烈士的坟头上加了一个花圈。
读完这些文字，刘文典很是不安，他认为"鲁迅不只是孤僻，简直是冷酷了"。这样的观点，也为他1949年7月11日的那场演讲埋下了伏笔。对于后来被人誉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刘文典始终没有做到完全地"崇拜"，用他的口头禅说，就是没有做到"十二万分地崇拜"。
后来，鲁迅离开了北京，先后到了广州、厦门、上海等地，刘文典与他也从来没有书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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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节："骂鲁迅"风波(4)
两人最后一次会面，是因1929年5月李秉中结婚，新人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宴请亲朋好友。李秉中是刘文典在北大时的学生，也是鲁迅的学生，而且深得这两位老师不约而同的赏识。
李秉中写了部《边雪鸿泥记》，请胡适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果很长时间没有消息，只好央请刘文典打听一下近况。刘文典满口答应，立即给胡适写信，并在结尾落笔："请你务必拨冗回弟一信，以便答复前途。"
鲁迅更是把李秉中当做不可多得的"少年知音"之一。他也曾为李秉中的《边雪鸿泥记》多次写信给胡适，关切之心，令人感动。1924年9月24日，在一封给李秉中的信函中，鲁迅更是大胆解剖自我，首次坦露"曾经想到自杀"的隐秘心迹："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这样的声音在鲁迅的生命中还是很少听见的。他后来与李秉中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
李秉中结婚，刘文典和鲁迅同时到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刘文典记得，那一天，他去得比较早，但鲁迅更早，躺在芍药栏边的一张藤椅上，悠然地闭目养神。刘文典看到鲁迅穿了一件新的竹布大褂，便开玩笑说："这可是《风波》里赵七爷的装束啊！"
鲁迅听了，似乎有些不高兴，但也没有生气。《风波》是鲁迅写的小说，赵七爷是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是个遗老，总靠假学问骗人。鲁迅知道，刘文典只是一时口快，并没有揶揄他的意思。
由于婚礼迟迟没有开始，刘文典就拉过一张椅子，坐在鲁迅旁边，与他说了半天的话。鲁迅这一天的精神似乎特别好，面色也不像往常那样枯涩，只是说话的神情依然是一成不变的严肃，就连说笑话时都是一样。
老友重逢，刘文典很热心地问起鲁迅在外地生活的状况。鲁迅说，有一次在广州，有个国民党军警想要考察他，他就不客气地回话说："我这么大的年纪，思想是极其复杂、极其古怪的，岂是你们这般年轻人所能考察得了的！"一句话，把那几个年轻的国民党军警震得一愣一愣的，却也没有任何办法。刘文典听了，哈哈大笑，觉得很是有趣。
两人正聊得热火，新郎新娘出来了。在主人的邀请下，大家各自走到大厅里吃西餐。席散的时候，已是下午3点多钟，刘文典就匆匆地回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鲁迅。其实，这次鲁迅在北京也停留了一段时间，但刘文典并没有去找过他，足见两人交情的深浅。
关于这次会面，鲁迅在1926年7月6日的当天日记里也有记载，不过依然是他一贯的简约笔法：
赴中央公园贺李秉中结婚，赠以花绸一丈，遇刘叔雅。
两人的交往似乎也就仅此而已，说不上多么亲密，也说不上多么生疏。据蒙树宏先生考证，鲁迅在著述里曾五次提到刘文典：见于《鲁迅日记》三次（两次见面，一次购买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见于《鲁迅致许广平书简》一次，见于《二心集·知难行难》一次。2
在《知难行难》里，鲁迅浓墨重彩地写了刘文典顶撞蒋介石的事情，行文是完全带着赞赏口吻的。这说明鲁迅极为钦佩刘文典的人格，对于和他的交情又不是完全冷漠的。
铺天盖地的"大批判"
或许正是出于与鲁迅这般的往来，刘文典才会在《关于鲁迅》的演讲中任意指点，"大放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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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节："骂鲁迅"风波(5)
1949年，距离鲁迅逝世已经十三年了。刘文典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时候的鲁迅早已不是活着时的鲁迅了，在当时很多人的心里，鲁迅已经成为一个"神"，碰不得。
鲁迅晚年稍稍表现出来的左倾，让无数左翼人士和红色力量为之激动。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鲁迅病逝，宋庆龄在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电话沟通后，立即要求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妇女救国会"把丧礼搞成一个运动" 3。当时还有一种声音传出，要求国民党政府"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京大学为鲁迅大学"。
在10月22日送葬的队伍里，许多人更是高唱《鲁迅先生挽歌》："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发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战斗里，你从不曾退却，擎着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国的前头！"4 鲁迅在当时青年学生、工人、作家等群体中的影响力，渐成汹涌浪潮。
一年之后，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的纪念大会上讲话，定下基调："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众所周知，他后来又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做出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长篇演讲。当时，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正从四面八方突破国民党的白色封锁，纷纷涌向延安这个革命的圣地。毛泽东将鲁迅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并一连用了五个"最"来赞赏他，代表的正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刘文典忽视的，恰恰是这股力量。那天晚上，当他坐在泽清堂的讲台上，大谈他与鲁迅的交情，大谈鲁迅的"疵点"时，他可能并未想到第二天的报纸上对于他的"批判"将会铺天盖地而来。尽管这原本应该在他的意料之中。
在这场"大批判"中表现最为积极的《正义报》和《观察报》，虽然都是民办的报纸，但在整体倾向上是比较激进的，读者中有不少人都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枪杀，这两份报纸都及时报道，全面揭露国民党的卑劣行为。1949年9月9日，蒋介石要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整肃"全省，查封了三份报纸，其中就包括《正义报》和《观察报》。
纵观云南各家报纸发表的"反攻"刘文典的文章来看，大多是带着激愤情绪的，甚至不惜在遣词造句中"扯起嗓子骂娘"。真正对刘文典演讲所传达的信息进行核实、考证的，并不多。
且来看看这些"大批判"文章--
够了！也不必和刘先生逐条讨论了（因为牛头不对马嘴，无从讨论起）！我相信，只要是（对）鲁迅著译有一点相当了解的人，对刘先生这一通所谓的讲演，如果不认为他是信口开河在胡乱讲说，那我真认为奇怪了！我们只要看他对是谁说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盐谷温著作的话，他都没有弄清楚，以及鲁迅说中国革命不会成功的话，我们在《鲁迅全集》上并没有看见--也许是鲁迅先生对刘先生说的；据刘先生说鲁迅和他是朋友，但据《鲁迅全集》似乎鲁迅先生和刘先生并没有什么朋友关系--就压根儿可以断定刘先生对《鲁迅全集》并没有读过，并没有读完，充其量他看了一本《呐喊》，就来讲什么《关于鲁迅》，还说是了解得最清楚，真是领教！领教！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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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节："骂鲁迅"风波(6)
（白听：《听刘文典讲〈关于鲁迅〉》，1949年7月14日《正义报》。）
鲁迅先生不但是作家，而且是彻底的中国人民的战士。他的文学直到今天都还发生着足以使统治者发抖的力量，所以他是非中庸者，是统治者迫害的对象，是反动文化人的死敌。
刘叔雅先生则不然。他是国内被誉为"国宝"的大学教授，是庄子研究权威，是温文尔雅之士，他从不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过人，一直受着御座的恩宠，视为"国宝"看待；不仅此，他尚舒服地躺在床上吸阿芙蓉，青烟缭绕，说不出的魏晋风度。他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没有饭吃，多少人在灾难中呐喊，他只知道在象牙之塔里做"逍遥游"，这种生活跟鲁迅先生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难怪他要说鲁迅的杂文是雕虫小技，毫不足奇，难怪他要说鲁迅的为人太刻薄，缺少胸襟大度，他本来便是鲁迅思想及意志的敌人。
（方凝：《鲁迅与刘叔雅》，1949年7月25日《正义报》。）
"刘讲到鲁迅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人生态度是太过于小气和偏狭；并且举例说：人被狗咬了一口，人是否也还咬给狗一口呢？"
这，如果找不出鲁迅被狗咬了一口，也还咬给狗一口的事证，也就不能随便妄说鲁迅"小气和偏狭"，更不能说"过于"。我看，刘教授固然很"大气"、很"正阔"的了。但被狗咬了一口，身体要受损害和拿不进钱来肚子要饿坏，就都是同样于不利的，那么又几曾见刘教授做墓志拒收报酬？做寿序却谢稿金？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白道：《斥刘文典的〈关于鲁迅〉》，1949年7月17日《观察报》。）
刘文典又翻陈账了。前天讲了一会《关于鲁迅》，似乎有"盖棺"还不准"论定"的气概，可惜鲁迅死得太早，再无人敢来研究他老人家的"鞭尸论"。
为什么？因为在昆明"捧鲁迅的人"，谁能"比鲁迅学问还高"呢？也许刘老先生会感到"没有敌人"的空虚的吧！
（东方：《矛与盾》，1949年7月14日《朝报晚刊》。）
二十余篇反驳刘文典的文章，几乎都是长篇大论，极尽挖苦，甚至将刘文典爱吸鸦片的老底又揭了出来，言词之间充满火药味。有的文章标题就很恶毒，如《警惕刘文典嘴里的毒液》、《给国宝给苍蝇们》、《论吃死人的人》、《庄子教授升天坠地记》，等等。有的虽然摆出学术讨论的姿态，但在论证过程中却"移花接木"或"顾左右而言他"，如《谈鲁迅的思想生活与创作》，分明是一副"谁都不可以批评鲁迅"的架势。
几乎听不到支持刘文典的声音。即使有，也都是很微弱的，而且注定一闪现就被淹没在"大批判"的唾沫浪潮里。1949年7月22日，一位署名为"羊五" 的作者在《正义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也谈〈关于鲁迅〉》。羊五说，"我们治学不是信宗教，也不是读党义，如果囿于一家之言，会永远关在小圈子内打转转，看不见更大的天，认不清更大的世界，鲁迅会有他真正的价值、分内的光荣。他的好坏，不在我们一味的捧，恶意的蹋。我们希望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不欢迎"唯儒独尊"的董仲舒！一个中国的罪人！所以，我也希望不要硬把鲁迅塑造成一个新的圣人"。
刘文典在演讲中所表达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他对鲁迅的认识相当陈旧，他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20年代。和20年代的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对鲁迅的认识差不多"5 。在演讲中所说的一些话，也确实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但实事求是地分析，刘文典并没有贬低鲁迅的用意，更没有试图通过踩踏鲁迅来抬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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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节："骂鲁迅"风波(7)
据说，完全"一边倒"的批判声，让刘文典大感意外，觉得很委屈，他后来多次跟儿子刘平章说："我很佩服鲁迅，怎么可能攻击他呢！"
他所说的，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
内容并非"空穴来风"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刘文典当日在演讲中所列举的"鲁迅疵点"种种，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大多数还都是学术界早有争论的，有的甚至在鲁迅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争得天翻地覆了。
刘文典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将这些"噱头"重新梳理了一次。同时，刘文典可能也感觉到了，许多年来，人们将鲁迅捧得过高或踩得过低，其实都是一种"误读"。他希望能凭借自己对于鲁迅的了解与把握，还原一个作为"人"而不是"神"的鲁迅。
如果将刘文典的演讲内容大体归纳一下，大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鲁迅的性格问题，如"鲁迅对世人是抱着仇恨的态度"、"是具有"迫害狂"心理的人"。
二、关于鲁迅的人品问题，如"鲁迅的私德不好，他和他兄弟周作人就很水火"。
三、关于鲁迅的小说问题，如"鲁迅的小说取材，只专就一个地方的来取"、"我们中国的革命小说革命到《金瓶梅》，可以说革命到顶，鲁迅的小说怎样能够比呢？"
四、关于鲁迅的抄袭问题，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了日本盐谷温的一部分著作"。
五、关于鲁迅的"思想家"问题，如"鲁迅他算不得一个思想家，因为他对中国的哲学还没有研究透彻"、"鲁迅的思想还是中国的思想，并算不得西洋的思想"。
倘若我们仔细观照鲁迅同时代的人，或者鲁迅研究者们的笔触，去一一"咀嚼"刘文典所罗列的这些"鲁迅疑案"，就会发现刘文典的这些言论几乎都是有来由的，只不过他又做了一些订正或发挥，分析如下：
其一，关于鲁迅的性格。
在这一方面，骂得最多最厉害的是女作家苏雪林。苏雪林，安徽太平人，青年时代曾十分崇拜鲁迅，但她看到鲁迅与陈源（西滢）、徐志摩等人的摩擦后，逐渐认定鲁迅是个"心底狭小"的人，由此走上坚定的"反鲁道路"，至死未变，""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
1936年11月，苏雪林在给胡适的信里，曾毫不留情地大骂鲁迅："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党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
其实，对于自身的"尖刻"，鲁迅生前也有所解释。1926年2月7日，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我还不能"带住"》，回应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的批评，其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伎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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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节："骂鲁迅"风波(8)
鲁迅一生树敌无数，其中不少都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并非他本人与之有什么个人恩怨。但在与这些论战的过程中，难免有误伤或者偏激之处，而他对于"怨敌"的态度始终是冷漠而无情的："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或许正是刘文典觉得应该批评鲁迅的依据之一。他觉得，"鲁迅的笔战都是多余的，战到精疲力倦是不合算的"，没有必要被狗咬了，就非得要咬狗一口，做人不需要这样睚眦必报。
其二，关于鲁迅的人品。
在1949年7月24日的《正义报》上，一位署名为"晓风"的作者写了篇《谈鲁迅的思想生活与创作》，反驳刘文典关于鲁迅"私德不好"的言论："鲁迅和周作人之间情感的分裂，除他们自己和生活问题上的私事不说外，主要的是由于那位苦雨斋老人和他在生活态度尤其是思想路线上的背道而驰所形成，这在以后事实的考验中已经显示得很清楚，周作人以后不是做了汉奸吗？"
鲁迅与周作人为何"反目成仇"？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是众多"鲁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大难题。鲁迅和周作人是同胞兄弟，年龄相近，学识相仿，曾一起合作编书，一起在北大任教，甚至互相通用笔名。但是，1923年7月，两人却突然失和，连与他们同住在一起的周老太太都感到奇怪："老大和老二突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现在老大决定找房子搬出去。"
更为奇怪的是，两人都对失和的原因保持沉默。1923年7月17日，"周作人大约知道了鲁迅的什么"恶劣行为"。就是他们之间矛盾的起因，在日记上写了十几个字。但他解放后在生活极为穷迫不得不将日记卖给国家设立的鲁迅研究机构时，又将这十几个字用剪刀剪去了"6 。周作人剪去的，是一个真相。由于没有了真相，人们只能根据蛛丝马迹进行猜测。
现在流传最多的说法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鲁迅因为受不了她随意挥霍而与之产生矛盾，以致决裂。但在文人的小圈子里，也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原因在流传，这见于郁达夫的《回忆鲁迅》：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刘文典在演讲中说鲁迅"私德不好"，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种说法。当然，由于当事人一直没有表态，这只是一种猜测，一切只能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了。总归一点，鲁迅和周作人的失和，并非是如同"晓风"文章所说的"在生活态度尤其是思想路线上的背道而驰"，而纯粹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带一些强烈的个人隐秘色彩。
其三，关于鲁迅的小说。
说来很有意思，对鲁迅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提出最深刻批判的，又是一个安徽人--钱杏邨。钱杏邨，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批评家，参与发起组织太阳社。他1928年3月发表的长篇评论《死去了的阿Q时代》，对鲁迅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评。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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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节："骂鲁迅"风波(9)
无论那一国的文学去看，真正的时代的作家，他的著作没有不顾及时代的，没有不代表时代的。超越时代的这一点精神就是时代作家的唯一生命!然而，鲁迅的著作如何呢？自然，他没有超越时代：不但不曾超越时代，而且没有抓住时代；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曾追随时代。胡适之追逐不上时代，跑到故纸堆里去了，鲁迅呢？在他创作中所显示的精神，是创作的精神不一定要顾及时代，他没有法跟上时代，他创作的动机大概是在和子君"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彷徨》一八七页）一样的回忆的情趣下面写成的。在这样思想底下写成的创造，根据所谓自由主义的文学的规例所写成的文学创造，不是一种伟大的创造的有永久性的，而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
钱杏邨未必不能洞见鲁迅文学创作背后的思想深意，但他的这番话可以说全面推翻了后来人"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的论断。
关于没有长篇小说，鲁迅的辩护者纷纷认为，那是因为鲁迅忙于战斗，没有时间去写。鲁迅生前也曾说过，"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是需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据说，鲁迅曾计划创作《唐玄宗与杨贵妃》、《飘落的红云》等长篇小说，但最终都因故作罢。
1985年，文学评论家邢孔荣说，"很多人为鲁迅先生没有写出长篇而惋惜，但是，这种惋惜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便写出来也不会成功"。这也算是对于钱杏邨、刘文典当年言论的一种间接回应吧！
其四，关于鲁迅的抄袭。
最早公开这个问题的是陈源，即陈西滢。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
陈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曾长期与鲁迅论战，是鲁迅的"铁杆反对派"之一。1926年1月，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里说：
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地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陈西滢"揭露"的，正是顾颉刚提到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之嫌"。很快，鲁迅就写了《不是信》一文，发表在《语丝》周刊上，作为回应：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的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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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节："骂鲁迅"风波(10)
从鲁迅的这篇文章看，刘文典并没有完全冤枉他，只是有点责之过严。1936年年底，胡适写信给苏雪林，就曾说过："通伯先生（即陈西滢）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秉公而论，鲁迅的行为固然谈不上是"抄袭"、"剽窃"，但从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说，他确实应该在书中注明参考书目来源，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再说得远一点，当下许多所谓的学者搞"学术腐败"，最常用的手段不正是"引而不注"吗，有的甚至还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说"过多引用不是抄袭"（中国科技大学一教师语）！
其五，关于鲁迅的思想。
1942年10月，一位名叫"梅子"的作者编了一本《关于鲁迅》，在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其中他（她）亲自操刀写了篇《鲁迅的再评价》，说：
鲁迅死了五年了，鲁迅的评价却发生了二个绝对相反的结果，有的人把鲁迅神化了，誉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甚至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至于"鲁迅大师"、"青年导师"等肉麻称谓，更不必说。盖起大洋楼开办什么"鲁迅艺术学院"，也已历有年所，这种政治性的揍死人，谁都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不懂得内幕的人觉得鲁迅交了死运，懂得这套把戏的感觉到太肉麻。如果站在一个严正的批评家的立场，那就感到这只是侮辱了死者，歪曲了真理。
作为旧时代的文人，没有太多政治细胞的刘文典所想持有的，可能正是"一个严正的批评家的立场"。然而，时代的浪潮已经汹涌澎湃、骇浪惊涛，再也容不得作为个体的批评家在肆意发言了，甚至连鲁迅的家人都不能够。
1956年10月，云南大学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刘文典应邀再作《关于鲁迅》的演讲，"他不用讲稿，侃侃而谈，讲的内容，是鲁迅小说如何揭露国民劣根性，比如国人看杀人时的麻木、祥林嫂的砍门槛以及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实质一致"。7
十年后，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鲁迅成为"文革"中唯一得到全面肯定的知识分子。
注 释
1 白听:《听刘文典讲〈关于鲁迅〉》，《正义报》，1949年7月14日。
2 蒙树宏:《鲁迅史实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第69页。
3王彬彬:《往事何堪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203页。
4 孔海珠:《痛别鲁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05页。
5 蒙树宏:《鲁迅史实研究》，第73页。
6 黄乔生：《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群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90页。
7 庄凯勋：《听刘文典教授讲鲁迅》，http://kaixun.blog.cnnb.com.cn/archives/2007/233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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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节：后记
后记
终于敲完了书稿的最后一个字。
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指向又一个冬日的凌晨。再过两三天，新的一年就要来到了。
这本小书，从酝酿准备，到动手写作，再到正式出版，已经过去三年多的时光。其间甘苦，唯有心知。其实，写刘文典于我是一件不自量力的事情。他的一生跌宕起伏、纵横千里，但又褒贬不一、非议不断，确实是我的笔力所不能精准把握的。
但这是我的一个梦。2005年3月，我作为安徽省第一个申请参与全国"两会"采访的地方都市报记者，跨越重重难关，最终如愿获准赴京采访。忙碌的间隙，闲逛北京大学附近的风入松书店，竟与刘文典先生"不期而遇"。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名叫《刘文典传闻轶事》，汇编是一些出名的人或不出名的人书写刘文典的文章。
我毕业于安徽大学，对于"刘文典"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最起码知道他是这所学校的主要创始者之一。但我所知道的，似乎也仅此而已。在大学里，从未听人过多谈到过关于这个人的故事。于是，我很有兴趣地买下了那本小册子，没想到却由此走近了一个清高孤傲、倔强独立的灵魂。
我将这个灵魂的底色称之为"狂"。在中国人的字典里，"狂"是个相当贬义的字眼，似乎总意味着浮躁，意味着无知。其实在这个汉字的深处，是一种对于命运的抗争与努力，是一种对于权贵的蔑视与逃离，是一种对于尊严的坚守与把握。我喜欢这种"狂"，我觉得，它是疗治当下日益严重的"阳痿人格"、"犬儒主义"的最佳药方。
刘文典的"狂"，绝不是一种妄自尊大，而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与孤高的人格基础之上的狂傲。只可惜，这位大师级的人物被历史长期地忽略了，甚至连一个相对权威准确的"人物简介"都没有。关于他的，大多是一些道听途说、自相矛盾的传闻、轶事，甚至文学虚构。
正因为如此，当读完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之后，我开始决定为这个理应得到彰显的灵魂，书写一个真实的人生文本。三年多来，我自费奔波千余里，先后到北京、云南、安徽等地的档案馆、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逐渐厘清刘文典生平中的许多"疑点"，清晰勾勒出刘文典丰富而跌宕的一生。
写作的过程紧张而快乐。由于我的本职工作非常繁忙，每天需要处理大量的新闻线索、新闻策划，正常的上班时间基本上无法"占用""，只好利用周末、午休和深夜来进行"一个人的战斗"。
如今奉献在各位面前的，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个人传记。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在写作态度上，本书尽量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史家态度，强调故事性与学术性并存，并大量采用第一手资料，为读者提供重回历史现场的直接途径。
在框架搭建上，则采用以人为明线、以时间为暗线的方法，侧重于寻找刘文典学问、思想的渊源。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它没有仅仅落笔于刘文典一个人，而是重点关注刘文典所在的那个时代、所属于的那个群体，还有那个时代、那个群体所集中绽放出的"思想光芒"。
在我看来，这与当代人苦苦追寻的"自由精神"是心脉相通的，这也是促使我坚定写作本书的根本动因。希望我的努力，会被刘文典先生感应到，更希望会给当下的读者提供一点思想飞舞的空间。
我曾经说过，倘若这本小书能够让读者在掩卷之余，略有沉思，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写作一本书，看上去只是一个人的努力，其实背后集聚着许多人的关注、支持与付出，有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此，尽管略显俗套，还是有必要在这里表达一些由衷的谢意：
感谢刘文典先生的哲嗣刘平章先生。在听说我的写作计划后，他一直给予高度的肯定与鼓励。在我到云南收集资料的几天里，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亲自开车，送我到各个目的地，并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这份信赖与期待，是小书最终顺利写成的强大动力。
感谢云南大学校史办主任刘兴育先生。我和他素昧平生，仅仅因为都热衷于刘文典研究，千里文缘一人牵。热情直爽的他，不仅将自己收集多年的资料如数奉赠，而且仔细审阅了本书初稿，提出许多具有创见的修改建议。这本小书，有他的一份汗水。
感谢张文勋、陈红映、李作新、蒙树宏、余斌、吴进仁、闻黎明、郑千山等前辈，他们或提供丰富生动的回忆，或提供珍藏多年的手稿，或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为本书承受历史的检验做出了重要贡献。
感谢知名学者钱理群、丁东、谢泳、傅国涌，安徽省古籍办诸伟奇，安徽大学刘伯山、曹高峰、疏延祥、刘勇，安徽新华学院方铭、刘秀丽、程庆乐，合肥爱知书店崔正义，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疏利民，中国新闻社安徽分社成展鹏、李君、刘鸿鹤，安徽省图书馆阚华、陈春秀，合肥市政协戴健、《江淮文史》陈劲松、《双语学习报》张锋诸位前辈、好友，还有公共知青沙龙的朋友们。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图书出版顾问有限公司，以及尚未谋面的曹凌志主编。没有这个高效率的出版群体，这本小书的书稿或许还要继续待在电脑硬盘里。
感谢远在天堂的母亲汪凤云女士。就在本书初稿刚刚完成之际，一直在城里帮我照看女儿的母亲不幸遭遇车祸罹难。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里能看到儿子写的这本书，她教给我的善良、乐观、自信、坚强，将陪伴我一生。
感谢大哥章玉兵。他一直默默关心着我的成长，鼓励着我所有的努力。他为小书题签的书名，是他内心真实的表达。希望他早日实现梦想。
感谢妻子陆敏、女儿章陆一杭。因为写作这本书，亏欠她们太多，无法弥补。希望她们永远幸福。
感谢我的单位以及所有的领导、同事。正是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让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能够保持相对自由的兴趣空间。感谢他们陪伴我走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
感谢我的大学，还有所有的大学师长。我始终认为，大学改变了我一生。
感谢命运。感谢自己。
有时候，我在想：我是一名新闻记者，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书写现实，但是为何却突然对历史情有独钟？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2007年12月27日凌晨2时于淝上躬耕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