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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连杰:当然有区别了,很大的区别。电影只是一个作品。我第一部电影是极其快乐的,虽然每天只有一块钱,但是极其快乐,因为我终于不用每天都八小时练功了。我可以拍电影,可以做演员,多好。但是随着电影的成名,有人拿着一百五十万或三百万的支票说,你给我拍,给你三百万,对于八十年代初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手里拿着一张过百万的支票和回过头去看高级工程师也不过每月八十八元的工资,那种诱惑,马上第二部电影你就完全不快乐了,你痛苦了,痛苦到极限了。所以不是拍电影快乐不快乐,而是人在成长过程中的阶段不一样。快乐是自己做出来的。每个人对痛苦的理解也不一样。释迦牟尼其实已经在两千年前把心灵造成痛苦的原因找出来了,宇宙的结构,心理的结构都摆在那里了,只是我们不留意,我们没有去感觉是被物质领着,还是我们去应用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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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大侠李连杰(12)        
  吴虹飞:现在有很多慈善的评奖,你现在也是中华慈善奖的候选人,听说你特别不想得到这个奖?  
  李连杰:是。  
  吴虹飞:为什么?  
  李连杰:首先是我很感谢红十字会的提名,很感谢这些评委们。我不知道评选委员会怎么就把我弄到候选名单里,我很感谢他们的爱护。就我个人愿望来讲,我觉得慈善事业在还不完善成熟的中国国情里,对社会制度下的这种行为是应当有奖励或鼓励的,鼓励或奖励那些先做的人,但是在一个发达的社会里面,没有人去把一个奖分给慈善。它可能会成为一个自发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捐助。每个人会拿出工资的百分之十自愿捐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五年的慈善基金会有两万亿的善款。每个人从工资里拿出一点钱,已经是他生活中自发的一个概念。所以你不需要奖。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制度里,要有一个奖,我个人不想拿这个奖,因为很多人做得比我好,我希望前面永远有人,我去学他们。我整个做慈善的概念不是针对五百强。我倒过来,脚踏实地,我们的民族既然有这种美德,可能有时候遗忘了一些,我们把它拿回来,人人积点德,人人做点善。我们在帮人的时候,其实是在帮自己。我是这样一个概念,铺开了这个平台,我希望做到公正、透明,把所有愿意做善事的人,找不着门路,又不放心,怕你们贪污了、腐败了、吃了,把那善款无形中消耗掉等那个很大的比例的集合到这里。我采集了大量的资讯,了解了慈善怎么做,怎么做更适合中国,从哪个平台去做。我不希望去拿奖的原因是我刚起步。我身后有二百多个明星,导演义工,陆续还有人来。我第一个走到领奖台上去拿一个慈善奖,觉得完全有愧于我的初衷,有愧于愿意支持我原始概念的这帮朋友。好像我是踩着士兵的肩膀去做将军。我真的很感谢政府,民政部现在越来越重视慈善,所以每年才会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递增。我个人希望你们都把票投选给前九位,好让我有个学习的榜样,让我去追。坚定地走这条路。我个人要做得很大众化,很朴实,实实在在的。所以我才敢提出让媒体监督,每三个月公布情况。  
  吴虹飞:如果你得了这个奖呢?会去领吗?  
  李连杰:你知道我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吗?就是我去参加这个活动很不错,可以认识很多慈善家,希望他们来支持我的计划,很多人我可以学到经验。从这个方面去想,没想到要站到台上干嘛去。我以前不参加活动,但是我参加这个,因为可以认识不同的朋友。这些朋友他们将来怎么做,我想的完全是这个。  
  吴虹飞:那你会去领奖是吗?  
  李连杰:我不敢讲。我是希望所有的观众不要投我,能够把精力转向其他人。如果你投我,还不如直接捐一块钱去。就这么简单已经做了善事,何必我去拿这个奖呢。咱们大家一起做点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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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大侠李连杰(13)        
  吴虹飞:那你觉得习武跟行善有相通之处吗?  
  李连杰:没有必然。  
  吴虹飞:那我们中国传统的武术是不是友善,让我们不要去打别人?  
  李连杰:没有绝对的关系。这是一种运动。《霍元甲》电影里我讲得非常清楚,茶没有好和坏,高和低,在于喝茶的人,如何从自己的感受中去感悟。武术没有好和坏,谁去练就不一样。就像篮球,练了一个姚明出来,好像中国就有希望,其实是因为姚明打得好,并不代表中国人打篮球就好。美国篮球好是因为美国花了很多钱,把全世界的精英都弄到美国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职业去从衡量谁好谁坏,我是这么看的。  
  吴虹飞:你博客中说,你听刘家昌的歌会哭,你好像是一个感情特别冲动的人?  
  李连杰:不是。我和刘家昌很熟。他做很多的善事。我也告诉他我做基金的事情,大家一直聊,其实到了正式滚动时还没有见到他。他临走给了我一张他演唱会的碟。我听了,其中一首歌打动我,“只要长江的水不干,只要黄河的水不断,中华五千年就屹立在那里”。  
  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五千年会永远屹立在那里不倒,但是五千年并不代表五千年都在最健康的身体状况下。你想,至少有三千万的人有心理疾病,还没算有灾害、穷困的这些群体,只谈心灵这一块,每个人有十个亲戚,家人,朋友,同学,至少有十人为你担心,三亿。你不觉得有三亿人不是在最健康的状况下?我没有去做,我怎么还没有去做?我的感触在我的歌词里都有,我的谴责。后来我一边哭一边给刘家昌打电话,所以刘家昌写了这句话,对自己的苛责。我为什么还不做?我应当快点做。但是有时候你想快点做,结构,法律,不是想快就快得了的。  
  少年韩寒  
  大嘴宋祖德  
  姜晓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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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韩寒专访(1)        
  作为赛车手和作家的韩寒  
  这一次,也许我们错怪韩寒了。那些博客上的针对白烨、高晓松、陆川、郑钧、现代诗人的骂战,和某女导演、某女歌手的绯闻,“携枪登机”的新闻,找枪手写作的“谣言”,“炮轰”于丹的新闻,加上新书《光荣日》的隆重推出……这一切,都并非有意为之。  
  盛夏的尾巴,韩寒在北京试车。提前四天到了赛车场,在烈日下等待,他并非玩票。“赛车就像演员一样的,所有的妆都化好了,不管时间有多长,你都得等着。”这一点他和那些明星歌星车手并不一样。“我是不会和他们赛车的,那不是欺负他们吗?”他甚至嘲笑某明星脸上因为流汗而显得不均匀的粉。  
  韩寒说,自己没有什么饭局、时尚聚会、Party去参加,连代言都没做过一个,所以,有大把时间赛车。  
  韩寒的车头,写着一个“寒”字。他参加赛车,到现在为止,总分已经排在第一。那一次比赛,他拿了第二名,成绩不俗。为了好玩,他远远地就把拖鞋向队友飞了出去,这是他的顽皮的一面。  
  韩寒认为自己并不叛逆。他的出版商路金波也对记者说,韩寒实际上是一个善良本分,热爱工作,对待朋友诚恳,不爱慕虚荣,不爱喝酒的“三好男孩”。“他不大会拒绝人,容易把人想得太好。”而韩寒也说自己的缺点是“心太软”。  
  实际上,韩寒并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但他很享受这样的“不成熟”,“很多人想太多,想得很成熟,但他不一定能成功。很多的成功往往不是成熟的想法,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歪打误撞。”  
  他又补充说,虽然那一年的“新概念”作文他拿了一等奖,但实际上,他的第一个长篇《三重门》是早就写好了。他是有准备的,并不是单凭运气。  
  路金波认为,好的商业品牌就是简单的,好比波音是卖飞机的,耐克是卖运动服装的,而韩寒的作品,是卖给叛逆期的青年的,如十七岁到二十出头的男生,十二到十八岁的女生不等,为他们提供的是简单的易于辨认的文学作品。郭敬明的销量在一百万册以上,韩寒的销量在六十至七十万册左右。然而实际上,在图书市场上,韩寒并不是卖得最好的。更好的已经是“九零后”了,如可爱淘,饶雪漫等,郭妮的甚至已经卖到了三百八十万册。之所以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是因为这些人的读者群虽然大,却是沉默的,暂时没有发言阵地。  
  “八零后”已经登堂入室,韩寒明显是有话语平台的。“但他是不讲究规则的。”路金波说,“在他心中,朋友是最重要的,朋友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对错。比如徐静蕾是他朋友,他就永远不会骂她;而高晓松不是,他就可以挖苦高晓松。”  
  韩寒甚至说,他和“白烨”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只是一场“大乌龙”,是一个巧合。只是白烨的名字在拼音排序里靠前,被他“不小心”看见,加上长期以来对“老师”、“体制”、“纯文学”心存看法,不吐不快,于是引来一场意外“战争”。相对来说,韩寒对“超女”、“快男”的太度要好很多,他是认同他们的“成名早”的方式的。“人如果出名早些,就少了很多过程里面的肮脏。你可能从十七岁就想成名,却一直到四十岁还没有成名,现在你只花了两三年的时间走过了这个过程,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可以想得更明白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甚至对前阵子因为“抄袭”而遭无数人“攻击”的郭敬明,韩寒也是表态宽容的:“不管他怎么样,没有必要一定要揪着人家一些事情不放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犯错很多。没有那么严重的,好多人属于落井下石,揪着人家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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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韩寒专访(2)        
  于是有人认为他只是“柿子拣软的捏”,“站着说话不腰疼”,也有人认为他说出了同龄人想说的话,而且说得比别人好。  
  关于韩寒的写作,新老出版商们也有不同的看法。路金波认为韩寒是靠天赋,靠文字,幽默感和批判精神来吃饭的。“但他的小说有问题,不会讲故事,有头没尾,人物不明显,只有小说的细节。”“目前为止,记住韩寒小说里的主人公的名字的人,比不上记得韩寒名字的人的万分之一。”  
  当年出版棉棉的《糖》的出版商丁晓禾拿“七零后”的作家和“八零后”的比较了一番。“二○○○年四月,棉棉的《糖》和卫慧的《上海宝贝》同时遭禁,导致‘七零后’的文学出版或者说文学创作集体陷入低谷,这可能是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禁书了。文学永远需要生力军或者说新生力量,‘七零后’积蓄已久、蓄谋已久的‘爆发’就此夭折。打着‘新概念、新思维、新表达’的‘八零后’乘虚而入,提前登堂入室。二○○一年韩寒的《三重门》、春树的《北京娃娃》走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踏着‘七零后’的‘白骨’,适应了市场的需要。春树的‘残酷青春’与棉棉的如出一辙,但是棉棉已经‘光荣献身’。直到今天,‘七零后’之所以仍然散兵游勇、各自为战,同二○○○年的‘最后一场雪’不无关系。不过,没有了‘八零后’那种‘集体标签’,今天的‘七零后’们倒显得自由自在,百花齐放,比‘八零后’潇洒。‘八零后’的‘青春文学’现在似乎青春不起来了。”  
  丁晓禾没看过韩寒小说,倒是看过韩赛与人争论的文章,以为有思维敏捷、言辞犀利的一面,也有气度不大、强词夺理的成分。“在我眼里,韩寒既不是青年代表,也不是娱乐分子,算一个按捺不住自己的‘八零后’的‘新闻发言人’”。  
  而韩寒却说,我不看文学史,我就是文学史啊。  
   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有些单纯,有些痞气,有些倔强的,喜欢嘴硬,说些笑话的,偶尔带儿化音的,有些瘦的韩寒。毋庸置疑,他是有才气的,谦逊的,他也是好脾气的,有一点点无伤大雅的优越感。  
  “我希望被人拥戴”  
  吴虹飞:像这样的赛车,你一个月要做几次,一年要做几次?  
  韩寒:一年大概有十二三场比赛。我们跟足球什么都一样,有一个赛季,这段时间比赛会比较多,在三月到十月,一个月有两场,一个月有两周基本上都花在比赛上。  
  我们有个车手总积分,一共有六场或者八场比赛,在最后比赛,每一场有积分,谁积分最高的就是年度的总冠军。目前我是所有的车队里积分排第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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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韩寒专访(3)        
  吴虹飞:他们都说赛车也是拿命去搏,是不是真的?  
  韩寒:其实不是。越是危险的运动项目,它的安全设施就做得越好。所以,这么多年没有出过赛车上的特别大的事故。我出过事故,也翻过车,但我知道,这还是很安全的运动,要比街上的车要安全的多。  
  赛车也是非常非常静的,赛车要比大部分人的想像要安静,因为你只有很安静才会很冷静,作为一个好的车手,他是非常非常冷静的。我们做过那种关于心跳的测试,一个好的车手在赛车时候的心跳和不比赛的时候是差不多的。    
  吴虹飞:作为职业车手,是否领工资?  
  韩寒:车队发工资和奖金。如果成绩差或者没有成绩的时候,那可能就相当于普通坐办公室的,如果成绩好的话,奖金可能要多一点。    
  吴虹飞: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一年要在赛车上投几百万?  
  韩寒:那是别人。想要从一个不会开车的人到一个顶尖车手,在这几年里,肯定每年得投几百万,首先你总得有辆车吧? 还要改装,请技师。  
  吴虹飞: 二○○四年你获亚洲宝马方程式资格赛冠军?  
  韩寒: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不算一个很好的成绩。它是一个宝马方程式,是亚洲一个方程式的比赛,是一个选拔赛,不是正儿八经的比赛,最好的话就可以得到宝马五万美金的赞助。  
  吴虹飞:后来你得了?  
  韩寒:对呀,我得了这五万美金的赞助,然后必须自己再花一百万比赛。一年的亚洲宝马方程式的比赛是这样的,需要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你得了第一以后,宝马就会给你五万美金赞助,但你必须参加宝马方程式全年的比赛,还有一百多万的缺口得自己掏钱。所以不是我拿了钱就去买东西了。  
  吴虹飞:实际上在赛车里你好像一直没有盈利?  
  韩寒:我只要不亏钱我就很开心了。当年我朋友做了一个车队,我去他的车队开,基本上用的自己的车,改装什么的花的是自己的钱。我有好处可能我比较稍微容易拉一点点的赞助,可能没名气要花两百万,我稍微有一点名气,可能能找到二十万的赞助,但还是要花一百八十万啊。  
  吴虹飞:你是怎么样想去赛车的?  
  韩寒:其实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我小时候还想当售票员呢,可以天天不用花钱坐车。后来实在是迫于现实的压力没去当。  
  小时候的梦想,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当他们有了条件以后,他们就不去实现了。我不一样,一旦当我有了这个条件,肯定马上会去做。我从不考虑赛车的人多人少。就算人多,只要我喜欢,我也会去做。  
  吴虹飞:你在赛车里最享受的是什么?是它的速度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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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韩寒专访(4)        
  韩寒:应该不是。作为一个车手,对于速度的刺激已经很麻木了。就像你是一个AV女或者AV男一样,别人看来你是不是天天享受做爱的感觉,其实人家早就麻木了,这是职业而已。你偶尔做一次赛车你会觉得很爽,你天天在车上,天一直那么热,赛车服这么厚,你也受不了。  
  吴虹飞:在你的同龄人中,你算不算是很富裕的?  
  韩寒:可能是吧,但是这种富裕是因为我的同龄人还在大学呢。等到三十岁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发家了。合法发家的都发家了,非法发家的也都发家了,现在大家都刚从学校毕业。  
  吴虹飞:你怎么看待金钱?  
  韩寒:我从来没有斤斤计较过车队要给多少钱,多少钱。我来这个车队比赛,连自己工资多少都不知道。我是年底跟他们结一次,爱给多少给多少。我搭了两三百万进去,到现在总体来说还是亏了。我不指望靠赛车来赚钱。  
  我就管好我自己的那一块,包括在基金、股票这么热的时候,完全没动过那个念头去买。我只挣份内的钱。  
  吴虹飞:会不会赛车花好多钱,而你又没有太多的收入,然后你就写一本书来养赛车?  
  韩寒:不会。每年花掉的钱是已经花掉了,从半年前我就不用不用养车了。我始终还算是经济方面能够接济起来的。写书的那个流程很慢的,你不能说我没钱了,我才去写书。  
  吴虹飞:在赛车的人里面,你算是比较富裕的吗?  
  韩寒:不算。赛车是很烧钱,能够掏出一二百万来这里跑比赛的人,有做生意发家的,有香港的影视公司的老板啊。因为这些人都很喜欢赛车。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吴虹飞:我想你在做赛车的时候,你不可能完全投入。  
  韩寒: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希望只要我能够出场,所有的人都很拥戴我,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情结。  
  就是说,我不出场的时候就算了,你们去玩儿吧,但是我一出场了,你们就别玩了。我小时候就有这种情结。所以我不会满足去参加明星赛,我当时就一心想做全职的赛车手。    
  吴虹飞:你很想赢吗?  
  韩寒:那是肯定的。任何一个车手都想赢。  
  吴虹飞:赢了有什么好处?  
  韩寒:就是赢啊,冠军,第一。这个是运动员的目的,不是说你来比赛,你真的以为是来挑战自己的啊?我觉得真正的胜利是战胜别人,而不是战胜自己。战胜自己那是自我安慰的。  
  “其实我并不叛逆”  
  吴虹飞:你父亲是华东师大的毕业生?  
  韩寒:他好像没有在那里毕业,读到一半以后得了肝炎,就退学了。后来他自己自学毕业了,他学文的,中文系。他书挺多的。所以我小时候就看很多的书,这是比较积极的事情。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我阅读量就有普通高中生那么多。但是不能有高中生的理解,比如小学的时候读到一些上床什么的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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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韩寒专访(5)        
  吴虹飞:父亲对你影响大吗?  
  韩寒:就是他把我搞出来的,怎么能不大呢?他的字写得很好,我的字写得也挺好。当时没有电脑,写字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字都写不好,怎么写情书,怎么泡妞?  
  吴虹飞:你小时候被打过吗?  
  韩寒:那肯定会。  
  吴虹飞:那你父亲有没有说儿子要怎么样?  
  韩寒:没有。我从小属于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种,如果我父亲说儿子你要干什么,我肯定不会干这个。  
  我们家不存在正儿八经的家庭教育,不是说,好了,现在开始教育了,不会有这种情况。  
  吴虹飞:你小的时候是个问题少年?有没有混黑社会?  
  韩寒: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黑社会,都是党,到处都是党员,哪来黑社会呀。  
  吴虹飞:你小时候是一个口齿伶俐的人还是一个比较木讷的小孩?  
  韩寒:口齿伶俐算不上,但也不是特木讷的那种。我觉得我如果说了一个笑话,特别冷,我会挺不好意思的。    
  吴虹飞:那你高一那年退学的时候,你父母支持吗?  
  韩寒:他们至少没有很强烈地反对我,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吴虹飞:你退学的时候已经有女朋友了?  
  韩寒:我想想———退学的时候肯定有女朋友。十七岁了。  
  吴虹飞:好像你从小比较不喜欢学校,是吗?  
  韩寒:对,不好玩。  
  吴虹飞:同时你也对一切有点官方体制的东西有点反感?  
  韩寒:其实不是。只是我们的官方太官方,官方的东西也可以搞得很有趣,很人性化。我们的官方实在是让人没有任何兴趣,没有任何创造力,这点是我不能接受的。  
  吴虹飞:大家觉得你比较叛逆。  
  韩寒:其实我根本就不叛逆,我只是在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结果恰巧这些事情被大家认为是叛逆的,我真的一点都不叛逆。  
  吴虹飞:但你多少有勇气。  
  韩寒:勇气也说不上,我喜欢这个我就去做了,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这么一个国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都叫做叛逆,那大家都在做什么呢?大家都在做苦力吗?  
  吴虹飞:听说复旦大学给你录取通知书,你拒绝了?  
  韩寒:其实那不是录取通知书,他们就是有意愿,你可以来旁听,有旁听的资格,旁听要资格吗?我不是那种一点点小利益就可以收买的,要不然的话我现在早就去走红地毯,去参加聚会了,大概有将近三万到十万的出场费,但是我最穷的时候都没去过。但有个度,如果有人说,去讲座,一千万一场,那我肯定得去。  
  吴虹飞: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你有没有过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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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韩寒专访(6)        
  韩寒:那肯定会有。而且我相信任何人都会有,再有自信的人都会有。  
  吴虹飞:比方说你有过什么挫折感?  
  韩寒:很多的,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在北京打不到车,我就挺有挫折感。  
  吴虹飞:你有什么困惑吗?  
  韩寒:我有许多困惑的。比如说我困惑我今天去哪儿吃饭,我困惑我的车为什么忽然间变慢了。我的困惑是具体的,而不是那种哲学的,或者人生的,很宽泛的。  
  吴虹飞:你博客上的《飞鸟和鱼》,齐豫的,听着怪悲伤的。  
  韩寒:算不得悲伤。因为你出生在中国,就已经够悲伤了,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你生活在这么一个充满忧郁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悲伤,虽然比一些战争中的国家好点,但的确比歌里写的要悲伤。  
  写作的时间和版税  
  吴虹飞:你对待写作和赛车是不同的吗?  
  韩寒:肯定是不同,但我都很喜欢,就像对两个姑娘的那种喜欢一样,你也分不清楚更喜欢哪个。赛车看似重要一点,但赛车不会为你以后留下什么东西。一百多年来,该用的技术大家已经用了。书随时可以写。  
  吴虹飞:你觉得怎么样才具备写作的能力,比方说需不需要耐心、专注,或者说热爱,等等?  
  韩寒:我觉得首先第一得有好文笔,好文笔怎么来的我就不知道了,但你肯定得有好文笔。如果一个人的文笔很好,那他肯定不会笨,也不会思考问题的角度有问题。  
  吴虹飞:什么叫文笔好?  
  韩寒:写的文字很幽默,很有趣,很灵性,很聪明。有这种文字的人,我相信他的观点、思想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我觉得必须要有骨气,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不为几斗米折腰,但是这个很难做到,因为我们的文化市场现在有盗版,作家的收入都很少。你不能特别强烈地要求人家要有骨气。  
  如果我现在还是赚很少的钱,我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我父母,女朋友都过活不下去,连吃饭都吃不饱,那如果有人给你一万块钱,说你给我楼盘写个广告,那我也写啊。  
  我希望这个市场,每个作者赚更多的钱。但大部分的读者或者大部分的文学评论家不这么想。我们的文化产业倒是能保障盗版者的收入,从来没有人查他们。我们不去指责盗版,打击盗版,反而说我一本书拿一百多万的版税,余秋雨写了一辈子拿了一千多万的版税,说这个不正常,说文化市场糜烂,什么作家腐烂。我拿一万块钱你就很高兴?我们的评论家都是这么觉得,一个作者拿三百万就不正常,就市场化了,就不是一个作家了。现在是作者拿小头,出版社拿大头;哪怕反过来,作者拿大头,出版社拿小头,这都是应该的,因为这写作纯粹是一个人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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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韩寒专访(7)        
   吴虹飞:一个月赛季的时间至少是两周,你有固定的时间写作吗?  
  韩寒:没有,赛完车我回酒店就可以写。  
  吴虹飞:你写《光荣日》花了多长时间?  
  韩寒:半年……一年。因为我写书不是那种日以继夜的那种,想写了,有空了再写,不想写了不写。我在打开电脑之前从来不会想任何的东西,我是随着Window的打开才想今天写什么,我不记得前面写过什么,我得往前面追溯两三千个字看一下,不构思,就会直接往下写。  
  这对我来说就像比赛一样,我有这方面的能力和天赋。我只要有一辆赛车,你让我跳上赛车我马上就可以开,不需要在那里想两个晚上,应该怎么办。  
  吴虹飞:你写书的时候专心吗?没有人打扰你吗?  
  韩寒:我不像有一些作家,需要很安静。因为我赛车比较多,心理素质比较好,哪怕让我在车厢里,都能够写。我能够一瞬间,一下子就回到另外一种状态了,只要分贝不要太高就可以了。    
  吴虹飞:《光荣日》的版税收入是多少?  
  韩寒:应该和以前差不多,税前是二百万,交完税在一百多万,一百五六。  
  这是出版后付的。因为我和我的出版商关系也比较好,《光荣日》这本书甚至都没有合同,因为我很讨厌签合同。我在北京的几年,签合同就上当了好几回。所以,我现在不签合同了。你相信我就跟我合作,我口头说好什么,绝对做到。  
  吴虹飞:像你这样的一个版税比较高的作家是比较少的。  
  韩寒:应该算是比较少的,在中国是出书、写作、赛车都是赚不到钱的,但是我都赚到了。  
  现在唱片虽然赚的不多,但是最后赚了二十万。  
  我的唱片售价很高,关键它的制作费用很高,它不像别的唱片,我的唱片制作费用比别的唱片还要高,因为我的唱片拍了八个MTV,一般的给你一两个MTV就不错了。  
  吴虹飞:听说一百万制作费?  
  韩寒:比一百万高,你可能听着不高,但是我跟你发誓,那些所谓歌手说我的制作费用一百多万都是吹的,最多五十万,但是我的是实实的一百万。  
  吴虹飞:唱片公司投的?  
  韩寒:对,最后都收回来了,而且大家有得赚,我们赚了二十几万,他们公司也赚了二三十万,关键这是纯粹卖唱片,而不是通过走穴。  
  不管钱多钱少,和我合作的人没有亏损,所以,我觉得还挺高兴的,包括以后你不管做什么,哪怕拍电影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作为一个投资方,我第一个可以保证的就是你不会亏钱。如果你赚不到钱,我绝对赚不到钱,其实我是挺共产主义的。  
  吴虹飞:你作为一个作家,怎么看待自己的商业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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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韩寒专访(8)        
  韩寒:我的商业性,这种属于被迫的商业性。我出书到现在,我连发布会都没有做过,签售都没有做过。  
  吴虹飞:会不会也有部分原因是自己长得比较好看,书卖得好呢?  
  韩寒: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像郭敬明、于丹、易中天啊……大家是看书,而不是看你的长相,但是我承认,这一点对我是有所帮助的。  
  “人性有什么好写的 ?”  
  吴虹飞:你认为你对这个社会有了解吗?  
  韩寒:怎么叫对这个社会有了解?任何人站起来说我很了解这个社会,我觉得都挺拽的,都会被人嘲笑。我其实不能说我看到了什么。真正的舆论环境是怎么样的,你心里应该有数。在书里假装非常悲悯,假装关心弱势群体,关心底下的小人物,这并不是在关心中国的现实。  
  吴虹飞:你很少涉及到比较现实或者比较重大的题材。  
  韩寒:首先我不明白什么叫重大的题材。某某事算重大题材吗?我写了让我发吗?不能。主流文学就是上床,这就是主流文学的重大题材。  
  什么叫重大题材,包括五十年代的那批,包括我们现在的作家关心人性,我觉得这都是很可笑。自古到今几百年都在那里写人性,有什么好写的。  
  吴虹飞:不写人性写什么呢?  
  韩寒:其实怎么写都是有人性的。你以为《故事会》里的文章没有人性吗?虽然他们看着这种题材档次挺低的,但是很多人物,很多描写都散发着人性的光芒,不一定非得在小说里花这么大的篇幅教人家一个道理,原来人之初,性本什么。我觉得那就是在玩弄人,完全不需要。  
  吴虹飞:有一个报道说你没有看过《红楼梦》。  
  韩寒:对。我四大名著都没看过。  
  吴虹飞:小时候不是看挺多的书吗?为啥没看四大名著?  
  韩寒:我不喜欢看小说,我就喜欢看杂志,军事类的东西。我自己会写,干吗要看你们是怎么写的?就像赛车一样,我是一个优秀的车手,一流的车手,我不会一天到晚看别人怎么开的,我就管自己怎么开得更快就行了。赛车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更快。但文学没有一个目标,什么叫写得好,什么叫写得不好,我觉得我不需要借鉴,也不需要启发。  
  吴虹飞:自古以来出现你这样一个作家,不以整个文学史为底子的一个的作家?  
  韩寒:但是我读了很多别的东西。很多人说我高中毕业知识面很窄,但是我想我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要比全中国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多,我会很多很多的东西,  
  吴虹飞:你会什么?  
  韩寒:反正合法的,违法的我会很多,另外,我有很多很多的兴趣,我每天所接触的那种资讯都非常多,我不是说我从学校出来我就不学习了,我反而是学习得更加勤快,我的学习量和知识量可能是在学校里学生的好几倍。我真的不需要看文学史的发展,因为我本人以后就是文学史。主要是我不光看很多书,我还干好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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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韩寒专访(9)        
  吴虹飞:你都干什么事?  
  韩寒:好事,坏事,能说的,不能说的一大堆。  
  吴虹飞:能说一下你干的坏事吗?  
  韩寒:不能说了,说了就不能参加比赛,就抓进去了。我不会刻意看别人写的杂文,如果因为一个事情他有一个观点,他的观点一共就三个,正方,反方,还有不正不反的中立,一共三个方向,任何事情都是这三个方向。如果我看了别人是怎么写的,我会情不自禁地受它影响。有一点我是非常非常底气的,可能有任何的人说我小说抄袭了谁,借鉴了谁,我的观点借鉴了谁,我都会非常非常问心无愧地站起来说,放屁!因为我没有看过任何人写的文章。  
  吴虹飞:你看“八零后”的作品吗?  
  韩寒:不看。我跟他们也没有接触,也没有交流,大家各做各的,都无所谓。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郭敬明的“抄袭”事件?  
  韩寒:抄袭肯定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他也不是这种实打实的抄袭,他可能也是看了这本书很喜欢,自己借鉴一些,而且包括一些模仿。我觉得没必要揪着人家不放。很简单,你难道没有理亏的事情吗?当然你也可以去指责抄袭,但是像这个盗版,假书这些更严重的,没有人会去指责,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了。  
  何为“纯文学”?  
  吴虹飞:很久以前你跟高晓松、陆川在博客上有一个论战?  
  韩寒:其实我还是蛮喜欢高晓松的音乐,对他没有任何的个人恩怨。很多外人误会,说我骂陆川,我骂高晓松,我骂陆川他爸,其实不是这样的事情。都是反过来的,都是他们在骂我。因为当时就是陆川的爸爸在那里说一个十七岁的小孩能写出什么东西来,然后我就说了一句,那个叔叔你得弄明白了,我现在二十五岁了,你不能说我当年出道的时候十七,一听到我的名字反应过来是十七岁,我不能永远十七岁,我就说了这么一句,意思就是说你也应该去网上查一查。然后陆川可能觉得他爸爸被一些读者骂,陆川就在那里骂,他有一个特点,会直接骂对方你这个二逼,你这个臭傻逼,这才是真正的骂人。这其实都是挺大的一场乌龙事件,我跟他们其实一点都不认识,现在也不认识。  
  吴虹飞:你在网上和白烨争论,很多人去骂他,于是他不得不关闭了博客。  
  韩寒:一样的,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博客,无数人在博客上骂我。在他的博客上骂的人很多,在我博客上骂我的更多。我从来就没说过,骂我的人很多我就觉得委屈。  
  我不认识他,我搜索引擎的,当时完全不知道,真的以为他是白桦,因为小学课文里有个人叫白桦,我以为死了,没想到还活着呢。对于他之前做的那些事情,那些站不住脚的一些事,他不是一个清者自清的人。一方面自己在那里说什么纯文学不纯文学的,然后另一方面自己又在那里搞学术策划,做假新闻,就是对你自己策划的那些作者,就吹捧得一塌糊涂了。一方面说文学要多元素,一方面安妮宝贝的稿费也都是他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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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韩寒专访(10)        
  吴虹飞:你在网上与人论战心态如何?  
  韩寒:我相信我的心态肯定要比很多作家要好很多,因为我是一个运动员,而且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我原来是跑长跑的,但不是国家级的,在区里是第一名。我从小就有很好的心态,就是我不在乎输赢,但是我输不了。除非我自己不想赢,要不然,你们就赢不了。  
  我从小就喜欢写杂文,那些人写这个肯定比不过我。我觉得论战的最大的缺点就是耽误我去玩的时间,人家可能是随时回复的,我必须要在他回复了以后尽快予以反驳,越快越好。所以,当有记者告诉这哥们回复了的时候我再写一篇,这样很耽误我玩,所以我都事先写好了,想好他要怎么写,我怎么反驳。我事先写好了,存在草稿箱里,然后我去玩了,等你回复了,我直接用手机上网把文章发出去就可以了。  
  我参加比赛,玩一玩,然后人家回复了,我就马上回复。人家可能是好几天,非常的焦虑,他们如果知道我是多么轻松,估计直接就崩溃了。  
  吴虹飞:白烨第一篇博客登出来的时候,似乎不是针对你的。  
  韩寒:其实他不是针对我的,就是对那个作协和文坛。现在想想,说这些一点用都没有,我甚至觉得自己的观点有点拍马屁。白烨的意思很简单,只有进入了作协,被像他这样专家认可了,你的文学作品才叫纯文学,否则你就是属于那种在市场上卖得很好的商业垃圾。  
  吴虹飞:那你认为你写的东西是纯文学还是什么?  
  韩寒:任何文学都是纯文学。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要你写出来了就是文学,哪怕是博客,这个也是文学。我不懂什么是纯文学什么叫不纯文学,卖不掉的就叫纯文学?那些作家都是你自己的书卖不掉,你怪谁去,怪市场?怪这个时代很浮躁?什么都怪,你就是没有怪过自己,就像我们车手一样,那个车开不快,你怪技师不好,你怪车不好,怪什么不好,你就从来没想过自己?纯文学现在有那种自欺欺人的意识,就是纯粹为自己商业上的一种失败找理由。  
  吴虹飞:那你对文学的态度又是怎样的?  
  韩寒:我也没有去参加过那些研讨会,我真是一心想着自己写的东西,可能我现在能力有限,写得不够好,但是那些东西都是我想写的,不会有人逼着我写,不会有出版商逼迫我,说最近什么男女上床题材的,或者是最近革命题材的特别火,你马上跟风写一个……没有人可以要挟我这么做,我纯粹是在写我自己的东西,纯文学就是写自己心里要表达的,你卖得好,卖得不好,不关这个文学的事情。你说历史上所有的名著,你说《红楼梦》卖得不好吗?它也卖得很好啊,纯和不纯是从内心的动机来分的,而不是白烨说了算,卖得好就不是纯文学,你卖得不好就是纯文学,我觉得这特别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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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节:韩寒专访(11)        
  吴虹飞:你对自己的写作好像没有抱什么得奖的希望吧?  
  韩寒: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想什么奖啊,如果哪天我拿了茅盾文学奖,我会哭的。我觉得我堕落了,太过分了。我怎么可以拿茅盾文学奖?好比主流电影审查一样,好像能公映的电影基本上很难是好电影的。好的电影能公映吗?我得了金鸡奖、百花奖,我就会怀疑自己,我可能一辈子就结束了,我觉得我错了。  
  被女人包养比被体制包养要好  
  吴虹飞: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够像你这样有这么高的版税,那些版税低的怎么办?  
  韩寒:是啊,我想过这个问题,那些版税低的怎么办?但是我觉得既然一个作者,你甘于被一个协会养着,就注定不是一个好作者,你天生就不适合干这行。  
  这个就像做生意一样,有赚钱,有亏本的,有发家的,有破产的。我也会有破产的那天,我也会有倒霉的那天,我也会有做东西失败的那一天,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对于一个作者的福利太小了,稿费太少了,出版社又黑,然后图书市场特别差,然后盗版市场又特别大,没人管,新闻出版局啊,这种版权部门没有人来管盗版,如果盗版少一点,至少这些写书的作者就会好一点,或多或少会好一点。反正就像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一样,两极分化很严重,但是不管两极分化多严重,这都是零元到一百多万元的差别,这还算是好的,中国多的是那种富到好几亿的差别。  
  包括像我这样的,在整个行业里面,人口的基数那么多,你的书只卖掉十万本,你都要烧香了。你不是号称是文化大国吗?你不是号称人人都爱读书吗?你书卖到哪儿去了?而且我们的版税也低,书价相对外国人的收入和外国的书价,真是不算贵的。  
  吴虹飞:那你怎么看待以前的法国作家如巴尔扎克被贵妇人包养的事情呢?  
  韩寒:我觉得有时候,就像被女人包养,也要比被体制包养好,被政府包养要好。被体制包养,你就得给替这个体制说话。被贵妇人包养,哪怕你写一首诗赞美贵妇人,说不定还能流传下来呢。反正我觉得等哪天我落魄了,我估计最后能当我的救星的只是女人。  
  “爱情不能事先说”  
  吴虹飞:你博客的链接一直都有徐静蕾?    
  韩寒:她是一个很有义气,很爽快的人,她应该算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  
  我的感情只有两种,一个就是讨厌,一个就是喜欢。我不讨厌你,那我就喜欢你,但那种喜欢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种男女之情。我没有追过她。我觉得我喜欢的范畴是非常非常广的,我喜欢好多人。  
  吴虹飞:很多类似你这么大的男孩子,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喜欢徐静蕾这样的一个有点漂亮,有点脑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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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节:韩寒专访(12)        
  韩寒:(笑)我没觉得她多有脑子。我觉得她也是好多事都想去做,也是想到什么基本上都会去做的一个人。有时候,也会表现得大大咧咧,没有脑子的那种,但不是说很蠢的那种。  
  吴虹飞:上次你在电视里和王朔突然见面,会不会让你有点尴尬?  
  韩寒:完全没有。你看这就是因为我没有追过她,所以就不尴尬。其实我不是特别愿意在电视上和王朔去碰头,当然私底下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在电视上很多东西都是不真实的。所以,整个过程我都没说话,这不是害羞,我真是没什么要说的。    
  我和王朔完全不同。你不能因为文笔有点相近,就说这是相同的两个人,那你说郭敬明和琼瑶是相同的?因为其实文笔就那么几种,一种就是很绚丽,很悲伤,还有就是很平实,还有就是很幽默很聪明。你不能把很幽默、很机灵的人归为一类———他们是不一样的。    
  吴虹飞:你怎么看待感情?  
  韩寒:没有想过感情是什么。世界上的感情是因人而异的,就事论事的,不能事先说,事先说了没有意义。我说我的爱情观是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爱情观。你的爱情观每分钟都是在改变的,都是根据你碰到的这个人决定的,你很爱他,你的爱情观就将改变了,你不够爱他,你就没有什么爱情观。    
  吴虹飞:比如说你爱一个女孩子,你会给她买东西吗?买好多东西,是买贵的还是买便宜,会不会觉得我要照顾她一生?    
  韩寒:我会给她买东西。但最后不是在一起真正相处的女孩,她也不会乱花你的钱。反正我是不会让我女朋友去工作的。我不能接受这种事情。我打个电话说,哎老婆,我现在好想见你,你现过来跟我一块来吃饭啊,她就说不行啊,我要跟我们老板出去应酬,我会冲过去,把她老板骂一顿。  
  吴虹飞:那就是说你希望她是一个家庭妇女。  
  韩寒:也不一定是家庭妇女,因为我不需要保姆。但是你在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不能被另外一个男人所支配的。  
  吴虹飞:你怎么保证她不被别人支配?  
  韩寒:多赚点钱呗。  
  吴虹飞:付给她工资?  
  韩寒:不是,你可以不给人家钱,但是你必须在人家要买什么,或者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给人家嘛,你不能连饭都吃不起嘛。  
  反正我是属于那种同甘共苦的,我没钱的时候,甚至可以把你的压岁钱花了,大家很困难了,大家也不要买什么东西了,但是当我有钱的时候,我会送你一台车,或者送你什么东西。而且我还挺幸运的,所接触的女孩子都是比较懂事的。  
  “其实我是一个乡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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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韩寒专访(13)        
  吴虹飞:你一直没在上海买房?  
  韩寒:太贵了,买不起,真的买不起。你写一本书,你的书出版了可能是全国最畅销的小说,但是就这么一本书还买不起一套房,一百多万在上海市区可能买个七八十平方米吧,但我给我父母买了两套房子,换回两套房子。  
  其实我就是一个乡下人。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你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要比在城市长大的会有一点优势。我是觉得这样的,城市你随时可以去,但农村不一定。  
  我在农村长大的。长到读小学。初中在镇上念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乡下。等我以后手头钱宽裕了,我肯定会租一片地,可以叫朋友来玩,可以踢球,可以养狗养猫,可以做好多事情。  
  吴虹飞:你小时候在乡下种地吗?  
  韩寒:我不种地,其实我的母亲是城市户口,我小时候也是城镇户口,所以,农村的那些小孩也不承认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生活在乡下,但是又从来不干农活,到了初中才分清楚西瓜和冬瓜,老被他们嘲笑。我从小就不是特别喜欢做家务,觉得这些是重复性的劳动,不愿意做。  
  我父母也是在那儿,因为那儿有两个宅基地,用现在的话说,两个宅基地可以有两栋房子,一个是爷爷、奶奶在那儿,我们家前后左右加起来的面积有好几千平方。    
  很多在农村生活的人,他们老是想到城市去寻找什么。我在城市呆了这么多年,后来各个地方也去过,觉得很多人在那里盲目的寻找。他们拼命地工作,想要把农村的房子卖掉,为了镇上的七八十平方米,把老家两千平方米不要了,就差那两公里路,我完全不能理解。  
  吴虹飞:你怎么看待成功呢?  
  韩寒:成功这个东西,很难说,我今天心情好,我会觉得我成功了,如果心情不好,我就觉得不算成功。  
  吴虹飞:比如说一个男人到了三十岁,说我没有车,没有房子……  
  韩寒:那肯定会觉得不够成功。你不能说你的内心再庞大,我是天才,我有想法。我觉得这种人也是神经病。成功是表面和内心上的存在,很多表面上的东西会带动你内心的想法。很显然,成功是成功之母,失败是失败之母。就像我们赛车一样,如果你在一个拐弯出了问题,以后你每次到这个拐弯的时候,你都会心虚。如果你一直成功,一直成功,你一直特别有信心。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众看韩寒  
  喜欢他的帅气,我行我素,做自己  
  (小说作者 米米七月看韩寒)  
  米米七月,本名黄菲。生于一九八四年,湖南张家界人。她十八岁就写出令人震惊的小说《他们叫我小婊子》,毁誉参半。此书几年后几经波折出版,删头去尾,错漏无数,并被书商更名为《他们叫我小妖精》,也许因为封面恶俗,没多久就被上面查禁了。米米七月为此心痛不止。师范毕业,她与一群大人打牌赌钱(是不是有点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家里有些看不过,便去了深圳一个网站工作,借住他人的蜗居。不日后返回张家界赋闲。在工作期间,她写成中长篇《小手河》,竟然又出版,竟然又是错漏无数,她为之气结。《小手河》气势虽不如前,语言却有诸多新鲜之处。据说,她的头一本小说只拿了八千元,而《小手河》的版税至今尚未拿到。她天真地表示,等她联系好出版公司,就去北京拿稿费,并且找一个类似前台小姐的工作。但她依然是懒散。她不仅“不思进取”,还有一个“没出息”的侗族男友,经常与之打架,打架得忘乎所以之时,小偷入室,偷了手机也不曾知觉。尽管如此,却也懒得与其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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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节:韩寒专访(14)        
  她天真烂漫,言多必失,难以融入当今社会,又并不真的懂得经营,热爱幻想,却行动力有限,往往是草草收场,并且容易得罪人。不管怎么样,米米七月绝对谈不上聪明,而小说却呈现出令人费解的天才气象。因为其简单粗粝,未能引起文坛更多关注。米米虽然长手长脚,肤白如玉,偶尔在网上贴出“艺术照”,引人起哄,也只是天真烂漫,为了一时的虚荣,绝对赶不上“美女作家”人前人后,风光骄人。  
  米米七月在深圳工作了半年。据她说,在网站做些“文案或者支持方面”的工作。“那段时间沸沸扬扬的,我们组织美食活动,选美活动,我都有参与吃,参与选。可是深圳太大了,消费又高,在那里生活蛮吃力的。”  
  “父母都是很老实的小市民,父亲是个医院的会计,和同事纠纷殴斗,被病退在家里,妈妈是一个农民,长期在家做家务。他们所能给我的教育,是很严厉的、很本分的、很有限的,有时候也可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  
  米米认为,“穷人出骄子”,以她的家境,应该是要养出身残志坚的孩子的,结果并没有。她认为自己“特别懒惰、自理能力差、还时常迷路,又不能坐公交车,就只好回老家了。其实是公司改组了、裁员了。”她毕业了几年,只工作了半年多,都不知道是怎么活下来的,只是稀里糊涂地过下来,“也没吃过什么苦,也没过上好日子。”  
  她与韩寒是两种际遇。“高中时候,有了《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突然有了几个孩子因为一篇作文可以去上好的大学了。其中就有韩寒,出了书,有了钱,过自己可以选择和支配的新生活。对于我这种从来没出过远门的成绩平平的穷孩子,这个是多么大的震撼和诱惑啊。我隔了他那么远,却也还是喜欢他,羡慕他的。我简直以为唯有写作才能改变我的命运了。我就想,写长篇吧,出书吧,像韩寒那样。”    
  她参照了女作家的成名史,野心勃勃,发誓“要写母性迫害,写暗藏杀机的青春,写一个少女、一座小城、一个家族的成长史。我要它最多像我的故乡那么有名声。”  
  结果并没有她想像的那么理想。她写了第一个长篇之后,因为当地中学的一位老师认为她的书影射了自己的私人生活,给他造成极大的精神损失,而把她告上了法庭。张家界不过是巴掌大的小城,一时间,上至市委宣传部的部长,旅游公司的有钱老总,下到一名刚毕业的法警,一个年少的导游都知道了她叫“小妖精”,煞是热闹了一番。她惊魂未定地南下去了深圳,忽然自称赌钱借了高利贷无法偿还,要找人借钱,一时间,又是好一阵的鸡飞狗跳。生活可以过得如此戏剧性,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于是有人批评她“太浮躁,太功利”。而不成功的人,总是容易被批评,被看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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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韩寒专访(15)        
  八十年代生人多半是张爱玲的传人,笃信“出名要趁早”。但是米米七月不是“超级女声”,虽然她也和李宇春一样大,但是她没有千万宠爱集于一身。似乎才华和运气成反比,她远没有那些她的前辈韩寒、郭敬明、春树那样幸运。她徒有越来越见长的美貌和零星的作品,在家乡的无所事事。而怜惜她的人,也只有惋惜而已。  
  米米七月书中的现实,是另外一个现实。她自认卑微,自称“我是一粒米”。她虽然爱美,却总是看低了自己。她文字有张力,有破坏力和创新,却在结构上,往往显得像一个半成品。她写得少,与其说是懒惰,不如说是爱惜自己的笔。  
  “曾经为了一些不知道哪里传递过来的欣赏,感动得想哭。好像写这么多,只要被他一个看到,说上这样的话来,就足够了,万幸了。”  
  一名写作多年的小说作者王威,对小说的判断颇有见地。他认为,米米七月的小说是一种非常“不厚道”的小说,对人对物都太苛刻,这是很糟糕的态度。“小说其实就是一个人看世界的眼光,她的眼光是如此的怪异,以至于失去了性别特征。小说的性别特征很重要,有的男生女相,有的女生男相,可是米米七月的小说,总在非男非女之间,是一种长不大的孩子气的世故。孩子式样的世故,足以让一个人的口气有多恶毒了。”  
  王威谈到韩寒的第一部小说《三重门》,认为那也是“非常之恶毒”的。“这种恶毒往往是缺乏同情心的表现。我这里说的同情,是一种很平实通透的同情,就是自己不能将书中所有的人物一碗水端平,很多的是非,是出自于作者,而非人物。比如韩寒抨击老师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他笔下的老师不过是中人之姿,根本不必为之耿耿。为之耿耿,自然是身代而入,以学生自居了。”    
  “然而,米米七月虽然有种种的不是,可是她的小说到底是风情可爱,恶毒可感,这完全是因为她非比寻常的观察力。西谚上说,邪恶轻易地抓住我的心。这种缺乏同情心的观察力总是让米米七月的作品,时而太轻,时而太重,所以她的小说,是我见过平衡感最差的一位。”  
  王威对韩寒的看法其实也相当“刻薄”:韩寒算得上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有模有样的文人,趣味很多。赛车、出唱片之类的。郭敬明虽然坊间颇有微词,韩寒对他也不待见,但是实际上两个人都是同路人。”  
  日前,米米在家已经赋闲一年,她对我表达了她对生活的憧憬:“我最想做的工作是收银员或者接线生。”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韩寒的作品和他本人?    
  米米七月:韩寒早期的作品我都看了,《三重门》什么的,后来的《一座城池》和《光荣日》在网络上看过片段。因为舍不得买书啊,也突然不怎么想看书了。我小时候是很喜欢他的,喜欢他的帅气,我行我素,做自己,当然,那时候流传着很多他的艺术照。他身在上海,有很多便利,先知先觉,有见识有主见,自己也是个很聪明很把握时机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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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韩寒专访(16)        
  吴虹飞:他和这个娱乐时代有什么关系?他的个性如何解释?  
  米米七月:好像现在明星都越来越平民化了,每个名人都想掺和进去。可能他觉得自己很帅吧。他的个性就是他自己一直以来的性格,因为他很幸运,有机会有环境得到纵容。谁不想成为这么纵情尽兴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八零后”的创作?你如何看待他和白烨的博客吵架?  
  米米七月:“八零后”的文学创作,我不知道大家在创作些什么,毫无美感毫无快感也毫无社会责任感。整个感觉,是很幼稚,很自我的。  
  韩寒和白烨老师吵架,我听说白烨老师是个对“八零后”很好的很热心的人。韩寒那么骂他,觉得他满可怜的。  
  吴虹飞:你认为他是一个小说家吗?    
  米米七月:是吧。他都出了那么多书了,写了那么多小说了。小说,本来就是一个很自以为是的东西。他是一个成功的小说家。书卖不掉,说好也没底气。前期是在写作吧,后来,我不太了解他了,没怎么去关注他的作品了,时而关注他的言行去了。  
  吴虹飞:在这个时代,他代表了什么?    
  米米七月:在这种娱乐时代,他代表一种渗透吧?终于到了这么一个时代,各路人马搅和到了一起。好像在我们小时候,明星是区分得很开的,甚至没有娱乐明星之外的明星,现在什么都有了,学术明星、体育明星、网络明星什么的,都有了。  
  如果不会出现韩寒,也会出现刘寒,张寒类似的人物  
  (诗人郑小琼看韩寒)  
  郑小琼的诗歌写作基本上是围绕着两个村庄展开的,一个是她的故乡黄斛村,它是四川内陆的一个普通村庄,是中国内陆传统的村庄在改革开放中,在由传统的乡间秩序向工业化推进的这个过程的代表;另一个是她打工生活了六年多的东莞黄麻岭,这是一个已经进入了工业时代的村庄,那里生活着许多像她一样的外来者,如果在资本主义时代叫产业工人,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农民工”。  
  从二○○一年九月到现在,郑小琼一直在一个五金厂里打工,写诗。每次上下班时把一张签有工号245、姓名“郑小琼”的工卡在铁质卡机上划一下,“咔”的一声,声音清脆,她的一天就这样卡进去了。  
  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她是没机会迟疑的。  
  她有着一个回不去的故乡。“整个村庄里的人脑海都弥漫着一股渴望暴富的心理。赌,成了乡亲们在农闲时唯一的娱乐,地下六合彩,小赌档,麻将牌……伴随着而来听到不少人在说村子里又有谁吸毒了。出去卖淫的人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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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节:韩寒专访(17)        
  她有一个无法留驻的异乡。“因为农民工的身份,我的户口注定不在这里,一千块一个月的工资,没有房子;如果我结婚,我的孩子只能远离父母,成为留守孩童。”她目睹过爱情的发生,在奔波和漂泊之中,却是不得不分开的。因此,她并没遇到自己的“爱情”。  
  很多时候,当人们坐在办公室,依靠报纸想像着农村,并设想着一个个的农民形象时,郑小琼说,那不是我见到的真实。  
  她做了许多农民工的调查,异常认真。“当国务院在制定取消农业税时,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最为担心的居然是农民工返乡,导致城市劳动力匮乏,城市发展遭遇到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外资吸引减小,经济速度放缓。在我们的那些经济学家眼里,农村唯一的用途便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他们一直想的是将中国农民工永远停留在低的生活水平上来推动只有少数人获益的经济发展。珠三角工厂工人们的工资十来年没有上涨,农民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他们对于这些都视而不见。”  
  郑小琼的想法,代表了一大批人的观点。但这批人,未必有发言的能力,或者发表的媒介。  
  对于她现在的生活,她个人比较满意,因为“有工作,也有工资,还有时间看书写字,一个月两千块的工资,不会让自己挨饿,如果努力的话,会拉到一些订单,有部分奖金。”“但是我这个人可能愚笨,没有拉到多少单。至少现在状况比我前几年在流水线上好很多了,所以我很满意。”  
  八十年代生人的郑小琼,作为诗人被发现的渠道很蹊跷,很主流。“打工文学”是她被辨认的标识,但实际上她的写作才华,并不是由她的身份和书写的内容所决定,而是体现了一种诗歌本身的复杂性。前不久,凤凰卫视陈鲁豫采访安意如和郑小琼。风花雪月卖弄才情的安姑娘如何能比郑小琼?好作家总是有的。只是我们总是混淆。这个时代就是这么容易混淆。  
  “这是一个严肃的时代”  
  吴虹飞:你是怎么样开始写诗的?  
  郑小琼:第一次出来打工,面对陌生的环境,实在太无聊了;其次是偶然看到那些杂志,主要是指一些打工类杂志,看到上面一些诗歌,觉得很简单,自己也能写,于是就开始写了。  
  吴虹飞:你写诗的过程中,得到什么人的嘉奖?  
   郑小琼:最多当然是我们这个群体的打工者,他们常常会给我很多感动。  
  吴虹飞:有无行业内的人,对你进行肯定?    
  郑小琼:写作对于我来说本身就只是一次对自己真实的感受用文字这种方式表达出来而已。一首诗如果我写出来了,它不再属于我的了。所以别人的肯定与不肯定也与我没有关系,我也不会在意这些。无法无天,我素我行,是我写作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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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节:韩寒专访(18)        
  吴虹飞:你的家庭给你的教育是什么?  
  郑小琼:我父母,弟弟,四个人,他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送我读书,过得很艰难。但是他们对生活充满了信心,这便是他们给我的最好的教育。  
  吴虹飞:你目前的收入靠什么?你写作的收入是多少?  
  郑小琼:我是一个很健康的人,而且有一份工作,当然是靠工资啊,不过今年因为写作有一些奖金,让我过得轻松一些。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韩寒的作品?如何看待作协?  
  郑小琼:对不起,我几乎没有读过他的作品,所以无从评价他的作品。作协本来就是民间组织,偏偏这个民间组织现在变味了。在中国,变成了作家部、作家厅、作家局这样与财政教育同样的官场机构。它有官场的级别、编制等,所以现在挂一个民间组织的协会实在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不如名正言顺地把各级作协改组成为作家部、作家厅之类。唉,在这个连寺庙都有相对应的级别的时代,这只是个人的感觉,权当一笑。  
  吴虹飞:又如何看待“八零后”的文学创作呢?如何看待韩寒与白烨的那场口水战呢?  
  郑小琼: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如果是传媒或者书商们炒作这些问题,我认为正常。现在我看到的是很多严肃的文学批评家也在谈论这些问题,这是一种非常令人吃惊的现象了。近几年来,我看到过不少“文学评论家”们对这些类由书商与传媒炒作起来种种诸如“八零后”类似的东西不断地发言,我一直认为这种评论家并不是一个严肃的文学意义上的评论家。一个文学评论家一定要穿越这些现象,直接面对有效的文本和作者本身。同样对于一个写作者,更应该警惕成为某种现象的附属品,韩寒应该知道,自己唯一能说话的是作品本身。就像我现在跟你交谈一样,别人强加我身上的一系列标签,然后无数人根据这些标签想当然的想像,其结果常常令人啼笑皆非。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本身面对的就是人,而不是技术等之类。所以我愿意面对的是这个人作品本身,而不是其他。在庞然大物面前或者利益面前,我们能够听到的真话何其之少,一个个的评论家去关注热点人物,去关注市场流行物,去关注写作者的身份、财富、权势……  
  吴虹飞:他和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你如何看待他的个性?  
  郑小琼: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出现,我认为这个很正常啊。在这样时代,如果不会出现韩寒,也会出现刘寒、张寒类似的人物,他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我没有看过他的作品,所以无从评论。至少我从了解他的一些言论来说,我很欣赏他。他不是制造出来的,新概念作文获奖者不止他一个,他是自己走出来,走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时间总是无情物,一个写作者面对的是他自己,是他的作品,所以对于韩寒,我会更关注他的作品,而不是他这个人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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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节:韩寒专访(19)        
  我认为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娱乐的时代,而是一个很严肃的年代。大部分人还在为了生存而四处奔波,只是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不为人所知,最喧嚣的只是一小部分。就像我现实生活中面对的打工群体,翻开杂志,四处充满的都是打工群体某某成功史之类,但是这类成功之人何其之少,真正的绝大多数都在沉默中,还在为了生存奔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来不认为现在是一个娱乐的时代,不能让少数人的喧嚣迷惑。  
  韩寒代表的是还没有被这个恶俗的酱缸污染的部分。很多时候,我常常为自己感到可耻,无处不在的酱缸将我们染得面目全非,我们常把这种面目全非当作成熟了。我们写作者们现在越来越聪明了,这种聪明越来越让人担忧啊。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愚笨的人,去愚笨地坚持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我想起我的兄长梦亦非跟我说过的,一定要穿越某些庞然大物,不能被某些庞然大物迷惑,也不要逃避某些庞然大物。  
  新概念的兴盛与《三重门》出版  
  (《萌芽》主编赵长天看韩寒)  
  一九九八年年底,第一届“新概念”,有四千多份来稿,那个时候我们杂志还是在一个大的办公室,所有编辑都在一起,一个编辑就说,我这有一篇文章非常好,然后大家就传看。这就是韩寒的稿子,当时他来了两篇,一篇是求医,一篇是书店吧,好像。当时是我们看到的最好的稿子。我印象最深的两点,一个是语言非常机智幽默,语言有古典文学的功底,很简洁,文字也老到,很难想像一个高一学生能写出来;第二个就是对生活中的细节的观察和捕捉的能力。反正当时印象非常深,觉得特别之好,完全没想到现在的中学生可以写出来。  
  当时中学生基本上不看《萌芽》,读者都是老的,那么多年看下来,“老的年轻人”都变成中年人了。跟《上海文学》、《人民文学》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们九六年就想改版,重新变成一本青年刊物。办“新概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要找一些年轻作者。  
  但当时《萌芽》没有号召力,年轻人都根本不知道你,那时候对年轻人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大学,所以要联合大学搞。  
  大学如何愿意呢?有两个原因吧。一个因素就是当时中学的语文和作文教育存在的问题,我们和大学的看法是很一致的,非常八股嘛,不仅是作文,对于文章的分析,也是非常政治化和意识形态的,中文系觉得这样教,离文学很远的。一些中文系教授就对我说,他们常常要求学生忘掉中学学到的东西。就是说这些教授是认同“新概念”的理念。  
  第二个就是文科的基础教育越来越薄弱。原来的文史哲考分很高的,现在考分最高的都是报实用的。可能教育领导部门也觉得这是个问题吧。当时教育部就制定了一些重点大学搞文科基地班,有很多优惠,比如提前招生,这就开了一个口子。文科基地班招生也有困难,他们想找特别好的人才,但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按高考选不会差,但也未必拔尖,也只能去一些重点中学去看看,但这就有一定的限制了。于是就达成了合作。当然,我们也是一个个联系,像滚雪球一样联系到了十三所,这就比较有号召力了。当时也没明写要保送,因为没有把握质量会怎样,但写了重点高校会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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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节:韩寒专访(20)        
  当时我给教育部备了个案,我给陈至立写了一封信,她没有回信,但是她知道这个事情了,没有反对嘛。然后我又给上海教委领导打电话,他们是这种意思,你要我正式批准我有点为难,但是我们也不反对。后来我知道我们搞了以后,教育部有关司领导也说,我们欢迎民间力量帮助教改。最后等于说是都默许了。  
  第一届评出来了,来参加的专家和大学教授都非常兴奋,和原来设想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以为都是八股文。没想到当你让学生无拘无束写作,能出来这么多好文章。  
  影响最大的是北大,本来选中了两个,但其中一个因为中学一些矛盾,只进了一个,后来南开南大都要了。有些报道标题都比较那个,好像是《羊城晚报》的一个标题《一篇作文进大学》,总之这个对社会冲击是非常大,可以不参加高考了,马上成为新闻热点了,很多大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都是整版报道。在这个基础上来,新概念获奖作品出来,一下子卖了六十多万套,这也是我们没想到的。  
  《三重门》的稿子是给我的,我看了觉得还不错,我就给他推荐了一个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就提了一大堆意见,还给我。我觉得这个意见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改了未必好,我就对韩寒说,改不改由你,他说不改。后来我就推荐了另一家,就是作家社。那家后来后悔死了。  
  韩寒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比较本色,他想什么就说什么,有些话别人可能会换个方式说,他就像皇帝新衣里面的小孩一样,把真相说出来,当然这里面也会有一些很偏激的东西,我不是都赞成韩寒的看法,但是我欣赏他的真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韩寒在我面前给我的印象,与我看媒体报道的韩寒是两个人。他平时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跟他接触,与跟他同年龄的人接触,没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也很有礼貌,不是那种叛逆、桀骜不驯的人。可能是媒体塑造的角色定位吧。这只是我的一个感觉。(杨潇采访整理)  
  棉棉比他叛逆多了  
  (作家 陈村看韩寒)  
  第一次知道他是评奖以后,有人跟我说,说有个小孩作文不错,因为我有《萌芽》杂志和《新概念》合订本,就翻了一下。当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有印象是在小孩子们起劲了以后,出了《三重门》以后,我女儿也买了一本,我也翻过。  
  以我看小说的标准,大概不算好小说。我以前评论过他,我觉得,一方面他不是一个专心的写作者,他蛮聪明的,他的文字俏皮,他的立场是最受人关注的,其次才是文字。比如说他不愿意上学,对教育体制不满,要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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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节:韩寒专访(21)        
  我觉得,其实他就是后来时代的伤痕文学,“文革”后的伤痕文学解决了一代人的某种焦虑,比如刘心武也写过爱情的位置,现在看来,从立论看都是不对的,爱情的位置根本不是他说的位置。今天说这个,也是一种社会性的焦虑,不是文学的焦虑。他敢做,他是代言人,很多人不敢做,看看他的,满解气的。学生也想逃啊,也想去开赛车,叫他大哥。    
  那么多人被迫去做不喜欢做的事情,要早起,要考试,也是这一代人的心理伤痕。文学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这不是文学必须要做的。当年刘心武的小说影响也是最大的,现在还有谁在谈他的小说?  
  韩寒是个聪明人,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且他很年轻。他的文字比同类的年轻作家要好一些,思维也敏捷一些。但没有看到很妙的作品,我觉得是在很浅的地方,说的是一些大家在饭局,课间休息时说的一些话。当然你可以从很简单的地方入手,比如托尔斯泰写安娜,一个坏作家去写,顶多写成一个三角恋,加点情色在里面,放地摊上去卖,但托尔斯泰可以写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女人,这样的作品放很多年时代不会坏掉,因为这和人的当下没有太多联系。  
  韩寒写得焦虑,当这些焦虑过去以后,这些文学的立身之本就没有了,谁能说出来韩寒写的哪些人物被人记住了?    
  他变成了一个偶像,年轻人喜欢他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他的确做得不错。他们可以看见,可以触摸的一个人。你像昨天帕瓦罗蒂去世,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但中国一些小朋友看起来。可能“超女”更伟大,可能“超女”也伟大,这个伟大不是帕瓦罗蒂的那种伟大,我想意义不一样吧?也许是“超女”是民众取得一种推举自己偶像的权利。韩寒也是一样吧,小朋友们以韩寒为突破口,取得了一种话语权。这也蛮好,因为以前也有很多成人写青少年文学,他们写得就不如“八零后”写的。  
  那些粉丝帮着韩寒骂人,是不好的,我说这是自有汉语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骂人。这不是一个好事情,这也是传媒怂恿的。匿名就可以发言。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情绪,““八零后””慢慢成长了,他们可能在反抗期,要有话语权,要确立自我,从这一点来讲是正面的,要藐视前一代,要取而代之。这种冲动每一代都有,但是以这种方式体现出来,总是不好看,这也不是我一个老头子说不好,很多年轻人也说不好,说太丢我们“八零后”的脸了。  
  白烨身上有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问题,很多人,不只是“八零后”,都讨厌他,这些人也不在少数。    
  韩寒是个聪明人,你看他骂过《萌芽》没有?我以前说过他,你要说洪峰是二奶作家,作协是二奶协会,《萌芽》就是二奶家的丫头,你们就是丫头……弄出来的,你们该怎么称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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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节:韩寒专访(22)        
  他不骂最红的,他的聪明不是表现在这儿。他的聪明处,不会把话说绝,把路走绝。所以你要把体制内一概骂杀,你就应该和《萌芽》划清界限。  
  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标本,说不上现象,他是不能普及的。这个社会不需要这么多“八零后”作家,现在像他这样,书好卖过得好并不多。而且他们又是处于一个非常奇怪的时代,这个时代文字衰弱,其他的图像、影像起来,慢慢变成读图时代,文字不再占据一个最中心的位置。这些小朋友的困境,可能比我们还多一些,也有人和我说过,小饭和我说过,我很羡慕你们,你们当年写,成名就是成名了。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成名有一些虚幻的东西。而且我们当时还有体制内支持,变成既得利益者,变成专业作家了,生活不愁了,可以写一些不那么畅销的东西。    
  没有推手的,就我知道的,没有人当初意识到他们。就像王朔一样,当年在书刊出版上不是得宠的人,都是后来环境变化了以后才变成大众明星。韩寒也是,没有人对“八零后”有先见之明。他的成功是那些小伙伴们把他推出来的,和“超女”是一样的。  
  《萌芽》做了很多工作,也会推他们。《三重门》出版时,没有很多同类的小说,《三重门》表达了一种姿态,这是年轻人愿意看到的。  
  “新概念”迎合了一种潮流,这种潮流和我们的其他变化是适应的。我是一九九七年上网的,这十年间慢慢地出现了民间写作,我们以前写作,说起来都可以,但是不能发表的,就这么一点报纸杂志,我九九年在榕树下做过,那是最大的网络文学的网站,出现了无数的作者,这种风潮慢慢走向全民写作,它有民主的一面,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的意见、爱好、兴趣,让别人看见,这是非常好的,但就我们所说的文学、艺术而言,可能跟这些比较远一些。就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全民写作不可能写得非常好。  
  我如果讲,每种文学艺术都是要前进的,那么这就是我说的好;如果我们只是消耗原有的资源,重复前人的观念手法,这就是不好的。但还有一个奇怪的就是,也不尽然,如果能像“超女”一样,想唱就唱,也是好的,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不太习惯载歌载舞。有一种办法让你去做,这也是好的。  
  现在的人不读书,我也有个十岁的儿子,看书的热情是很低的,玩游戏就不用人教。  
  现在出的书那么多,印数一直在减,少到奇怪。中国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那么多的识字人口,一本书印不到一万册,这太少了。  
  对于那些中学生,他们想说的话,韩寒比他们说得好。韩寒一直是做出一个叛逆的形象,这更被那些年轻人所认可。他是以叛逆成功的,这也许鼓励他更加叛逆。这个社会,年轻人就是会想打死父亲,另外在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社会里,就是会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叛逆的。好社会都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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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节:韩寒专访(23)        
  在我看,他不是一个很叛逆的人,除了不读书,他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事儿?棉棉比他叛逆多了。他聪明,他有建设性的一面,他是要追寻一种东西的,是要有成就感的,只是最后有一点聪明过头了而已。  
  现在已经有人在说“八零后”老了,已经有“八零后”女生在哀叹找老公难了。每一代都要长大的,生活渐渐地就会切实起来,不管哪一代,大多数人过的都是平凡的生活,生活不需要那么多另类分子。  
  上帝是鼓励人另类的,因为鼓励物种的多样化,不然猴子就变不成人,但你死不死上帝是不管的,他有很多安全系数的。一条鱼产很多卵,没几条最后变成大鱼,很多卵在这个过程中死掉,损耗掉,上帝眼都不眨的。但我们是人,上帝不对我们负责时,我们应该对自己负责,找一条相对比较安全的路,当然这是很腐朽的想法啰,年轻人会很讨厌的。年轻人有时间,不必去和老头子PK。(杨潇采访整理)  
  韩寒是这个娱乐时代的一个泡沫  
  (评论家解玺璋看韩寒)  
  我谈这种问题(低龄化写作)时,主要是文学的民主化,在这里面不存在对其判断的问题,就是说任何一种文学写作都应该有流传和传播的权利,我不在乎划分哪个群体。价值判断有时候是很可疑的,我们必须容忍各种价值观,不管是“八零后”还是“九零后”。  
  作为一个出版人,我觉得出版是不能有限制的,这也是宪法规定的权利,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规定什么能出什么不能出,我的思想就是针对这个而来的。  
  “八零后”出来时,受到的压力并不大,他们有自己广大的读者群。中老年读者群的萎缩,可能和家里的经济问题相关,这也是很正常的,不过他们买书少也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读书少。    
  韩寒出来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放飞一只自由鸟》,我直接采访韩寒的。我觉得他的出来,是对青少年主流写作的一种反抗。我是很支持这种东西的,我很反感主流的东西,希望抓住社会上各种反抗主流的写作来支持他们,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还是边缘的。因为我觉得文学应该是多重声唱,而不是“一言堂”。  
  当时在晚报当记者,我挺喜欢他那个《三重门》,我还觉得,他思考的问题超出中学生的视野,现在很多中学生写的还是受制于自己的学生的经历。而他有很多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一直有争论,文学界很多成年人看不上这种写作,但实际上这种写作和互联网的发展有关系,这还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作出判断的结果,这是他的发展引起了一些出版商的注意,他们会觉得这种东西很有市场,来做投资做实验什么的。我觉得不是出版界很自觉地去发掘了“八零后”,他们是自己往外冲往外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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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节:韩寒专访(24)        
  好多人都找我,比如帮着看稿子啊,推荐个出版社啊。我们也年轻过,人家好容易找着你了,总要给人看一看,既然自己有这个条件,总要做点这方面工作吧。找我的都是在校的学生,广院的啊,包括还有湖南的陕西的东北的天津的,只要时间允许,我都愿意帮他们看看,能不能出我也给他们个信儿,能出我就尽量找个地方或者自己就出了。但现在也是看不过来,一百多个书稿压在我这儿。    
  到后来还是有出版商在后面操纵,我后来翻过《长安乱》,我觉得就写的不好,我感觉至今没有达到《三重门》的水平。当然也不能完全赖他,因为很多书商都是这样,都是觉得那个作者有卖点,就催着作者写,而作者考虑到经济问题,就会配合书商,这其实对作者是一种伤害。不光是韩寒,余杰不也是吗?你老催着他写,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像样。有时候你甚至还没写完呢,就有人跟你签约了。  
  我现在基本上不看他们的东西,因为弄不清真假。我是不参与跟人家抢稿子的事儿,但很多人会做,有利润啊。    
  畅销书基本都是炒作,你得了解他们自己的策划。比如现在他们的这种炒作,连一篇书评都没有,都是制造一个轰动性的事件。以前的炒作还比较严肃,还组织写个书评或者什么的。有些人还把这个当作一种进步:把娱乐界的炒作方式引进到图书界。  
  这种炒作不是写作的民主化,是媒体和商业结合后在使用自己的霸权。其实我并不反对炒作这种概念,我以前也写过支持炒作的文章。    
  我当时在晚报办读书版,韩寒的责编袁敏约我,有新书出来他们肯定会找我,这也是日常工作。我当时就觉得这小伙挺聪明的,挺有思想的。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叛逆,他写《三重门》时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叛逆。现在他有什么叛逆啊。一个孩子在家长面前撒撒娇,你能说他叛逆?叛逆一定要承担社会责任才能算。他已经算不上叛逆青年的代表了。如果从文字上讲,从思想深处,我倒觉得肖锐,就是写《我是你儿子》的那个。他现在在给田壮壮做研究生,我觉得他的思想训练,那种叛逆是骨子里的那种叛逆,社会上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  
  我给你介绍一老愤青啊,叫林兆华,北京人艺的老导演。所谓愤青。就是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这才是愤青,这是一个好词,人家说我愤青,我从来不生气,这是自夸的。知识分子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对社会不满意的,都是提出批评的,而不是处处为这个社会找合理性的依据。另外我也觉得,撒撒娇骂骂人,这个东西也是维护这个社会,对这个社会有好处,你看政府为什么不出面。他没有看到这个有什么危害,要有危害早出来了。王朔也是,他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弥合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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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节:韩寒专访(25)        
  娱乐时代是谁制造的?说得透彻一点,就是政府制造的。你别看政府有时说低俗,他背后挺高兴的。韩寒就是这个娱乐时代的一个泡沫,大潮中的一个浪花。他不骂政府吧?他是一种玩乐心理,不是批判心理,捡软柿子捏吧,你看他为黑砖窑出来说过话吗?不管他主观上如何,他在客观上是为了这个和谐社会的。  
  我觉得他这个下滑的趋势特别不好,就像王朔一样,我以前也喜欢王朔,《看上去很美》以后就不喜欢他了。他后来写的东西都是他以前嘲讽的。  
  我思想的局限性我自己清楚,我总有这种理念,我总觉得做文字的人,都应该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但我也有我理智的一面,我知道不管是娱乐文学还是什么的,都应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应该歧视人家。民主化是一种渗透性的,是一种选择,生活态度,但要有这个认识。当然这也很难说。(杨潇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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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节:作家洪峰乞讨(1)        
  矛盾重重的张钰  
  洪峰,吉林籍著名作家,曾与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并称文坛"射雕五虎将"。最近因其所供职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创作室以他"不坐班、长期联系不上"为由,暂时停发他每月两千元的工资。十月二十五日,洪峰与单位沟通失败,一气之下来到青年大街行乞,并且挂上牌子,写明工作单位和户籍地址。  
  继"梨花体"和"诗人裸诵"事件之后,"作家洪峰上街乞讨"又一次成为网络媒体"头条"。  
  为了那两千元工资  
  出门前他犹豫了一下。洪峰六岁时看电焊工人焊接,被那道红光迷住了,蹲在旁边看了几个小时,从此眼睛被灼伤。顶着一千二百度的近视,他几乎是听完了他的学历课程。洪峰有一个习惯,能不睡觉就不睡觉。“在眼睛变瞎之前,要多看看这个世界。”  
  他有些恍惚。穿着衬着假羊毛的小棉袄,里面穿一件毛衣,一条七八块钱的,有一层绒的裤子,穿着未婚妻小燕给他买的新鞋子跑到了街上。他担心自己给市政管理人员按照盲流送进救助站收容,就在腕上挂着一个纸牌子,写的是:洪峰/户籍地址:沈阳市皇姑区XXX路XX号/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室。  
  “这样,我就不是‘黑人’,能查得到,也就能回家。”他没有标明自己的“作家”身份。  
  天有些冷。他手里拿着一个朋友送的“阿迪”的带檐儿的帽子,还真的有些人往帽子里扔了些钱,有一元的,有些是五毛的钢镚儿。加起来大概二十六元。有一个读过他作品的女士,问他是不是那个作家洪峰,并和他聊了一会儿,留下五块钱走了。  
  他没有戴表,眼瞅着天黑了。他就想,小燕该回家了。他就想着,要在小燕回家前回家。  
  于是他就走回家去了。手上的小牌随手扔到了楼下的单车棚。他上了楼,走进卧室坐下,去看看自己的博客,谁又给自己留了言。他的博客是匿名的,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介草根,自称“洪老汉”,经常给留言者认真回复。  
  他的愤怒渐渐消没了,他开始想,要是没这两千元,自己该想些什么别的办法去挣。  
  可是接下来,记者们来了,闪光灯“劈啪”作响,惊动了正在吃大饼的小燕。自此以后的几天,洪峰受到的“青睐”,远超出他二十余年的文学生涯。  
  作家洪峰的难处  
  在一位大学同学的印象中,当年在学校,洪峰还仅仅是“赵洪峰”,是很多不起眼的男同学之一:矮胖、土气、一点不出风头,属于被女生冷落的一类。他成绩也不大好,没想到后来写了那么多的小说,更没想到的是他后来居然要上街“乞讨”。  
  作家格非说,“洪峰肯定有自己的难处。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蹊跷。我不了解他的意图。他上街乞讨肯定不是为了讨钱,可能在表示抗议。”  
  新浪网友甚至说,业内有人认为洪峰的境遇暴露的是纯文学的没落,是一代先锋作家的没落。如果是余华、安妮宝贝,当地文化局肯定不会这么做。  
  一九九四年,沈阳市正大力建设一个文化城市,洪峰被当成特殊人才引进,只是恰逢其时。文化局需要洪峰的只是“一张(能与其他省市剧目部门平等对话的)全国粮票”,“他们认为我的小说创作同样属于文化局的成就”。  
  关于住房问题,时任市长承诺的是从市长基金中拨十八万元人民币为洪峰购买一套住房,如果不够,就由文化局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九九四年春节之前,洪峰和当时的文化局局长前往市长办公室,“在那里我头一次知道市长还有基金”。当时的文化局长向他解释了市长基金的用途:突发事件和特殊事件。“给洪峰买房子就属于特殊事件”。  
  十年前文化局给出的承诺是“不坐班”,并没有写成合同。“面对一级国家政府部门,双方都没有想过需要文字合同。虽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我一直坚信,这个协议应该具有连续性,我们的政府在,就不会不信守承诺。用现在的话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韩寒在博客上评论“洪峰事件”时称,“因为单位不给什么事都不干的作家发工资了,就做给别人看,这也太低等了。人家好歹发了你十年工资了,一个二奶包十年从二奶包成二奶奶也算对方有情有义了。”  
  洪峰笑说,“使劲骂,在老了之前骂完。”他辩解说,“关于作家该不该被寄养的话题,不该问我。首先我不是专业作家,我是政府机关下属的职工。沈阳市文化局和沈阳作协不搭界的,沈阳作协隶属沈阳文联,沈阳文联是群团组织;文化局是政府机关,我的单位是文化局下属事业性单位剧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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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节:作家洪峰乞讨(2)        
  成为文化局工作人员之后的十一年里,几任剧目室主任一直鼓励洪峰尝试写一写话剧,洪峰每年也会完成一个甚至更多的剧本。近年来开始以工作合同的方式注明:“每年完成一部作品,文体不作硬性规定。”洪峰认为自己“十一年来没有白拿过一分钱,一直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并未违反合同—————除了发表的作品,还有二○○五年在全国公演的话剧《九路汽车》(长春话剧院)呢”。  
  洪峰“乞讨事件”发生后,郑渊洁在博客上发表文章,认为“专业作家”制度应该改革,作家该靠稿费生存,而不应该拿工资。当了解到文化局和作协并不搭界,而洪峰在这十一年中也是按量甚至超额完成了文化局布置的任务后,郑渊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话不是针对洪峰说的,而是针对每个月拿工资,然后也没有写什么的“作家”。  
  巧合的是,他也有过跟洪峰同样的被停发工资的际遇。“我原来在北京市文联,在一份刊物当编辑,也是一个主任停发了我工资,而且是大概停发了两年。就是说等于不发吧。我就辞职了。”  
  文学生活、爱情及其他  
  这十几年实际上是洪峰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声称自己写长篇从来不写提纲,不作草稿,从一九九三年到二○○六年,几乎每隔一到两年就推出一部长篇小说。“写出不错的长篇《生死约会》和《去明天的路上》,还有《革命革命啦》和《中年底线》。”  
  “我手头一个长篇都搁着好几年,我的出版社的朋友老劝我拿出来发表。”他也诚恳地感谢写作给他带来的馈赠,令他可以意识到:温情、善意、忠诚、信守诺言、援助不幸、惩治背叛、寻求人类和平、悲悯生命、热爱生命……面对文坛的风云变幻,他鲜有失落感,别人功成名就,那是他们的本事,“我没这个本事”。他只关心大家不太关心的事情:比如说哪里打仗啦,哪里爱情啦,哪里出了一个马铁奥或者安娜·卡列尼娜……  
  作家陈村说,“商品经济在鼓励作家逃离文学”,而“洪峰是个好作家”。  
  洪峰的个人收入来源于政府薪金和缴了税金的稿酬。“出版社出我的书,基本都不赔钱。我的一本书的版税,平均每本三万至四万,加上重复出版,这几年挣的版税,也有个小四十万的。”  
  他的个人开销主要是抽烟喝茶,不喝酒不习惯聚会,一九九三年的衣服他现在还穿着。如果有什么大的开销,就是每个月要抽三条烟,大概花销是两百来块。  
  他不喜欢都市,于是经常逗留在云南的山区,不是丽江、香格里拉也不是西双版纳,他喜欢没有游人光顾的山里,“天然,更清澈,更干净。”二○○二年,他遇到了后来的未婚妻小燕,“和那里的山水一样清澈和干净的女人”。他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礼物,“我觉得很快乐,很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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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节:作家洪峰乞讨(3)        
  二○○四年十月,洪峰和剧目室的领导提出自己的想法,到云南的一个村子去种甜瓜。那里种出的甜瓜,价格是每公斤十二元。“你说作家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呢,不如教当地的农民种瓜,还能帮助他们脱贫,顺便写个关于种瓜的书,写写那里的农民。”他带着文化局领导给的五千元去云南。后来小燕查出患了子宫癌,今年七月,他带小燕回沈阳看病,种的瓜没人看,“都被猪吃了。”  
  他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有时和人打架。有一次去银行,看见职员在训斥一个不识字耳朵也不大灵光的老太太。他看不过眼了,上去劝说。那人说,“你这大老爷们……”洪峰说,“你这大老娘们……”有一次朋友还痛心疾首地说,“洪峰,你说你一作家,你跟食堂的师傅打架做什么……”  
  未婚妻身患癌症,需要费用(平均每月两万八千多元),洪峰自称已经举债不菲,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我给市长、市委书记写信也不是为了跟他们讨钱花,只觉得个人利益受到侵害,要讨一个公道。我没有能力面对小官僚的滥用职权,只是请求市长他们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下个命令什么的。”  
  事情闹得这么大,也是他始料不及的。他在文化局十一年来没有过和同事冲突或者对上级抗命的记录,只有这一次和主任较真了。“那是主任非法断我粮草在先,不反抗不如死了。”  
  “我看见的不公正不是欠薪之类的,我看见的是人内心的不公正,这种内心的阴暗和残忍,比体制的不公正更让人难受。”  
  他自己并不反对体制,“奇怪的是我一直很信任这个体制”。对于其他作家的冷言嘲讽,他有点伤心。“没有人骂作秀,白吃饭不干活,就相当于给我支援一百万元了。”  
  十一月三日,九至十一月三个月工资已经到达洪峰账上。十一月三日后,沈阳市文化局对此事三缄其口。  
  实际上,每月两千元的收入对高额的医疗费用只是杯水车薪。但这意味着基本的生活有了保障,意味着“还有一份信心”。  
  洪峰拒绝了外地一些朋友的财务资助。他比较犟,一再表示要治好小燕的病,不管花多少钱。对他而言,比他小将近三十岁的来自云南偏远山村的小燕姑娘,长得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任女友都“不好看”,可是却是相处“最舒服,最贴心”的一个。“这是几十年都没有过的感觉了。”  
  在采访中,他时不时说笑话儿,他有着讲故事的天赋。带着无穷尽的俚语和歇后语,和层出不穷的比喻。他顺便提到了这些,《静静的顿河》,《伟大的盖茨比》,那些孱弱的内心。他提到《霍乱时期的爱情》,那部伟大的著作,里面的坚忍和浪漫。那是爱。算是他的信仰。对于一个从小近视一千二百度的人来说,也许性命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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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节:大嘴宋祖德(1)        
  事实上,不管宋祖德如何大放厥词,不少娱乐记者还是“一点都不讨厌他”。娱乐圈何等乏味,明星们都只讲套话,微笑也是固定的模式,而这位宋先生,他有料,搞笑,发红包,出手大方。“他长得非常可爱的———你看他的龅牙。”一个名叫章杰的记者如是说。  
  在宋祖德的自我想像中,他是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也是敢于抨击世俗的鲁迅、李敖。一九六八年,宋祖德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市团结镇的一间“泥土小屋”里。小学四年级,他立下了一个宏伟的愿望:长大了要当诗人。  
  多年之后,他比较满意自己的称号是:诗商宋祖德。有报道提到,他的诗“被中山大学的大学生刻在了校园的竹子上”。  
  宋祖德一九九二年从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某单位,短短半年时间被贬了三次。  
  据说,他辞职那天表现得非常有个性,“我宋祖德将来绝对会有大出息的,咱们走着瞧!”    
  三十九岁的宋祖德,他的前半生充满了风雨飘摇,像足了个人奋斗的传奇。一九九三年,下海南的风潮兴盛,他把一辆“破自行车”卖了六十元,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当年还不能随便辞职,是我自己跑了,单位还没有批准,单位就找到我们家,我爸爸甚至要到海南去把我找回来。我骗他们,说我在海南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在《海南日报》当记者。”据他自己说,初到海南,他在公园的石凳子上睡觉。  
  他曾经被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被报纸采访,他当时“被践踏的自尊”被媒体描绘得绘声绘色,颇具悲情色彩:“第一次捡吃的,他躲在一根电线杆后面,守着一个妇人喂孩子吃饼干。走的时候,妇人随手把还剩一两块饼干的袋子扔在了地上,宋祖德一个箭步蹿上去,把袋子捞起,这时,妇人怀里的小孩刚好回过头来,‘羞,羞,羞……’他脸一红,又赶快躲回了电线杆后,就这么一边流泪一边把饼干往嘴里塞。”  
  到了海口的第四天,他捡了二十几个纸箱拿到废品站去卖,换了七毛钱。这是他的海南“第一桶金”。第十天,他在海口一个公园里碰到个摆象棋残局的老头,把他下赢了,赚了几块钱。“我觉得我的象棋水平还不错,就和他商量说,可不可以在你旁边摆摊。他说,不行,你这不摆明抢我生意吗?”于是他们一个在公园东门,一个在西门摆棋,无所事事的人总是多,他总是赢,赢一局六块钱,一天有时候挣三十块、五十块的。  
  有趣的是,宋祖德身处逆境,并没有放弃做文化的梦想,他异想天开地想做一份《丑闻报》。他找了几个摆家教摊的大学生,窝在招待所里。招待所所长一连几天看见他们昼伏夜出,起了疑心,便趁他们不在的时候,破门而入,发现了《丑闻报》,马上报警把他们抓了起来,他因为“非法经营”,在拘留所呆了二十三天……是的,命运总是这样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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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节:大嘴宋祖德(2)        
  宋祖德到了广州,“身上只有两块钱。”摆地摊卖“海南纪念品”。他在海滩上捡贝壳,累了就靠着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椰子树,当他成为了一个“有成就”的商人的时候,他还回去寻找当年的“老椰子树”,又写了一首深情的诗。  
  他的生存智慧在于,擅长做无本生意。广交会到了,地摊也被没收了,他却因广交会为由头,办起了广东话学习班。还成立公司“名正信息服务中心”,自称研究过《周易》、奇门遁甲、风水,专门给人取名字———找妇产科的护士帮忙介绍孕妇,给小孩起名字三百块,给她们的提成是百分之二十就是六十块。他做过跳槽中介,当时还没有“智联招聘”网站。作为老板,他经常睡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等到员工来上班了才慌忙地卷起被子。当时,广州白云区太和镇还属于离市区较远的郊区,当地政府要开发房产,“当时房产业还很幼稚,我说服了广州白云区政府给我一个特殊的优惠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到广州白云区买房子可以入户口。我在《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打一些中缝广告,‘买广州房,入广州户口’,小小的,可是生意特别好。”这次,他赚到了三百万。  
  他的偶像,当然了,不会是李宇春,而是李嘉诚。他发奋研究了所有关于李嘉诚的传记。刚开始他做布鞋生意,他算准了有钱的人会“返璞归真”。但是一九九五年,大家还更喜欢意大利名牌皮鞋。他失算了。他改商标,“雷锋”布鞋,“恩来”布鞋,可是还是滞销。一筹莫展之时,他听到有人抱怨自己因为个子矮找不到女朋友,于是乎———  
  “万里健”增高鞋垫,“现代的磁技术和古代的中药相结合”———是宋祖德先生的灵机一动的创意和人生转折点。增高鞋垫未必能增高,但是无害,那时营养过剩的“八零后”还未登堂入室,而不少骨骼已经定型的成年人,个子却跟不上物质文明的发展速度。“关键是能够提高人的自信心,我卖的是一种创意。”他振振有辞。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的世俗智慧,江浙商贩的精明,吃苦耐劳的精神,给了他丰厚的资产报偿,从国营单位到海南,再到广州,从起名公司到增高鞋垫再到各种保健品,他白手起家,艰苦奋斗,“民营企业家”宋祖德走的是一条充满了奇险戏剧性的典型的草根创业之路。而后,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无论做什么,宋祖德始终在提供一种思维独特的“创意”,俗称“点子王”。  
  种种迹象表明,他的血泪发家史,固然符合传统的励志故事,他野心勃勃,利益为先,却总能找到合理的依托。但仔细观察其挣钱的方式,往往也是剑走偏锋的。用时下的话来讲,他比较另类。这其实也不难理解,他的视频讲话里,也往往以脱口秀般的口才,以“直白”、“坦率”之势,博得娱记们的阵阵欢笑。媒体人士王小峰认为,“宋祖德虽然自比鲁迅、李敖,但他有他的可爱,坦率之处,且没有什么恶意,他是一个多么,多么‘好玩’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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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节:大嘴宋祖德(3)        
  负面新闻  
  卖增高鞋垫,与卖核酸保健品一样,当然会有负面的报道与批评。方舟子先生那时还在美国奋勇读书,尚未成为“打假斗士”,以中医保健为本的“万里健”增高鞋垫因此侥幸躲过一劫,以至于以后的娱乐圈多了一个横冲直撞,令人侧目的“黑马”。  
  然而“万里健”并非一帆风顺。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浙江省专利管理局对广东万里健鞋业有限公司之杭州分公司作出了“鞋垫并无增高功能”的公开更正,罚款人民币一千元。  
  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广东省工商局会同消委会以“漠视消费者投诉,不答复消委会”为由,对设在白云区良田镇安平村的“总部”进行了突击检查,现场查获并封存了该公司生产的涉嫌以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的增高鞋垫成品三百四十一箱。  
  二○○二年十二月,徐州分公司因在宣传增高鞋垫时,夸大增高范围,称“患者在一年内平均可增五至十厘米,比自然生长速度加快八倍以上”,被罚款一万三千元。  
  “这些是真的。”出乎记者的意料,宋祖德坦然承认了。“‘万里健’是保健品,是我和中山医科大学的一个硕士研究生一起合作研究出来的。广东省药监局给我一个准字号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有些人用了没有疗效也是正常,分公司做了夸大的广告,遭到的处罚我也承担了。其实像奔驰、宝马、肯德基、麦当劳也曾遭同行炮制负面新闻。”  
  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白猫,逮到了老鼠就是好猫。”作为成功人士,宋祖德在一九九七年捐资二十万元给广州华侨发展基金会,转交希望工程。一九九八年,回乡捐资四十万元人民币给其母校。二○○二年,捐款二十五万元救助素不相识患重病的山东青岛人张楠。同年八月,捐款四十五万元给广西都安县宝安乡中学修建教学楼和图书馆。他还可以一直这么罗列下去:前两年给广东青年联合会捐了一百万,搞了一个宋祖英义演的活动;广东国家保龄球的球队比赛资金捐了六十万;在广东的郊区河源捐了十万;广西百色有一个祖德卫生所,捐了二百万……如同著名的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的传记中里所写道:“她的缺陷是整个时代的缺陷,而她的美德是她个人的美德。”  
  一名自称是他的同乡的网民说:“祖德兄在本乡做过一件好事,便是捐资四十万元替我曾就读的团结中心小学造了一幢学生楼。可惜,老兄积德行善之事唯恐旁人不知,便在学生楼的侧墙上挂上铜字三枚:祖德楼。我初以为围棋协会的老会长陈祖德先生出的资,有些敬意,后来得知此祖德非彼祖德,便感到祖德兄的功德离圆满还差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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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节:大嘴宋祖德(4)        
  确实,宋祖德有些好大喜功。“我喜欢这些社会活动,希望在政治方面有所进取,也想做些好事吧,但有些人目的不太单纯。”他恳求记者把他捐款的数目说低些,因为他在广东还兼了许多社会职务,广东省私营企业协会副会长、广东省青联常委、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员、广东省直青联合副主席、清远县青联副主席等。“你把我写好了,这些部门要我赞助;写坏了,我的社会职务遭质疑。”  
  “炒作大王?”  
  “第一次见到宋祖德,是他来南京一家饭店来推广他的电影,他穿得比较正式,白色西装,头发也分得很标准,像个小开。因为电影公司都比较穷,所以我们这些电影记者和这么个老板吃饭,吃点好的都特别高兴。在饭桌上他说自己弟弟刘信达是个白痴,因为当时他弟弟为了某个女星买了杨钰莹那辆问题保时捷。”记者章杰说。  
  二○○二年九月,远华案中那辆据说是送给杨钰莹的保时捷在厦门开拍,时值宋租德的万里健厦门分公司开业。他听说该车无人应拍,前去试开,发现性能不错,而且底价九十九万,百分之四点五的佣金,百分之四点七的税费。这样就能买到将近三百万的车子,宋祖德很开心。这么好的生意为什么不做呢?  
  “几天后司机开保时捷回广州,汕头路段的交警刚读过《广州人拍走远华红色保时捷》的报道,好奇地把车拦下来,看看究竟是不是报纸上说的那辆车,末了还把报纸送给了我的司机……”  
  十月八日,杨钰莹在湖南长沙演出,歌迷送出红色保时捷的汽车模型,一家长沙报纸“独家报道”了宋祖德的说法:“如果杨钰莹喜欢保时捷的话,我可以无条件地借给她开,随时都可以。”传说杨钰莹生气地回应说:我认为宋先生是个浅薄的,没有教养的人。  
  宋祖德大叫冤枉。他申辩说,当时该记者是采访关于捐助诗人张楠的事,才谈了五分钟,在采访中提到了保时捷,并问:如果杨钰莹要坐这辆车,你怎么办?宋祖德表示:如果她想坐,随时可以坐。  
  说完这句话后,宋祖德很快地领略到,娱乐炒作的厉害之处。  
  “那辆保时捷冤魂不散地纠缠着我。”宋祖德说,“报纸上忽而说我把这个车送给了某女明星,忽而说我送给了某广东主持人,我终于下决心,把这个保时捷拍卖了,结束这种麻烦。”  
  商人宋祖德是精打细算的。他请堂弟刘信达来帮忙,如果没有人来买这辆车,就请他花五十万买了去。结果果然无人肯买,这车便五十万转到了刘信达的手里。  
  “我当时心里就踏实了。可是没想到,刘信达竟然说,‘要把保时捷再次送给杨钰莹,之类的话,害得媒体又纷纷来找我。再后来,亲戚关系又被发现了,大家一致认定了我们是兄弟联手炒作。”“为这个事情我和刘信达吵了好几次,兄弟都没法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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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节:大嘴宋祖德(5)        
  从此,宋祖德再也没有摆脱过“炒作”的恶名。他多少是有些委屈的,他觉得自己只是在娱乐圈那个“敢于说真话的孩子”,认为自己真诚勇敢,应该“当成国宝保护起来”。而实际上,关于他的新闻在头条赫赫在目,而他拍的好几部电影和电视剧,或许因为内容乏善可陈,鲜有人提起。他的“恶名”远在他的电影前头。资深媒体人王小峰说,他不认为宋祖德所做的是为了电影炒作,因为实际上这样做对宣传没有任何效果。“他对他过去的炒作也有所后悔。”记者韦亮说。  
  “你看我被打的新闻,媒体做那么大,或者章子怡要告我,明明是假新闻,报纸做了好大的版,而我的那些影视作品,只发一个豆腐块。我目前对广东的媒体要尽量低调些。”他认为自己虽然做了好几部影视作品,却还没有一部是真正好的,他迫切地希望自己能“用好作品来说话”。  
  宋祖德的博客,一部分是令人发指地对明星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一部分是“记得站立了很远很久/我依然在你的睫毛下避雨”的纯情诗歌;而在博客左边内容介绍上,他放上了“准字号医疗器械‘护颈失眠治疗仪’,让您轻松好睡眠”的广告及其销售电话。而与之交恶的“刘信达”博客,还在他的链接中。  
  “当时我写王菲的女儿是兔唇,那篇文章出来以后点击率特别特别高,后来新浪博客跟我商量,说这篇文章怕李亚鹏会告,我们要把你的文章隐藏起来,要把你的点击率减掉一千万。特别可笑,我的点击量还在下降呢!”  
  宋祖德因为在博客上与娱乐人物拳拳相对,“大放厥词”,“伤害明星”,大显大嘴风范,遭到了大部分有识之士的唾弃。“狂犬病”、“烂人”,“垃圾”、“人间败类”,“人神共愤”,骂声如广州的纷纷雨点洒落在他的头上。有些记者对他充满了好奇,奇怪他怎么活到了现在。实际上,宋祖德经常准时出现在广州的办公室里,龅牙并没有被人敲落。四月一日,张国荣祭日之时,网上传出“宋祖德不幸遭遇车祸身亡”的消息。而宋祖德带着试图易容成“李湘”的“李瑶”,在一个网站侃侃而谈,他竟然谈到了时下流行的“娱乐至死”,他说出的话,竟然也是煞有介事,发人深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浮躁的娱乐至死的时代,非常浮躁。偶尔娱乐一下,可以理解。”“我觉得我是最具备娱乐精神的人,叫我‘炒作大王’是不准确的,应该叫我‘娱乐大王’。”他这样给自己定了性。  
  当宋祖德表示要变性并且让章子怡主刀,或者在“超女殴打”事件里突然出现在视频里现身说法之时,《新京报》一名资深电影记者记者笑倒在沙发上,他认为“从电影角度来说,这是多么好玩的一件事。”记者韦亮说, “他说的事情有些变成了事实,比如他很早之前就说,李亚鹏女儿是兔唇,但是当时没人信,两个月后就有报道出来了。他还说,王菲现在呆在家里,李亚鹏烦了,催王菲快点出来赚钱。还有很早以前说李湘离婚了。但是没人信,后来还真的离了。” “以前不信他博客上的话,现在基本上所说都能够印证,渐渐觉得能够相信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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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节:大嘴宋祖德(6)        
  在媒体评论人魏英杰看来,宋祖德是许多娱记的衣食父母,媒体在宋祖德眼里也是如此,双方互相投怀送抱。宋祖德的急功近利,特指他在大众面前的那些“秀”,至少对许多当事人造成人格伤害。  
  而王小峰认为,宋祖德并没有恶意,而是有些装疯卖傻。王小峰进一步认为,“恶雅”比“恶俗”更为恶毒。宋祖德的许多说法,其实是给娱乐圈提供“一种思路”,“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娱乐事件”,“要么他是真的发现了问题,要么就是用装疯卖傻来嘲弄娱乐,只是他自己后来也成为了被媒体嘲弄的对象。”  
  而在一次长达三个小时的采访中,宋祖德仍然一口咬定,信誓旦旦,刘亦菲是变性人,他强调,自己是花了钱和心血去调查,取证的。 “武汉有个社会调查公司受我委托去调查取证———在她曾经读书的小学里面,证明她入学的时候真的是个男生……我每个月都亏损钱去调查这些事情。”而李亚鹏肯定是挪用了嫣然基金的款项;至于陈晓旭出家,则是为了逃掉税务,博取同情,“没有一个记者跑到世邦公司去调查过,也没有哪个记者去过北京市国税局和稽查局调查过。”刚开始,他高度褒扬张钰,认为“她是娱乐圈的英雄,对娱乐圈生态环境的改善确实多多少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过了十天,他颠覆了自己的说法:“我原来对她是抱着同情的心态,经过逐渐了解,她是为了网站的炒作把录像带放到了网上,那些和导演上床的事,根本是假的。而且她说她是××年生的,其实她是××年生的。我已经开始逐渐疏远她。” 而十天前,张钰还对记者说,宋祖德是一个“遵守承诺,守信誉,很善良”的一个人。  
  专栏作家韩松落认为,宋祖德的博客文章,其情节、叙述、文风,极度接近“《知音》体”,“他写下的那些明星故事,因为极其离奇,往往产生了间离的、荒诞化、陌生化的效果,根本无法让人较真。这大概是他至今也没有遇到一件真正的官司的原因。”  
  宋祖德往往义愤填膺地批评并不真正接纳他的娱乐圈:“娱乐圈的人都特别自私,没有什么正义感的,一切都是为了名和利,没有感情、正义和爱情。所有娱乐新闻里的谁和谁谈恋爱、分手什么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假的。”  
  “我是用一种人文关怀的眼光看娱乐圈的。”这是他的深情所在。和他浅白的直抒胸臆的诗歌一致。“那些笑我疯,笑我傻的人才是真的傻。”这是他深沉的反讽,像是《红楼梦》里的疯道长唱的歌谣。“我在娱乐界只是玩玩而已,我还是要回去做我的实业的。”他持续关注并且积极投身娱乐圈的文艺批评,那是因为“娱乐圈的民主进程要比其他领域超前得多”———听起来颇有见地,其老练程度不啻于电视上经常见到的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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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节:大嘴宋祖德(7)        
  但是———话锋一转,“我觉得这正是考验媒体的时候。明知道这是一个假新闻,为什么还要挂?想知道我死没死,打一个电话不就知道了?甚至有些网站,明明打了我的电话,还挂出我死了。有人刚打我电话问我说‘宋老师听说你死了’。我说‘你说呢’。他说‘我知道你没死’,然后接着又挂出来‘宋祖德死了’。”  
  他并不介意这些突发的“消息”。但是,他经常要打电话给家中的老母,报告他尚在人间的好消息。  
  据他自己说,他从小生长于贫寒农村,个子不高。“我父亲只有一米四六,我妈妈只有一米四五,我奶奶一米三。我一直希望自己长高些。”所以记者甚至认为这是他后来卖增高鞋垫的心理动因。“妈妈非常老实,被邻居欺负了也不敢出声。有一次,我急了,拿着刀扑向欺负我妈妈的人,把他砍伤了,被派出所关了起来。”“长大后,我就希望自己做一个有出息的人。”  
  宋祖德先生是一名博士。“美国科技大学,函授的,我拿到了文凭,也是花钱的,六万块人民币,不是我真的在美国读了三年。我用中文写的论文,专业是企业管理,我香港公司的人帮我翻译成英文,论文基本上达到了要求,就颁发了个博士文凭。我也特别担心上当受骗,我去美国的时候还特意去看了,在宾州,一看原来是个很小的学校,在个小街道上,那个学校就一点点大。但我问心无愧的是,我交过六万块钱,我做过一篇论文,我的论文也通过了,那人家给我一个博士学位,我觉得也不是完全的假吧?只是说他的学校比较小。”还是有一点点像《儒林外史》,那么,“青岛海洋大学这个博士文凭是我自己考的。”  
  一个刚成为实习记者的小女生发现,宋祖德看起来,就像她的家乡那边的小商贩。实际上,被人诟病为“乱咬”的宋先生,看起来,斯文、得体、温和,并不刺眼。他说话时也并不曾提高分贝。这时候你甚至怀疑,他会不会和《绝代双骄》里的喜吃人肉的大恶人“李大嘴”一样,许多年后,人们发现,他其实并不真的爱吃人肉,“但是我又不得不吃,如果不吃,我就不能再在恶人谷里混下去。”  
  对话宋祖德  
  “我说的确实是实话”  
  吴虹飞:你在博客上写了那么多明星的事情,说的是真话吗?  
  宋祖德:我觉得我在说真话,有些是根据自己经验的推测,而有些是经过调查取证确实有证据的。我在北京和广州分别有一家社会调查公司,合法注册的。看到报刊娱乐版登的明显的假新闻,我会让调查公司去调查,类似于香港的私家侦探。如果发现假的我就在博客里写,没有任何收益,吃力不讨好,调查还要花钱。公司是亏本的。娱乐圈的假新闻太多了,许多青少年很喜欢看娱乐新闻,他们看了太多的娱乐新闻,过早地成熟甚至堕落了。今天的青少年十年二十年以后是国家的栋梁,我觉得媒体也好,我作为一个作家、全国青联委员,社会责任感不能放弃。我的调查公司月月亏本,几万十几二十万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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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节:大嘴宋祖德(8)        
  吴虹飞:会不会有一些人向你爆料?  
  宋祖德:有些演员直接就跟我合作过,他们的情况我太了解了。也会有些剧组的副导演、制片人甚至化妆师,有些也跟我合作过。也不一定是有意向我爆料,只是偶尔发发短信打个电话聊一聊,回忆一下在剧组发生的事。他们到了另外的剧组,跟其他一些明星在一起,也会讲一些给我听。有些有娱乐价值的,又是真实的,那我就会写到我的博客上去。  
  吴虹飞:你能保证你博客上的东西百分之百都是真实的吗?  
  宋祖德:我敢负责任地说,我博客上写的东西没有恶意地去诋毁别人,没有恶意地杜撰假的东西,没有。  
  我说的确实都是真话,比如李湘、王菲、孙燕姿等等,我写过一篇关于孙燕姿的博客,说孙燕姿二○○七年会继续大炒,结果过完年第一个开炒的就是孙燕姿,其次才是陈晓旭。我都不是胡说八道的,他们公司内部有人跟我说了会有所行动我才会往上写,他们炒什么孙燕姿被黑社会绑架,其实是拍MTV时请人拿着作道具的假手枪,这就是恶意炒作。他们本身买通了一些台湾和香港的媒体,然后所有的媒体都跟着他们那样说,太可怕了,娱乐圈天天都在制造假新闻,说实话我很不习惯这个圈子。  
  吴虹飞: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呆在这个圈子?这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投资方向。  
  宋祖德:我也在尝试往其他产业发展,开发一些高科技产品。这个圈子这么多假新闻,还有我这种为人处世的方法,得罪太多人,我觉得很孤独,真的,我其实混得挺不好的,很多人还以为我如鱼得水呢,短短两三年就冲到第一线,很多第一线的男明星还没有我的新闻量大,那么红,关注度大。都以为我很成功,错了。  
  吴虹飞:你把这些真相公之于众,不担心别人报复你吗?  
  宋祖德:我的自信来自于我的真诚,我没什么好害怕的,也几乎没有经纪公司经纪人给我打电话什么的,打给我我也不会在乎。只有几个,像谢雨欣、孟广美,写律师函给新浪、搜狐,要求把我的博客撤下来,但是我坚决不同意。新浪、搜狐就跟我商量,因为我是有影响力的名人,他们也不能直接就撤我的文章,普通人的文章他都不跟你商量,直接就拿下。他们跟我商量,孟广美的公司发律师函来了,我们把你的文章暂时藏起来,可以吗?我当时也不同意,但是他们说得很诚恳,说先藏两三天,如果他们态度不是很坚决的话,再把文章放出来。也没有遇到过有公司打电话来骚扰或者恐吓我。  
  我就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小男孩。在这个圈子里很难混下去的,说实话,要不是我有点经济实力,我能够投资一部又一部作品,我要只是一名演员,我可能早就向这个圈子妥协了,我也很难熬下去。因为这个圈子其实很小,都是拉帮结派的。比如张纪中有他一个体系,他那一帮人都是互相包庇。冯小刚、张艺谋也是一样,张艺谋有一帮铁杆的兄弟姐妹好朋友,我要说了张艺谋坏话那就把其他所有人都得罪了。演员是打工级别的人,他们不敢说真话,一得罪人就会混不到饭吃,而我不需要在这个圈子里讨饭吃,我有自己的产业养活我,我在这个圈子里是特立独行的。我是老板,无需要看任何导演、演员的脸色,所以我才敢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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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节:大嘴宋祖德(9)        
  吴虹飞:王菲的女儿是兔唇,李湘离婚这些消息你都是从哪里来的?  
  宋祖德:我北京的社会调查公司调查出来的,他们早就调查到王菲生下来的小孩是兔唇,这个消息我得到后一开始也没有放到博客上,我没有公布,我觉得于心不忍,小孩子是无辜的。可是李亚鹏做得太过分了,一而再再而三把他与王菲结婚、大肚子、生小孩的是大肆宣扬,把港台、海外媒体都骗到他别墅去,几天吃不上饭跟着他们到处采访。李亚鹏策划这个事件太恶心了,我是为了教训李亚鹏,要让他知道恶有恶报。他的孩子为什么会有问题?就是因为王菲整天抽烟、喝酒、打麻将。李亚鹏的生活也是很糜烂的,酗酒。我以前也和李亚鹏见过面,我也曾经想和他合作,我了解他,所以我有发言权。他们夫妻别看是所谓的明星很风光,其实生活是非常堕落的,你对自己的小孩都不爱护,才生出来一个不健全的小孩。我看他反复在恶意炒作,觉得该教训他,不要把老百姓当傻瓜,不要把媒体当傻瓜。后来我就在博客上公布了,过了一个月他自己也在博客上公布了。  
  吴虹飞:可是后来这个炒作就转向成慈善了,嫣然基金。  
  宋祖德:其实我还没有拿出我的杀手锏。他这个嫣然基金会是一个非法组织,他们弄来的钱是想拍电影的,他真的在挪用基金会的钱,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勇气公布出来。你们也不用写出来。我调查已经获得了很充分的证据,李亚鹏为什么如此高调地搞那么多明星办慈善晚会?拍卖些不值钱的东西,已经搞了有一千多万了。现在真正用出去的才几十万而已,还有八九百万在他手上,他随时有支配权的。财务监督是没有力度的,里面有腐败。我还在继续调查取证,等我把证据完全抓在手上时我才会去惩罚他。因为我觉得不应该打着这种慈善的旗号去骗钱,太恶劣了,就是娱乐圈的一个流氓。  
  我觉得李亚鹏这样做,太对不起瞿颖、王菲她们了,真的。对娱乐圈的很多事实真相,我说出来的目的也是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一个诗人的善良的责任感。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吃了很多苦,我的父母就一直就告诫我长大以后要做一个善良的正直的人。所以我在娱乐圈就一直保持这种风格,正直、善良,可是娱乐圈容忍不了我这种类型的人。  
  吴虹飞:没有一个报纸说你是善良的人。  
   宋祖德:我就是个被娱乐圈———娱乐媒体,特别是娱记———努力丑化了的人,把我弄成一个跳梁小丑一样的人物,这样才会给他们的媒体增加一定的关注度。  
  吴虹飞:关于刘亦菲是变性人的故事,我觉得太危言耸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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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节:大嘴宋祖德(10)        
  宋祖德:在武汉她读书的小学———因为我在武汉有社会调查公司,武汉有个社会调查公司受我委托去调查取证———在她曾经读书的小学里面,证明她入学的时候真的是个男生。后来她的后爸,姓陈,做房地产的,在那个学校捐款,买通了学校上上下下的关系,把她的档案改过来,一切的一切都改过来。还有社会调查公司了解过,最早刘亦菲的邻居,他们的邻居说:“明明我家邻居生下来的是个小男生来的,只是他妈妈经常帮他扎辫子,帮他穿裙子,真的是个男的。”因为她妈妈本身是个演员,如果她妈妈是个老师,是个医生,我倒还挺相信刘亦菲是个女的,可是由于她妈妈很特殊的职业,也是演员,她妈妈在娱乐圈混了很多年,没有红起来,所以她希望她的儿子能红,于是傍上了美国的所谓的老板,到外国做了变性手术,做了两次。还有她年龄也不是八七年,据我调查的最可靠的资料,应该是八四年八五年这个年龄比较准确,八七年这个年龄是假的。男人要变得大红大紫要比女人难很多,非常非常难,在娱乐圈里,男人要比女人难很多倍。女人要想红,像章子怡,往成龙大腿上一坐,这种事情马上就轰动起来了。如果哪个男演员往哪个女人的腿上一坐,没有用的。比如说某个女演员,说我现在暗恋上张艺谋了,这就是新闻。可是如果一个没有一点名气的男演员说暗恋上章子怡了,媒体是不会给你做的,没有人炒作,你暗恋章子怡关我们什么事。所以女人在娱乐圈会有优势。你说林志玲如果是男的,她从三十多岁开始混,能混出名堂来吗?    
  吴虹飞:现在有很多娱乐的选秀节目非常红,有没有想过在这个方面做投资或者参与?  
  宋祖德:我觉得这种娱乐的选秀活动,弊大于利,真的对青少年有些误导的作用。我去年专门写了万言书给国家广电总局,建议“超女”停办。这表面上好像可以给一些平民塑造机会,使草根成为明星,但事实上你要知道天娱公司搞的那些都是黑箱操作,那些冠军亚军其实就是一条途径,是用钱买通的。李宇春的爸爸在成都公安局工作,他管辖的那些单位都要买手机卡,支持她,为她发短信。我是真正调查过的,我不是瞎说话的。他可以利用他的实权,真是这样的。周笔畅没有当上亚军之前,已经有公司帮她联系好一个生产钢笔的厂家,如果该厂把她捧红,将来就把她签下来,做他们商品的形象代言人。天娱公司私下里就找这个制笔厂,赞助了一笔钱,让他这几千个员工发短信支持。这些所谓的短信支持,背后都是有黑幕的,电信局那里其实也没有经过公证处去公证过,比如你说李宇春的短信有四十五万条,有公证吗?有谁去查过?电信部门可以作弊啊,明明是三十五万,要说四十五万,你有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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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节:大嘴宋祖德(11)        
  我预言往后的十年娱乐圈会更乱,这个圈子暂时还好不起来,靠一个宋祖德在呐喊是没用的,要十个要一百个才行。  
  吴虹飞:你如何经营自己的博客?  
  宋祖德:其实我的博客就是个话语阵地,我的博客在某种意义上说就代表着一种另类的媒体。很多的娱记不知道写什么,就把我博客上的东西引用一段去做一篇东西。  
  吴虹飞:你为什么要炮轰郭德纲呢?  
  宋祖德:因为郭德纲不该昧着良心去代言这样的产品。  
  他把自己炒红了,就急功近利,整日想着得赶快拿两百万回来。他自己那么胖,他自己用了一点效果也没有。这个产品确实不好,他是知道的,还要代言。不能说别人做了小偷而没被抓,而你郭德纲做了小偷正好被民警抓到了,就要惩罚你,那郭德纲不能说:“还有别的小偷你没有抓到”。这个逻辑不成立。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其他明星的负面新闻?  
  宋祖德:这是他很乐意接受的,这就是你们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想出位,就要靠这些负面的新闻。天娱公司就掌握了这个杀手锏,所以把“超女”炒红了。他们刻意地给李宇春、厉娜那样的超女制造了很多负面的新闻。因为这个年代你要全做正面的新闻歌功颂德,没有人会相信的,名气也做不大,负面的可以做得很大。  
  章子怡也好,黄圣依也好,她们都懂得这个规律。章子怡的负面新闻非常多,有关系吗?会影响她红吗?会影响她们赚钱吗?不影响。有一大批老实巴交的人,演戏演了几十部,默默无闻,总也没有人为他做新闻,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时,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章子怡的新闻,也是刻意搞的,比如在美国和某某看球赛。她在美国没有多少名气的,没有人认出她是章子怡的,就像赵薇、周迅在香港没有人会认出来的。包括黄圣依,在香港,不管在哪里和人拥抱,都不会有人知道她叫黄圣依。可是章子怡身边的助理,他会拍一些章子怡的照片,发给香港、台湾的一些网络媒体,等香港、台湾的网络一出来,我们内地的一些门户网站———新浪、搜狐———马上就会跟着出来,平面媒体就跟着出来,跟着后面的就是电视媒体,很无聊的,越炒越轰动。很多媒体知道是假的,但是考虑人家都做了,我们不做不行吧?能够坚持正义的、保持媒体良知道德底线的、认认真真做娱乐新闻的这种媒体太少了。  
  吴虹飞:文学圈难道没有问题吗?  
  宋祖德:文学圈里的伪君子也太多了。包括作家协会什么的,说实话都是花钱。我是很直率地说,我委托中国作家协会搞了两次宋祖德诗歌演讲会,每次要花十万块钱。要是我是个穷光蛋,就算我写的东西再好,我也不可能进入这么高层的中国作家协会。我还给中华文学基金会捐了二十万。因为我捐款,因为我花钱,所以我才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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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节:大嘴宋祖德(12)        
  吴虹飞:你为什么要成为会员,对你有什么意义?  
  宋祖德:这是我的梦想,我小时候就想当一个作家。如果中国作家协会承认我了,我觉得我就是个作家,要不然我自己说我是个作家……人家上网一查,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那么相信我。  
  吴虹飞:但是大家总是在娱乐新闻的板块看到你,也不会特别去查你的作家身份的。  
  宋祖德:会去查,因为这两年每年娱乐圈里有作品在做。每部电影出来总是要做宣传,做宣传总是要说一些话,用些特别有个性的语言说出来以后,有些媒体就断章取义,炒作一下,然后人们就嫉妒我,骂了谁了骂了谁了,这不奇怪。我每年都有几部作品,我三年拍了十部作品,在全中国民营公司里没有哪个公司有我这么多的,一般人家公司两三年拍一部电影,两三年拍一部电视剧,我是这几年拍了这么多了。  
  请叫我娱乐大王  
  吴虹飞:这个圈子容不得你的话,你怎么过呢?  
  宋祖德:很简单很真诚地面对就行了。在我的背后,有几个亿的老百姓喜欢我,支持我,可能有几百个伪明星反对我,讨厌我,甚至想杀了我,可是老百姓喜欢我。你看我的博客评论里面,在一开始的前三个月吧,里面骂我的人特别多,百分之九十六都是骂我的。  
  我很坚韧。我的博客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支持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了,一半的人支持我,铁杆的“德迷”。但是今年我写的有些文章,支持率达到百分之七八十,有些文章达到百分之九十。我现在“德迷”已经有三千多万了,有些特别欣赏我的,喜欢我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那么自信,因为背后有老百姓支持我,我成了老百姓的代言人。  
  吴虹飞:你不需要宣传吗?  
  宋祖德:我没有做假新闻,没有无中生有。所以我从来没有炒作过。我经常跟媒体说,求求你们,不要叫我“炒作大王”。你们可以叫我“娱乐大王”,因为我很有娱乐精神。我有很好的承受能力,你们怎么骂我,骂得没有道理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骂得有道理的,我会反省,我会改。其实更大的文艺批评是娱乐圈、文艺圈最缺少的。过去还有些文艺批评家,现在几乎没有了。现在的文艺批评家,基本上都是去领个红包,领个信封,说说好话,完事了。过去一些真才实学的有正义感的批评家都被淘汰了,有些老了,有些死了,有些被商品化了。这个时代没有文艺批评家,这是很可悲的,没有文艺批评家就不能推动我们文艺的进步。我其实就相当于文艺批评家那个角色。我是用一种嬉笑怒骂的,甚至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卑贱的位置上,放在小丑的位置上,其实我是用心良苦,我是在做文艺批评家在做的事。我不是一本正经西装革履地批评,我可能穿得像要饭人的衣服,或者像小丑的衣服,所以有些人没有理解我,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我那么热爱文艺,我希望文艺圈是阳光的,健康的,所以我在文艺圈里面呐喊、批评,甚至有时骂得还有点毒。爱之深,恨之切啊,如果我不爱这个圈子,我为什么要骂得这么毒呢?就像我们的父母有时看我们做错了事,打我们骂我们也很毒的,但他们为我们好。我的出发点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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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节:大嘴宋祖德(13)        
  人们说我们影视圈为什么好作品一年比一年少了?没错,因为我们的好演员一年比一年少了,好导演一年比一年少了。你说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这些所谓的大导演,做的这些所谓的大商业片,多虚伪啊!花了那么多钱,瞎炒一通。中国为什么这些年炒作之风盛行呢?其实就是张艺谋、陈凯歌带了个坏的头,还有冯小刚,都是“炒作大王”。所以我在一本书里写了,他们才是“炒作大王”。我详细分析了张艺谋是怎么炒作的,冯小刚是怎么炒作的,陈凯歌是怎么炒作的,我也提醒以后要进入这个圈子的年轻人,要扎扎实实地拿作品出来说话。文艺圈拼到最后,比的是文化底蕴,比的是影视作品,不是靠这种恶意炒作,根本无用。  
  确实有一批特别有才华的好导演,由于他们知名度不够高,不懂得炒作,他们融不到资,没有人给他投资,然而他们很执著地追逐他们的艺术,他们不愿意做什么商业片吧。或者是想做,但融不到资。他们做了一些曲高和寡的文艺片,也许在国外拿了不少奖,然而主流的电影院都不能上映,根本没有票房,所以他们做一部亏一部。有些就算运气好一点的,在海外把版权卖出去,勉强收回成本,或者拿个奖回来,但大多数是做一部亏一部,绝对是这样的,他们就是把电影当作实现艺术梦想的工具。  
  吴虹飞:你父母不担心你的情况吗?  
  宋祖德:其实我也没什么出息,我爸妈听到太多关于我的负面新闻,他们其实希望我退出这个圈子,不要再拍电影了。只要我一拍电影,我妈妈就会打电话过来,哭哭啼啼说:“你又要拍了,你不是说你不拍了吗?”因为我家邻居的小孩都上网,有时很八卦,把负面新闻说给我妈听。有次我妈打电话给我说,邻居家的小孩说你坐飞机死掉了,在北京被人打了等等,问是不是真的。  
  吴虹飞:你不担心你在娱乐圈的这种行事方式会影响到你的产业吗?  
  宋祖德:是很难平衡的,因为娱乐圈经常报道我的负面新闻,然而我也在其他产业方面,人们看到我就会问,娱乐圈那个宋祖德真的是你吗?我看长得挺像的。我也不能撒谎,就说确实是我。他们就问,你怎么被人家写成这样了,你怎么不去告他们?我说就是娱乐一下,不用去告人家了。  
  只有我自己是最可靠的  
  吴虹飞:你的性格肯定不是天生就这样的吧?  
  宋祖德:这是修炼出来的,因为我做生意遇到了很大的打击和压力,从白手起家摆地摊穷光蛋变成亿万富豪,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有的是发不出工资,有的是……反正面临很多很大压力吧。到娱乐圈后又是面临很大压力,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会拜观世音菩萨,祈祷十分钟,修炼出来的。所以当人们看到我的样子时,会是微笑的、冷静的、儒雅的,那是长期修炼出来的。当我是一个政府官员,我是一个领导的时候,我在开会的时候,我斯斯文文很儒雅的。我跟一些大老板见面谈生意,是非常理智冷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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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节:大嘴宋祖德(14)        
  吴虹飞:如果别人说你是个小丑的话,你心里会难过吗?  
  宋祖德:我不难过,我觉得又怎么样呢?我觉得我给老百姓带来了欢乐,我觉得我是有价值的。  
  吴虹飞:你怎么看待金钱?  
  宋祖德:二○○二年之前我是很糊涂的,我去打保龄球,我叫所有的那些长得漂亮的教练来陪我打,打完以后每人送一个手提,然后我就故意输球给她们,每人奖励几千块钱,我可能一个晚上打保龄球就几十万花掉了。我现在改变了,改变了很多很多,我有一段时间比较有钱,生活得很乱,我挺后悔的。  
  吴虹飞:你小的时候希望成作家,成名成家,你觉得你实现了当初的愿望吗?  
  宋祖德:基本上有一半实现了吧,基本上也算是半个作家了吧,好歹也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虽然是花了钱搞了一些活动,好歹也出了这么多书了。  
  吴虹飞:你觉得你在现实生活中有朋友吗?  
  宋祖德:有。商界也有,政界也有,娱乐圈也有。娱乐圈有些很浅的朋友,也有很好的。不管别人说我多坏,不管媒体怎么丑化我,他们坚信,他们认识的宋祖德是个正直的人,是个好人,就是这么简单。  
  吴虹飞:你觉得你对自己的自我认知有没有偏差呢?  
  宋祖德:我觉得很客观,没有偏差的。觉得自己是比较自信,比较健康,比较有社会责任感,有同情心,善良,非常勤奋和努力,个性很倔强,很有拼搏精神。不管谁也不可能把我打倒,就算我倒了,我也会立刻爬起来,怎么样我都要成功,这是我的个性。  
  我每天都会反省我自己,我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有十分钟我是什么都不做的,我也不开机———我是拜观世音菩萨,然后默念,意念十分钟。    
  吴虹飞:你相信现在这个世界上有美好纯真的东西存在吗?  
  宋祖德:有啊,肯定有。  
  吴虹飞:在哪里?  
  宋祖德:其实生活中四处都有了,你只要努力去发现,真的有。我这次在长沙我就发现很多,我的电影在长沙首映,前天晚上。很多人都在电影院,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我,他们平时在媒体上见到宋祖德,好像……因为以前骂“超女”啊,长沙的媒体对我负面的东西特别多。但是他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宋祖德在讲一些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能很客观很公正地对待我吧,也不像媒体所威胁我的那样,说宋祖德你到长沙来肯定要出事的,如果你敢来做活动,那些看电影的人,说不定有人会往你头上砸臭鸡蛋啊矿泉水啊的,可是没有啊。  
  吴虹飞:那你觉得好人该怎么定义呢?  
  宋祖德:好人,起码他属于善良的,是乐意帮助别人的,尽自己的能力———他当然能力有限,就那一点点能力,但是他能尽力帮助别人的。我觉得,除了演艺圈坏人很多以外,生活中好人真的挺多的。  
  吴虹飞:为什么有些电影自己主演?  
  宋祖德:因为演员太不可靠了。你让他来演,演完以后,他要的价特别高,然后要做宣传的时候,你要他参加发布会,他不来了,他另外跟你要钱,说他有事走不开,他的经纪公司会跟你讨价还价。所以我觉得只有我自己是最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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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节:媒体三人谈(1)        
  媒体三人谈  
  魏英杰(媒体评论员)  
  章杰(《南京日报》记者)  
  吴虹飞(《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吴虹飞:宋祖德的博客发言总有危言耸听的嫌疑,很多人都觉得他很恶俗。但我认为,大众的问题在于,看到别人的恶俗,看不到自己的恶俗。  
  魏英杰:反省意识确实是当下知识界和媒体严重缺乏的品质,恶搞、批评别人总是容易的;实际上,没有反省意识的批评,对理性和知识是一种伤害,对自己和当事人也是一种伤害。  
  我认为,精英和非精英分子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强烈的公共意识。所谓公共意识,就是知识与理性的现实转换,其内涵也包括反省意识在内。  
  章杰:我一点都不讨厌他。首先他长得特别可爱,而且明明你知道他都在瞎说,他还是很认真很诚恳地说着自己是真善美的代表,是一个诗人时,你会感到在上演一场真人秀。  
  吴虹飞:读完他的博客之后,发现他所说的危言耸听的话,居然有部分已经应验。宋祖德的话,有些是真的,但是大家当成假的。  
  魏英杰:宋祖德谈到的一些问题,我也相信他是有体会或亲历的。但是,他所指出的一些真实,也并不能掩盖他在另一些方面的不真实。我不会因为他说了九句谎言而惊讶,更不会因为他总算说了一句人话而感动流涕。  
  章杰:其实他也是个聪明的人,有的时候会去诽谤,但那些特别离谱的话他肯定通过一些调查才说出来的。再说他在娱乐圈里那么多时间了,作为一个娱乐产业的投资人、出钱人,他总归能够了解点圈子内的丑事动态,而且演员还只能对他敢怒不敢言。  
  吴虹飞:王朔比宋祖德更诚实吗?我认为王朔说话的方式更为可信,是因为他是用知识分子的逻辑和话语去说话的。我认为宋祖德在骂人上,采取了一个主流和媒体都不能接纳的策略。  
  魏英杰:那是因为王朔本来就这德性,现在也如此。在大众面前,他始终就是这么一个人。  
  至于说到策略,我认为宋祖德对付媒体确实是有策略的。他就是用这样的招数吸引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否则像他这样口无禁忌,又殊无贡献的人,谁会去关心他?但你别看这么多人对他感冒,但他一开新闻发布会,记者却又蜂拥而至,因为,那意味着有好戏看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宋祖德就是大陆最大的“反智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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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节:媒体三人谈(2)        
  章杰:宋祖德是有点病态,他的娱乐精神就是不大看得起自己,把自己放得很低,就是个娱乐小丑。其实人家是个老板,这么疯癫为的就是给员工赚钱,也不容易。我觉得他的出现也是这个浮躁的媒体时代给造出来的,如果全国的报纸都像《人民日报》那样,他根本不可能有市场。  
  吴虹飞:王朔作为知识分子,要贬低自己。宋祖德作为非知识分子,要拔高自己。赵忠祥要缩小自己的性事。黄健翔要扩大自己作为慈父的一面。他们这些人,做事情,有着他们自己的道德和逻辑,而且自成体系,自圆其说。    
  魏英杰:就如你所说的,他们做事情确实应该都有自己的道德和逻辑,而且是“自洽”的,否则岂不是人格分裂、精神崩溃了?至于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的道德混乱,难说。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会有这样的人。时代如此丰富多彩,社会如此错综复杂,不必因为那么几个人而痛心疾首,感叹道德沦丧。    
  章杰:宋祖德要养活很多人啊。他做增高鞋垫发家,想要投身娱乐圈做影视。影视圈其实是个名利圈,只有有名才能有利,他只有靠这种恶俗的炒作来使自己的曝光率高,从而达到自己产品的推销。有时候他已经顾不得个人廉耻。从这点上说,他是个好老板。  
  吴虹飞:他真的那么值得人厌恶吗?有无妖魔化的成分?    
  魏英杰:他是不是值得人家讨厌,自我炒作也罢,妖魔化也好,其实都不是很重要。要紧的是,不知道宋祖德半夜醒来,会不会自己也讨厌起自己来。  
  章杰:如果从媒体角度,他肯定不是个好人,天天骂这个骂那个的。但是现实中,他的确比较大方,对演员大方,对演出单位大方,比较能够结交到朋友。他总是比明星们的虚情假意来得好,总比老是骗人,给大家看点假相的人要好。  
  吴虹飞:饶颖、张钰……民众对这些性丑闻相对来说,持较为反感的态度。而宋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他居然去接近这些声名狼藉的女人,还提供过帮助。  
  魏英杰:你发现没有,他并非因为哪个女人名声狼藉大抱不平才冲上去的,而是无论男女只要正处于舆论中心,他大概都要凑上去的。你将一年内他出现的场合列出来,就可以得出我这个结论。去年“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当天,他当场叱责旗下女演员一幕,不知你是否记得。再说了,如果你认为他是“怜惜”饶颖、张钰她们,那他也该怜惜已成了出家人的“林黛玉”陈晓旭才对啊?我看,只要能够抢人眼球,他是“男女通吃”的,对此大可不必抱什么“同情的理解”。  
  章杰:因为现在的娱乐新闻就是以猛料著称。他了解现在媒体的心态后就充分满足媒体的需要,造成自己成为媒体上有强势话语权。他是否善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至少他对他的母亲挺孝顺的。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宋祖德和媒体的关系?  
  魏英杰:是谁这么热衷于报道宋祖德的?还不是媒体吗?但与其说是公众参与了宋祖德的“神话”形成过程。不如说是媒体。宋祖德的今天,我看就是他和媒体共谋的一个结果。宋祖德需要话语权,媒体需要八卦,二者眉来眼去,成就了这么一个娱乐界“怪胎”。  
  章杰:他就是娱乐经济出现的无聊产物。一个农民想要攀上高枝的典型。  
  (本文与严晓霖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