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引言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1)
引 言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2004年3月20日，中国成都龙泉驿桃花故里。
龙泉驿是中国最大的水蜜桃种植基地，漫山遍野桃树成林。每年春天桃花盛开的时候，成都市民都要拖家带口，三五成群，施施然而来，在这里举行他们的狂欢节。这一天就更是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因为东方电视台和成都电视台要在这里现场直播大型文化电视节目《花开中国·花重锦官城》。
沾衣欲湿的杏花雨飘逸地弥漫在空中，把满树桃花抚弄得娇艳欲滴。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领导人，也戴着旅游者的小红帽，和成都市民们一起谈笑风生。这时，恐怕很少会有人知道他们心头的沉重。事实上，就在这天，就在这里，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告诉我，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经过慎重考虑和半年试点，成都市已在五个月前正式全面启动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他们决心用这把利剑，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魔障，从根本上解决成都的"三农"问题。
这当然并不容易。
谁都知道，"三农"成为"问题"，真是千头万绪，说来话长。尽管也曾有过相当的关注和不懈的努力，"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三句话，仍然挥之不去。毕竟，冰冻三尺，本非一日之寒。解冻，也就不可能只需要一天两天。就说成都，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虽然算好，却还是有一些地方至今没有改变靠天吃饭的窘境，也未能解除部分农民的返贫之虞。这些丘区和山区占全市土地面积多大比例呢？丘区27.6％，山区32.3％，加起来竟达六成！何况还有教育、医疗、文化、社保等诸多社会建设问题。这么多问题加在一起，一个"城乡一体化"就能都解决了吗？
次年7月底，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我又来到成都。曾经开满桃花的龙泉驿，处处都能吃到红彤彤、香喷喷、甜津津的水蜜桃。这时，距离他们决定统筹城乡并且试点，已经两年多。朋友们告诉我，成都的"城乡一体化"，也像龙泉驿的桃树一样，结硕果了。而且，成都市委、市政府还进行了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比如在新都试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及在全市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有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直选和民主测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则是转变政府的职能，从审批和管制，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一系列的配套改革，使成都悄悄地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比方说，过去，城市与农村是"二元对立"的，城里的钱下不了乡，乡里的人进不了城，农村的建设跟不上城市的步伐，农民对城市没有感情却有意见。推进"城乡一体化"以后，至少部分农民的感觉变了，他们说：现在城市是我们的了。又比方说，过去，乡镇党委书记的产生是不关群众痛痒的，因为反正是上面往下派，党委和政府的好坏也不关他们的痛痒，因为反正管不着。实行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直选和民主测评，也就是试点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后，群众的看法就变了，他们说：现在书记是我们的了。再比方说，成都市政府清理了审批项目，规范了服务流程，建立了政务中心，实行了质量检测，建设了"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人民群众也非常满意，他们说：现在政府是我们的了。城市是我们的了，书记是我们的了，政府是我们的了，这些说法一下子让我产生了兴趣。我相信这三个"是我们的了"背后，一定有一些值得回味和琢磨的故事。反正这时正是暑假，闲着也是闲着，何不住下来看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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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引言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2)
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本书就是我这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在2005年8月1日到10月1 日两个月走马观花的结果。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用"访谈实录"和"追问笔记"的形式给大家讲一些故事，一些发生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故事。我还会追问这些做法后面的想法，以及实际操作的方法，并尽可能给出一个说法。做法、想法、方法、说法，加起来就是"方式"。因为这个方式是在成都发现的，所以叫"成都方式"。实际上，这些年来，成都一直在试图探索出一种适当、可行、符合实际、事半功倍的方式，以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我看来，这事已经有了些眉目，也有了点成果。而且，正是靠着这种方式，他们使探索成为经验，使理想变成可能。这样一种实践，不会没有借鉴意义吧？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让我们走进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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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1)
第一章
突出重围
一 忧患
金嘉祥忧国忧民：农民一路走来，听到的好话多，捡到的干货少
2005年8月1日，成都市委农工办，金嘉祥办公室。
金嘉祥是我这次调研要见的第一个人。我想见他，不仅因为他熟悉情况，而且因为他直率坦诚。我和他电话预约的时候，金嘉祥说他今年五十多岁了，不想吹捧谁，也用不着吹捧谁，只想做点实在事，说点真心话。其实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就怕听官员们大吹大擂歌功颂德。老金既然自称是个讲真话的，那就尽快见见。
1954年出生的金嘉祥是大邑县人，从小生长在农村，生活在农村，可谓土生土长。他当过民办教师、公社干部，当过邛崃、大邑两县县长，成都市的水利、农牧两局局长，现在是成都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成都市农委（农工办）主任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主任。农村的事情，是他最挂念的。前两天，资阳发生了猪链球菌疫情，损失惨重。成都市很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正像抗洪救灾一样严防死守，防止资阳的疫情向成都蔓延，金嘉祥的手机也就响个不停。金嘉祥对我说，对不起，猪儿的事情不能不管。我当然也不会介意这种"同等待遇"。于是，他就一面照顾着他的"猪儿"，一面和我"摆龙门阵"。
"摆龙门阵"是我提出来的。一见面，我就和他"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金嘉祥微微一笑，将我一军：那我说四川话行不行？我马上用四川话回答：没得问题。一听这话，金嘉祥就进入了状态。他告诉我，自己原本是想研究哲学的，还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差一点成为我的校友。后来服从组织安排，没去上学，结果"误入歧途"，从了政。不过我看他虽然没上哲学系，说起话来却是逻辑严密思路清晰，讲起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工作，就更是头头是道。可见哲学也不一定要在课堂上学，"歧途"反倒可能是"正途"。更何况，金嘉祥毕竟是从基层、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干部，说到"三农"（农村、农民、农业），感情真切而真诚。
我问金嘉祥，你这个农家子弟，虽然跳了"农门"，可是跳来跳去，还是没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当官也只能当"农官"。你看你，职务换了不少，部门也换了不少，却没有一个不是和农村、农民、农业打交道的。你不觉得委屈？
金嘉祥说，委屈啥子呢？农民又不低人一等，农业也总要有人管嘛！我们这个国家，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民以食为天"嘛！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要不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会把"三农"问题当做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我说，那好，你看"三农"到底是不是问题？
金嘉祥说，当然是问题。不但是问题，而且好像是步入了一种怪圈，剪不断、理还乱。在"三农"上，我们党，我们政府，我们的领导人，下了很多工夫，发了很多讲话，但农村始终相对贫困，农民还是相对那么苦，农业上的问题相对还是那么多，可以说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刚刚粉碎"四人帮"那阵子，农村的情况真是惨不忍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大包干"，把农民从不切实际的、超越了现阶段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连续几年出台一号文件，理顺了农民和市民、农村和城市的一些基本关系，使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初步的繁荣，让农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这些都是事实。
我说，当然是事实。这是有目共睹的。
金嘉祥说，是啊！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下子"三农"问题可算是彻底解决了，农村可是富裕了。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政策又变着花样出台，在农民头上"摸"，也在农民包包头（钱包里）"摸"。各种税费、摊派，都出来了。什么"人民学校人民建"、"人民交通人民办"，一切都是人民，结果一切都是摊派，农民又陷入了不堪重负的境地。
好了伤疤忘了痛。--我说。
金嘉祥笑笑说，也不完全是这个，也还有体制上的问题。当时那个"双层经营体制"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接的时候，也是有矛盾的。简单地说，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很难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结果，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减产减收。城市年年在发展，城里人的收入年年在增加，农村却停滞不前，或者发展缓慢。这样一来，两下里差距就拉大了。改革开放之初，城乡消费比例还是比较合理的，到了2003年，就变成了6比1。城里人包包头（钱包里）有6元钱，农村老百姓只有1元钱，还是凑起来的，咋个平衡嘛！何况还有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说，农民成整块地没能跟上经济社会的发展。
说到这里，金嘉祥不无感慨。他说，这是不公平的。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打江山靠的是农民，新中国成立以来推动中国发展首先破题的还是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是农民带的头；土地承包、推行改革，还是农民带的头；"一化三改造"，首先"化"的是农民。但是，工业发展了，社会前进了，国力增强了，城乡差距反而越来越大。农民无怨无悔地跟着我们党走，党说咋着就咋着，啥子事情都带头，可是一路走来，自己的经济水平、政治待遇，甚至国民待遇与城里人的反差越来越大，你让农民咋个想得通嘛！
我同意，--是想不通。
金嘉祥接着说，农村里头，做基层工作的干部也想不通。所以现在农民的失落感越来越大，农村干部的不平衡感也越来越大。这是很麻烦的，甚至是很危险的。就说消费比例，按照国际惯例，城乡差距超过3比1，社会问题就来了，我们却是6比1，你说危险不危险？
我问，这个问题，难道没人想过？
金嘉祥说，当然有人想。应该说，党和政府从总体上是关心农村的。每年年初出台的一号文件，讲的都是"三农"问题。领导讲话，也都要强调"三农"问题。发下来的文件、讲话、通知，不晓得有好多，摞起来硬是好高一堆，但是农民要捡到的"干货"少，似乎真让人感到有点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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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2)
我问，你说的"干货"是什么？
金嘉祥说，过去的一号文件，主要解决的是农村的机制，解决的是生产关系，现在就试图要解决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条件。不过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国民待遇问题。农民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这是"三农"当中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的宪法作了明确的表述，农民是人民的范畴。但是，农民在权益上是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的。比如，城市要招公务员，你是农村户口就没有资格；城市要招工，你是农村户口就不行；你是农村户口就不能在成都市和其他大城市立足或者长期生存；城市有医保、社保，可以享受好的教育，农村就不行。农村好处不多，税费倒不少。很长一段时间，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在征收农民的农业税，中国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没有道理的！工人做工同样使用的是国有资产，但工人不上税，凭啥子农民就要上税？当然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可是其他问题照样存在，不解决确实不行。
这就说到根本上了。也就是说，"三农"问题，有经济问题，有社会问题，有文化问题，有体制问题，但最重要的还是公民权益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以及这个国家的宪法和这个政府的行政，都必须保护公民的权益。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国家才是现代化的，这个政府才是民主的。公民权益的直接表现就是国民待遇。国民待遇对等，才能体现公民人格平等和发展机遇均等。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还不可能做到城市和农村发展均衡，市民和农民收入一样，也没有必要都扯平了。总要有人先富起来，也总要有地区先发展，这样才能让所有的人都富裕，所有的地区都发展。但这并不等于国民待遇也该两样。给予农民和市民同等国民待遇，是不需要花钱的，为什么就做不到？
金嘉祥认为根子就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而打破这一体制性障碍的唯一途径，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只有城乡一体化了，城市和农村之间消除了割裂和对立，没有隔阂和障碍，农村才能富裕起来，农业才能兴盛起来，农民也才能享受到和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享受到现代文明。
原来如此！成都市的干部把问题想得这么深，他们的思路就应该是清晰的，他们的做法也应该是可行的。于是，接下来，金嘉祥就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了成都的想法和做法。这些想法和做法，集中起来就是"六句话"、"三大重点工程"和"三个集中"。
"六句话"是：
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
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
以产业发展为支撑；
以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
以政策配套为保障；
以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
"三大重点工程"是：
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村扶贫开发工作；
农村发展环境建设。
"三个集中"是：
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
农用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农民向城镇集中。
这些话听得我一头雾水。于是金嘉祥建议我到各区县市走一走，看一看。他的意见，是先去双流，而且一定要和冷刚谈一谈。
二 寻找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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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3)
冷刚：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精简农民
2005年8月3日，双流县少坤甲鱼庄。
冷刚在担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之前，曾经是双流县县委书记。这是一个豪爽的人，也是一个精细的人。冷刚说他这一辈子，工作职务五花八门，个人经历一言难尽。冷刚是简阳人，在龙泉长大。他务过农（当知青），打过仗（在越南），修过汽车，当过石匠，上过大学，做过买卖（代表政府招商引资），工农兵学商，啥子都干过了，从生产队长一直做到县委书记。他给自己的为官之道总结了四句话：万事肩要厚，万事民为重，万事心要平，万事只唯实，简称"厚重平实"。
我请他实实在在地讲一讲，成都怎么会想到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搞城乡一体化的，当时思路又是怎么样的。
冷刚说，成都这个地区，历史上《华阳县志》里面写了一句话："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城市的发展比较快，城乡差别也越来越大。在农村地区，我们农民是自己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我当过生产队长，我曾经回到我当知青的地方，山还是那样的山，人还是那些人，农村还是如此的贫穷。这又咋个行呢？我们党，打天下靠的是农民，建设新中国也靠的是农民，但是建国这么多年来，农民仍然很贫穷。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还利于农民。
我追问一句，是"还利"，不是"让利"？
冷刚说，对，是"还利"，不是"让利"。因为这个"利"，本来就是农民的。我们党是离不开农民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农民就没有共产党"。不把农民的问题弄清楚，不把农民的事情摆摆平，执政党的基础是夯不实的。你建设现代化也好，建设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也好，构建和谐社会也好，建设小康社会也好，"三农"问题不解决，你整啥子都整不成。
我说，话是这么讲，问题是有没有办法。
冷刚说，所以到了2003年3月份，春城书记就把双流、都江堰、郫县、大邑、龙泉五个区县的领导干部叫到一起，谈了四句话："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措施，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进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我知道这四句话。这四句话，在李春城2003年8月党代会的报告中表述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措施，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的步伐。"后来，它又浓缩为两句话。先是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2003年10月到现在（2005年8月）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所谓"统推"的来历，大致如此。
但问题不在于或并不完全在于话怎么说，更在于事怎么做。双流和都江堰、郫县、彭州、龙泉四个区县一样，是要打头阵的。领得将令的冷刚，究竟怎样不负厚望？一马当先的双流县，又究竟怎样破门而入？
冷刚说，这个事情，开不得玩笑，打不得马虎，先得想清楚了再做。过去我们很多事情，决心不能说不大，力度也不能说不强，但是效果不佳，可以说是"投入不少，动作不小，解决不了"。为啥子呢？就因为没有想清楚。比如扶贫，在我看来是越扶越贫，钱没用到关键地方嘛！所以回到县上，我们领导班子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首先是从农村着手，把农村问题的关键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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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4)
我问，你们认为农村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冷刚说，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作为双流县来讲，第一轮承包和第二轮承包，南方和北方不一样。我们农民是按照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思想来进行分配的，好坏均摊，肥瘦搭配，因此承包的土地是零星分散的。比如煎茶镇老龙村九社的一户农民牛泽成，一家四口人承包土地12亩，分成46块，最小的一块栽不下三窝苗。土地的零星分散制约了农民增收，无法进行规划种植，无法产生规模效益。如果地少人多，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非常困难，农民增收就非常缓慢。你想嘛，一亩地养十个人，和十亩地养一个人，哪个效益好，吃得饱？就是瓜儿（傻子）也算得清。我们成都的情况是什么呢？全市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是0.83亩，你就是种黄金也富裕不起来！
我问冷刚，你的意思是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增收，就必须彻底改变农民和耕地面积的比例，减少束缚在耕地上的农业人口？
冷刚斩钉截铁，对，必须"精简农民"！
精简农民？从来只听说过精简机构、精简干部，没听说过精简农民的。于是催他快讲。
冷刚说，我们的想法，就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第二、第三产业，他们才能富起来。你看那些发达国家，哪有一大堆人种一小块地的？当然我们不能学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做法和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做法是每1公顷土地交1美金，连续种植3年，土地就属于自己的了。这个在我们国家行不通。英国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是比较血腥的，也不能学。但是必须把农民最大限度地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我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讲，我们成都耕地面积1.2万平方公里，顶多用100万人去种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却有680万农民，太多了，非精简不可。这680万，近几年已经转移了200万，还有400万。扣除100万老人养老，100万娃娃上学，还要转移100万。如果我们把300万交给管工业的，100万农民给第三产业，100万娃娃归管教育的，100万老人安置好，农民想不富都不行。
我明白了，这是两个方面的效益。一方面是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人均土地收入提高了，另外在第二、第三产业上又挣了一部分钱，收入就会成倍上升。
但在冷刚那里，事情却还没有完。
冷刚说，光是"精简农民"还不够，因为农民不会经营呀！现代农业，只会种地可不行，还要会经营，还要成规模，还要搞科学种田、技术革新。我们这1.2万平方公里耕地，金贵得很，不能交给那100万农民按照过去的方法去耕种，今天整点茄子，明天整点黄瓜，挑个担担儿到镇上叫卖。那是脱不了贫致不了富的。要让有钱的人、善于经营农业的人进行规模经营。所以我们提出第一个"集中"，就是"土地向业主集中"。
我问，土地向业主集中，又有什么好处呢？
冷刚说，业主一旦承包，就是几十亩甚至几千亩，这就有规模。业主懂得经营，根据市场需求来生产，这就有效益。农民出租土地，按股分红，这就有收入。何况他们不再束缚在土地上了，还可以外出打工。不愿意外出的，也能给业主打工，这样又多一份工资收入，土地和人的效益都提高了，岂非两全其美？
我承认，是两全其美。
冷刚说，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把农民从土地上精简出来，而且精简出来的农民还要向城镇集中。为啥子呢？因为你不让他向城镇集中，你让他继续待在农村，他就会永远贫困，永远不能享受城市文明。只有集中到城镇，农民的生产方式才会改变，生活方式才会改善，生活质量才会提高。最近，我们把高山农民的子女全部接下山来，到城里读书，管吃、管住、管学费，一年200多个娃娃，花20万，供到18岁，上了职业高中就能就业，也就不回山上了。这样通过几年至多几十年的努力，就把农民全部搬下山来。老的住进养老院，中年的解决就业，小娃娃政府把他管起来，就让这个村自然消亡。因此有第二个"集中"，就是"农民向城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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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5)
我说，农民向城镇集中，农民也就变成市民了。
冷刚说，对头。但是，如果农民集中之后不能就业，就会成为新的城市贫民。这就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我们现在把川大引进来（让四川大学在双流县建校园），双流县赞助了3.5个亿的现金，真金白银拿给川大，就是要发展校园经济，就是为了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农民收入。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反正我们不能把农民从土地上迁出去就不管了，还必须同时考虑他们的就业问题。
我问，怎么考虑？
冷刚说，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就必须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而要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又必须降低产业成本。过去我们在发展初期，第二、第三产业规模不到位，企业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政府的投资非常大，企业的成本投资也非常大，双方都吃亏，就不利于经济发展。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把工业向园区集中。结果政府对辅助设施的投资成本降低了，拆迁成本也降低了，企业之间的配套也更加完善了，企业的运行管理成本也降低了，国家和企业都是双赢。这就是第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业主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我们就能彻底改变农村面貌，为"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奠定基础。
原来"三个集中"是这么回事，但不知道哪个"集中"先来？
冷刚说，我们的"三个集中"是同步进行的。"三个集中"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统筹，离开"统筹"二字是不行的。你不能司令部往前走了，大部队还在后面；也不能战士冲到前方去了，弹药粮草跟不上。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这当然不错，他们"三个集中"的想法听起来就更是不错。但操作方式也很重要。对于基层工作而言，有时候操作比设想和规划更重要。没有可操作性，设想和规划再好也是零，甚至是负数。因为这回办砸了，下回就没人信你了。农民都是很实在的。他们可不会因为你想得精彩纷呈，说得天花乱坠，就回回都听你的。因此我很想知道双流当年的一些具体做法。
说到这个问题，一贯主张"推功揽过"的冷刚，便不动声色地把他当年的副手牛敏推到了前台。
三 路在脚下
牛敏：农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2005年8月3日，双流县少坤甲鱼庄。
双流县县长牛敏是一个和冷刚气质完全相反的人。冷刚豪爽强悍，英气十足，像个将军；牛敏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像个文人。我觉得，冷刚和牛敏实在是两个有趣的人。他们的性格甚至就像他们的名字：冷刚刚强，牛敏敏锐；冷刚粗中有细，牛敏柔中有刚。这样两个人曾作搭档，一个当书记，一个当县长，应该是一种"优化组合"。
牛敏告诉我，刚才说的"土地向业主集中"已经写进了中央1号文件，准确的表述是"农用土地、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这个"集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内重组，二是社外流转。
我追问一句，社内重组、社外流转？
牛敏说，对。为什么要重组呢？因为农民承包的土地零星分散，一家人种几十块地，这样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不利于发展规模经营。原来种蔬菜、种水稻问题还不大，现在调整结构种李子，种草莓，种枇杷，种经济作物，问题就来了。比方说枇杷要有围水池啊，我不可能斗笠大的一块地，也给你修个围水池吧？因此社内就要重组，让农民土地连成片，几十块地要就近把它调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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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6)
我问，你的意思就是把它组成一整块吗？
牛敏说，对，打乱重调。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农民的土地都承包下去了，这个人是这几块，那个人是那几块。这是签了合同的，30年不变，等于是他的了。现在打乱重调，这个人拿到好的，那个人拿到坏的怎么办？你们的乡干部、村干部，趁机做点手脚又怎么办？不要说农民，就连我也有顾虑。土地可是农民赖以生存之本，他们承包到这些土地也不容易。你现在又把它拿回去，说是重调，他怎么肯干？
牛敏说，不干就做工作嘛！我们差不多开了四五十次会，做思想工作。然后怎么干呢？你要处以公心，给他调到比较公平嘛，不要让他觉得有人趁机以权谋私，打他的主意嘛！另外几种设施要给他、帮他。原来这块地没有水，好嘛，我给你搞个围水池。另外，土地整理，也有一笔钱。
我明白了。社内重组，打乱重调，除了做思想工作，关键是公平和实惠。农民觉得他没有吃亏，还得了好处，他就愿意干了。但不知他们调整了多少？
牛敏说，这几年我们重组了28万亩。全双流是70多万亩耕地。然后社外流转。怎么流转呢？就是引进业主，土地向业主集中，交给搞农业产业化的业主。业主来采取什么办法呢？顺包反租。
我问，什么叫"顺包反租"？
牛敏说，就是农民包产到户的承包关系不变，但是他把地租给业主。这样，业主和农民就形成了两种关系。第一种是租赁关系。业主租用农民的土地，要向农民缴租。一般是按实物计价、折价，每年两次，6月30日一次，9月30日一次。有人讲我们搞的土地向业主集中是"向地主集中"，这话不对。实际上地主是农民，业主是长工。但是业主规模经营需要工人，农民就成了农业工人了。这就形成了第二种关系，雇佣关系。
我不禁拍案叫绝。土地向业主集中，或者说，农用土地、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以后，就土地使用权而言，农民是地主，业主是佃户；就农业企业而言，业主是老板，农民是工人。一个租赁关系，一个雇佣关系，业主和农民互为老板。这算不算生产关系的一场变革呢？
这个问题，我想还是留给政治经济学家去回答吧！我更关心的，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操作问题：当农民和业主发生这两种关系时，他们是直接和业主打交道呢，还是由政府来做中介呢？
牛敏说，一对一的谈判肯定不行。农民谈不来，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每家每户都去和业主谈，不是相互攀比，就是暗中压价，效率低，成本高，结果也不好。我们的办法，主要是以村、社为单位，就是村和社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和业主谈判，然后尊重农民的意愿签合同。
我问，农民愿意吗？
牛敏说，愿意。
我又问，为什么愿意？
牛敏说，因为有好处。
我再问，只是有好处吗？
牛敏说，从长远看，也有意义。我甚至认为这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问，第三次革命？
牛敏说，是。第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分田到户以后，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当时就那么一点东西。你分一头牛，我分一张犁，他分一间屋，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家庭还没有劳动力。于是农民联合起来你出农具，我出劳力，共谋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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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7)
我说，就有了互助组、合作社？
牛敏说，对。但是后来我们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违背了经济规律。小平同志又总结安徽的实践，搞承包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一夜之间吃得饱了。但是富不起来。
我问，为什么富不起来？
牛敏说，你想嘛，千家万户的农民闯千变万化的市场，怎么适应得了，又怎么对付得下来？每个人种点枇杷，每个人种的枇杷都自己挑着担子去卖，走不了十里地，卖不出好价钱。这种经营方式，即便脱得了贫，也绝对致不了富。
我又问，现在又有什么不同？
牛敏说，土地向业主集中以后，规划经营规模经营了，情况就大不一样。第一，业主来了以后，农民第一笔收入，也就是租金收入，在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达到了1 200斤左右的粮食。过去这1 200斤左右的粮食还要你投入施肥，投工投劳，还要缴税，现在没有。业主给你这1 200斤左右的粮食，6月30日就可以拿到，净得。第二，农民还有一笔收入就是打工，每天可以挣到一笔钱，少一点15元，多一点30元。第三，农民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业主来了以后，农民种1 000斤枇杷，再也用不着自己挑着担子卖，由业主坐飞机卖到香港去。我们在北京开枇杷新闻发布会，是老板出钱，我们出场。农民增收了，农业增效了，农业的投入也解决了，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我看是一条康庄大道。而且，从分散经营到吃大锅饭，到包产到户，再到规模经营，是螺旋式上升。所以我说这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同意他的说法。这里面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他们的做法并不违反政策，也不违背现行法律法规，因为土地的权属和性质没有改变。所有权还是国家的，使用权还是农民的。使用权既然是农民的，那么，怎么用，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他们愿意集中起来交给业主去经营，就无可指责，无可厚非。
因此第二点至关重要，就是必须农民自愿。农民为什么会愿意呢？因为只有把土地集中起来交给业主去进行规模经营，农业才可能现代化，农民也才可能脱贫致富。农民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也都愿意而且急于富裕。所以，只要把道理讲清楚，同时让农民看到实惠，他们就不会反对，甚至积极踊跃乐观其成。
实际上，联合并没有错，土地集中使用也没有错。包括当年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就其联合农民集中土地这两点而言，也没有错。那些做法，错就错在农民的联合并非全都出于自愿，更错在土地集中以后搞的还是传统农业，失去了集中和联合的意义。因此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土地集中后一定要搞现代农业和规模经营。
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生产方式改变以后，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分散经营变成了集中经营，分散居住也要变成集中居住。这就有了第二个"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这也不完全是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安居问题。因为土地集中整理以后，原来一家一户单独居住的农民还可以住到村子里来，如果原来就是相对集中住在村里的，就更不成问题。问题是，如果还照样住在村里，农民的生活很难实现现代化。尽管我们有"村村通路，村村通水，村村通电，村村通电话，村村通电视"之类的口号和做法，但实在地说，成本很高，很可能高得农民用不起电话，用不起电视，用不起自来水。比如一个自然村，几户农民孤家寡人住在深山老林，安一部电话得拉多长的线？这就很难一下把城市文明延伸到广大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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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8)
何况还有城市发展的问题。城市要发展，要建设，工业要向园区集中，都要搬迁。牛敏就说，过去我们的做法是农民失地以后就地拆迁、就地搬，我们政府不管的，结果就造成二次搬迁、三次搬迁、四次搬迁。今天这个来了搬一回，明天那个来了又搬一回，刚刚搬完又要你搬，农民怎么能没有怨言？
我说是呀，人家又不是吉普赛人！
牛敏说，所以我们痛下决心，农民向城镇集中，一次性彻底解决搬迁问题和农村现代化问题。一劳永逸！
我没吭气，心想你们盘算得倒是不错，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总不成全由政府买单吧？如果让农民拿钱，光是基础设施，一个人平均也要付2 000元，你那好房子他咋住得起呢？
牛敏却告诉我毋庸过虑。牛敏说，他们的办法是拿地换钱，把节约土地的钱补给农民去盖房子。比方说，原来安置1 000户农民要500亩地，现在安置农民的蜀星花园由于修了5层楼，就只要100亩地了。这个土地节约的钱，一个人可以补7 000元。农民一家四口，四七二万八，烂房子就可以变成好房子了。
这当然也是个办法。但这个办法是不是普遍可行，我还要走走看看。
四 软着陆
宋朝华感慨万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必须把富县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
2005年8月5日，新津县委接待室。
新津县委书记宋朝华和冷刚、金嘉祥一样，也是农家子弟，只不过1962年出生的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不但上了大学，而且年纪轻轻就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成都市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干部队伍中的一员。1997年，年仅35岁的宋朝华担任了大邑县委书记，2002年调到新津。当了两县两任书记，宋朝华应该很有些话可说。
照例还是要"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其实我说这话之前心里多少有点底。我深知，作为县委书记，一点官话、套话都不讲，是不可能的。但作为基层干部，只讲官话、套话，是不行的。基层工作是很实在的事情。不要说只讲官话、套话，就是只讲宏观都不行。宋朝华就有一个观点：只讲宏观，空谈误国；多讲微观，实干兴邦。果然，说起新津县的城乡一体化，宋朝华讲得很实在。
宋朝华告诉我，成都的特点，是大城市带大郊区，全市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层五城区，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第二圈层近中郊区，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双流、郫县。第三圈层远郊区，都江堰、彭州、邛崃、崇州、金堂、大邑、蒲江、新津。新津地处第三圈层，综合经济实力与第一圈层有明显差距，比第二圈层略有不足，但在第三圈层还说得起话。自然资源，有山有水；经济发展，工业基础较好，民营经济发达。所以我们提的口号，是"领跑三圈，融入二圈"，这就需要加快发展，尤其要在推进城乡经济同发展、共繁荣上下工夫。再说，新津总人口近30万人，农业人口近22万，仍然是一个农业县，"三农"仍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就要结合县情，找准结合点。新津的特色经济是什么？就是民营经济。新津的民营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工业经济为主体。工业要发展就必须集中，"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是不行的。但是这很困难。全县12个镇乡的大部分企业都愿意在本土发展，要把它们全部搬迁到园区，相当于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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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9)
我问，那你们怎么办？
宋朝华说，靠政策引导。我们有两个政策。第一个叫"三分政策"，就是把落户乡镇和异地落户项目的引荐乡镇，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考核指标、招商引资任务数和项目税收三个方面，都按三七分成，调动了乡镇和部门招商引资的积极性。第二个叫"三不政策"，就是对不按规划要求选址的项目，规划不审批，计委不立项，建委不报建，促进和保证了新引进工业项目全部落户园区。
我笑了。呵呵，软硬兼施。不过工业要向园区集中，必然涉及搬迁问题。一般说来，工业园区多半在城关。城关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远郊贫困地区是比较好的。这些年，城关附近的农民依托城市，往往先富了起来。不少人盖了新房子，有的还盖得很好，哪里肯搬？搬迁原本就是大难题，城关农民的搬迁只怕更是难上加难。倘若农民不肯搬，又如之何呢？难道也搞"三分政策"和"三不政策"不成？
宋朝华也笑了。他说当然不行。工业向园区集中，采取一些引导性、限制性的措施是应该的，但农民向城镇集中必须自觉自愿，强制的做法不符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我说是啊，那就等于搞"集中营"了。
宋朝华对我"集中营"的说法不置可否。他强调的是："强扭的瓜不甜"，不甜就不和谐。因此不能"硬搬迁"，只能"软着陆"。
我问，那你们咋整？
宋朝华说，先要算清账。过去常提三句话：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可见发展工业的重要性。工业要发展，就必须向园区集中。集中才能发展，发展才能富县，富县才能富民，富民才有和谐。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和谐更无从谈起。他认为，一个地方，一个县，不管GDP有多大，财政收入有多高，城市建设有多漂亮，真正的政绩关键还是要看农民富不富。如果农村没有变化，农民没有富裕，政绩就是虚假的。过去，我们一直在提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但提了这么多年，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是在增加，为什么？就因为我们落实富县的措施多，落实富民的措施少。县城经济在发展，但农民没有富，自然骂娘的就多，怨恨的就多。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思路，通过城乡一体化同步推进富县和富民，把富县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
我说，你的意思是，工业集中发展不但解决了富县的问题，还解决了富民的问题？或者说，要想富县又富民，工业就必须集中发展，农民就必须集中居住？
宋朝华说，正是如此。表面上看，工业向园区集中导致农民失去了土地，实际上却是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结束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日子。同时把他们集中到安置小区居住，又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再通过政府的培训就业工程，把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真正实现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身份变了，生活变了，观念变了，收入也提高了。过去一个完全务农的农民，一年所有收入加起来真正要达到4 000元非常困难，现在一年仅打工的工资收入都上万元，应该说是成倍增加。
我并不完全以为然。我说，你们的账算得是不错，问题是农民认不认账，买不买账。
宋朝华承认我的担心有道理。他说，农民都是"见水脱鞋"的。他们也讲道理，但更讲实惠。他觉得讲实惠也是一种务实的态度。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追求务实和谐、实惠和谐。不给农民得到实惠，是不可能和谐起来的。你要拆他的房子，你要征用他的土地，又不给他好处，他怎么和谐得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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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10)
我问，那你们给农民什么实惠？
宋朝华说，这里面也有一个思想观念的转变问题。过去我们有个教训，我们都是等项目来了，才开始拆迁，让农民住过渡房，一年两年都没有房子给他，往往都让农户去投亲靠友，甚至在路边搭简易过渡房，没有现房可以安置，造成了很多矛盾。这样的事情做多了，政府就没有威望了。我们跟农民许愿，说房子多久要建好，拿几张规划图给农民看，说我们的房好漂亮哦，农民都说我们是骗他们的。
那是当然了，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这种事情以前多了去，农民吃一亏长一智，也学乖了。你不放兔子，他当然不撒鹰。
宋朝华说，这次就是总结了以往的教训，先把房子盖起来，并且做到环境优美、设施配套、价位便宜，还帮助农民解决就业问题，真正让他们安居乐业，结果在36天内成功搬迁了489户，都是城关农民，近乎神话。为什么能创造这个奇迹呢？这跟"先建房，后拆迁"的"新津模式"密不可分。安置房建设得怎么样，设施配套如何，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就会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搬迁。
新津县的纯阳安置小区我看过，在园区和县城之间，进厂打工，进城购物，或者开个店铺做点小生意，都方便。何况还有各种优惠政策和配套政策。农民整巴实（舒坦、满意）了，当然愿意来。原来所谓"新津模式"，就是"筑巢引凤"。过去我们只听说招商引资要"筑巢引凤"，没听说安置农民也要"筑巢引凤"的。这确实是一个创造，但也有问题，那就是政府必须掏钱垫付工程款，补贴农民。不垫付工程款，房子就盖不起来；不补贴农民，农民就住不进去。这里面会不会有困难，会不会有争议？
宋朝华说，确实有这个问题。比如这次我们县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5 000多万元让利于民，就引起了许多争议。大家都说凭啥子对农民那么好，凭啥子拿几千万给农民？我说，你们错了。仔细算一算，政府并没有亏。农民腾出的土地可以引进多少个项目、发展多少个企业？这些项目、企业可以产生多少税收、多少财富？算大账、远账，我们没有多拿给农民，只是提前支付给他们。更何况这么多年来，我们工业的发展，农村、农民、农业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工业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应该反哺农业；城市发展到一定时候，就应该反哺乡村。拿一点钱给农民，我们不是行贿，他也不是受贿。这是我们对农民的补偿，优惠一点也应该。只有让农民真正感到实惠，农民才会认为党的政策好，政府亲民爱民，才会拥护我们。在农民的问题上，我就主张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
宋朝华告诉我，他们这回是把"人情"做到底了。农民搬到新区以后，免费办理房产证，连工本费都不收，物业管理费免五年。过去他在农村有房子，他也不交什么费嘛！他分到的房子也可以卖。如果优惠的房子不允许农民卖，那就是假优惠了。他卖了房子以后，可以去买其他的房子，也可以去城里租房子，把省下来的钱拿去做生意。比如100平方米的房子，他3万块钱就买到了，然后1 000元一个平方米卖出去，可以赢利7万。他到其他地方去租一个房子，一年的租金不超出1万，剩下的钱就可以做小生意，拿去"滚雪球"。这都是农民的权利。要给农民自由，要给农民一条出路。他把房子卖给别人后，他不会再找政府的麻烦。中国的事情要搞活，有个前提是放开，管得过多、过死并不好。农民要交易，就让他交易；农民要进入市场，就让他进入市场。进入市场以后，我们和农民的问题就划句号了。今后不管有什么问题都是他自己的事，有什么税费该交就交，又有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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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11)
当然没什么不好。不过我还有一个技术性问题，就是过去农民一家一户单独住，现在搬进公寓楼，住到一起来了，那么谁住楼上，谁住楼下，谁住东头，谁住西头呢？如果发生矛盾引起冲突，又怎么解决？
宋朝华说很简单，也就三个词：公开、公平、公正。只要你是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公开，很多事情都好办。我们的纯阳安置小区楼层分配的办法，是先公布各楼层的价格，比如底楼260，二楼270，三楼300，四楼290。大家根据各自经济的承受能力，自由选择户型。如果撞车，就先协商。协商不好，就抓阄。一靠经济杠杆，二靠民主协商，实在不行就靠"天"。另外我们出台一个政策，就是哪个先拆完了，哪个就先来选房。先拆完的先选，后拆完的后选，等到最后没得好的了，就不怪我们嘛！结果很多群众连夜拆迁，冒雨拆迁，没有一户强制执行，也没有一户告状上访。农民其实是通情达理的，怕就怕你徇私枉法。只要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就不会有矛盾，也不会有问题。
这样看，当然不大会有问题。不过新津县虽然在第三圈层，却是"第三世界领袖"。第三圈层的其他县市，事情有那么简单吗？
五 硬崛起
曾万明迎难而上：要发展就要有胆识，再困难的地方也有优势
2005年8月10日，曾万明办公室。
39岁的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大邑县前任县委书记曾万明很低调。他似乎并不十分愿意接受我的访问。曾万明一再声明，大邑能够有些变化，和他个人没有太大关系，何况事情已经过去，和别的同志谈也一样。
我只好告诉他，我们的访谈是对事不对人的，也没有宣传个人的意思，只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大邑县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是有典型意义的，应该让别人知道。至于一定要和他谈，也仅仅因为当事人的感觉更真切。曾万明这才同意"把大家做的事情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于是，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面对面交谈。他嗓音低沉，语气平实，毫不张扬，就像讲述别人的故事。尽管如此，我仍能感觉到他平时的风趣和风采。
曾万明告诉我，他做工作的原则，是谋事不谋人。谋事也就是谋发展，要发展就要有胆识。其实再困难的地方，也都有自己的优势。大邑在成都算是相对偏远、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原来属于温江地区。温江地区有个说法："邛蒲大，鬼害怕。"邛蒲大，也就是邛崃、蒲江、大邑。主要问题，是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思想观念比较陈旧。他去大邑的时候，大邑基本上没有工业，基本上看不到建筑工地，存款只有20个亿，负债倒有6亿多，其中债券3亿多，工资都发不出。所以干部群众思想包袱很重，觉得大邑离成都那么远，发展也没有后劲。
我说，你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任，不知有何想法？
曾万明说，他当时想的是，改变大邑现状，肯定要靠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自己依靠自己，自己相信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话倒是不错。问题是他们那里一穷二白，要啥没啥的，怎么生产自救？
曾万明说，他这个人是逆向思维。大邑是有差距，是有困难，是相对落后，但是，差距就是潜力，落后就有希望。一个地方，它越困难，留给我们做事的舞台就越好，发展空间就越大。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嘛！所以差距也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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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12)
好嘛！"鬼害怕"变"提款机"了。不过大话好说，实事难做，且看他们如何"变废为宝"。
曾万明说，他当时脑海里一直在想，大邑主要的矛盾是什么？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说来说去，还是"发展"二字。必须用发展来凝聚人心，用发展来激励斗志，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要发展，就得有项目。如果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项目就是发展的硬道理，也是大邑的第一要务。搞城乡一体化，没有项目就是空谈。因此我们提出，以招商引资作为整个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以项目建设为核心来加快大邑的发展。
我问，大干快上？
曾万明说，不，科学发展。绝不能再走过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这个老路，必须集约化、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法制化。因此我们规划了"五区一线"。"一线"就是旅游公路沿线，从西岭镇到韩场镇，100多公里，相当于一个项链，把五个区串起来。韩场镇是畜牧高科技园区，安仁镇是文化旅游开发区，晋原镇是工业区和新城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在苏家镇，都在旅游沿线上。文化旅游开发区上实际上也是四点一线，一个西岭雪山，一个花水湾，一个道教发源地鹤鸣山，一个刘氏庄园。兵马未动，规划先行。规划好了，就可以招商引资。第一，靠优势招商……
我笑了。"鬼害怕"的地方也有优势？
曾万明说，怎么没有？一是能源优势，有煤，有水，电力充足。二是土地优势，荒滩、土坡、河滩地很多，造地成本也低。三是环境优势，西岭雪山花水湾，旅游资源丰富。四是生态优势，山、丘、坝都有，立体气候很明显，适合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山区我们重点搞药材，丘区就搞多种经营，搞麻羊、反季节蔬菜，坝区主要搞大田。五是劳动力优势，劳动力价格相对比较低。所以他觉得搞项目的话，在具体操作上必须要靠优势来招商。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项目就会来。优势发挥得越充分，就越说明我们的切入点选得好。问题是你要把这些潜在的优势变成现实的宣传力。你必须要去挖掘它，利用它，也就是"发现优势，培育优势，制造优势，利用优势，发挥优势"。
我这个人是有点不讲道理的。所谓"不讲道理"，就是"只讲事实"。这也是我和成都市领导干部访谈的一个基本原则。大邑有这五大优势，是事实；如何发现、培育、制造、利用、发挥，却不知道。
曾万明说，一靠真情，二靠诚信，三靠党的坚强领导。他经常跟班子里的人说，搞项目必须要大团结，必须要大联合，也必须要大统战。只要是能给我们项目的人，都要去争取他，团结他，实现双赢。办企业是要赚钱的，我们就要在遵纪守法和不伤害老百姓利益的前提下，帮他们赚钱，甚至帮助他们算账，让他们觉得投入是有回报的。2003年3月，一个朋友告诉他，中国的制鞋大王双星集团准备到四川来发展，但是没有基地。当时他刚到大邑不久，正在党校学习。他就去找他们成都公司的销售老总，请他到大邑来看，给他介绍工业开发区，介绍我们有哪些优势，劳动力的优势，电力的优势，交通的优势，良好的服务优势。这个东西就打动那位老总了，就把青岛总部的人介绍到大邑来。我们又陪其到大邑的景区去看，又跑到青岛去回访，争取他们到这边来投资。最后，双星集团投入2.5个亿，建西部的制鞋基地，还把制衣、制帽、制袜都搞起来了，形成一个很大的产业链。而且地价还卖得很高，6万多元一亩，国家标准，没有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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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13)
我问，没有优惠也肯来？
曾万明说，肯来。其实一些大企业，并不十分在意那些"小恩小惠"。他们更看重的，是这个地方的软环境。外地的企业能够过来发展，很大程度是选择人。这个人能不能交，这个人做事诚不诚信，老板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很多调查，考察这个地方说话算不算数。你讲诚信，项目就来了。所以他和班子里的人讲，我们招商引资搞项目，一定要用真心换真情，用真情换真意。
我问，如此说来，一靠真情，二靠诚信，这两条是一致的了？
曾万明说，是。有真情的人一定讲诚信，讲诚信的人一定有真情。真情是内在本质，诚信是外在表现。他经常说两句话："宁肯说我水平低，不要去虚报浮夸；宁肯说我手艺差，不要去弄虚作假。"丁是丁，卯是卯，这样好一点。他到大邑后还有一个"阳光理念"，提出了"诚信大邑，阳光政府"。阳光政府，就是公开的政府，透明的政府，为民的政府，廉洁的政府，责任的政府，效益的政府。总之，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阳光，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经得起后人的评说，要经得起大家的认同，要经得起社会的评判。
我问，三靠党的坚强领导又是怎么回事？
曾万明说，他当时在大邑提出，内部要增强凝聚力，外部要增强吸引力，整个干部队伍要有战斗力。他作为书记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方向把握好，把规则制定好，把节奏处理好，这样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事业的进步和社会的和谐。
我又问，有效果吗？
曾万明说，有。比如福建有个玉新集团，它到西部来，要选一个出口加工基地，到了绵阳，到了乐山，也到了德阳，最后一站到成都。到成都时路过大邑，慕名到韩场镇去访问。当时韩场镇的党委书记十分敏锐，马上报告曾万明，说他们可能是来考察投资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曾万明说你把他们留下来，住到花水湾。第二天曾万明在县委接待了他们，介绍情况，又叫韩场镇的书记跟他们一起回厦门，考察公司情况，谈了13天就把这个项目搞定了。玉新公司投了一个多亿，可以解决1 500人就业，出口创汇可以达到一千万到三千万美金，产品全部销到美国和欧洲。韩场镇的老百姓也富了。光是给他们种蘑菇，四、五个月就可以赚6 000元。
我说，这就是靠优势招商了？
曾万明说，是。
我问，还有别的招数吗？
曾万明说，还要靠产业招商，靠环境招商，靠资源招商，靠市场招商。靠产业招商，就是对一些企业要引导它们做大做强。不知道你去看过天邑科技没有？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大邑人。我们把他请回大邑后，一年销售的可以达到1亿多，通过他还引进了台湾企业，是大邑的第一家台湾企业。还有一个是蓉新公司，投资一个多亿，搞了蓉新管道，投产以后可以做到10个亿，税收可以达到7 000万。过去税收过千万的企业最多只有一家，现在达到四到五家。
我问，靠环境招商呢？
曾万明说，环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硬环境，水电气路都要配套。还有就是软环境，核心就是讲诚信。不能做到的就不要去说，说到的一定要做到。
我问，靠资源招商呢？
曾万明说，就是以资源换投入，以资源换资金。比如我们要修路，没有钱，又贷不到款，我们就引进中铁八局。路修好后，把土地拍卖给它，或者把拍卖土地的钱给它，以地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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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14)
我问，靠市场招商呢？
曾万明说，比如我们有这么多的垃圾，要做无害化处理，我们也没有钱，但是有市场。我就引进一个垃圾处理厂，搞了BOT模式，它来投资、经营和管理，13年以后就无偿地交给我们了。
我明白了。曾万明的五大招商，最重要的是靠优势招商；而曾万明说的优势，其实包括"硬优势"和"软优势"。"硬优势"就是能源、土地、环境、生态、劳动力，"软优势"就是真情、诚信、党的坚强领导。在我看来，"软优势"其实是比"硬优势"更重要的优势。实际上，有着能源、土地、环境、生态、劳动力"硬优势"的并非只有大邑一家。许多企业选择大邑，恐怕更多的还是看中了他们党委的真情诚信和政府的阳光透明。
"软优势"造就了"硬崛起"。有两组数据可以说明大邑的变化。一是老百姓的存款从每年20亿增加到31个亿；二是用电量，2002年是3.6亿千瓦，到2005年超过了5亿千瓦。发展的结果是富裕，富裕的结果是文明。我看过安仁镇的农民新居，那是让城里人看了都要眼红的。大邑这个边远贫困县，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地还是那些地，却因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从"鬼都害怕"变成了"人人爱来"。
六 智者胜出
2005年8月11日，锦江区委办公室。
如果说大邑的发展可以归结为"软优势，硬崛起"，那么，锦江的成功就无妨称之为"智取胜，巧安排"。很难用一两个字来准确形容和描述锦江区委书记白刚。他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搞出来的那"五朵金花"──红砂村、幸福梅林、江家菜地、荷塘月色、东篱菊园，便与其说是"典型"或者"范例"，不如说是艺术品。我是到过红砂村、幸福梅林和江家菜地的，一进门就大吃一惊。这哪里是什么农村？完全是公园嘛！走进去以后就更是感慨万千。绿茵遍野，果木成行，花枝招展，四季飘香，一派恬淡祥和景象。所谓"田园牧歌"，亦不过如此！能想出这种点子的人，肯定有艺术家气质；和这样的人谈话，也当然是愉快的。
然而说到"五朵金花"，白刚的脸上却并无骄色，反倒微露一丝苦笑。他说这其实是逼出来的。锦江属于中心城区，带有两个乡。这两个乡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已经改成了街道办事处，乡和镇都没有了，但居民还是农民。
我奇怪，为什么还是农民呢？
白刚说，因为城市一定要有通风口，一定要有绿地。我们锦江区这块农村，刚好就有一部分被规划为绿地和通风口。这就不能搞房地产，不能盖高楼大厦。可是周边地区在发展呀！你这块地方空起，搞不好就变成城中村，脏乱差不说，还穷。这块地方的农民就会有意见了：凭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脱贫致富，我们就该贫穷落后？没道理么！而且如果你不采取一种方式把它融入城市，这个城市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总不能搞成令人谈虎色变的"城中村"吧？
我同意，这确实麻烦。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历史性、阶段性问题，也是一个让许多人头疼的"老大难"。著名学者陆学艺来成都调研的时候，就曾建议他们不要去动"城中村"。但现在看来，锦江区不动也不行。
白刚说，这就逼得我们党委、政府想办法。我们这两个乡，有一个发展工业，问题不大。另一个乡，三圣乡，麻烦就大了。它是酸性膨胀土地，下雨一包糟，天晴一把刀，既不丰产也不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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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15)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这块地方不但变城市难，就连农村也很难做好？
白刚说，是。
这确实令人同情，却不知他们怎么想。
白刚说，我们也没有怨天尤人，怨天尤人也没有用。既然我们摊的就是这块地，那就要在这块地上做城乡一体化，把劣势变成优势。怎么做？找事干。我们就是没事找事。正好这个区有一个传统的种植习惯，就是大田种花。种花好啊，经济作物嘛，可以解决多收的问题。但如果不做大做强，顶多也就是小富，发不了大财，甚至可能连小富也做不到，不过温饱而已。
我说，那么请问如何做大做强呢？
白刚说，我们就选了一种方式──自己去申报四川省首届花博会，而且会址就选定最边远的一个村，叫红砂村。这个方案一出来，大家都说天方夜谭。之前没有这个事啊，省上也没有说要办什么花博会啊！再说了，你要办一个省级花博会，肯定得要两个亿，比如修场馆、酒店什么的，基础设施你总要搞吧？
我说，呵呵，两个亿，你有吗？
白刚说，要两个亿就有问题了。不要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有，也不能花两个亿搞昙花一现。我们绝不能过年放鞭炮，花钱只图一个响。必须把我们这个会，办成永不落幕的花博会，还不能花那么多钱。
我说，啊，空手套白狼！
白刚一笑，说也可以那么讲吧！当时省里正在推进三个转变，就是"民间资金转化为民间资本，土地资源转化为土地资本，人才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本"。他说这样很好，他就把民间资金转化为民间资本。怎么转？很简单。我们不出一分钱，让企业出。哪个公司来投资，帮我们建场馆，会完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场馆改成西南最大的花卉交易市场，交给这家公司去经营，等于是他把市场建好借给我们开花博会，开完以后我们还给他。他有市场能盈利，我有场馆不花钱。大家都不吃亏，大家都很高兴。
我说那是，双赢么！但不知你们和农民是不是也双赢？
白刚说，当然要双赢。我们做事就是为了农民致富，这是最大的前提。如果不是为农民致富我们就不干。所以他就策划了一个方案，把整个红砂村打造成花博会景区，而且还不大兴土木。怎么改的呢？不动迁一户农民，把农民的农房全部改造了。加个顶啦，刷个墙啦，围个院子啦！资金嘛，政府出六成，农民出四成，穿衣戴帽，把它变成旅游景点。城里人来了一看，啊，公园！
我笑，是像公园。收门票吗？
白刚说，不收。农村嘛，收什么门票？但它确实又是公园，可以当做公园来逛。这个工程我们大约花了一千多万。当时就有记者问春城书记，你一个村花一千多万，你要花多少钱？春城书记说，你看我们这个村是花了一千多万，但是如果在城市的旁边做个公园，要十个亿。我还要请一帮人来维护这个公园，管理这个公园，我们这个公园却不用请人维护管理，因为这是农民自己的家嘛！
我又问，然后呢？
白刚说，然后就搞土地流转，把这个村90％以上的土地流转给大户。结果38家公司接了，包括美国的维生公司。维生公司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是最好的公司之一，我们要搞花卉龙头企业，需要它来带动。花卉企业进来后，农民到企业打工，照样和平时一样种他的地，浇他的水，锄他的草，却多了一份工钱，自家的房子还可以做客栈，开茶馆，搞农家乐。因为他的房子改造成旅游景点了嘛！这又多一份收入。结果，我们办花博会，既没花多少成本，又没动迁农民，而且土地也流转了，花卉企业也进来了，农民也增收了，别人都很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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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16)
我问，没有不赞成的？
白刚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农民是不以为然的。农民觉得办会嘛，就是你们修两条路，插几面旗子，图个热闹，办完了我们还是老样子嘛。但是我们锦江区办的花博会，还不到半年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其他村看红砂村富了起来，也都想搞……
我打住白刚。且慢！我承认你这个红砂村方案很精彩，堪称"金点子"，甚至是"绝招"。你不但把农民就地变成市民，而且把农村就地变成了公园。但是，正因为它是"绝招"，所以不可效法。"绝招"的特点就是"绝"嘛，难道还能拷贝、克隆？
白刚说，当然不能重复搞花博会。他就去幸福村，那里有一片梅花林。过去由于没搞城乡一体化，没完全引起重视。这次去看，发现有600亩。全国四大梅花基地，南京、无锡、武汉、成都，其他三个市最大的梅林也只有300亩，我有600亩就是最大了。如果认真做出来，还可以做到3 000亩。我们就决定搞个"幸福梅林"。这个理念一提出，农民比我们还积极。他们自己打了个标语："奋战100天，超过红砂村"。我们说我们快，农民比我们还快。
当然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下一个呢？
白刚说，下一个就是江家菜地。花香农居（红砂村）和幸福梅林（幸福村）都是种花，这回该种点菜了，也不能总是种花。就搞了江家菜地。种花的富了，种菜的也要富呀！我们就给农民说，你把土地整理出来，然后以一分地为单位，让城里人来认种。
我说，就像到动物园认养动物一样？
白刚说，对。一分地一年收他800元，一亩地你就有8 000元。你也不用自己到城里去找认种人。你和农业合作社签订两个合同：一是土地流转合同，一个是代种合同。合作社把你的土地拿到以后，就去面对市场，让城里人认种，你自己变为代种人。他想种萝卜你就种萝卜，他爱种莴笋你就种莴笋。他的萝卜可以拿去换莴笋，也可以让你帮他卖。你卖了把钱给他，这样他也高兴，你也高兴。而且还有最关键的问题，我们把租金给他量化了，细化了。城里人付的这800元，100元是种子、化肥、农药，150元是地租， 350元是劳动力，还有200元给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养护整个基础设施和景点。农民听了高兴得很。过去要起早贪黑去卖菜，进城又没有摊位，只能卖给菜贩子，卖得好就有钱赚，卖不好还亏本。现在一分地800元什么都包完了，城里人还多了个集生态、旅游、体验、休闲于一体的好去处，皆大欢喜。
确实皆大欢喜。不知白刚还有什么金点子。
白刚说，这三个村成功后，他就提出了"五朵金花"的概念，第一朵是花香农居，第二朵是幸福梅林，第三朵是江家菜地，第四朵是荷塘月色，第五朵是东篱菊园。荷塘月色，我们准备打造成艺术村。办法也很简单，把农民的房子略加改造，一幢房子培养一个管家，租给艺术家。艺术家一进来，这个村子的文化含量就不一样了，做旅游景点就有吸引力了，也就可持续发展了。
我问，农民有什么好处？
白刚说，怎么没有好处？按照我们的设想，农民应该有四份收入：你流转我的土地，要给我土地的租金；我在你那里打工，要给我薪金；我出租房屋给你，你要给我房子的租金；我入股集体经济组织，要给我股金。何况权属还在，土地还在，不动产没变，农民高兴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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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17)
我说，岂止是四份收入，还有四种身份：地主、工人、房东、股东，真是立地成佛。只不过我总觉得你们的情况太特殊，未必是人人都学得来的。
白刚说，怎么学不来？有人说，红砂村你搞小盆花种植我们学不懂，幸福梅林有梅花我们又没有算你运气。我们承认这两个地方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盆花、梅花你没有，菜地你也没有？种菜你总会吧？大家都说，推进城乡一体化，一定要找到产业，一定要找到载体，可惜自己没有。如果你要这样想就错了。每个人，每个地方，其实都是有优势的。你自己不会发挥，不去找，你就会觉得别人可以你不可以。实际上到处都是产业，到处都是载体，甚至到处都是机会，关键是你去不去发现，怎么去发现。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难题也能变成机会。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想问题。
这话在理。必须承认，锦江确有一定的特殊性。他那"五朵金花"，不要说别的地方没有，便是在成都，也独此一家。但，事不同而理同。这个"理"，就是科学发展观。只要总体思路是对的，所有的地方便都可以那样做，只不过要因地制宜而已。至于具体如何做，那就要靠智慧了。就说三圣乡，原来不也"下雨一包糟，天晴一把刀"，差一点落得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吗？谁想到他们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反败为胜，突出重围呢？
穷则思变，急中生智，智者胜出。所谓"锦江经验"，或可作如是解。
七 润物细无声
陈代康体会深刻：最大的效益是群众信任政府了
2005年8月3日，蒲江县复兴乡农民李启松家。
蒲江县复兴乡其实是我实地考察的第一个点。但当时初来乍到，感受并不很深。毛主席有一句名言，感觉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够理解，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真正感觉。当我开始理解成都市的城乡一体化以后，对复兴乡党委书记陈代康的话就有了新的感受。
陈代康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他皮肤微黑，身体健壮，风尘仆仆，看起来不像党委书记，倒像一个农民工，当然是农民工当中比较有文化的那种。这就让人放心。我有一个偏见，认为乡镇一级的基层干部，整天东奔西走，上山下乡，和农民打交道，如果白白净净，大腹便便，就让人生疑。陈代康既然把自己整得像个农民工，就说明他的工作是真抓实干，不是光耍嘴皮子。
复兴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搞得不错。有楼房，有平房，有一楼一底，有两楼一底，连成一片，看上去像是联排别墅。"别墅"对面，是统一建设的猪圈，也连成一片，是猪儿的"联排别墅"。陈代康告诉我，盖这样的房子，农民基本上不用掏钱，乡里按户头算每个人补助2 500元到3 000元，从项目资金里来解决。像修这个平房，大概也就是二、三万，我们给他补助的就是一万多，剩下的他拆了旧房也就够了。水、电、路都给他修好，公用配套也全部给他。户型自由选择，经济条件稍差的修平房，经济条件稍好的修楼房。楼房的标准每平方米大概就是1 000多元，也不高，一家一户住起安逸。
我想，你说得倒是好听，这房子看起也不错，不过农民的事情我也是晓得一点的。他们恋土重迁，不喜欢搬来搬去。老房子虽然烂一点，但是住惯了，也未必肯走。
陈代康说，刚开始我们动员的时候，老百姓一是不相信，二是不愿意。群众说，啥子哟，农民还有空调，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天上掉馅饼了？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开了10多次会，进行协调，进行访问，进行宣传。我们宣传小区建设的好处。好处体现在哪里呢？第一个好处是人畜分开，专门为他们在房子对面另修了养猪场，猪儿问题解决了。猪儿集中饲养，再修个沼气池，燃料的问题解决了，污染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也解决了。第二个好处是治安，我们治安都是联防，小偷小摸进不来。第三个好处，就是小区离他们种的田并不远，最远的也就是1公里，所以老百姓还是很容易接受。以前，他们想住好房子又没条件住，他们要自己修房子又不符合规划的要求，现在他们的梦想一夜之间变成了现实，他们说"真是死了我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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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18)
我听明白了。我问陈代康，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没有离土，也没有离地，也没有离乡，还让他住上了城里的房子，你还给他贴钱，所以他很开心？
村民李启松接话说，就是这样，他原来住在山边上，没有自来水，把家具买回屋头（家里）都感觉不协调，现在空调、浴缸啥子的都安起了。李启松的浴缸我看了，一看就没用过。我怀疑是摆样子，装了给参观的人看的。陈代康解释说，主要是因为现在农民出去打工，猪儿不够，无法生成沼气，我们准备把猪圈租出去，让别人来搞养殖业。这样沼气池就能启用，李启松到冬天就能烧水泡澡。
不过李启松感受最深的，还是集中居住以后找活路、找钱（赚钱）更容易了。李启松有一台打米机，空闲时间帮别人打米。李启松说，以前打米很艰难，现在方便了。因为有通讯工具，有手机了，听到声音就知道打米的人要来了。也可以发短信，就是有点贵。打电话一个月大概就是50元左右，接电话不收钱的，用"大众卡"。
陈代康说，我们一个乡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移动电话增加了300多部。
我问陈代康，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你们呢？
陈代康憨厚地笑了笑，说我们有一点加班费，不多。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们的收入水平在目前来说算是比较低的，但我们在基层也习惯了。我们的收入虽然不多，还是觉得干起来带劲，有成就感。老百姓信任我们就有成就感。
我问，老百姓信任你，拥护你，感到愉快，是不是？
陈代康说，是。他认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个创举，它带来最大的效益，就是干群关系融合了，社会和谐了，群众对我们政府信任了。在整个整理土地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不但农民在变，农村在变，干部也在变，包括机关干部、村社干部。我们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我们的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在转变。比如过去，在土地整理以前，我们经常出个通知、计划，各个村往下发，那你就按这个通知、计划去做。现在我们干部思想变了，就是用民主协商的方式去解决。我们每出台一个政策，都要和群众商量，实施过程中也要和群众商量。比如使用土地，让老百姓搬迁，都要实行民主协商制。乡干部过去是命令式的，现在是协商式的。
我问，从命令式转变为协商式？
陈代康说，是。在整个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都不是乡上提出来说了算，都是和老百姓商量，大家同意了才算。这是第一个变化。
我问，第二个呢？
陈代康说，就是党员干部的责任感、责任心加强了。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都是划分了责任区的。你的范围是哪个村、哪个社，你的社员是哪些人，你就要负责帮助他们。就是说老百姓反映什么问题，他这里有一张单单，单单上有具体的问题，在多久之内要解决，你就要记下来，要解决。解决的情况怎么样，还要群众签单。这就是我们的"一区两好"。一区就是责任区，两好就是干部为群众好，群众说干部好。所以我们的干部经常深入田间地头，深入群众，他们关心的问题，他们盼望的问题，他们反映的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处理。
我问，如果干部不这样做呢？
陈代康说，我们把党委书记、乡镇长、分管书记的电话给大家公示。公示的是移动电话，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电话。如果有些干部一天到晚喝酒，一天到晚没给大家干事，你可以给我们反映。还有举报电话，大家来解决，监督干部。干部变了群众也在跟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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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第一章 突出重围(19)
我问，怎么变？
陈代康说，一是观念变了，变开放了。二十几个施工队在这里施工，群众感受到外面的变化，感受到外边人的思维，冲击很大。二是舆论变了。说务工的、说家庭经济的多了，说奇谈怪论的、发牢骚的少了。农民聚在一起，议论较多的是问你又到哪里去务工了，哪里有项目可以找钱（赚钱），这方面话题多了。三是关系变了，干群关系变密切了、变和谐了。过去有些时候连会都开不起来，现在一喊就来。他怕又有什么好政策他不晓得，或者又有什么优惠他漏掉了。四是心态变了。群众觉得县委、县政府是干事的，觉得共产党的政策确实好，都拥护推进城乡一体化。因为城乡一体化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解决了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收入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收入增加了，心理就平衡了。
我问，你们呢？
陈代康说，我们干部的心态也变了。他自己心态的变化，就是感觉到干起工作来特别有劲。春城书记经常说，要把工作当做学问去研究，当做事业去追求。这话以前我们听得半懂不懂，现在是深有体会了。
看来，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但解决了农民问题，也解决了干部问题；不但教育和转变了农民，也教育和转变了干部。忽然想起，成都这两年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试行乡镇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的公推直选。于是问陈代：你是派的还是选的？
陈代康实话实说：我是从县人大机关派下去的，经历三个乡了。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是公推直选的。
村支书说：我是全票当选的。我们村总共36名党员，到会投票22人，我当时得了22票，其中有些没参加。我是1953年出生的，很早以前就当支部书记，今年52岁，年纪大了些。不过村支部书记好像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只要是给老百姓办事的人就行。
陈代康接着说，按照县上的规定，我们将来都要通过公推直选，总有一天要竞职。说老实话，我们真还希望这样做。因为你随便做什么都要得到群众的评价和支持才行。如果老百姓把你看扁了，组织派你去你也干不好。何况乡村干部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不是他们选出来的就没有合法性，自己心里也不踏实。
这倒是有道理。但问题是，成都19个区县市，200多个乡镇党委书记，他们都这么想吗？从组织任命变成公推直选，这个弯他们转得过来吗？万一选不上怎么办？心理上能够承受得了吗？再说了，这个公推直选的程序是什么，具体的操作方案是什么，与之配套的规章制度又是什么？
我决定走访率先试行这一改革的新都区。
◇BOOK.HQDOOR.COM◇欢◇迎访◇问◇
第22节：第二章 夯实基础(1)
第二章
夯实基础
一 人民政府不是衙门
李仲彬掷地有声：我们共产党从来就没怕过老百姓
2005年8月15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李仲彬的大名如雷贯耳，因为夸他的和骂他的人都为数甚多，喜欢他和讨厌他的人都成群结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区委书记个性十分鲜明，也说明他在某些方面一定动了真格。动了真格，就会有人坐不住，也会有人拍巴掌。不过李仲彬的毁誉参半争议迭起，恐怕还与他性格有关。他几乎是一个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也毫不掩饰自己情感的人。爱则喜笑颜开，憎则金刚怒目，言则眉飞色舞，做则雷厉风行，一点都不像一般人心目中的领导干部。
我喜欢他，也为他担心。这种喜欢和担心，不好说是"英雄惜英雄"，只能算"异类惜异类"。我们两个不乏相似之处，只不过我的经历比他坎坷曲折，他的人生比我轰轰烈烈。李仲彬1959年生，四川眉山人，当过知识青年，后来当消防队员，多次立功受奖，是四川省劳动模范、全国抗洪劳动模范、全国模范军队专业干部。他在消防队救了20年火，从电话班班长、防火科参谋、防火科科长、副支队长，一直当到成都市最高消防指挥官（支队长），从来就是身先士卒，冲在第一线，好几次差一点以身殉职。李仲彬说这是带兵的基本要求。你自己都不冲在前面，别人怎么跟你冲啊？你有权力要别人上吗？你自己冲在前面，你不叫别人，别人也要跟着。带兵的人必须以身作则，垂范作用是很重要的。
那好，我们就来看看他在新的领域如何冲锋陷阵。
李仲彬是1998年底调到新都的，先当副书记然后当县长。李仲彬说，他到地方上来，切肤之痛就是感觉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误会太多，对领导干部的认同度不高，政府的威信和威望也不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我们很多该公开的事情没有公开，暗箱操作。要知道，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的事，人民本来就有知情权。该让人民知情的没有让他知情，他当然疑神疑鬼，胡猜乱讲了。他不了解你嘛！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了解。要了解，就要知情；要知情，就要开放。于是他一当县长，就把县政府常务会开放了，对外开放。
我问，开放了又怎么样呢？
李仲彬说，开放以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会代表、党员代表、普通市民都进来了。他们看见了什么呢？看见"当官的"研究的都是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啊，研究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啊，"当官的"很辛苦啊，很累啊，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都在研究怎样发奖金，怎样升官啊！这一下不就沟通了吗？
我说是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李仲彬说，通过这一沟通和交流，他们就把下面的问题带了上来，有什么想法他们也说出来了。这时我们就可以取舍。如果他们都反对，而且反对得有道理，这个议题我们就暂时不决，下次再议好了。毕竟他们来自第一线啊，他们了解基层的情况啊！这样就避免了你盲目去决策，你决策的科学性、客观性就要强一些了。这样就能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错误。即使你犯错误，也不至于犯很大的错误，有这么多老百姓监督嘛！还有，同时他们也把我们的情况带回去了。我们有什么决策，群众一时半会不理解的，他们帮着解释。他们也是开了会的，晓得是怎么回事嘛！
我同意这确实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领导避免了决策失误，群众行使了民主权利，下情得以上达，上情得以下达，彼此得到沟通，自然政通人和。以前，党委和政府开会，门要关起来，窗帘要拉起来，外面还有一个站岗的。人民群众觉得神秘兮兮，就认为自己是隔着布袋买猫，不知道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现在开放了，等于是把猫啊，药啊，都放进玻璃柜台了。
李仲彬却好像连"玻璃"都不要，他要的是"阳光"，是"阳光政府"。李仲彬说，何为"阳光政府"？就是将政府的一切行为置于法律监督之下，置于民主监督之下，置于老百姓监督之下，一切都看得清楚，一切都公开透明，一切都按规则来操作。这就叫"阳光"。你不公开能叫"阳光"吗？你不透明能叫"阳光"吗？你不让老百姓参与能叫"阳光"吗？该让老百姓知情的，你不让他知情能叫"阳光"吗？当然不行。要"阳光"，就要"拆墙"。所以他一当县长，就把政府外面的楼房炸掉，围墙拆了。那个围墙它不简单是个围墙，它是老百姓的心理障碍。把这个围墙拆掉，双方的心理就沟通了。站岗的也取消了，外面四通八达都可以进来，只有保安，跟小区一样，老百姓晚上还可以在政府外面唱歌跳舞。这绝不是个围墙问题，而是个理念问题。我们就是要让老百姓看到政府是透明的，是阳光的，是公开的，是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不要用高高的围墙把自己和老百姓隔离开来。要给大家一种欢乐，一种信任，一种亲和。我们是靠老百姓打了胜仗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建围墙了，还要站岗了，还要放哨了呢？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我们共产党从来就没怕过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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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第二章 夯实基础(2)
我正想说点什么，李仲彬却不接我的茬，只管说自己的。李仲彬说，他有很多不喜欢，包括不喜欢官场文化和衙门作风。人民政府不是衙门，领导干部不是老爷。现在个别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就因为政府是衙门，干部是老爷，不可能是老百姓有问题。老百姓有什么问题？
真是掷地有声！我开始领教这位老兄的开放理念和凌厉作风了。我相信他不会就此止步，一定还有动作。
果然，2002年12月，李仲彬一当书记就取消了书记办公会，改革了常委会，加强了全委会。常委会只决定议题，不议事，把常委会的职能转移给全委会。李仲彬说：这是我上台干的第一件事，也是我行使的最大的权力，就是把我书记的权力全部分散，顺便也把组织部长的权力下掉一些。以前提拔一个干部，开书记办公会。书记副书记碰头，先议一议，再上常委会。实际上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常委会走形式，跑官要官的都到书记这里来了，要不就去勾兑（拉关系、走后门）常委。现在对不起，就是提拔个副局长，我都没权力。先要群众公推，然后组织考核，对外公示，最后全委会投票，票到哪一个就是哪一个，我当书记的一句话也不能说。全委会有27个人，你去勾兑吧，看你勾兑哪个！其实要勾兑也不难，你把工作干好，让群众满意，就是最好的勾兑。你还是勾兑老百姓去吧！
我说对不起，全委会票决也未必就靠得住，如果等额的话。
李仲彬说，提拔必须差额，至少两个候选人，甚至三个。两个人总有一个竞争，民主里面有一个选择权的问题。你拿一个我们选谁呢？当然候选人太多了也不好操作，二到三人比较合适。
我问，平调也票决吗？
李仲彬说，平级调动也要票决。平调表面上看好像很光明正大，没有提拔谁谁谁，其实里面的腐败很可怕。一个文化局局长调去当财政局长，一个机要局局长调去当建委主任，肯定不一样嘛！这里面的名堂多啊，这里面的猫腻多啊！所以非全委会票决不可，当然不能差额，只能等额。尽管是等额，是平调，如果大家不认同你，你还是调不了。
新都区的这项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李仲彬认为还不够，他还要搞"公推直选"。所谓"公推直选"，就是"公开推荐，直接选举"。当然，这里面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们的做法，是先在学校试行。李仲彬说，为什么要先从学校开始？因为教师的民主意识要强一些。基层民主建设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逐步培养，逐步训练。培养训练得差不多了，然后再由点到面，横向和纵向一步一步来。所以先在学校，全体教师选校长。然后在村，全体党员选支书。最后在乡镇，全体党员一人一票选举党委书记。
我问，差额还是等额？
李仲彬说，当然是差额，等额就没意思。
我又问，这么说，每次都有落选的了？
李仲彬说，当然有，包括原来担任这个职务的。村支书选掉了58个，学校校长选掉了12个。乡镇党委书记倒是没有选掉的，但有人没敢报名。
我再问，选掉了怎么办呢？
李仲彬说，学校校长选掉了，回去当老师，村支书选掉了，回去当农民。乡镇党委书记是新人新政策，老人老政策。如果是新当选的书记，干到中间你的任期目标没完成，被罢免了，你原来是什么位置就把你放回什么位置。如果原来就是党委书记，就保留你的政治待遇，回家过年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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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第二章 夯实基础(3)
我问，不像以前那样，实在干不下去了，就给他换个岗位？
李仲彬说，绝对不行！不但他不行，他班子里的人也不行。实行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以后，当选书记有对副书记、常委、正副镇长的提名权，报上级党委批准后，由党代会和人代会选举。所以，你一旦被罢免，整个班子也得全体辞职，重新启动新的选举程序。原来是科长、副科长的，还是回去当你的科级干部吧！这也是和国际惯例接轨，政务官选举产生，事务官提名产生，技术官考试产生。它带来什么好处？就是解决了党政干部的团结问题。过去书记跟镇长不容易搞好，现在没有一个搞不好的。大家都在一条船了，有困难一起克服，要翻船一起落水。同舟共济，休戚相关，他们能不团结？长期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稍稍把制度改进一下，设计一下，就解决了。
我问，干得好呢？
李仲彬说，发奖。每年你完成目标任务了，会给你书记奖金6万，年年兑现。你连续5年就是30万，干满5年以后还有20万，这就是50万。但是中途一断，这20万就没有了。现在党委书记很难当的，这个钱并不好拿。
我问，怎么不好拿？
李仲彬说，我们有民主测评呀！全体人大代表，全体政协委员，全体党代表（即党代会代表），各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市民代表，农民代表，每年一次给干部打分。当场计票，当场统计，当场公布。然后电视给你公布出去，报纸给你公布出去，你自己还要作检讨。这个东西很厉害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公开啊，它公平啊，它公正啊！它把每一个干部的毛病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问，你自己也是测评对象吗？
李仲彬说，当然。
我又问，如果你分数低了怎么办？比方说低于平均数或者低于副职。
李仲彬说：我只有打辞职报告。不要说分数低于平均数，就是低于副职都不行。因为你当一把手，就是一面旗帜。分数比副职还低，你的副职怎么服你，怎么认同你啊？你的副职就会想，你的分比他的低，你还要指挥他？你指挥他什么，你自己打辞职报告解甲归田吧！其实这件事，压力最大的是我。当然对副职压力也大，哪一个都怕分数低了。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挑战。我当县长的时候就有这样一句话"向我看齐，向我开炮"，也就是说一把手要成为班子成员的表率，同时也要成为第一个被监督的对象。你怕分数低了，你就不要当领导。我不止一次讲，当一把手你就要成为这个地方的地面皮。因为你是代表党的形象、政府的形象。你要形成这个地方的气候，你就要带头上梁山。这个梁山就是为人民服务，帮老百姓做事。这就要提高你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水平。不上梁山就得下梁山，别无选择！
我说，这个恐怕由不得你。谁能保证一把手一定会得最高分？
李仲彬说，所以你要以身作则。
我问，万一有人存心跟你过不去呢？
李仲彬说，这个事情老百姓心中有杆秤。老百姓是很公正的。只要你一心为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去，给他们做实事，他们不会找碴的。
我说，不管怎么说，你们新都区的官不好当了。
李仲彬说，是不好当，但是劲头也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支持你，什么事情都要帮书记说话了。原来老百姓说，那是你们的书记，你们派的，这个书记可能是买来的，可能是贪官。现在不一样了。乡镇党委书记都是这个乡这个镇全体党员选的，是自己的书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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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第二章 夯实基础(4)
我问，从"你们的书记"变成了"我们的书记"？
李仲彬说，是。过去工作的时候大家不一定配合，现在都主动配合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我大体上弄清新都区做的事情了。一般学者调研和多数媒体报道，都说是三件事。但我认为应该说是四件，即开放三会、民主测评、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我决定走访有关人士，把这四件事情弄个明白。
二 打开天窗说亮话
孙建成水来土掩：我们就是要月亮坝耍大刀──明砍（侃）
2005年8月16日，新都区区长办公室。
新都区区长孙建成和李仲彬一样，也是军人出身，也都爱学习。孙建成的文学修养是很好的。他当成都市副秘书长的时候，是市委的"笔杆子"，理论水平也比较高。他当区长以后，忙里偷闲，仍然要思考一些问题。区长作为行政长官，事情是很多的。比如头天晚上，新都区就碰到了50年一遇的风灾，身为区长，不能不到第一线去。我见到孙建成的时候，他的裤腿和鞋子上都是泥。
我见孙建成，是要讨教"开放三会"的一些问题。孙建成告诉我，三会，就是区委全委会、政府常务会、人大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在仲彬同志当县长的时候就开放了，时间是在2001年9月。开放区委全委会和人大常委会是在2004年8月，那时新都已经由县改区，仲彬同志也已经当书记了。
我开玩笑说，开放三会，总不会是把会议搬到广场上，在露天坝里开吧？
孙建成说，当然不是，是邀请群众代表列席。
我问，列席人员怎样组成呢？
孙建成说，每次政府常务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各3名总共9人列席，区委全委会的列席人员由党代表（党代会代表）和党员群众代表组成，人大常委会的列席人员是市民代表、政协委员和不是常委的人大代表。
我又问，这些代表如何产生呢？
孙建成说，根据议题来选。议题涉及哪个镇，就请哪个镇的镇政府帮忙选3个市民代表。当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轮流，但基本上都是找与议题相关的代表和委员，通过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办公室来安排。
--你刚才说的是政府常务会吧？
--是。全委会的列席人员也是9个，主要是党代表和党员代表，按系统产生。如果全委会有多个议题就分开来邀请，也可能每个议题来一位，也就是说各方面的代表性都要考虑到。
--为什么要按议题来邀请呢？
--如果与议题不相关，就是来当收音机了，没多大意思。说句实在话，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只是旁听，没什么发言权，听听而已。这也不奇怪。那时我们没有经验，他们也不熟悉，大家都很新鲜。当时大家都觉得，能够开放会议，让群众旁听，就很不错了。
我同意。能开放就是进步。
孙建成说，但这不够。我们开放三会，不是作秀，而是要务实。后来就针对议题邀请代表，每次都这样。比如涉及某个镇的事情，就请这个镇的代表来列席。涉及某个系统，就请这个系统的代表来开会。这下子他们有发言权了，每次开会都积极发言，踊跃得很。
那是当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关系到自己的乡镇、系统，肯定要发表意见。何况他们身在基层，熟悉情况，本来就有发言权。
我又问，有表决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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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第二章 夯实基础(5)
孙建成说，没有表决权，只有发言权。
--那他们发言管用吗？
--管用。有一次开全委会，讨论撤乡并镇。有一个镇，利济镇，按照市里的要求，应该整体归并到另一个镇去。当地老百姓就有意见了。因为这镇原来就是两个镇合并的，这次再合，就成三镇合一了，不方便。全委会上正好有这个镇的党代表，他就代表当地老百姓提出来，说能不能把我们这个镇重新拆了，以河为界，就近合并。这边的合到这边，另一边的合到另一边。这个意见有道理。我们就尊重老百姓的意愿，请示市委，市委也同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开放三会确实有效果，也说明我们党实事求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是想为人民办好事，但有时候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不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如果老百姓反对，就宁肯放一放。
--你的意思是说，实际上他们还能起到左右党委政府决策的作用？
--如果他们的意见确实有道理，我们会听的。我们在座的有分管领导，还有部门的负责同志。如果他们认为这个代表讲的意见值得研究，那么这个议题就有可能停下来，再研究，然后下次再讨论。
--如果代表的意见不一样怎么办？比方说，我们两个都是来旁听的代表，还都是同一个乡镇或系统的，意见又不统一。
--这个事要搁下。把不同意见都听了后，有关职能部门再议，对这个事情再做些论证。
--只要列席代表提出不同意见，你们都要搁下？
--不一定，有些不。有些我们论证很充分的，或者他的意见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会上你就要给他解释，当场给他解释，有关部门给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他了解真实情况以后也会表示赞同。但是，第一，要充分听取他的意见；第二，要采纳其中合理的部分。
--有关部门的人也来列席？
--都来，以备咨询。相关单位也参加。比如我们要搬迁拆迁，涉及许多方面，搬迁企业、拆迁农民都可以来陈述，来发表意见。这实际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民主决策。
--这样大范围地征求意见，会不会人多嘴杂，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开成马拉松会议？
--不会。在此之前，分管区长必须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做到充分咨询，科学决策，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可行的方案，至少要有一个思路和操作方式，然后才拿到会上来。我们心里其实还是有谱的。
--你的意思是，由于决策必须过群众关，你们准备得特别充分？
--是。但是我们认为，尽管准备充分，在最后决策这一关还是要请我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党代表、党员代表来讨论，实际上也还是能够听到一些真知灼见，这样我们的决策就更扎实更科学了。
我并不完全以为然。我说，话是这么讲，但也只是你的说法而已，或者说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这些群众代表来，可能确实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呼声，但也可能只是发表他个人的观点。这是其一。其二，就算是人民群众的意见，也不一定就科学。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毕竟是两回事。部门负责人的意见也一样，可能正确可能不正确，他们可能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也可能是在维护部门利益。如果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们又该如之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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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第二章 夯实基础(6)
孙建成承认这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是一个考验。孙建成说，你作为领导，肯定要有一个较高的理论修养和一个较高的执政水平，另外还要熟悉情况，了然于心，否则对付不下来。因为群众代表在会上提出意见，你必须现场解答。就算他是少数派，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见，你不能置之不理。他提出了问题，行还是不行，做还是不做，我们马上就要做出决策。这就考验领导的胆识了。所以开放三会，有利于我们领导干部改进工作，对我们的能力也有提高。
我问，意见分歧时，领导要表态？
孙建成说，当然，尤其是一把手。总要有个结论嘛！
我想也是。如果领导不表态，事情就没有结果，那就成开神仙会了。但是这里面也有问题，就是"一言堂"的影响如何消除。我对孙建成说，你们以前开常务会，都是一把手说了算，现在虽然开放了，长期养成的习惯未必马上就改得过来。怕就怕民意代表也顺着你们的意思说，那可就变成了扩大的常务会，形式变了，性质照旧。
孙建成说，不会。因为在会上你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可以发表不同看法。而且领导的表态，只能在讨论后，不能在讨论前，不能先定调子。
--你们有没有奖励民意代表呢？比方说给点出场费或者奖金。
--没有，这主要体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做义工？
--完全是义务的。
--他们肯来吗？
--肯！可以和领导干部直接对话，反映社情民意，还有影响决策的可能性，谁愿意放弃这样的机会！
--要是说出真话，会不会被打击报复？
--不会，我们尊重他们。他们讲真话，也可能讲错，但老百姓能错到哪里去呢？最多有点不切实际，或者缺少整体观念。因此，不妨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不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就行。
--那倒不会。党和国家的利益是不会被损害的，损伤你们的面子却有可能。要是听了批评意见，你们把不高兴挂在脸上怎么办？
--不会的。我们听了这些意见之后，要给他们解释，他们不能接受那就下次再来。这就要求我们干部态度要好。因为这些群众代表是我们请来的。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好，群众就会有想法了。他们就会说：咋个？又不是我要来，是你请我来的。我的意见可能不对，那是我带来的信息不一定准确，你可以不听，但是你不能耍态度。你开放三会，不就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嘛！你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水平，没有这个肚量，你就不要搞！实际上，不管群众代表说什么，怎么说，本意都是好的，有什么听不得？一定要让他们自由地建言献策。
--长期以来，你们可都是关起门来说悄悄话的。现在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有什么感受吗？
--我个人的感受有三条。第一，开放三会，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让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评头论足，让更多的老百姓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甚至决策权，其实就是还权于民。这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二，开放三会，直接听取来自基层的声音，拉近了党委、人大、政府和群众的距离，也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第三，开放三会，把所有能够公开的都公开，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锻炼。它要求领导干部具备相应的理论素养、决策水平和分析判断能力，既不能独断专行，也不能人云亦云，听到风就是雨，而要吸收采纳科学合理的意见与建议。反正，"太平官"你是当不成的了，因为你只能月亮坝耍大刀──明砍（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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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第二章 夯实基础(7)
这话说得俏皮，也精彩。同时我也注意到孙建成提到了监督权。不过，开放三会，更多地还是解决了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的问题。确保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新都区其实另有高招。
三 群众的眼睛
廖仁松心平气和：干部是给群众打工的，当然该由他们来打分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与李仲彬的个性张扬、锋芒毕露相反，新都区委副书记廖仁松显得文静内敛，甚至不善言辞。他说话轻言细语，不紧不慢，并不主动倾诉，但也有问必答。廖仁松告诉我，新都区搞民主测评，已经三年了。当初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或者说很单纯，就是要解决一个干部的工作好坏谁说了算的问题。原来的干部考核，老百姓参与的比较少，搞测评的和被测评的都是官，通俗的说法叫"官评官"，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体现不出来。
我说，说白了就是自己给自己评功摆好，自己给自己打分。
廖仁松说，也不都是评功摆好，也有批评的。但不管表扬批评，都是当官的在说，老百姓没有发言权。我们就想，领导干部是干什么的？说到底，是给广大人民群众打工的。既然如此，我们干得好坏，就应该由广大人民群众来打分，起码要有一些群众代表来参加打分。所以在2003年，我们就在原来"官评官"的基础上略为扩大了一些范围，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来参加，一共好几百人。虽然官的比例减少了，但里面还是有官。
哦，掺沙子！但不知从哪里掺起。
廖仁松说，先从区上做起，对我们区上领导干部进行民主测评。
我问，测评些什么呢？
廖仁松说，这是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当时我们想，既然我们是在为老百姓做事，那么测评的内容就应该体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设定了工作能力、政策水平、精神状态、群众观念、调查研究、碰硬精神、办事效率、作风民主、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工作实绩等这些项目，一共11项。原来这些项目当中还有子项目，后来觉得不能这样分，还是简单点好。
这是对的。成百上千人来测评，当然宜粗不宜细。项目分得太细，一些群众代表就不知道怎样下笔了。
我又问，如何打分呢？优良中差还是百分制？
廖仁松说，好、中、差，三等，另加弃权。为什么要有"弃权"？因为领导干部分管的工作不一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熟悉他们，了解情况。你非要他评出好、中、差来，肯定不客观。所以就给大家说，你了解，你就选择好、中、差；不了解，你就弃权。结果第一次测评时，弃权票就相对多一些。
我说，这不是坏事。这说明大家都很负责，总比不负责任乱打分好。
廖仁松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测评完了过后，我们自己也认为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测评的结果，是按照惯例由组织系统内部掌握呢，还是向老百姓公开呢？
是啊，公开还是不公开，这对他们的基层民主建设可是一个考验。就像哈姆雷特说过的那样：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
廖仁松说，当时一部分意见认为应该公开，一部分意见觉得不公开好。主张不公开的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是第一次，大家不一定拿得稳。再就是有些领导干部某一项好票少一点，或者差票多一点。如果公布出去，有些人就担心会不会影响领导在群众中的威望威信，会不会挫伤积极性。反复讨论没有结果。仲彬书记就采取先党内后党外的办法，最先在常委会上，后来在全委会上，就把票数公布了。全委会上多数同志认为，既然请了老百姓来给你们投票，老百姓有权知道这种结果。人大、政协也是这个意见。于是就在报纸、电视公布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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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第二章 夯实基础(8)
我问，向全区公布？
廖仁松说，对，向全区公布。
我又问，完全公开？
廖仁松说，对，完全公开，所有老百姓都知道。
--公布出去以后怎么样呢？
--公布出去以后，就有了新的问题。既然你请了老百姓来划票，这就等于是征求意见了。如果某一项差票多，就说明老百姓意见大，说明你本人和领导班子存在突出问题，你就要向老百姓作个交代。所以公布的第二天，我们就进行自我剖析，由电视直播。同一时间，全区60万人都看到，有11位领导同志在电视上作检讨，分析原因，作出承诺，保证改进。整个新都区对这件事反响非常强烈，街头巷尾议论纷纷，都说领导干部自我检讨的意识强了，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第一次民主测评初见成效，我们就开始推进……
--把"官评官"彻底变成"民评官"？
--对。当然也有一个过程。第二次民主测评时，所有的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全部参加。党代表300多人，人民代表200多人，政协委员200多人，加上去有700多人。其中人民代表和党代表之间有交叉，另外人民代表和党代表中的领导干部不能参加，大概总共就是五六百人。然后就是我们所有的村、社区的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社区主任，部分生产合作社的社长、机关干部的代表、农村一般群众的代表、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各方面知名人士的代表等，这样加起来就是1 047人。第三次的人数就更多了，1 299人，代表的方面和人数都增加了。同时，不但区级领导干部不参加，就连局级领导干部、乡镇党委书记、镇长也不参加，"官评官"彻底变成了"民评官"。
这也可以算得上是"快速的渐进式改革"了。不过我更关心他们的具体操作方式。比方说，怎样填票，怎样投票，怎样计票，等等。不能小看这些细节。对于基层民主建设来说，细节往往决定成败。
廖仁松告诉我，填票是每人一个小桌，完全隔开，独立思考。刚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独立填票，我们的测评是分批进行的。后来，我们利用双休日，借学校的操场和课桌，就可以上千人同时进行。投票和选举一样，有投票箱。计票用微机。我们在微机上做了软件，培训了一批素质好的工作骨干，用电脑去计票，全过程在纪检部门和媒体的监督下操作，组织部门不参加。
我问，当场公布结果吗？
廖仁松说，当场公布。
我又问，做排行榜吗？
廖仁松说，那倒没有。
我看过他们2005年的测评结果。17个领导干部，11项测评内容，每个人每个项目都有差票。一把手李仲彬，工作能力差票12张，政策水平差票17张，精神状态差票3张，群众观念差票10张，调查研究差票23张，碰硬精神差票4张，办事效率差票8张，作风民主差票72张，以身作则差票8张，清正廉洁差票7张，工作实绩差票6张。差票最多的一位，工作能力差票50张，政策水平差票37张，精神状态差票33张，群众观念差票66张，调查研究差票45张，碰硬精神差票51张，办事效率差票46张，作风民主差票44张，以身作则差票55张，清正廉洁差票62张，工作实绩差票36张。作风民主这一项，差票名列榜首的是李仲彬。
这就奇怪了。上千人来给17位区级领导打分，他们都了解情况吗？
廖仁松说，第一次的时候，确实很多人不太了解，所以弃权票就多。后来大家习惯了民主测评，平时就比较关心注意了。何况每次测评前，每个领导都要到电视台的演播厅去述职，现场直播，提前通知广大群众和领导干部收看。另外报纸也要把区级领导干部的述职报告全部登出来。新都区的报纸是机关的内部刊物，是赠阅的。我们就加大批量印刷，发到所有的乡镇、社区、单位，大家都来看。提前一个星期登，让大家认真去思考。这样，请你来测评的时候，你就会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了。所以第三次的弃权票就比前两次少得多。测评完了就通报，然后就上电视剖析。这种方式，所有的区级领导都已经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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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第二章 夯实基础(9)
我问，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也都习惯了？
廖仁松说，都习惯了。
我又问，不能到会的群众呢？
廖仁松说，他会委托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表达他们的意愿，有的还会找上门去反映情况。大家的认同程度、接受程度、积极性都越来越高。
我说，你们可以推而广之了。
廖仁松说，正是这样。于是我们就扩大了范围，单位、乡镇、村，都如法办理。区级领导干部的民主测评是在七八月份进行，乡镇的是在年底。乡镇这一级就更好搞了，因为本来就是我们的管理对象。区级领导干部民主测评的结果只能供上级组织部门参考，乡镇干部民主测评的结果就要兑现。有一个镇的副镇长，差票超过了三分之一……
我说且慢，什么叫做差票超过三分之一？你们不是有11个项目吗？是每个项目的差票都超过三分之一，还是平均？
廖仁松说，乡镇干部的民主测评多一项，综合评价。如果这一项差票超过三分之一，就要处理。于是我们就给这个副镇长做工作，要不你辞职，要不停职，总之结果要运用。当时他就主动辞职了。
我说，动真格了。
廖仁松说，老百姓也这样认为，觉得我们是动了真格，不是来"呵"（哄骗）他们的，在领导干部当中震撼也比较强。仲彬书记就讲，上一次你在电视上给老百姓讲的是那个缺点，下一次你还是那个缺点，你就不能交账了。不能给老百姓交账，你肯定不行了。另外你给老百姓不能说大话，不能说套话，只能说老百姓关心的事件，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如果你说了大话、套话，老百姓说你是个嘴壳子。你讲的话不落实，不关心老百姓，老百姓就不承认你。老百姓不满意，不拥护，不支持，你就干不下去。以前，我们都是对上负责的，现在也要对下负责了。当然，对上负责、对下负责是一致的，因为党就要求你对下负责。
这当然很对。不过民主测评也好，差票超过三分之一就要下课也好，都只是事后监督。那么事前呢？事前岂非更应加强监督，小心谨慎，以防用人失察？要知道，一个领导干部不称职，人民群众不满意，虽然可以用民主测评的方式请他"另谋高就"，但毕竟是"亡羊补牢"。耽误的时间，耽误的工作，可是补不回来了。实际上，对于干部的管理来说，任用远比考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新都区又有什么创造性的作为？
这就必须弄清楚另外两件事：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
四 凤凰涅槃
麻渝生：我们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就是放弃自己的部门利益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新都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麻渝生让我想起了两句诗："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位基层干部稳重沉着，毫不张扬，说话不多但很有分量。麻渝生说，他常思考：组织部门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如果说改革就是一场革命，那么首先应该革谁的命？他是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才和仲彬书记一起来推进新都基层民主建设的。
新都区基层民主建设的总体情况，我已经和李仲彬谈过了，现在很想听麻渝生专门谈谈全委票决的事情。
麻渝生说，全委会票决这个事，是不能就事论事的。如果单讲票决，就讲不到位。实际上它是整个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当中的一环。这个过程从2001年李仲彬同志提出"阳光政府"理念以后，就起步了。到2003年，仲彬书记提出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想法，我们组织部就按照这种想法来操作，来贯彻执行。最初是在学校公选校长。它不是现在公选校长的一般意义，也不是后来我们直选校长的模式，实际上是公开选拔和直接选举两种模式结合在一起的雏形。后来又推进到直选校长和公推直选书记。这样一路实验下来，到2003年12月7日，就公推直选了第一个镇党委书记──木兰镇党委书记；2004年上半年，又在三十几个行政村试点的基础上，对299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了差额直选。随后我们分四批，到今年3月为止， 11个镇的党委书记全部实行公推直选。乡镇这一块干部的任用，已经是全新的模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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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第二章 夯实基础(10)
我问，是不是到了这个时候，机关、部门干部的任用就成了问题？
麻渝生说，是。按照过去常规的干部任用方式，有许多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跑官要官，眼睛向上，跑"部"前"晋"。这个问题不解决，后患无穷。正好当时也遇到了一个难题。2003年上半年，市上给了我们3个助理巡视员的名额。按照常规的做法，是组织部先提出方案，通过考察，提出建议，上会通过以后，就可以上报。但当时的情况，是只有3个名额，却有14人符合条件，你说报谁，又不报谁？让我们组织部来判断，确实很难。仲彬同志也刚当书记，他就决定在全委会上票决。麻渝生说，根据自己的观察，仲彬同志是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推进接下来要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其实干部的任用，中央和中组部是有规定的，应该在常委会上票决，县以上的主官要全委会票决，全委会闭会期间，需要征求委员的意见。像我们这样，既是全委票决，又是差额票决，票决的还是助理巡视员的上报人选，这样的事情，中央没有具体规定，也没有人这么做过，我们算是第一个吃了螃蟹。
我说，但是你们却做了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事情。
麻渝生说，这个确实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这以后，我们逐步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换届后任命的20个局长，我们都进行了票决。接下来我们取消了书记办公会，常委会也只是讨论议题，由全委会来决定和讨论全区的重大事项。我们的干部任用也都在全委会上进行票决了。
这就又迈出了一大步。因此我急于知道他们的具体做法。
麻渝生却胸有成竹，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我，在干部的任用上，有两个问题是很敏感的，也是很关键的：一是谁提人选，也叫"初始提名权"；二是怎么票决，也就是表决程序如何设计。
话音刚落，我立即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因为麻渝生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涉及提名权，第二个涉及表决权，但都涉及程序的公正性问题。对于法治社会而言，程序公正是比实质正义更重要的东西。没有程序公正，就没有实质正义。如果程序做了手脚，有了猫腻，实质正义最终就会是一句空话。看来这位麻部长非同一般。他虽然说话不多，语气平和，神态安闲，却字字句句点到了穴位。
麻渝生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继续往下说。麻渝生告诉我，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基层来讲，区县这一级是组织部有什么想法，或者分管的副书记有什么想法，再听听其他领导的想法，根据这些想法商量一个方案，提出最后人选。也就是说，初始人选的提名权，按照规定应该是在组织部。但是在实际运作当中，并不完全是组织部说了算，起码要一把手同意，这个初始提名才能提出来，才能到单位去推荐，才能进行后面的程序。正因为初始提名权很关键，所以我们很多干部被提拔以后，出了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出在考察这个程序，而是出在初始提名的这个环节。这一块出了问题后，后面的程序再怎么正规，程序再怎么完善，都有问题。因为一个地方的书记说了话，组织部是很难改变的，除非是特别不行的，明显有问题的。但是有些人选在能力方面还不太适应这个工作岗位，感觉不是很好的，这样的初始提名就不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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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第二章 夯实基础(11)
我马上明白了。他们的改革，一定是从初始提名权入手。
果然，麻渝生告诉我，在李仲彬的倡导下，他们就把初始提名权的问题提出来了。麻渝生说，我们改革初始提名有个过程。最初是让全委会来推荐。持续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有问题，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就进一步改进。
我问，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
麻渝生说，先把空缺的职位通过文件、报纸、电视等形式向全区公示，符合条件的就来报名。报名有一个截止日期，而且规定报名者至少要有四人。
我问，如果不足四人呢？
麻渝生说，就取消这个职位的选拔，过一段时间再说。比如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现在就是空缺的，因为当时只有两个人报名。
我又问，不耽误工作吗？
麻渝生说，每个单位都有副职。职位空缺的时候，由副职主持工作。
我再问，如果报名的有四个或四个以上呢？
麻渝生说，先由我们的考评小组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接着演讲，再由考评小组打分，然后前三名进入考察、推荐等程序。
我打住麻渝生，且慢！你刚才说，报名的人，要有四个或四个以上才进行考评，但进入考察、推荐、票决程序的却只有前三名。也就是说，考评小组至少要淘汰一个人，是不是？
麻渝生说，是。
我说，那么考评小组也是一个关键或者关口了。如果这里面有猫腻，同样导致腐败。请问考评小组由哪些人组成，他们又如何进行考评？
麻渝生笑了一下说，考评组由七人组成。管党副书记，组织部长，政府一个副区长，人大一个副主任，政协一个副主席，民主党派一人，还有就是职位空缺单位的中层干部一个，这样组成一个考评组。
我问，人员是固定的吗？
麻渝生说，管党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是常任，其他人随机。
我说，哦，两个"常任理事"，五个"非常任理事"。
我又问，考评方式呢？
麻渝生说，参选人面对考评组成员演讲，考评组成员对参选人的演讲进行打分。演讲的内容包括：他为什么要去担任这个职务，怎么去当？他的思路是什么？他当了以后怎么干？做什么事情？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考察这个干部对这项工作的理解、思路、规划和施政方略。我们考评组经过思考，给他打一个分。
我问，考评组成员每个人都打一个分数吗？
麻渝生说，每个人都打。
我又问，当场打吗？
麻渝生说，当场打。
我再问，分数公布吗？
麻渝生说，马上现场公布，直接告诉他是多少分。
我又问，是公布所有的分数呢，还是公布平均分？
麻渝生说，平均分。但为了公平起见，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高分低分为什么要去掉呢？就是为了避免带有个人色彩，特别对他好或者是特别对他不好。这个平均分数就真实地反映对这个人的真实评价。
我问，然后呢？
麻渝生说，然后就把前三名又拿到他工作的原单位搞民主推荐。按照省委的要求，民主推荐必须超过50％。只有超过50％，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程序。然后按照干部任用的条件进行考察和测评。这些程序结束后，我们组织部开会，有的地方叫部务会，我们叫办公会，再征求纪委的意见。纪委没有意见，就上全委会票决，从三个里面决出一个来，条件是票数必须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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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第二章 夯实基础(12)
我问，能决出来吗？
麻渝生说，一般来讲，应该能够决出来。比如我们选拔规划局长，三人上会，其中一人一次过半，就定下来了。但也有意外。选拔民宗局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也是三人上会，27位委员投票，结果是每人各得9张。原来我们的设想，是万一谁都不过半，就在前两名当中再票决一次。但是这回不行，都是9票。没有前两名，这样谁都没有当成。
我笑，你们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麻渝生也笑。他说，麻烦是麻烦一点，但是很必要。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程序设计，才能解决干部任用中很多敏感的问题，防止容易出现的弊病，比方说个人说了算，或者说少数说了算。我们有个规定，叫"凡提必差"，也就是但凡提拔，必须差额，当时我们叫三差额：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票决。后来又形成了一系列的程序，即公开职位，自愿报名，资格审查，演讲考评，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征求意见，上会票决。乡镇干部可以公推直选，机关这块不行，就用这一整套程序来体现公开、公平、公正，防患于未然。说得形象一点，过去是"伯乐相马"，现在是"疆场赛马"，起码在这一小块地方能够赛出好马。
我说，但这对你们组织部来说，似乎没什么好处。事情变多了，权力变小了，可以说是"车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你们为什么还要做？
麻渝生说，他的想法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好，说穿了就是一场革命。革命革命，总是要革一部分人的命。战争年代我们革反动派的命，改革时期我们革自己的命。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胸怀，有这个胆量，来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民意。当然，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不管是革谁的命都很痛苦，但我们的态度是乐观的、积极的。因为组织部本身是党委的一个部门，它的使命就是要建设好我们这个党，而不是保留组织赋予的权利。实际上，某些人强调保密，他们要保的，并不是党的秘密，而是自己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并不是组织部门自身所有的，而是党组织根据工作的需要赋予我们的。随着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的进步，每一个部门的职能也应该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就影响了权利的分配。组织部门不能因为有了变化，就固守我们这种权利，把实质意义上的党的建设放于一边。这不是组织部所应有的使命。我们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就是放弃自己的部门利益，来加强我们党的建设，选好我们的干部，管好我们的组织。所以我们在一定的场合讲，我们新都区组织部的职能已经转换，就是组织党员选举干部，简称"组织部"。这就回到组织部的本来意义上了。这样，我们组织部的视野就会更加扩大，就能更有力地推进党内民主。因为党内的民主，首先体现在干部任用上。没有用人的民主，其他民主都将失去基础，沦为空谈。麻渝生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就说得再透彻不过了，而且堪称凤凰涅槃。我不禁对新都区的领导干部们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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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第三章 再造生机(1)
第三章
再造生机
一、权力与权威
谢述钧：工商局引进ISO9001-2000标准
2005年8月30日，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办公室。
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谢述钧1951出生，当过厂长、区长、市经委主任、质量监督局局长。不过，搞工业出身的他似乎更像一个读书人，还有一点书生意气。谢述钧爱读书，爱学习，爱琢磨事情，爱讨论问题，性格活泼开朗，说话风趣幽默。我们一坐下来，他就和我摆龙门阵。谢述钧说，成都人有句口头禅，叫"不存在"。比如你向别人道谢或道歉，别的地方都说"不客气"或者"没关系"，只有成都人说"不存在"。其实，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不存在"，也就是没有这个事情。比如你说"麻烦你了"，我说"不存在"，就是你没有给我添麻烦。另一个是"不承载"（成都话"不承载"和"不存在"同音），也就是"不能担当"。比如你说"太谢谢了"，我说"不承载"，就是不敢当、担待不起、折杀我也的意思。两个意思都说得通。
于是我就笑问，你们这个"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或者"承载"还是"不承载"呢？
谢述钧笑，说当然"存在"，也"承载"。承载什么呢？承载提供高品质服务的功能。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行政管理是属于服务业的，是第三产业。因为它服务社会呀！既然是产业，就有产品。我们产品是什么？就是服务。我们的服务对象，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是我们的顾客。面对顾客你应该怎么做？很简单，就是要以他的关注点作为我们的关注点。
我说，这可是一个重要的观念转变。以前，公民和社会组织是围着政府转的。政府要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政府不让他做什么，他就不能做什么。尤其是企业，他得整天琢磨政府怎么想。既要琢磨市场，又要琢磨政府，实在不容易。现在，政府要反过来替他们想了，这个转变了不得。
谢述钧说，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关键的一条就是观念要转变。我有一个看法，不一定正确，就是观念和理念有些不一样。观念是很多人形成的一个共识，理念则是个人的。我不强加于人，也不需要别人来认可，这个就是理念。政府是公共部门，他要转变的，就是观念，也可以说是"官念"。
我说，请问观念如何转化为行动？
谢述钧说，引进ISO9001-2000标准。
我问，什么叫ISO9001-2000标准？
谢述钧说，就是企业对产品质量的一种检测标准，也叫"九千标准"。我是搞工业出身的，深知产品的检测必须有一个标准，不管你的产品是什么，无论是某种东西还是某种服务。所以，我在质量监督局工作的时候，就想把这个标准用在政府管理上，从2003年11月份起，就在工商局搞起来。
--为什么一定要搞这玩意？
--因为"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必须把规范问题解决好。服务是观念问题，规范是制度问题。只有制度才能保证服务质量的水准。
--以前难道就没有相关制度吗？
--有是有，不规范。过去也有一些考核标准，但是主观的成分太多。比如一个办事员，他的工作好不好，凭什么打分呢？凭印象。
--我同意规范要有标准，甚至同意规范就是指它的标准。但它也可以是一种比较通俗易懂的、使用中国名字的标准，为什么一定要ISO9001-2000这样一个说起来都拗口的标准呢？
--因为它科学呀！所谓"科学"，就是一定的程序必然产生一定的结果，相同的程序必然产生相同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叫玄学，或者是宗教。宗教也有一套程序，但不保证相同的结果。你按照那一套修炼，最后未必成佛。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管理和检测，当然不能这样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套科学的检测标准和科学的操作方式，那样效果才会相同。服务标准相同，才能保证优质；考核标准相同，才能保证公平。
--科学当然不错，但也要可操作才行。你们那个ISO9001-2000标准，像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就看不懂。你们那一摞一摞的文件手册，我看了以后一个头有两个大。你自己有那么高的水平，你下面的工作人员都能弄明白吗？如果弄不明白，还可以执行吗？
--当然可执行。为什么行？因为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定出质量方针，然后把各项工作的职域切割开，相当于企业的若干个车间。切开以后，找到交叉点和交汇点，联成一个系统，各自为战，各司其职。也就是说，定出了职域，就定出了岗位；定出了岗位，就定出了职责；定出了职责，就定出了标准。处长、副处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清清楚楚。这就叫责任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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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第三章 再造生机(2)
--分解了又怎么样呢？
--每个人在自己的程序上只记很少东西，并不要求像专家一样通读ISO9001-2000标准。我们是一个组织，组织的作用就是可以把个人能力无限放大。作为组织中的个人，你只要了解总体目标是什么，服务要求是什么，构成结果是什么，多读几次就记得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这个什么ISO9001-2000标准虽然看起来神秘兮兮（反正我是一念就头疼），实际执行起来其实很简单？
--比以前简单得多。比如我是一个信访员，事情来了，领导没有批示，没有交代，以前就没法办理，现在就不成问题。又比如办营业执照，以前就是材料齐全，也还要复核，有时还要给领导看，现在不用了，岂不简单？
--为什么？
--因为职责分明。每个职务，每个岗位，在什么时间什么范围，该做什么事，能做什么事，全部规定得一清二楚，用不着事事都要领导签字。
--那又怎么样？
--程序简化了，效率提高了。过去办证六七天，现在最多一个小时，当场办理的比例达到了80％－90％。
--这当然好，但也有个问题。如果是其他"清水衙门"，搞这一套还可以理解，因为至少可以不像以前那么累。你们工商局过去可是一个权力机构，证件你想给谁就给谁，现在恐怕就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了吧？
--当然没有。不但不能想给谁就给谁，不想给谁就不给谁，而且不能想什么时候给就什么时候给。我们做的流程改革，一是简化，二是规范化。所谓"规范化"，就是明确规定什么事情你必须做，必须在什么时间之内做完。不做，或者在规定的时间内没做完，别人就要投诉你，我们也要查验你。
--规定得死死的？
--规定得死死的。
--你们不是总说什么"政策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吗？
--我的观点是，作为一般工作人员，重要的是掌握原则性；作为领导干部，重要的是掌握灵活性。因为领导有个决策问题，那就应该灵活一点。如果领导也只讲原则，那就死了，改革进行不了啦！至于一般工作人员，必须按原则办事。他们也灵活，就没有规范了。
--那你们的饭局岂不是少了很多？
--服务观念改变以后，就不觉得那饭吃得很享受。他会觉得那是件耻辱的事情。分内的事情做不好，还要人家请客，不丢人吗？
--那什么光荣？
--服务对象的满意是我们的标准，也是我们的光荣。如果行政机关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着想，那这个标准就建立起来了啊！
--权力没有了，你们还有权威吗？
--最具有权威性的是科学，科学的权威高于行政的权力。但是科学的东西需要社会的认同，而且这个认同最后会变成整体的行为。比如我们搞这个标准，好多人都问我：局长，请问你这个模式用在政府部门怎么行？我说，请问我们是什么局？工商局！工商局是管什么的？管企业的。如果你不懂企业的标准管理，不懂ISO9001-2000，你怎么管人家？至少，我们懂了之后，就有利于对企业的指导，也很能理解企业。后来大家都承认了。把ISO9001-2000标准一学，懂了那套管理模式，工商行政管理的权威性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这倒是我不曾想到的。科学的管理模式，科学的检测标准，不但没有降低政府行政部门的威望，反倒提高了它的权威。看来，我们确实应该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但是，谢述钧说的事，我认为还是有特殊性。他们是工商局。工商局管企业，自然不妨运用企业的质量检测标准，其他局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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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第三章 再造生机(3)
二 细节决定成败
李兆林：欢迎我进公安局
2005年8月30日，成都市公安局会议室。
成都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李兆林是一个标准的山东大汉，身材魁伟，声音洪亮，阳刚气十足。他生在辽宁，长在四川，当过知识青年、保卫干部、交管局长，长期在公安部门工作，经验丰富，熟悉情况，关心下级。他当交通管理局局长的时候立了个规矩，每天下班高峰期，机关干部要上街协助维持秩序；春节期间，在机关工作的民警要上岗值勤，让一年四季风吹日晒的交警能够回家过年。前一种做法解决了高峰期警力不足的问题，后一种做法体现了对一线干警的体贴关怀。而且，机关民警下基层，既能体验生活，又能密切联系，实在是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和多赢的方案。
李兆林和我同庚，都是1947年生人。同龄人说话随便。李兆林刚表示完欢迎，我就开玩笑说，你们是欢迎，我可不想来。只因为你们是"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试点单位，不想来也得来。
李兆林问我，为什么不想来？
我说，我的观点，有两个地方，最好一生都不要去，一个是医院，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公安局。
大家都笑。
李兆林也笑。他说，你这个观点没有与时俱进。现在人们的理念发生改变了。过去是有病才上医院，现在是为了保健。我们每年都应该去体检，预防身体的疾病。医院的职能变了，上医院的人也变了，不是只有病人才去。
我说，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我们确实可能有病没病都上医院，但不会有人有事没事都进公安局。进公安局干什么？也保健？
李兆林说，公安机关当然并不保健，但不等于没有服务职能。过去人们的理解非常狭隘，好像警察就是抓坏人的。实际上，警察最先的产生，还是服务于群众。比方说以前的更夫，就是巡警的原始状态。他的职能也就是提醒大家防火防盗这些。警察制度就是这样逐渐演变过来的。其实公安机关除了有刑事司法的职能，还有行政管理的职能。
我追问，刑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两大职能？
李兆林说，对。行政管理当中，又有相当大的一块是社会管理。所以，公安机关也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群众的。
我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管理就是服务"？
李兆林说，管理不光是服务。如果管理就是服务，那就应该叫服务不该叫管理。管理其实是两大职能，一是把关，二是服务。把关就是管，服务就是理，合起来叫管理。就像法律和纪律，合起来叫法纪。法律和纪律有什么用？对守法守纪的人一点作用都没有，只有对不守法的人才要把关。那么，到我们公安机关办事的人，比如办户口办驾照，有多少不合法的？没有多少，大多数都合法。这样一看，我们整个职能都要转变，就主要是服务了。
我说，哦，原来你们并不是只抓坏人。不过我这个人比较胆小，看不得穿制服的人。你们这身制服，可能女孩子看着觉得挺帅，我看着却是发憷。你想，穿着制服干什么？不就是要制服别人么？
大家又笑。
李兆林也笑，说制服还是要穿的，看惯了就亲切了。不过有些地方，能改还是要改，主要是从理念上改进。比如我们成都市的车辆管理所，管理硬件和服务理念都是最好的，是公认的全国最好的车管所。车管所进去两个大厅，一个车辆管理大厅，一个驾驶员管理大厅。刚修好的时候，我去看，就把"管理"两个字全部去掉，换成"服务"，叫"服务大厅"。因为来这里上照、年检的车，99％以上是合法的，把关的事情并不多，主要的职能就是服务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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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第三章 再造生机(4)
我说，管理换成服务，等于换了制服，亲切多了。还有吗？
李兆林说，装修设计也充分地人性化，让人感觉一进去你就是主人。我们的工作服务台是开放式的，而且比较低。民警在里面坐着办公，群众在外面坐着办事，大家都坐一样的椅子，首先在形式上就给你平等的感觉。
我说，啊，平起平坐！这个平台好，这才叫平台！既然是"平台"，那就要"平"嘛！过去那种窗口实在不敢恭维。民警坐在里面，高高在上；群众站在外面，踮起脚尖才能把材料递进去。双方隔着玻璃说话，冷冰冰的，那感觉真像是进了当铺。不过人民群众更关心的，恐怕还是高效和廉洁。态度再好，事办不好，甚至贪赃枉法，那就不是"勤政爱民"，是"笑里藏刀"了。
李兆林说，这确实是个问题。谁都知道，车管所是全国最容易出事的地方。那里面油水大啊！有什么办法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做到任何人都不能违纪，不敢违纪，不愿违纪。
我问，怎么不能？
李兆林说，全部实行计算机管理。比如年检，汽车刹车不灵，电脑马上就显示出来，谁都看得见，谁也改变不了，谁也做不了手脚。灯光调节不对，微机马上报警，大家都听见了，想勾兑也来不及。
我说，这倒是，机器它不舞弊，也不会舞弊。问题是你们管理的项目那么多，就一个漏洞都没有？
李兆林说，一个都没有。我说两个比较容易腐败的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考驾照，先要考交通规则。我们的办法，是实行无纸化考试，都在电脑上考。时间一到，电脑自动终止，而且马上就把分打出来，连监考官和阅卷人都没有，怎么作弊？又比如桩考。你倒车，红外线桩考仪检测，电脑记录，自动显示，考完给你一张成绩单，没有一个人在那里，你找谁勾兑？
我问，难道就没有由考官来考的吗？
李兆林说，有，但你必须要到计算机上去抽签。抽到哪个考官考你，哪个就考你。抽签结果当天有效，超过当天就得重新来选。另外现场还有协考员，监督考官。考试结果也通过电脑，当时就能显示出来，既公正，还快捷。选号牌也是电脑操作。你拿到单，到一个计算机那里一按，就会出来5个号码。尾数是4的大家不喜欢，预先已经去掉了。这样5个号里总有一个你喜欢的。然后你一按屏幕，就有了你选中的、喜欢的号，然后就拿这个去上牌。这样既提高效率，也保证公平，还防止腐败。
我又问，车检也这样？
李兆林说，也这样，但多了个服务内容，就是调校。比方说你开车来了，你灯光不对，刹车不行，这就要有人给你服务，帮你把车调校好，否则你过不了关。这项服务，过去我们都要收费的，这也很正常。
我同意很正常，有偿服务嘛！
李兆林说，但是我们现在改了。免费调，无偿服务，保证让你安全上路。
我说，那你们少收了多少修车费？
李兆林说，每年3 000万吧！
我问，不心疼吗？
李兆林说，不心疼。表面上看，我们是少了一份收入，或者说，是多了一份开支。但是我们得到了民心，它的价值远远大于3 000万。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量化，多长，多宽，多高，多大，多重，包括时间、空间，都可以量化。但人心不可量化，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没有办法量化，所以是最可贵的。如果我们都在"赢小利"上斤斤计较，忽视了人心民意，那就是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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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第三章 再造生机(5)
我点头不语。我觉得他的话真是讲得大气磅礴。
李兆林接着说，所以我们很多可以合理收费的都不收。比如复印资料，就是免费。我再举个例子。车管所进门的右边有一个停车场，大概能停近千辆车。如果要收费，也是天经地义的。我们投资这么大，征了那么多地，收你2元、3元的也不算过分。一辆车收2元钱，一天6000~7000辆次，一年下来不就是好几百万了？而且收来的钱，可以作一般收费，甚至不进财政。就算我们不收，也可以承包给某个公司。但现在是免费。我们的态度是，但凡可收可不收的费用，一律不收！为什么呢？因为你到我这里来，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我们就要全方位、全功能地为你服务，而且要保证最好。那么一点小钱，收它干什么！
我拍案叫好。叫好，不仅因为他们的亲民，更因为他们的大气。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得天下，就不要害怕打碎坛坛罐罐，就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也就不会在乎一元两元的小钱。这个气派我喜欢。
不过光是大气还不够。历来成大业者，无不大气而精细。大气，不是大大咧咧；精细，也不是斤斤计较。所谓"大气而精细"，实际上是"大而不粗"，既豁达大度，又注重细节。成都市公安局就是这样，他们的"规范化"是从最简单的细节抓起的。民警接到任何一个电话，第一句话一定是：你好，我是成都市公安局某某单位，有什么事请讲。新民警第一次培训，就从说这句话做起。李兆林说，这看起来是小事，实际上代表了政府的形象。"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不是一句空话，它是由一个一个细节来实现的。细节决定成败。
其实，纵观成都市公安局所做的一切，哪一个不关乎细节？管理大厅的改名，服务平台的设计，车牌号去掉尾数是4的再输入电脑，年检时的免费调校，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他们为民服务的无微不至和良苦用心。李兆林告诉我，他们甚至专门请了五星级宾馆的老总来给全体民警上课，讲五星级的服务标准，还派民警穿便衣到宾馆去参观和上班，亲自体验。如果不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怎么可能想得这么细致，这么周到？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我问李兆林，前面你说过，管理并不就是服务，还有把关。你们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以后，还把关吗？
李兆林说，当然还有把关的职能，但要弄清楚三个问题：哪些关要把？怎么把？为什么要把？比如建停车场，我看就不该把关。停车场本来就紧缺，有人愿意建，有人愿意停，你管他干什么？备个案就行了。当然，我说的是院内停车场，不是路边的。路边是公共资源，不能随便乱停车，这个就要把关。至于停车费，由物价部门核准就是。甚至我觉得物价部门都不该去核，应该由市场调节，但必须明码实价。也就是说，应该由原来的审批改成事后和过程中的服务。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把关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
李兆林说，也可以这样理解。对于我们公安机关来说，把关的标准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这件事对社会和他人有没有或者会不会造成危害。有危害的，坚决禁止；没危害的，绿灯放行。比如毒品，肯定不能让他运，也不能让他卖。如果不涉及法律，只是道德问题，那就不该去管。比如非婚生子女，就要给人家上户口。这里面虽然有过错，但有过错不是孩子，孩子是无辜的。再说了，你不给他上户口，你就是自己放弃管理。所以，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该管的一点都不能放，合法的就应该提供无条件，全方位，最快捷、最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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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第三章 再造生机(6)
好一个"无条件，全方位，最快捷、最优质的服务"。看来，公安局是想到了，也正在做。其他局呢？
三 丢卒保车
蓝成璋：市政公用局一定要把不该做的都丢掉
2005年9月1日，成都市市政公用局局长办公室。
市政公用局局长蓝成璋慈眉善眼，和蔼可亲，有着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形象。这很适合他目前担任的这个角色。蓝成璋说，在政府的四大职能中，我们局是最能直接体现"公共服务"这个职能的。我们这个局，叫市政公用局。市政包括桥梁、道路、管网、各种市政设施；公用包括"三水"（雨水、污水、自来水）、"两电"（工业用电、民用电）、"一气"（天然气），还有公交车、出租车。总而言之，吃喝拉撒睡，婆婆妈妈。
我看着蓝成璋的满面笑容，心里想着他这"婆婆"怎么当。
蓝成璋说，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面向社会大众提供公共产品。所以我们局搞"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减少手续，二是提高质量。这两件事，第二件又比第一件重要。减少时间，减少环节，提高效率，这些都很重要，但更重要还是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比如我们管着自来水，水质好不好？能不能打开龙头就喝？这才是老百姓更关心的。
我问，那么怎样才能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蓝成璋说，首先要做到公平、正义，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
说到这里，电话铃响了，是一家颇有影响的外资企业打来的。对方说，有一个公交车站设在他们门口，给他们带来了不便，因此企业领导想来拜访一下蓝局长。蓝成璋说，拜访就不必了。每个城市都不能没有公交车站和公共厕所，可是谁也不愿意设在自己门口。这个事情真的不好办。当然，如果你们的情况确实特殊，这个公交车站确实影响了我们成都的经济发展，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不过，这也不是我蓝成璋一个人说了算的，得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解决。所以还是请你们先打个报告送来。这事秘书就能办，就不劳领导的大驾了。啥子？领导一定要来？用不着嘛！又不是卫星上天。
我在旁边听着，心想这位"弥勒佛"还是很有原则的，话说得也得体。如果是我，只怕就会说：你们这个不愿意，那个有意见，总不能把全市的公交车站和公共厕所都放到我们局门口吧？
蓝成璋坐回原位，问我：说到哪里了？
我说，公平正义。
蓝成璋说，要做到公平正义，就必须打破垄断。过去我们的自来水、天然气全是垄断的，是政府在经营。说不好听，就是政府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社会上的其他经济组织，怎么可能和政府在一个平台上竞争？竞争的平台如果不公平，那就不可能和谐。所以构建立和谐社会，必须政企分开。
政企分开这话，也是耳熟能详的了，且看他怎么往下说。
蓝成璋说，所以我们就把政府直接管的公司分离出去。过去这些公司都是政企不分的，公司领导就是局领导，一个人又当局长又当董事长。现在不行了，要当董事长就不要当局长，甚至不要当公务员。比如兴蓉公司，它是"城建口"十大公司当中的一个。它的董事长原来是公务员，现在不是了。我们公用局有一个副局长，到燃气公司当董事长，就免去副局长职务。燃气公司以前是国家的，现在卖了49％，引进了外资，这样它就完全企业化了。自来水公司也分出去了，由公司自己去依法经营。当然，政府还控股，但不直接操作。这是个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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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第三章 再造生机(7)
我问，进步的结果怎么样呢？
蓝成璋说，结果是资金也活了，管理也先进了，政府也能腾出手来做点别的事了。或者说，做它该做的事情去了。以前我们局还有房地产公司、酒店。现在我们把房地产公司注销掉，酒店也卖了，就是我觉得应该干点正事。一个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不要自己去赚什么钱，开什么店，什么都搞，什么都管。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一定要把政府职能部门不该做的都丢掉，才能集中精力在你执政范围内做好该做的事情。
我说，对不起，你们市政公用局可是个"婆婆妈妈局"。你们管的，可都是很具体的、必须由企业来做的事情。过去直接管公司，管企业，当然有事可做，恐怕还忙不过来。现在不管了，又干什么？难道教我们吃喝拉撒睡不成？
蓝成璋说，你的吃喝拉撒睡当然不用我教，但吃喝拉撒睡作为行业，还是要有人来宏观管理。我们就是这些行业的宏观管理部门。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宏观调控、监督管理，以及提供完整的社会保障，把赚来的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保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知道，我们局分出去的这些公司，包括以后成立的相关公司，虽然政府有控股权，但全部是公司化经营。这样就会有一个矛盾，就是政府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得考虑社会效益，而企业却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能既让企业赚钱，又让消费者满意，既很公平又有效率，就是我们要考虑的。
我说，能举个例子吗？
蓝成璋说，比如成都现在有150条公交线路，15 000名公交职工。我们规定票价1元，有空调的2元，在运营上是有点问题的。作为企业来说，当然希望适当提高票价，但是我们不允许。虽然这是物价局管的事，也还是要听我们的意见。我们为什么不同意？因为这牵涉到千家万户，弄不好就会民怨沸腾，怨声载道。你想嘛，坐专车的，打的士的，开私家车的，总归是少数，对不对？绝大多数人还是要坐公交车的。
我说，当然，我自己到学校上课就坐公交车。
蓝成璋说，那么企业怎么办？政府就要给它协调，比如通过公交车广告牌这些来增加它的收入。再如政府要求老人坐公交车免票，那么政府就要弥补公交公司的损失。当然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因为政府还埋不了这个单。
我说，这算你们做的一件正经事。还有呢？
蓝成璋说，第二是要建立服务业的标准窗口。你看我们局楼下也有一个大厅。这个窗口不是政务大厅，而是服务中心。因为它的任务不是审批，审批的事情我们已经全部集中到市里面的政务中心去了。所以这个窗口的任务就是提供服务，比如交自来水费、安装天然气，等等。
我说，且慢，你刚才不是说，你们已经政企分开了吗？交水电费，装天然气，这是公司的事，怎么还要到你们局里来？
蓝成璋说，不是到我们局来，是到服务中心来。服务中心的窗口不是我们的，是那些公司的。你要交自来水费，就到自来水公司的窗口；要安装天然气，就到天然气公司的窗口。反正你要做啥子，就找啥子公司，我们局是不管的。
我问，那你们做什么？
蓝成璋说，提供一个大的窗口、大的平台，一个集中办公的地方。
我说，我明白了，你们实际上是建了一个集贸市场，让各专业公司都到你们这里来摆摊子，租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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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第三章 再造生机(8)
蓝成璋点头。
我问，收租金吗？
蓝成璋说，象征性的。
我又问，市民办事都得到这个中心来吗？
蓝成璋说，不必。各专业公司另外都有自己的窗口，遍布全市，你可以就近找到自己的服务窗口。
我再问，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搞这个中心？
蓝成璋说，有两个作用。一是方便群众。因为各个公司只能设自己的窗口，不同公司的窗口设在不同的地方。这样，你交完自来水费，如果还要交天然气费，就要另找地方。在我这里就不必了，隔壁窗口就是。
我承认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呢？
蓝成璋说，就是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窗口。你想，这些窗口可是设在我眼皮底下的。出了问题，市民马上就可以投诉，我们马上就可以处理，所以这些窗口的服务肯定到位。这就为分散在全市的窗口树立了一个标杆。如果某个窗口服务不好，老百姓就会说，你看服务中心是咋个做的？
我说，这也算你们做的一件正经事。第三呢？
蓝成璋说，第三就是制定行业服务标准，而且要检查。比如我们成都的出租车已经做到了四个统一：颜色统一，车牌统一，服装统一，座套统一。座套上不打广告，每天一洗一换，和宾馆一样，让顾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我说，打住！你们又搞形象工程了！说得好听，让我们感觉宾至如归，实际上是为了上级检查评奖的时候，你们好加分，或者趁机乱收费吧？请问，你们搞出租车四个统一，钱从哪里来？
蓝成璋说，搞出租车统一颜色，政府埋单。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花费都让驾驶员去承担。出租车行业本来就不太稳定，再收费就不和谐了。
我追问，政府的钱又从哪里来？
蓝成璋说，从审批许可经营的费用里出。这个项目，我们局一共向财政交了14亿，出点钱搞颜色统一是不成问题的。
我问，座套统一的费用呢？
蓝成璋说，政府补助20％，出租车公司出40％，驾驶员出40％。一辆出租车，往往有两个以上的驾驶员。几个人分摊，就很少了，所以就没意见。
我说，就算没意见，也不等于他肯天天换洗。多麻烦呀！
蓝成璋说，不麻烦。我们成都8175辆出租车全部都是烧天然气的，汽车尾气治理得很好。这样，驾驶员每天都要加气。加气的时候，加气站就给你换座套，然后拿到工厂去洗，不用你自己张罗。
我问，能覆盖吗？
蓝成璋说，全市有30多个加气站。
我又问，每天都要加气吗？
蓝成璋说，一天好几次。
我再问，如果驾驶员懒得换呢？
蓝成璋说，换完座套要盖章。我们既然提出了服务标准，那就肯定要监督实施，而且肯定要有办法监督实施。我们局作为行业的宏观管理部门，就是干这个的。最终的目的，则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看来是滴水不漏了。于是我问，你们还干些什么？
蓝成璋说，公共服务方面还有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秩序问题。这个秩序不是市场秩序，也只是不简单的交通秩序那些，而是一个城市的管理。我们要规划好城市，建设好城市，更要管好这个城市。吃喝拉撒睡，居住、出行、购物，都要管好，每个平方都要有人管理。建设是周期的，管理是长期的。
我说，好嘛，每个平方都要有人管理，你们政府机构岂不是更庞大了？
蓝成璋说，恰恰相反。只要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府的机构就一定是精简的，不会是臃肿的。管理，并不是非得要官本位嘛！
我说，话倒是不错，只怕一时半会做不到。你这个局长也还是会有人找，只不过不太好找就是。
"弥勒佛"笑容可掬，说好找，好找。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指着上面一个电话号码说，你打这个电话，准能将我蓝成璋"捉拿归案"。
我大笑，说现在我还是先到"案发现场"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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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第四章 不败之地(1)
第四章 不败之地
一 一剑下青城
没有农民的幸福，人民的幸福就是一句空话
成都的故事是齐头并进的。就在"再造生机"和"夯实基础"的同时，他们也在"突出重围"。或者说，在依靠科学来解决难题。这里说的科学，就是"科学发展观"；这里说的难题，则是"三农问题"。
农村、农民、农业，号称"三农"。"三农"成为"问题"，由来已久，人言人畏，堪称"老大难"。办法也不是没有想过，效果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多半治标不治本，剪不断理还乱。因此这一回，成都市委、市政府便希望能够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他们还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这个方式，我戏称为"一剑下青城"。
什么剑？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是一把"剑"吗？这把"剑"能破解历史难题，将"三农"顽症的病因一一解除，见血封喉，斩草除根吗？这就要研究"剑器"，要研究"剑法"，更要研究"对手"。也就是说，要弄清"三农"为什么成为"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有名的那三句话："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那么，农村为什么穷，农民为什么苦，农业为什么危险？说到底，就是因为城乡关系割裂，城乡二元对立。我们知道，城市和农村，是人类生存的两种社区，也是人类发展的两大空间。如果这两个发展空间形成良性互动，两种生存社区成为自由选择，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不幸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的城市和农村被人为地硬性分隔和对立起来。城乡有如天壤，工农形同路人，机会不均，起点不一，待遇不等，收入不齐，资金、技术、现代文明流向农村难于蜀道，农民要变成市民简直就是一步登天。人，无法往高处走；水，不能往低处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越发展，农村就越穷，农民就越苦，农业就越成问题。
然而城市是不能不发展的。城市是现代化的载体，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标志。现在全世界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更在65％以上。我们国家呢？却连40％都不到，而且还是标准不高的城市化。就连成都这样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城市化率在2001年也只有33.48％。这又如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因此不难预料，今后近20年间将是中国快速实现城市化的时期。这实在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如果城乡二元结构不变，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对于原本就贫穷落后的农村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因为按照习惯的做法，许多地方几乎一定会凭借城市管理农村的权力，用平调侵占农村资源的办法来加快城市建设，最终造成农村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动乱。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事实上，某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已经出现。比方说，低偿征地，农民入不敷出；大拆大建，贫民流离失所；一城两制，导致社会矛盾；贫富悬殊，引发诸多问题。当然，这不能怪罪于城市化，它们也不是城市化本身的过错，然而却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不好，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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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第四章 不败之地(2)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