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八百万种死法(1)
1 我看到她进来。想看不到也难。她一头金发近乎银色，要是长在小孩头上，就叫亚麻色。头发编成粗辫子盘在顶上，用发针别住。她前额高而平滑，颧骨突出，嘴巴略大。加上西部风格的靴子，她得有六尺高了。主要是双腿长。她穿着紫色名牌牛仔裤，香槟色皮毛短上衣。雨时断时续下了一整天，但她没带伞，头上也没有任何遮挡。水珠在她的发辫上闪烁着，像钻石。 她在门口站了会儿，四下张望。 这是周三下午，三点半左右。在阿姆斯特朗酒吧，这个时间生意向来清淡。午餐时间的人潮已退去，对下班的顾客来说又太早。再过十五分钟，一对教师将会来这儿喝一杯，之后，罗斯福医院一些四点下班的护士也会来。但此刻，吧台那儿只有三、四个人，还有两个人坐在前头的桌边，刚喝完一瓶葡萄酒。仅此而已。当然，还有我，坐在后面我常坐的桌子边。 她马上认出了我，我也越过整个房间捕捉到她眼睛的蓝色。她在吧台前停了一下，确认后，便一路绕过桌子向我走来。 她说：“斯卡德先生吗？我是金?达基嫩，伊莱恩?马德尔的朋友。”
“她给我打过电话，请坐。”
“谢谢。”
她在我对面落座，将手提包放在桌子上，取出一盒香烟和一次性打火机。没点烟之前她停了一下，夹着烟卷问我介不介意。我让她放心，尽管吸。 她的声音与我想的不一样，十分柔和，标准的中西部口音。刚才看到她的靴子、皮草、棱角分明的脸形，再加上那个异国情调的名字，我猜会听到受虐狂幻想中才有的那种声音：粗糙刺耳，严厉冷酷，带着欧洲口音。她也比我第一眼看到时显得年轻。不会超过二十五岁。 她点燃香烟，将打火机放在烟盒上面。女招待伊芙琳在过去的两周中一直上白班，因为她在外好莱坞的某个表演场所得到了一个小角色。她看上去总像是要打哈欠。她来到桌旁时，金?达基嫩正在摆弄打火机。金点了一杯白酒。伊芙琳问我是否再要点咖啡，听到我说好的，金说道：“哦，你在喝咖啡？我不要白酒了，也喝咖啡。行吗？”
咖啡端来后，她往里面加了奶精和糖，然后搅拌了一下，一小口一小口喝着。她告诉我，她不太喝酒，尤其现在时候还早。但她喝咖啡不像我那样不加糖、奶，她向来不喝黑咖啡，只能喝香甜醇厚的咖啡，几乎就像甜点，她认为十分幸运的是，从未因此增加一盎司体重，她可以吃任何东西，却从不会增加一盎司，那不是很幸运吗？ 我同意，确实很幸运。 我认识伊莱恩很久了吗？几年吧，我说。哦，她自己倒没认识她那么久，实际上，她来纽约时间也不很长，她跟她也没那么熟，但她觉得伊莱恩人非常好。我同意这一点吗？我同意。伊莱恩的头脑极其冷静，非常通情达理，而那很重要，是不是？我同意那很重要。 我让她慢慢来。她聊了很多，笑着，说话时望着你的眼睛。若参加选美比赛，她即使不拔头筹，也能拿走“最具人气”奖，如果她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谈到正题，我并不介意。我没别的地方可去，也没更好的事情可做。 她说：“你曾是警察？”
“几年前的事儿了。”
“你现在是私人侦探？”
“不全是。”
她的眼睛瞪大了。那是一种鲜亮的蓝色，一种罕见的色泽，我怀疑她是否戴了隐形眼镜。那种柔软的镜片有时会对眼睛的颜色做出稀奇古怪的事情，改变某些色彩，又使另一些颜色加深。 “我没有执照，”我解释，“当我决定不再戴警徽时，我也不想要执照了。”
或是填表，留记录，到收税员那儿登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官方行为。”
“这就是你干的活儿？你的谋生方式？”
“是的。”
“你管它叫什么？你做的事。”
你可以称之为捞钱，只是我捞得不多。是工作来找我。我推掉的比接手的多，我只接受那些找不出借口推掉的工作。此刻，我在想，这个女人想要我干什么，我会找到什么借口来回绝她。 “我不知道把它称作什么，”我对她说，“你可以说，我在帮朋友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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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八百万种死法(2)
她脸上顿时焕发出神采。自打进门之后，她一直在笑，但这回笑意头一次漾至她的眼中。“哦，哇，太棒了，”她说，“我也能享受点好处了。就目前这事儿来说，我需要朋友帮忙。”
“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她又点了一支烟，以换取一些思考的时间。她把打火机摆到烟盒正中央，垂下眼帘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指甲修剪得很好，长而不俗，染成了茶红波特酒的颜色。在她左手中指上，戴着一枚镶嵌着一颗大大的方型绿宝石的金戒指。她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和伊莱恩一样。”
“我猜到了。”
“我是妓女。”
我点了点头。她在椅子上坐直，舒展开双肩，整理了一下毛皮上衣，解开颈部的扣钩。我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水味。这种香味我以前闻到过，但想不起在哪儿了。我举起杯子，把咖啡喝完。 “我想退出。”
“从目前这种生活里？”
她点了点头。“这一行我已干了四年。我是四年前的七月来这儿的。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四年零四个月。我二十三岁了。还很年轻，是不是？”
“是的。”
“感觉上却没那么年轻。”
她再次整理上衣，重新系上了扣钩。她的戒指闪闪发光。“四年前，当我走下公交车时，手里拎着箱子，胳膊上搭着牛仔夹克。现在，我有了这一件，是貂皮的。”
“它很适合你。”
“我宁愿拿它换那件旧牛仔夹克，”她说，“如果我能再活一次。不，我不会。因为，如果重新来过，我会做同样的事，是不是？噢，要是重回十九岁，又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一切就好了，要是那样的话，我只能十五岁就开始卖身，那现在我早就死掉了。我只是在胡说八道。对不起。”
“没必要道歉。”
“我想退出这种生活。”
“然后做什么？回明尼苏达州？”
“是威斯康星州。不，我不会回去的。那儿没什么值得我回去的。我退出并不意味着我要回去。”
“好吧。”
“那样的话我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我把事情简化为两个选项，如果A不好，我就选B。但那不对。字母表里还有很多其他字母呢。”
她完全可以去教哲学。我说：“你需要我做什么，金？”
“哦，对了。”
我等着。 “我有个皮条客。”
“他不让你走？”
“我还没跟他说。他也许知道，但我什么都没说，他也什么都没说，而且——” 她的整个上身抖了一会儿，细细的汗珠在她上唇闪烁。 “你怕他。”
“你怎么猜到的？”
“他威胁过你？”
“没真威胁。”
“什么意思？”
“他从没威胁过我。但我感到了威胁。”
“别的女孩试着退出过吗？”
“我不知道。我不太了解别的女孩。他跟其他的皮条客很不一样。至少和我认识的不一样。”
他们都不一样。不信去问他们的女孩。“怎么不一样？”
我问她。 “他更优雅，比较温和。”
当然。“他叫什么名字？”
“钱斯。”
① “姓还是名？”
“大家都这么叫他。我不知道那是姓还是名。也许都不是，没准是个绰号。人生在世，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名字。”
“金是你的真名吗？”
她点点头。“但我还有一个艺名。在钱斯之前，我还有一个皮条客，他叫达菲。达菲?格林，他这么称呼自己的，但他也叫尤金?达菲。他还有一个名字，有时候用，但我想不起来了。”
想起过去的事，她笑了。“他收编我时，我还很嫩。他虽然不是直接把我从公交车上捡回去的，但也差不多。”
“他是黑人？”
“达菲？当然。钱斯也是。达菲安排我上街。在莱克星顿大街拉客。有时那里太热，我们就到河对岸的长岛去。”
她闭了一会眼睛。然后她睁开眼说：“我想起了许多往事，在街上的感受。我的艺名是班比。在长岛，我和嫖客在他们的车里干。他们来自长岛的各个角落。在莱克星顿，我们有一个旅馆可用。我无法相信我曾那么做过，我曾那样生活过。上帝，那时我太嫩了！我没那么纯洁无辜。我知道自己来纽约的目的，但我确实太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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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八百万种死法(3)
“你在街上拉客有多久？”
“肯定有五六个月。我不太在行。我长得不错，你知道，我会表演，但在街上我不够机灵。有几次我焦虑症发作，根本没法工作。达菲给我白面儿，但那只能让我更难受。”
“白面儿？”
“你知道，就是毒品。”
“对。”
“然后，他就把我安排在室内，那样好一些。但他不喜欢，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不太好控制我了。在哥伦布圆环附近，有一个大公寓，我在那儿工作，就像你去办公室上班一样。我在室内——我不肯定——大概又干了六个月。就那样。然后，我跟着钱斯干了。”
“怎么会这样？”
“那时我和达菲在一起。我们在一个酒吧。不是皮条客酒吧，是一个爵士俱乐部，钱斯进来跟我们坐一桌。我们三人一起聊天，然后，他们把我扔在那儿出去了。谈了一会儿，达菲一个人回来，说我以后跟着钱斯。我以为他是要我干他。你知道，就像卖淫。我很生气，因为我本以为是三个人一起出来玩的，为什么让我工作。瞧，我没把钱斯当成嫖客。然后，他解释说，从此以后，我将成为钱斯的女孩。我觉得自己像是被他刚刚卖掉的汽车。”
“他是那么干的吗？把你卖给钱斯？”
“我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但我跟钱斯走了。还不错，比跟着达菲强。他把我带出那个房子，把我安置在一部电话机边上，到现在，呃，有三年了。”
“你想让我帮你脱身？”
“你能帮我吗？”
“我不知道。也许你可以自己干。你跟他什么都没说过？暗示过，或谈论过，诸如此类？”
“我害怕。”
“怕什么？”
“怕他杀了我，或给我毁容，或其他什么的。或者，他会说服我放弃这个念头。”
她身子前倾，把染着波特酒色指甲油的手指放在我手腕上。这个姿势显然是蓄意而为，但很有效。我吸入她的香水气息，感受她的性感魅力。我没欲火焚身，也没想上她，但我无法对她的性力量无动于衷。她说：“你能帮我吗，马修？”
然后，马上补充道，“你不介意我叫你马修吧？”
我只好笑笑。“不，”我说，“我不介意。”
“我赚钱，但留不住。实际上，我挣的并不比在街上多。但我有点钱。”
“哦？”
“我有一千美元。”
我没说什么。她打开钱包，拿出一个普通的白信封，把一根手指头伸到口盖下，扯开信封，从里面取出一叠钞票，放在桌子上。 “你替我去见他，”她说。 我拿起钱，握在手里。我得到一个机会去当金发娼妓和黑人皮条客之间的调解人。那可不是我曾渴望过的角色。 我想把钱塞回去。但我从罗斯福医院出来刚九或十天，我欠那儿的钱，月初我的房租该到期了，有多久没给安尼塔和孩子们寄东西了我都懒得去记。我钱包里有钱，银行里更多，但加起来却没多少，而金?达基嫩的钱同别人的一样好，也更容易赚，至于她的挣钱方式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点着钞票。它们都是用过的百元大钞，一共十张。我留下五张放回桌上，把其余五张还给她。她瞪大了眼睛，我认为，她肯定戴了隐形眼镜。没人会长那种颜色的眼睛。 我说：“先收五百，那五百事后再收。如果我能让你脱身的话。”
“成交，”她说，突然咧嘴一笑，“你本来可以把这一千元全收下的。”
“也许有动力我会干得更好。你再来点咖啡吗？”
“如果你要，我就要。我想，我更喜欢甜的东西。这儿有甜点吗？”
“这儿的核桃派不错。奶酪饼也挺好。”
“我喜欢核桃派，”她说，“我非常喜欢甜食，但从不会增加一盎司体重。很幸运吧？”
2 有个问题。要想跟钱斯谈，我得先找到他才行，但她没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他。 “我不知道他的住处，”她说，“没人知道。”
“没人？”
“他的女孩都不知道。当我们中间有两个碰巧在一起，而他又不在屋里时，那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猜谜游戏。努力猜猜钱斯住在哪里。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和那个叫桑妮的女孩在一起，我们打发时间，就想出一个又一个怪异的答案。如他和他的残废妈妈住在哈勒姆区①的一个廉价公寓里，或他在‘糖山’②有座大宅子，或他在郊区有所平房，每天往来于城郊之间。或者，他在他的车里放几个箱子，靠它们生活，每晚到我们中某个人的公寓里睡上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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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八百万种死法(4)
她想了一会儿，“只是他和我在一起时从不睡觉。如果我们真的上了床，事后他只躺一小会儿就起来，穿上衣服出去。他曾说过，如果房里有别人，他就睡不着。”
“要是你必须跟他联系呢？”
“有一个电话号码。但那是代接电话服务站。你可以随时打那个电话，一天二十四小时，老有一个电话员在那儿接电话。他总是去查他的电话记录。如果我们外出，或是干什么别的，他就每隔半小时或一小时查一次。”
她给了我电话号码，我记在笔记本上。然后，我问她他把车停放在哪里。她不知道。记得那辆车的车牌号吗？ 她摇摇头：“我从不注意这类事情。他的车是一辆卡迪拉克。”
“这倒出乎意料。他常在哪儿出没？”
“我不知道。如果想找他，我就留个口讯。我不出去找他。你是指他是否常去某个酒吧？他有时会去很多地方，但没固定的。”
“他常做些什么？”
“你指什么？”
“他看球赛吗？去赌博吗？他一个人时干些什么？”
她考虑着这个问题。“他做不同的事，”她说。 “你指什么？”
“看他跟谁在一起。我喜欢爵士俱乐部，所以，跟我在一起时，我们就去那里。如果他想要度过这样的一个夜晚，就会打电话给我。还有一个女孩，我甚至都不认识她，但他们去听音乐会。你知道，古典音乐。卡内基音乐厅①什么的。还有一个女孩，桑妮，她喜欢运动，他会带她去看球赛。”
“他有多少女孩？”
“我不知道。有桑妮，楠，还有喜欢古典音乐的那个女孩。也许还有一两个。也许更多。钱斯不大谈私事，你知道？他总把事情闷在肚里。”
“据你所知，他的名字就只是钱斯吗？”
“没错。”
“你和他在一起，嗯，三年了？而你所知道就只有半个名字，没有住址，还有一个代接电话服务站的号码。”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他怎么收钱？”
“你是指从我这儿？有时他来我这儿拿钱。”
“他先打电话吗？”
“不一定。有时打。或者，他打电话让我把钱带给他。在某个咖啡店，或酒吧，或其他地方，或在某个街角，然后他把我接走。”
“你把赚的钱都给他？”
她点头。“他给我找公寓，他付房租，电话费，所有的费用。我们去买衣服，他付钱。他喜欢帮我挑选衣服。我把赚到的钱给他，他还给我一些，你知道，当作零用钱。”
“你不留些私房钱？”
“我当然留了。你以为我怎么得到这一千美元的？不过也挺滑稽的，我留的并不多。”
她走时，这个地方已经挤满了上班族。走前，她已喝够了咖啡，开始喝起白酒了。她要了一杯酒，剩下了半杯。我一直在喝黑咖啡。我的笔记本上记着她的住址，电话号码，还有钱斯的代接电话服务站号码。仅此而已，实在不多。 她走后，我把咖啡喝完，从那叠百元大钞中抽出一张付帐。阿姆斯特朗酒吧位于五十七和五十八大街之间的第九大道上，而我住的旅馆就在五十七大街拐角附近。我走进旅馆，到前台查看是否有我的信件和留言，然后用门厅的付费电话给代接电话服务站打了电话。一个女人在响到第三下时接起电话，她重复了号码的后四位数，然后问我有什么需要。 “我想跟钱斯先生通话，”我说。 “我会尽快同他联系，”她说。她听上去人到中年，一副烟酒嗓。“需要给他捎话吗？”
我留了我的名字和旅馆电话。她问我为何打电话。我告诉她是私事。 挂断电话时，我浑身发抖，或许是因为那些咖啡，我已喝了一整天。我想喝杯酒。我考虑是到街对面的波莉酒吧来一杯，还是到波莉酒吧隔两个门脸的酒铺买一品脱波本①威士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些酒：占边波本威士忌或丹特酒，平底酒瓶里那货真价实的棕色威士忌。 算了，我想，外面正在下雨，你不想冒雨出门吧。我离开电话间，转向了电梯（而不是大门），然后回房间。我把门锁上，把椅子拉到窗边，望着外面的雨。几分钟后，喝酒的冲动消失了。然后又袭来，然后又退去。这冲动来来去去又一个小时，就像霓虹灯般忽现忽灭。我待在那里没动，望着外面的雨。 七点左右，我拿起房间里的电话，给伊莱恩?马德尔打过去。她的答录机做了应答。指示音响后，我说：“我是马修。我见了你的朋友，谢谢你的推荐。也许这几天我就能报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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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八百万种死法(5)
我挂断电话，又等了半小时。钱斯没回我的电话。 我不怎么饿，但还是勉强下楼去吃点东西。雨已经停了。我到蓝松鸦餐馆，要了汉堡和炸薯条。隔两个桌子远，有一个家伙正在就着啤酒吃三明治，我决定等服务员送来汉堡包时也要一杯啤酒，但后来改了主意。我吃了大半个汉堡包，半份薯条，喝了两杯咖啡，然后要了樱桃当饭后甜点，吃掉了一大半。 离开时快八点半了。我在旅馆停了一下——没有留言——然后一路向第九大道走去。街拐角处本来有一家希腊酒吧，安泰尔斯与斯匹洛酒吧，但现在那儿变成水果蔬菜市场。我转向城北，经过阿姆斯特朗酒吧，穿过五十八大街，等交通灯变绿，我继续向北，经过医院直奔圣保罗教堂。我绕过教堂侧面，走下一段通往地下室的窄梯。门把手上挂着一个纸板当作标志，但不特意找你是不会看到它的。 上面写着“匿名戒酒互助会”。 我进去时，他们刚刚开始。三张桌子摆成U字形，人们坐桌子两边，后面有大约十几把椅子。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点心饮料。我拿了一个泡沫塑料杯，从咖啡机里倒了些咖啡，然后在后面坐下。有几个人冲我点点头，我也点头回礼。 发言的人年龄与我相仿。他穿着格子法兰绒衬衫，人字斜纹呢短外套。他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从十几岁喝第一口酒，到四年前加入戒酒协会改掉恶习。他离过几次婚，撞坏过好几辆车，失去过工作，进过几家医院。然后，他不再喝酒，开始参加聚会，情况开始好转。“‘情况’并未好转，”他更正自己的话，“好转的是‘我’。”
他们总是那么说。他们总是说很多，你一遍又一遍听同样的话。然而，这些故事相当有趣。人们坐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对你讲最该死的事情。 他讲了半个小时。然后，大家休息十分钟，传递收费篮。我往里放了一美元，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拿了几块燕麦饼干。一个穿着旧军装的人叫着我的名字，跟我打招呼。他问我一切可好，我告诉他，一切都好。 “你在这儿，头脑清醒，”他说，“那才是重要的。”
“我想是吧。”
“每一个我滴酒不沾的日子都是好日子。你能一次保持清醒一整天。世界上最难的就是让酒鬼不去喝酒，你正在做的就是这个。”
只是我没做。我才从医院出来也不知是九还是十天。我将保持清醒两或三天，然后就会喝上一杯。多半会是一杯或两杯或三杯，这还在控制之中。但到周日晚上，我就会喝个烂醉，在第六大道的一个“巧言石”酒吧狂饮波本威士忌，因为我估计在那儿不会遇到任何熟人。我记不起怎么离开酒吧的，不知道如何回的家。周一早晨，我会抖个不停，口干舌燥，感觉如同行尸走肉。 我没告诉他这些。 十分钟后，大家接着开会，轮流发言。人们说出自己的名字，说自己是酒鬼，并感谢演讲者的叙述，就是他讲的那些，他们称之为人生故事。然后，他们说他们有多理解那个演讲者，或回顾他们酗酒岁月的一些记忆片断，或讲述在努力过上一种清醒生活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一个比金?达基嫩大不了多少的女孩讲起她与恋人之间的问题，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同性恋描述了某天在他的旅行社同一个顾客发生的冲突。那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引来不少笑声。 一个女人说道，“保持清醒最容易不过了。你只需不喝酒，参加聚会，并愿意改变你他妈的一生。”
轮到我时，我说：“我叫马修。我无话可说。”
聚会十点结束。回家路上，我拐进阿姆斯特朗酒吧，坐了下来。他们对你说，要想戒酒，就远离酒吧，但我在那儿很舒服，咖啡也不错。如果我想喝酒，在哪儿都一样。 我离开那儿时，早版的《新闻》报已出来了。我买了一份，回到自己的房间。还是没有金?达基嫩那个皮条客的留言。我再次给他的联络处打电话，确认他已接到我的口信。我还留了一个口信，说有要事，请尽快跟我联络。 我冲了澡，穿上浴袍，开始读报。看了国内和国际新闻，但我向来无法真的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上面。只有规模小点、离家近点的新闻才能吸引我。 有不少吸引我的新闻。两个孩子在布朗克斯区将一个年轻女人猛地推到D线火车前。她卧倒在地，尽管司机把火车停下时已有六节车厢驶过，她却毫发无损，逃过一劫。 在西街的哈得逊码头附近，一个妓女被杀了。新闻上说她是被刺死的。 科罗纳一个房管局警察仍生命垂危。两天前我曾读到他是如何遭到两个男人袭击的，他们用几节管子打他，还偷了他的枪。他有妻子和四个不满十岁的孩子。 电话铃还没响。我并不认为它真的会响。我想不出钱斯有何理由回我电话，出于好奇吗，或许他还记得猫的下场。①我本可以自称警察——比起斯卡德警官、或斯卡德侦探来，斯卡德先生更容易被人忽视——但我不喜欢玩那种游戏，除非不得已。我希望人们早作决定，但不愿勉强他们。 所以，我必须去找他。倒也无妨，那会让我有事可做。同时，我留的口信会把我的名字印在他的脑海里。 这个让人难以捉摸的钱斯先生。你会认为他那拉皮条专用豪华轿车里有一部移动电话，还有吧台，真皮内饰，粉红色天鹅绒遮阳板。都是些高档次的东西。 看完体育版后，我回到格林威治村被刺妓女的新闻上。故事很不完整。除了认定被害者大约25岁之外，他们没登她的名字和任何相关信息。我打电话给《新闻》报，看他们是否知道死者的名字，但他们拒绝透露。我想，可能是家属要求的。我打电话给第六警察分局，但埃迪?凯勒没当班，我想不出第六警察分局还会有什么人能认识我。我掏出笔记本，觉得现在给她打电话或许太晚了，城里有一半女人是妓女，没理由认为她就是在西区公路下被切成一片片的那个女人。我收起笔记本，十分钟后，我又把它拿出来，拨了她的电话号码。 我说：“金，我是马修?斯卡德。我在想，我们见面之后，你是否碰巧跟你的朋友谈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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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八百万种死法(6)
“没有，我没谈。怎么了？”
“我原以为可以通过他的联络站和他取得联系。我想他不会来找我，所以，明天我只能出去找他。你没对他说过任何关于退出的话吧？”
“一个字都没提。”
“很好。如果你比我先见到他，就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如果他打电话让你到某处见他，你就马上给我打电话。”
“就是你给我的那个号码吗？”
“对。如果你联络到我，我就到你那儿如约行事。如果没联络到，你就尽管去，一切照常。”
由于这个电话可能让她不安，所以我多讲了一会儿，安抚她，让她平静下来。至少我知道了她没死在西街。至少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当然。我关灯上床，躺了许久，之后放弃努力，爬起来重看那份报纸。我有了一个想法，几杯酒可以稳定情绪，让我入睡。我无法赶走这个念头，但我能够让自己待在原地不动。凌晨四点时，我告诉自己算了吧，因为现在酒吧已经打烊了。第十一大道有一个通宵营业的酒吧，但好在我没想起来。 我再次关灯上床，想着死去的妓女，房管局的警察，和那个地铁列车在她上面驶过的女人，纳闷为何会有人认为在这个城市保持清醒是个好主意，我带着这个想法进入梦乡。
3 我醒来时大约十点半，奇怪的是，六个小时的似睡非睡竟使我神清气爽。冲完澡，刮完脸，作为早餐，我喝了咖啡，吃了面包卷，然后直奔圣保罗教堂。这回不是去地下室，而是去真正的教堂。我在长凳上坐了十分钟左右，然后点燃了几根蜡烛，往济贫募捐箱里塞了五十美元。在第六大街的邮局，我买了两百元汇票和一个印有邮票的信封。我把汇票寄给住在赛奥斯特的前妻。我试图写个便条附上，结果因太像道歉而作罢。钱寄得太少太晚，无需我告诉她这一点，她也知道。我把汇票叠在白纸里，就那样寄给她了。 天色灰暗，有些阴冷，像是还要下雨。一阵寒风刮过，刺得脸上生疼。体育馆前一个男人一边诅咒着，一边追被风刮跑的帽子，我不由自主地抬手拉低了帽檐。 我已快走到银行了，才想到金的预付金所剩无几，没必要去开财务往来帐户。于是，我回到旅馆，预付了一半下月房租。此时，我只有一张百元大钞未动了，索性换成十元和二十元小钞。 我为何不把那一千元先都收下呢？我想起了我说的关于动力的话。好吧，我有一个动力。 我的信件如常——几份广告，一封国会议员的拉票信。没什么可看的。 没有钱斯的回话。我想也不会有。 我给他的联络处又留了一个口信，只是兴之所至而已。 从那儿出来后，我整个下午都在外面。我乘了两三次地铁，但主要是走路。天总像是要下雨，但一直没下，寒风越发凛冽，不过还没刮掉我的帽子。我闯进两家警察分局，几个咖啡店，六个低级酒吧。我在咖啡店喝了咖啡，在酒吧喝了可口可乐，跟几个人谈过话，记了两三条笔记。我给我的旅馆前台挂了几次电话。我没期待钱斯会回话，但如果金打电话过来，我就能随时知道。没人给我打过电话。我试着拨了两次金的电话，都是她的答录机应答。所有人都弄了一台答录机。总有一天所有的答录机都开始相互拨号，聊天。我没留言。 快到傍晚时，我躲进时代广场的一家电影院。他们双片连放，都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影片，两部影片中他都演一个无赖警察，通过把坏蛋毙掉来解决一切。观众看上去都像他正用枪扫射的那种人。他每干掉一个人，他们就疯狂叫好。 我在第八大道一家古巴中国餐厅吃了猪肉蔬菜炒饭，又查询了我的旅馆前台，然后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喝了一杯咖啡。我在吧台和人闲聊。本想在那儿多待一会儿，但八点半，我还是勉强自己出门，穿过街道，拾级而下，去参加戒酒互助会。 演讲者是一位家庭主妇。她曾经喝得晕了过去，当时他丈夫正在办公室上班，孩子在上学。她讲到她的孩子如何发现她在厨房地板上昏迷不醒，而她却使他相信，那是在练习戒酒的瑜珈操。所有人都笑了。 当轮到我时，我说：“我叫马修。今晚我只听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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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八百万种死法(7)
凯尔文?斯莫尔酒吧位于莱诺克斯大道与第一百二十七大街的交界处。房间窄长，贴墙有一溜儿吧台，对面是一排桌子。酒吧尽头有一个小小的乐池，两个皮肤黝黑，短发，戴着角质架墨镜，身穿布卢克斯兄弟牌套装的黑人正在演奏安静的爵士乐。他们一个弹奏小型立式钢琴，另一个用击钹刷。他们的形象和演奏就像过去的“现代爵士四人组”，只是人数少了一半。 我很容易便能听到他们的演奏，因为当我清了清喉咙时，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我是房中唯一的白种男性，所有人都停下来仔细打量着我。有两个白种女人，她们跟黑人一起坐在软长椅上；另一张桌子边坐着两个黑人妇女；此外肯定还有两打男人，他们肤色各异，只是没有我这样的。 我往里走，进到男洗手间。一个身高足以当职业篮球运动员的男人正在梳理他烫直了的头发。他头油的味道与大麻刺鼻的臭气交相辉映。我洗了手，然后在一个热风烘干机下搓了搓。我离开时，那个大个子仍在梳头。 当我从男洗手间出来时，聊天声再次停下来。我又向房间前部走去，脚步缓慢，晃着肩膀。我不太确定那两个乐手，但我肯定，除了他们，房间里所有男人都因重罪被捕过不止一次。皮条客，毒品贩子，赌徒，卖保险的。自然界的贵族。 从前往后数第五把椅子上坐的那个男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花了点时间才想起他是谁，因为几年前我认识他时，他是直发，而现在却变成改良版的“埃弗罗”头。①他的西装是柠檬绿色，皮鞋用爬行动物的皮做的，或许是某个快灭绝的物种。 我把头转向门口，从他身边走过，出去了。我在莱诺克斯大道上向南走过两个门脸，然后在一个路灯旁站住。两三分钟过后，他出来了，吊儿郎当，轻松愉快。“嘿，马修，”他说，伸出手来要跟我击掌，“老兄，一向可好？”
我没理他。他低头看了看手，又抬头看我，转了转眼珠，脑袋夸张地一晃，拍拍两手，在裤腿上蹭干净，然后放在他那瘦削的臀部上。“好久不见了，”他说，“是城里卖光了你常喝的酒？还是想来哈勒姆区逛逛小人的地盘？”
“看来你发了，罗亚尔。”
他有点得意洋洋。他叫罗亚尔?沃尔登，我曾认识一个脑瓜不太灵光的黑人警察，他错把罗亚尔?沃尔登（Royal Waldron）当成了“同花顺”（Royal Flush），又把“同花顺”变成“抽水马桶”（Flush Toilet），最后，索性就叫罗亚尔“厕所”。罗亚尔说：“咳，做买卖嘛，你知道的。”
“我知道。”
“诚实经营，买卖兴隆。我妈教的。你怎么来城北了，马修？”
“我在找一个家伙。”
“也许你已经找到他了。你现在退休了？”
“已经好几年了。”
“你想买东西吗？想要什么，能出什么价？”
“你卖什么？”
“差不多应有尽有。”
“跟这些哥伦比亚人做生意一向还好？”
“操，”他说，一只手拂拭着裤子前头。我猜他柠檬绿裤子的腰带上别着一把枪。在凯尔文?斯莫尔酒吧，有多少人，可能就有多少把手枪。“他们这帮哥伦比亚人还行吧，”他说，“只是你永远甭想蒙他们。你不是来这儿买毒品的吧。”
“不是。”
“那你想要什么，老兄？”
“我在找一个皮条客。”
“操，你刚才经过的就有二十个。还有六、七个妓女呢。”
“我正在找的皮条客叫钱斯。”
“钱斯。”
“你认识他？”
“我可能知道他是谁。”
我等着。一个穿长衫的男人沿街走来，每到一个门脸前，他都停下来。他或许在看橱窗，但不可能啊，打烊以后，每个店铺都拉下了像车库那样的钢制百叶窗。这个男人在每个关了的店铺前停留，研究着百叶窗，似乎那东西对他而言具有某种意义。 “橱窗购物。”
① 一辆篮白相间的巡逻车经过，慢了下来。里面有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望着我们。罗亚尔向他们道了晚安。我没说什么，他们也是。车开走后，他说：“钱斯不常来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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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八百万种死法(8)
“我在哪儿能找到他？”
“很难说。他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但都是你想不到的地方。他在哪儿都待不久。”
“他们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你去哪儿找过？”
我去过第六大道和第四十五大街交界处的一家咖啡。格林威治村的一家钢琴酒吧，西四十道街的两个酒吧。罗亚尔仔细听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不会在‘松饼汉堡’店，”他说，“因为他的女孩不在街上拉客。我‘了解’这一点。不过，他总会在那儿，你知道？就‘在’那儿。我说什么来着，他会在任何地方露面，但都待不久。”
“我该到哪儿找他，罗亚尔？”
“哦，操，”他说，“他是一个皮条客，老兄。”
“你不喜欢他。”
“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我的朋友都是生意上的朋友，马修，钱斯和我之间没有生意往来。我们的买卖不同。他不买毒品，我不买女人。”
他龇牙露出了猥亵的笑，“只要男人有钱，就有女人免费上门。”
罗亚尔提到了哈勒姆区圣尼古拉斯大道上的一个地方。我走到了第一百二十五大街。那里宽敞明亮，灯火通明，但我开始领略到一个白人走在黑人的街道上那种并非毫无道理的恐慌。 我沿着圣尼古拉斯大道上向北走，途经两个街区，到了卡梅朗俱乐部。它看上去很像凯尔文?斯莫尔酒吧，只是租金更低，只有投币式自动点唱机，没有现场演奏。男洗手间污秽不堪，厕所的隔断间里，有人在兴致勃勃地吸着什么东西。是可卡因，我想。 酒吧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站在那儿喝了一杯汽水，看着吧台后面镜子里映出的十五或二十个黑面孔。我突然觉得，我看到了钱斯，但自己并不知道，这种想法在那个晚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我得到的对他外貌的描述与在场三分之一的人相符，宽泛点的话，还能涵盖余下的二分之一。我没见过他的照片。我的警察朋友也不知道这个名字，如果那是他的姓，档案里也没有他的记录。 两侧的男人都背对着我。我看了一眼镜中的我，一个面色苍白的男人，穿着毫无色彩的套装，外罩灰色大衣。我的套装应该烫了，我的帽子看上去不比被风吹走好多少，而我站在这里，孤零零地夹在两边这些穿着入时的家伙中间，他们肩膀宽阔，穿的衣服有夸张的大翻领和包布纽扣。皮条客们过去常常在菲尔?克朗费尔德的博览会店排队购买这个款式的衣服，但克朗费尔德店关门了，我想不出他们现在会到哪儿去买。也许我该查清楚，也许钱斯有赊购帐号，我可以通过它来顺藤摸瓜。 只是操这种职业的人不会赊帐，因为他们用现金。他们连买车都用现金，他们会从容地走进一家波坦金汽车经销店，数出一叠百元大钞，然后把一辆卡迪拉克开回家。 我右边的一个人冲酒保勾勾手指。“还倒在这个杯子里，”他说，“让它有点味道。”
酒保往他的杯子里倒了一小杯轩尼诗，然后又加了四或五盎司冰牛奶。他们过去把这种混合酒称为“白色卡迪拉克”。也许现在他们还这么叫。 也许我该先去波坦金试试。 或者，我也许该待在家里。我的出现制造了一种紧张的氛围，我能感觉到这个小房间里的空气变得凝重起来。迟早有个人会过来问我，我他妈的以为自己在这儿干吗，而我很难给出答案。 防患于未然，我离开了。一辆找活儿的出租车正在等着红灯变绿。我这一侧的车门凹陷，挡泥板破裂，我不确定它们是不是想告诉我这司机手到底潮不潮。不管怎样，我还是上了出租车。 罗亚尔提到的另一个地方在西九十六道街，我让出租车把我送到那里。此时已过两点，我开始感到疲倦。然而，我还是进了一家有一个黑人在弹钢琴的酒吧。这架特别的钢琴听上去有些走调，但也许是我的听力有问题。里面的顾客黑白参半。有很多对儿是黑白搭配，不过那些陪伴黑人的白种女人看上去不像妓女，倒更像是女友。几个男人穿着光鲜，只是没人像我在北边一英里半处见到的穿着全套行头的皮条客。房间里有种纸醉金迷的氛围，不过跟哈勒姆区或时代广场那儿的酒吧比起来，这儿更含蓄微妙一些。 我往电话里投了一角硬币，给旅馆打电话。没有留言。那天晚上旅馆前的招待是个黑白混血儿，他总是在喝止咳糖浆，但似乎并未影响他的工作。他还能用圆珠笔做《纽约时报》上的填字游戏。我说：“雅各布，帮我一个忙。打这个电话号码，就说要跟钱斯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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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八百万种死法(9)
“要是他接电话怎么办？”
“那就挂断。”
我把号码给他。他重复了一遍，然后问我对方是“钱斯先生”吗，我说是“钱斯”。 我走向吧台，差点儿点了一杯啤酒，但还是要了可乐。一分钟后，电话铃响了，一个孩子接了电话。他看上去像是大学生。他大声问这儿是否有个叫钱斯的人。没人回答。我盯着酒保。即使他知道这个名字，也没表现出来。我甚至无法确定他是否听见了。 我本该在我去过的每个酒吧玩这个小把戏，也许会有意外收获。但我花了三个小时才想到这个主意。 我是个侦探。我在曼哈顿到处喝可乐，却找不到一个该死的皮条客。在找到那个狗娘养的之前，喝了那么多甜东西，我的牙都要掉光了。 酒吧里有一台自动点唱机，一张唱片刚结束，另一张唱片才开始，是西纳特拉①的歌，打动了我，让我想起了些什么。我把可乐放在吧台上，叫了一辆出租车，奔向市中心的哥伦比亚大道。我在第七十二大街的拐角下车，往西走了半个街区，到了普根酒吧。这儿的顾客中，非洲后裔不如白人教父多，但无所谓，我不找钱斯。我找“男孩”丹尼?贝尔。 他不在。酒保说：“男孩”丹尼？他刚才还在。去顶尖酒吧看看，穿过哥伦比亚大道就是。他不在这儿，就在那儿。”
没错，他在那儿，就坐在酒吧最里面的吧椅上。虽然数年未见，但他变化不大，认起来不难。 “男孩”丹尼的双亲都是黑皮肤的黑人，他的容貌很像他们，但肤色不同。他是一个白化病人，苍白得就像一只白鼠，十分矮小瘦弱。他自称身高五英尺二英寸，但我总是觉得他谎报了大约一寸半。他穿着银行家常穿的那种条纹三件套和一件长久以来难得一见的老式白衬衫，领带黑红相间，颜色黯淡，黑色皮鞋光可鉴人。回想起来，我从未见他不穿西装，不打领带，或是穿破旧皮鞋。 他说：“马修?斯卡德。我的上帝，只要等得够久，什么人都会碰见的。”
“一向可好，丹尼？”
“老了。岁月不饶人哪。你住的离这儿还不到一英里远，但我们多久没见了？别怪我话糙，比乌龟王八的一辈子都久。”
“你变化不大。”
他端详我一会儿。“你也一样，”他说，但听上去言不由衷。这么一个怪人发出的声音竟是再正常不过的男中音，且没有任何口音。你本以为他会发出菲利普?莫里斯旧商业广告里约翰尼那样的声音。 他问：“你一直在这一带？还是特意来找我？”
“我先去了普根酒吧。他们告诉我你或许在这儿。”
“我很荣幸。当然，你来纯粹是为了看看老朋友。”
“不全是。”
“我们干嘛不找个桌子坐下？我们可以聊聊过去的时光和死去的朋友们。你来这儿有什么事？”
“男孩”丹尼偏爱的这些酒吧都在冰柜里备了一瓶俄罗斯伏特加酒。他就喝这种酒，并喜欢冰的，但他的酒杯里不放叮当作响会稀释酒的冰块。我们在酒吧后面的一个隔间里坐下，一位矮个女招待迅速送来他的最爱和我的可乐。“男孩”丹尼低头看看我的杯子，然后抬头望着我的脸。 “我正在戒酒。”
我说。 “很有道理。”
“我猜是吧。”
“节制，”他说，“我跟你说，马修，那些古老的希腊人还真什么都知道。节制。”
他把酒喝掉了一半。他一天喝掉八杯那样的酒都会安然无恙。就算一天一夸脱酒全灌进那个不足一百磅的躯体里，我也没见他露出任何醉态。他从不蹒跚摇晃，从不吐字不清，只是喝个没完。 那又怎样？跟我有何相干？ 我呷着可乐。 我们坐在那儿，讲着故事。如果说“男孩”丹尼有职业的话，那就是搜集信息。你告诉他的一切都会在他的脑子里归档，通过把琐碎的资料拼凑起来后再四处流传，他就能赚到足够的钱让他的鞋子锃亮，杯子满溢。他会安排人们会面，从中收点劳务费。他在很多短期企业都有有限的投资，尽管其中大部分企业都多少有些违法，但他总是能做到不惹祸上身。在我还当警察时，他就是我最好的消息来源之一，他这个线人不收费，只是要点信息当作报酬。 他说：“你记得卢?鲁登科吗？他们叫他‘帽子卢’，”我说我记得。“听说过他妈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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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八百万种死法(10)
“她怎么了？”
“一个很好的乌克兰老太太，还住在东第九大街或第十大街，我记不清了。守寡多年。她肯定有七十岁了，或许将近八十了。卢多大了，五十？”
“可能吧。”
“无所谓。关键是这个和蔼的小老太太有一个男朋友，一个跟她同岁的鳏夫。他每星期去她那儿两三次，她给他做乌克兰菜，如果能找到一部不是充满做爱镜头的电影，他们就会一起去看。总之，一天下午，他来了，兴奋异常，因为他在街上捡了一台电视机。有人把它当作垃圾扔掉了。他说人们都疯了，把这么好的东西扔掉，他擅长修理东西，刚好她的电视坏了，这台电视还是彩色的，而且比她那台大一倍，或许他能帮她修好。”
“然后呢？”
“然后他把插头插上，打开开关看看情况如何。结果，它爆炸了。他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而鲁登科太太呢，电视机爆炸时，她就站在它前面，当场毙命。”
“那是什么，炸弹吗？”
“你猜对了。你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故事了？”
“我肯定是漏掉了。”
“呃，那是五、六个月前的事儿了。据警方判断，有人在那台电视机里装了炸弹，然后把它送给别人。也许是帮派干的，也许不是，因为那个老头只记得在哪个街区捡的电视机，那能说明什么？总之，无论谁收到那台电视机，都会产生怀疑，把它同垃圾一起扔掉。结果，它炸死了鲁登科太太。我见到过卢，有趣的是，他不知该冲谁发火。‘错在这个他妈的城市，’他对我说，‘就是这个他妈的该死的城市’。但那有什么意义？你在堪萨斯腹地住得好好的，突然，龙卷风来了，把你的房子卷到阿拉斯加州去了。那是天意，是吧？”
“大家都这么说。”
“在堪萨斯，上帝用龙卷风。在纽约，它用做过手脚的电视机。无论是谁，上帝还是其他人，都会就地取材。再要一杯可乐吗？”
“现在不要。”
“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在找一个皮条客。”
“第欧根尼①寻找诚实的人。你则有更大的寻找余地。”
“我在找一个特殊的皮条客。”
“他们都很特殊。有的简直就是变态。他有名字吗？”
“钱斯。”
“哦，当然。”
“男孩”丹尼说，“我知道钱斯。”
“你知道我怎么才能找到他吗？”
他皱起眉，拿起自己的空杯子，然后又放下。“他在哪儿都待不长，”他说。 “他们都是这么说的。”
“事实如此。我想一个人总该有个窝吧。我不是在这儿，就在普根酒吧。你在吉米?阿姆斯特朗酒吧，至少我上次听说是这样的。”
“现在还是。”
“怎么样？尽管我没见到你，我还是在关注着你。钱斯，让我想想看。今天是星期几，星期四？”
“对。哦，是星期五凌晨了。”
“别那么精确。介意我问个问题吗，你找他干什么？”
“我想跟他谈谈。”
“我不知道他现在哪儿，但我或许知道十八或二十个小时之后他会在哪儿。如果那个女孩过来，帮我再要一杯酒，行吗？你也再来一杯吧。”
我努力引起那个女招待的注意，让她给“男孩”丹尼再拿一杯伏特加酒。她说：“好的。再给你倒一杯可乐吗？”
每次坐下来，我的小酒瘾就断断续续发作，现在，我喝酒的愿望就十分强烈。一想到还喝可乐，我就反胃。我告诉她这回要姜汁汽水。她把饮料端来时，“男孩”丹尼还在打电话。她把姜汁汽水放在我面前，又将伏特加放在他那边。我坐在那儿，努力不去看那杯酒，但我又无处可瞧。我希望他回到桌子这儿来，把那杯该死的东西喝掉。 我深深地吸气，又呼出去，呷着我的姜汁汽水，努力不去碰他的伏特加。最后，他终于回来了。“我说对了，”他说，“明天晚上，他会去麦迪逊广场花园。”
“尼克斯队①回来了，我以为他们还在巡回比赛呢。”
“不在主赛场。实际上，我想那儿要开个摇滚音乐会。钱斯会去菲尔特拳击场看周五晚上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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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八百万种死法(11)
“他常去？”
“不常去，有一个叫基德?巴斯科姆的次中量级拳击手在预赛中名列前茅，钱斯对年轻人挺有兴趣。”
“他在他身上下注了？”
“可能吧，也许只是职业兴趣。你笑什么？”
“想想看，一个皮条客竟会对一个次中量级拳击手产生职业兴趣。”
“你从没见过钱斯？”
“没见过。”
“他可不是一般的皮条客。”
“我也开始这么觉得了。”
“问题是，基德?巴斯科姆肯定会去比赛，但并不意味着昌斯肯定会去看，不过我看可能性很大。你想跟他谈谈，花钱买张票就可以了。”
“我怎么知道谁是他呢？”
“你从没见过他？对，你刚才说过的。你即使见到他也认不出来？”
“在看拳击比赛的观众堆里当然认不出他来。里面一半是皮条客，一半是拳击手，我根本认不出。”
他考虑着这个问题。“你要跟钱斯谈的这个事儿，”他说，“会惹火他吗？”
“我希望不会。”
“我指的是，如果有人把他指给你看，他会恨这个人吗？”
“我看他没理由这样。”
“那么，马修，你要付的就不是一张票的价钱，而是两张。庆幸吧，这不是主赛场的拳王争霸赛，而是晚上拳击场的一场小比赛。拳击台旁的位置才不过十或十二美元，就算远处的位置是十五美元，那我们的票钱最多不过三十元。”
“你跟我一起去？”
“为什么不呢？三十元买票，五十元买我的时间。我想你的预算承受得起吧？”
“如果非得这样的话，那就得承受。”
“跟你要钱我很是抱歉。如果是看田径运动会，我不会收你一分钱的。但我向来不喜欢拳击。要是曲棍球比赛的话，我至少要收一百元，或许这能让你感到安慰。”
“那我该谢天谢地了。你在那儿等我吗？”
“就在门口。九点——那样的话，我们的时间会很充裕。怎么样？”
“很好。”
“我会看看能否穿点与众不同的衣服，”他说，“好让你一眼认出我。”
4 他是不难认，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外套一件亮红色马甲，白色礼服衬衫上打着一条黑色针织领带。他带着墨镜，暗色镜片镶嵌在金属框架中。每当太阳出来时，“男孩”丹尼就尽力睡觉——他的眼睛和皮肤都无法承受日光——除非在像普根酒吧或顶尖酒吧这样昏暗的地方，他连夜晚也戴着墨镜。几年前他曾对我说过，他希望这个世界有调光器开关，按一两下就可以把一切关掉。我记得当时我想，威士忌可以做到这一点。它使灯变暗，音量降低，棱角变圆。 我夸了他的打扮。他说：“你喜欢马甲？我好多年没穿它了。我想显眼一些。”
我已经买了票。前排的票十五美元一张。我买了两张四点五美元的票，这个票的位置使我们离拳击台比离上帝还远。进大门后，我把票出示给前面的领位员，并将一张折起来的钞票塞到他手。他把我们领到前面第三排的两个位子上。 “也许过会儿我还得请两位挪挪，”他说，“但也许不用，不过保证你们能坐在拳击台边。”
他走开后，“男孩”丹尼说：“总有后门可走，对吧？你给他多少？”
“五美元。”
“这样你只花了十四美元，而不是三十。你猜他一晚上能赚多少？”
“这样的晚上赚不多。要是尼克斯队或游骑兵队比赛，他捞的小费或许是薪水的五倍。当然，还得花点钱打点某人。”
“人人都有利可图。”
“看来是这样。”
“我是说每个人。也包括我。”
他在暗示我。我给了他两张二十元和一张十元的。他把钱放好，然后才开始认真地环顾观众席。“呃，没看到他，”他说，“但他可能只在巴斯科姆比赛时才露面。我去转转。”
“好。”
他离开座位，在场中四处走动。我环顾四周，倒不是为了认出钱斯，而是看看观众都是些什么人。有很多男人昨天晚上就在哈勒姆区的酒吧，都是些皮条客，毒品贩子，赌徒，以及城里其他行当的混混，他们大部分都有女人陪着。还有一些白种流氓，穿着休闲服，珠光宝气，不带女伴。在票价便宜一些的位置上坐的观众是任何类型的赛事都能见到的那种大杂烩，有黑人、白人、西班牙人，有孑然一身，有成双成对，也有结队而来，他们吃着热狗，喝着纸杯里的啤酒，聊着，开着玩笑，偶尔瞧瞧拳击台上的动静。时不时能看到那种从场外赛马下注店里直接移植过来的面孔，这种扭曲的、表情变幻不定的百老汇式面孔只有赌徒才有。但并不很多，现在谁还在拳击上下注呢？ 我转回身，去看拳击台。上面是两个西班牙裔男孩，肤色一浅一深，两人小心翼翼，惟恐受重伤。他们看上去像是轻量级选手，肤色较浅的孩子步伐灵活，频繁出拳。我开始有了兴趣，在最后一个回合，肤色较深的那个找出了如何避开对方快拳，顺势进攻的办法。铃声响时他赢得了胜利，看台某处传来阵阵嘘声，我猜是落败选手的亲友。 “男孩”丹尼在最后那个回合时回到座位上来。裁判宣布结果后两三分钟，基德?巴斯科姆翻过围绳，打了一通空拳。 过了片刻，他的对手进入场内。巴斯科姆皮肤很黑，肌肉发达，肩膀下削，胸肌健硕。灯光照射下，他的身体闪闪发亮，像是涂了一层油。同他对打的男孩是来自南布鲁克林的意大利人，叫维托?卡内利。他腰上有些赘肉，看上去像面团一样软绵绵的，但我看过他的比赛，知道他是一个以智取胜的选手。 “男孩”丹尼说：“他来了，中间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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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八百万种死法(12)
我扭头看去。拿我五美元的那个领位员正领着一男一女入座。她大约五英尺半，赤褐色垂肩长发，皮肤就像细瓷。他六尺一、二，重约一百九十磅，宽肩细腰窄臀，头发较短，非洲发型，亮棕色皮肤，身穿驼毛运动夹克，法兰绒休闲裤。他看上去像是职业运动员，或炙手可热的律师，或前途无量的黑人实业家。 我说：“你确定？”
“男孩”丹尼笑道：“跟一般的皮条客不同，对吧？我确定。那就是钱斯。希望你的朋友没把我们安排在他的位子上。”
他没有。钱斯和他的女孩的位置在第一排，靠近中央。他们坐下后，他给领位员一些小费，几个观众跟他打招呼，他回礼示意，然后走到基德?巴斯科姆所在的拳击台角，跟那个拳击手及其助手说了些什么。他们协商了一会儿。然后，钱斯回到他的座位坐好。 “我想我得走了，”“男孩”丹尼说，“我真的不想看这两个傻瓜打个你死我活。你不用我引荐吧？”
我摇摇头。“那我在伤害罪开始实施之前最好溜走——我是指台上。他不必知道是谁指出他的吧，马修？”
“我不会告诉他的。”
“很好。如果你需要进一步的服务——” 他走到过道，看上去想喝去上一杯，但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酒吧没有冰镇伏特加。 广播员正在介绍选手，报出他们的年龄，体重和家乡。巴斯科姆二十二岁，从未失过手。看来卡内利今晚不会改变这一记录。 钱斯旁边的两个位子空着。我本想坐过去，但一直没动。警告铃响起，然后第一回合开始的铃敲响了。这个回合两个选手动作缓慢，若有所思，谁都不急于亮出实力。巴斯科姆出拳强劲，但卡内利总是成功地避开。谁都没有实实在在地打到对方。 这个回合快结束时，钱斯边上的那两个座位仍空着。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他专心地看着拳击台。他肯定意识到我的存在，只是不露声色。 我说：“钱斯？我叫斯卡德。”
他扭过头，看着我。他棕色的眼睛闪着金光。我想起了我委托人的眼睛，那虚幻的蓝色。当我昨晚在酒吧打探消息时，他没事先通知便去她的公寓收钱。今天中午，她打电话到我的旅馆，告诉我这件事。“我很害怕，”她说，“我想，要是他问起你，问我一些问题，那怎么办。但还好没有。”
他说：“马修?斯卡德。你在我的联络处留话。”
“你没回我的电话。”
“我不认识你，我不给不认识的人回电话。你一直到处打听我。”
他的声音低沉浑厚。听上去像是受过训练、上过播音学校。“我想看这场比赛。”
他说。 “我只想跟你谈几分钟。”
“比赛时和中间休息时都不行。”
他眉头皱起，然后又舒展开。“我想集中注意力。你现在坐的这个座位我也付了钱，你知道，所以，我该有点私人空间。”
预备铃响起。钱斯扭过头去，将目光集中在台上。基德?巴斯科姆站了起来，他的助手正将他的凳子拖出场外。“回你的座位去，”钱斯说，“比赛结束后我会跟你谈的。”
“打十个回合吗？”
“不会那么多。”
没错。在第三个或第四个回合时，基德?巴斯科姆开始修理卡内利，他用快拳痛击对方，并夹杂两三种其他拳法。卡内利很精明，但基德年轻力壮，动作快捷。他的步伐让我想起了苏拉?雷，是拳击家苏拉?雷?鲁宾逊，不是苏拉?雷?伦纳德。第五回合时，基德右手一记短拳打在对方心脏部位，让他脚步踉跄，如果我把赌注押在这个意大利人身上，看到这里就知道输定了。 这一回合结束时，卡内利看上去还很强壮，但他被击中时，我看到了他的那种表情。所以，又一个回合之后，当基德?巴斯科姆用左钩拳将他击倒时，我毫不惊讶。数到三时，他开始起身，数到八时才站起来。之后，基德完全占了上风，用各种方式打他，就差没拿拳击场的立柱了。卡内利再次倒下，但马上又站了起来。裁判跳到他们两人中间，直视卡内利的眼睛，然后终止了比赛。 有几个不愿比赛结束的顽固分子发出了一些不太强烈的嘘声，卡内利的一个助手坚持他的选手还能继续，但卡内利本人似乎很高兴表演结束。基德?巴斯科姆跳了会儿战舞，鞠了几个躬，然后敏捷地翻过围绳离开赛场。 出去的途中，他停下来跟钱斯说话。赤褐色头发的女孩上身前倾，一只手搭在拳击手黑亮的胳膊上。钱斯和基德聊了一、两分钟，然后，基德向他的更衣室走去。 我离开座位，向钱斯和那个女孩走去。我到那儿时，他们已站了起来。他说：“我们不看重头戏了。如果你打算看的话——” 节目单最上端印着一对中量级选手——一个来自巴拿马，一个来自费城南区，号称“破坏者”。那也许是一场精彩的较量，但不是我来这儿的目的。我告诉他，我也准备离开。 “那就跟我们一起走吧，”他建议，“我的车停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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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八百万种死法(13)
他带着身边的女孩一起走上过道。几个人跟他打招呼，还有一些人对他说，那个基德在场上表现不错。钱斯没怎么理会。我紧随其后。当我们来到外面，呼吸到新鲜空气时，我才意识到体育馆里的空气有多浑浊。 来到街上，他说：“索尼娅，这位是马修?斯卡德。斯卡德先生，这是索尼娅?亨德里克斯。”
“很高兴认识你，”她说，但我并不相信。她的眼神告诉我，除非钱斯以某种方式暗示她，她是不会对我做出任何判断的。我怀疑她就是金提到过的那个桑妮①，那个钱斯带着去看球赛的体育迷。我还怀疑，如果在其他场合遇到她，我是否会将她归到妓女一类。我看不出她具有任何妓女特征，但也不觉得她挽着皮条客的胳膊看上去有何不妥。 我们向南走了一个街区，又向西半个街区，来到一个停车场，钱斯接了他的车，给管理员一笔可观的小费，那个管理员带着异乎寻常的热情连连致谢。这辆车让我惊异，就像之前他的穿着和举止让我惊讶一样。我本以为会是一辆典型的皮条客专用车，普通的烤漆和内饰，常见的多余饰品，但看到的却是一辆小型卡迪拉克赛威，银色外观，黑色内饰。女孩钻进后座，钱斯坐在方向盘后面，我坐在他的身边。 车开得很平稳。车的内饰有种抛光实木和皮革的味道。钱斯说：“有一个为基德?巴斯科姆举行的庆功晚会。我先把她送到那儿，解决我们的事情之后，我再去找她。你觉得这场比赛怎么样？”
“我想很难断定。”
“噢？”
“看上去像是作了弊，但最后一击像是真的。”
他看了我一眼，我头一次见到他那闪着金光的眼睛里流露出兴趣来。“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卡内利在第四个回合有两个好机会，但他都放弃了。他是一个精明的拳击手，不该这样的。但他试图打完第六个回合，却没成功。至少从我的那个位置看是这样的。”
“你打过拳，斯卡德？”
“我十二、三岁时在青年组打过两场。戴充气手套，头盔，两分钟一场。我太慢太笨了，一拳都没打中。”
“你有体育眼光。”
“呃，我想是因为我看了很多场比赛。”
他沉默了片刻。一辆出租车突然拐到我们前面，他平稳地踩下刹车，避免了一场车祸。他没有破口大骂或猛按喇叭。他说:“卡内利本该在第八个回合下场。在那之前，他应该全力以赴，但不要太占上风、过早落败或被击晕，否则最后一击看上去不真实。那就是他在第四个回合放弃机会的原因。”
“但基德并不知道这是安排好的。”
“当然不知道。今晚之前，他的比赛大多是诚实的，但像卡内利这样的拳击手会对他造成威胁，何必在这个阶段给他的不败记录抹黑呢？与卡内利对决，他能积累经验，击败卡内利，他能获得自信。”
此时，我们已到了中央公园西边，正向北驶去。“最后一击是货真价实的。卡内利本该在第八回合时败下阵来，但我们希望基德能让我们早点回家，你瞧，他做到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他前途无量。”
“我同意。”
“有时他的右边会露出破绽。在第四个回合——” “没错，”他说，“他们也跟他强调了这一点。问题是他总能对付过去。”
“呃，如果卡内利打算取胜的话，他今天就混不过去了。”
“没错。哦，幸好他没打算取胜。”
我们一直在谈拳击，直到到了第一百零四大街，钱斯小心翼翼地掉了一个头，然后在一个消防栓旁停下。他熄了马达，但没拔钥匙。“我送索尼娅上楼，”他说，“很快就下来。”
跟我说幸会之后，她一言未发。他绕过车身，为她打开车门，然后他们慢悠悠地走向一座公寓的门口，这座公寓是小区正门前两座大公寓之一。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地址。不到五分钟，他回到驾驶座上，我们再次向北驶去。 过了六个街区，我们都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要找我谈话，跟基德?巴斯科姆没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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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八百万种死法(14)
“没关系。”
“我也觉得是。那是什么事？”
“金?达基嫩。”
他直视前方的路，我没看出他有任何表情变化。他说：“哦？她怎么了？”
“她要退出。”
“退出？退出什么？”
“这种生活，”我说，“她同你的这种关系。她想让你同意她……终止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停下等红灯。他什么都没说。绿灯亮了，我们又过了一两个街区，他说：“她跟你什么关系？”
“朋友。”
“那是什么意思？你跟她睡觉了？你想娶她？朋友是广义词，涵盖范围很大。”
“这回它是狭义词。她是我的一个朋友，求我帮她一个忙。”
“让你跟我谈？”
“没错。”
“她为什么不亲自跟我谈？我跟她经常碰面，你知道。她没必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来问我。咳，昨晚我还见到她了。”
“我知道。”
“你知道？那她见到我时怎么什么都没说？”
“她害怕。”
“怕我？”
“怕你不让她离开。”
“而且我会打她？毁她的容？用烟头烫她的乳房？”
“诸如此类吧。”
他又陷入沉默。车行平稳，具有催眠效果。他说：“她可以走。”
“就这样？”
“还能怎样？你知道，我不是白人奴隶主。”
他说这个词时带有嘲讽意味。“我的女人跟我在一起都是出于自愿，她们没受到任何胁迫。你知道尼采吧？他曾经说过，‘女人就像狗，越打她们，她们越爱你’。但我不打她们，斯卡德。从来没这个必要。金是怎么认识你这个朋友的？”
“我们认识同一个人。”
他看了我一眼。“你曾是警察，是个侦探。几年前离职。你杀了一个小孩，然后引咎辞职。”
那差不多是事实。我的一颗流弹打死了一个叫埃斯特利塔?里韦拉的小女孩，但我不知道迫使我离开警察局的是对这一事件的负罪感还是别的。但这确实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所以，我不想当警察了。也不想当丈夫、父亲或继续在长岛生活。不久之后，我辞了工作，离了婚，搬到第五十七大街居住，在阿姆斯特朗酒吧打发日子。那颗流弹无疑促成了这些变化，但我认为不管怎样我都会走上这条路的，迟早的事。 “现在你成了个半吊子侦探，”他继续说，“她雇了你？”
“差不多。”
“那是什么意思？”
他并没等我解释，“没冒犯你的意思，但她的钱白花了。或‘我的’钱，这要看你怎么看了。如果她要终止我们的合作，跟我说就是了。她没必要找人替她说道。她打算干什么？我希望她不是要回家。”
我没说什么。 “我猜她还会留在纽约。她还干这行吗？恐怕那是她唯一会干的行当。她还能干什么？她打算住哪儿？我给她们提供公寓，你知道，给她们付房租，给她们买衣服。我想，没人问过易卜生，娜拉出走后到哪儿找公寓吧。如果没弄错的话，我想你就住这儿。”
我望向车窗外。就在我的旅馆前。我根本没注意到。 “我猜你会跟金联系，”他说，“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告诉她你威胁我，把我吓得落荒而逃。”
“我干吗那样？”
“这样她会认为她没在你身上白花钱。”
“她是没白花钱，”我说，“我不介意她是否知道这一点。我会实话实说的。”
“真的？那么在你说的时候，顺便告诉她，我会去见她，只是为了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她的主意。”
“我会提到的。”
“你再告诉她，她没理由怕我。”
他叹了口气，“她们自以为无可替代。如果她知道找人替她有多容易，她肯定会上吊的。一辆又一辆公交车把她们运来，斯卡德。每天每小时，她们都在往港务局里拥，准备出卖自己。每天都有很多其他女孩认为肯定还有比端盘子或收银更好的生活方式。我可以开家公司，斯卡德，专门接受申请，肯定门庭若市。”
我打开车门。他说：“很高兴跟你聊天。特别是刚才。你对拳击很有眼光。请告诉那个愚蠢的金发婊子，没人要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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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八百万种死法(15)
“我会的。”
“如果想找我，给我的联络处打电话。既然认识你了，我会给你回电话的。”
我下了车，关上车门。他等到一个机会，掉了一个头，重新拐回第八大道，朝北驶去。这个掉头违反交通规则，而且向左拐上第八大道时又闯了红灯，但我认为他才不在乎呢。我想不起来最后一次见警察因为某人在纽约违章开车开罚单是什么时候了。有时你会看到一连五辆车闯红灯。近来连公交车也这么干。 他走后，我取出笔记本，记了一笔。街道对面，波莉酒吧旁边，一男一女正在大声争执。“你还算男人吗？”
她叫着。他给了她一耳光。她骂他，他又打了她一耳光。 也许他把她打懵了。也许这是他们每星期都要玩上五次的游戏。如果去干涉，他们很可能会一起冲你来。刚当警察时，我第一个搭档无论如何都不插手家庭争端。一次，当他和一个酒鬼丈夫对峙时，那个老婆竟从后面袭击他。她丈夫打掉了她的四颗牙，但她还扑上去保护他，用酒瓶砸她救星的头。他的伤口缝了十五针，得了脑震荡，当他给我讲这个故事时，还用手指去摸伤疤。你看不到那个伤疤，被头发遮住了，但他的食指准确无误地放在了那个位置。 “让他们自相残杀吧，”他曾说，“就算是她报的警，她还是会来对付你。让他们他妈的互相残杀吧。”
街道对面，那个女人说了什么我没听清，只见那个男人一拳打在她的肚子上。她惨叫起来，好像很疼。我收起笔记本，走进旅馆。 我在大厅给金打电话。她的答录机响了，我开始留言，但这时她拿起了听筒，打断了我的话。“有时我在家也开着答录机，”她解释，“可以在接电话之前知道是谁。给你打电话之后，我没再听到钱斯的消息。”
“就在几分钟前我们才分手。”
“你见他了？”
“我坐他的车兜风。”
“你觉得怎样？”
“我觉得他车开得不错。”
“我是指——” “我知道你指什么。听说你要离开他，他好像没太在意。他向我保证，你没必要怕他。照他的话说，你没必要找我来当保护者。你只要跟他说一声就行了。”
“没错，呃，他会那么说的。”
“你觉得他在说谎？”
“可能吧。”
“他说他想听你怎么说，我想你要离开公寓他也得做些安排。我不知道你是否害怕单独跟他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锁上门，隔着门跟他谈。”
“他有钥匙。”
“你没有链锁吗？”
“有。”
“你可以用它。”
“我想是吧。”
“需要我过去吗？”
“不用，你不必来。噢，我猜你想来拿其余的钱，是吧？”
“等你跟他谈完，一切妥当后再说。但如果你在他出现时需要有人在身边，我可以过去。”
“他今晚来吗？”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或许他会通过电话解决这件事。”
“他可能明天才来。”
“嗯，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躲在沙发后面。”
“你觉得有必要吗？”
“嗯，金，这取决于你怎么想。如果你不愿——” “你觉得我有什么好怕的吗？”
我思忖片刻，把同钱斯在一起的过程回想了一遍，评估一下他给我的感觉。“不，”我说，“我不觉得你有什么好怕的。但我并不了解这个人。”
“我也不了解。”
“如果你感到紧张——” “不，这很傻。再说这么晚了。我正在看有线电视里的一部电影，看完我就睡觉。我打算挂上链锁。那是个好主意。”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吧？”
“没错。”
“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没事也可以打。好吗？”
“好。”
“安下心来，我想你花了本来不用花的钱，但这是你的私房钱，所以可能无所谓。”
“当然。”
“关键是你脱身了。他不会伤害你的。”
“你说得对。我明天可能给你打电话。还有，马修，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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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八百万种死法(16)
“睡个好觉。”
我说。 我回到楼上，也尽力睡个好觉，但因为过于兴奋只好放弃。我穿上衣服，拐过街角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去。我本想吃点什么，但厨房关了。特里娜对我说，如果我想要的话，她可以给我弄块馅饼来。 我想要两盎司波本酒，纯的，然后再往我的咖啡里加两盎司酒，我他妈的想不出半个不这么做的理由。反正不会喝醉，也不会因此进医院。那都是毫无节制地、没白天没黑夜地喝才造成的，而我已经得到教训了。我再也不会那么喝了，绝对不会了，我也不想那样。但睡前小饮和出去狂饮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不是吗？ 他们对你说，九十天之内不要喝酒。你得在九十天内参加九十次戒酒聚会，每天都远离第一杯酒，九十天后，你就可以决定你接下来要怎么做了。 我最后一次喝酒是在星期天晚上。此后我去过四次戒酒聚会，如果我今天滴酒不沾就睡觉，那就五天没喝酒了。 那又如何？ 我喝了一杯咖啡，回旅馆的路上，我在希腊熟食店买了丹麦奶酪酥皮饼和半品脱牛奶。回房间后，我吃了酥皮饼，喝了点牛奶。 我关了灯，上床睡觉。现在，我五天没喝酒了。可是，那又如何？
5 我边吃早餐边看报。科罗纳区那个房管局警察仍不见好转，不过医生说他有望活下来。他们说他可能会局部瘫痪，并可能落下终生残疾，但现在下定论为时过早。 有人在中央车站抢劫一位拿着购物袋的妇女，三个购物袋被抢走了两个。在布鲁克林的格雷森区，一对因从事色情行业而有过前科的父子（据媒体报道，他们涉嫌有组织的犯罪）从一辆车中冲出，跑到离他们最近的一座房子里躲避。追杀他们的人用手枪和霰弹枪向他们扫射。父亲受伤，儿子中弹身亡，新搬进这座房子的年轻妈妈正在前厅挂衣服，流弹穿过房门轰掉了她的半个脑袋。 第六十三大街的基督教青年会每星期有六天的午间聚会。演讲人说：“告诉你们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一天早晨我醒来对自己说：‘嘿，多好的天啊，我这辈子精神从没这么好过。健康状况绝佳，婚姻美满，事业顺利，并且从未如此清醒过。我想我应该加入匿名戒酒互助会’。”
屋里爆发出笑声。他讲完后，大家没有轮流发言，而是看谁举手，由演讲人点名发言。一个年轻人羞涩地说他戒酒刚刚满了九十天，于是赢得了一阵掌声。我想举手并暗自思忖着该说些什么。我能说的就只有格雷森区的那个妇女，或卢?鲁登科的妈妈——惨死在做过手脚的电视机下。但这两桩命案与我何干？正当我还在想应该说些什么时，时间到了，大家都站了起来念主祷文。这样也好。反正我也想不出举手说什么。 会后，我在中央公园闲逛。终于出太阳了，这是一周来的第一个晴天。我长久地散步，看着小孩、骑车的人和溜冰的人，尽力把这健康、纯真、朝气蓬勃的景象同每天早晨出现在报纸上的那个黑暗的城市面目调和起来。 这两个世界重叠起来。某些骑车人的自行车或许会被抢走；某些正在散步的情侣会回到遭窃的家中；某些正在嬉闹的孩子或许会抢劫、枪杀或刺伤别人，而有些会被抢、被射杀或被刺伤。要想理清这团乱麻，人们准会头疼的。 从公园出来，走到哥伦布圆环广场时，我遇到一个穿着篮球衣、有一只玻璃假眼的无赖，他涎着脸跟我讨一角钱买酒喝。左边几码远，他的两个同伙一边分享一瓶“夜班火车”酒，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我本想让他滚开，但让自己吃惊的是，我反而给了他一美元。也许是不想让他在同伴面前丢丑吧。他开始谢个不停，让我无法忍受，也许是看到我冷冰冰的脸色，他才作罢，退了回去，我穿过街道，朝旅馆走去。 没有邮件，只有金让我回电的口信。前台服务员本应在留言条上注明来电时间，但这儿可不是什么高级宾馆。我问他是否记得来电的时间，他说不记得了。 我打电话给她，她说：“哦，我正等你来电话呢。过来拿我欠你的钱如何？”
“你有钱斯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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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八百万种死法(17)
“一个小时前他来这儿了。一切顺利。你能过来吗？”
我让她给我一个小时时间。我上楼，冲澡，刮脸。我穿戴整齐，然后觉得不太喜欢身上这套装束，就换了一身。当我手忙脚乱地打着领带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我如此精心打扮像是要赴女友的约会。 我不禁哑然失笑。 我戴上帽子，穿上外衣，走出旅馆。她住在默里希尔区，位于第三十八大街、第三大道和莱克斯大道之间。我走到第五大道，先乘公交车，下车后散步走过一段往东的路。她那栋建筑是战前的公寓大楼，红砖墙面，十四层高，大厅铺着地砖，点缀着棕榈盆景。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门房，他用对讲机打到楼上。确认金在等我之后，他才把电梯的方向指给我。他刻意表现得不带任何成见，但我觉得他知道金是做什么的，所以把我当成嫖客，并小心翼翼地忍着不傻笑出来。 我乘电梯到十二楼，然后走向她的房间。快到时，房门开了。她站在门口，就像镶嵌在镜框中一样。她那金黄的发辫，湛蓝的眼睛，还有那颧骨，有一刻我简直可以把她当成北欧海盗船头的雕像。“哦，马修，”她说着，过来拥抱我。她和我身高相仿，给了我一个结实的拥抱，我感觉到她坚实的乳房和大腿的压力，闻到她散发出来的浓郁香水味。“马修，”她把我拉进房间，关上房门。“上帝，我真感激伊莱恩让我找你帮忙。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是我的英雄。”
“我不过是跟那个人谈了谈。”
“不管你做了什么，反正奏效了。那才是我所关心的。请坐，休息一会儿。你喝点什么吗？”
“不，谢谢。”
“喝点咖啡？”
“好，如果不麻烦的话。”
“请坐。是速溶的，你不介意吧。我实在懒得煮真正的咖啡。”
我告诉她速溶咖啡也很好。她冲咖啡时，我坐在沙发上等着。房间很舒适，家俱虽然不多，但还算漂亮。音响里放着轻柔的爵士钢琴独奏曲，一只黑猫从墙角探出头来谨慎地看着我，然后又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咖啡桌上放了几本新近的杂志——《人物》、《电视指南》、《大都会》和《自然史》。音响上方的墙上挂了一幅镶框海报，是几年前惠特尼博物馆为霍珀举行画展时设计的。另一面墙上有一对非洲面具。橡木地板的正中央铺了块斯堪的纳维亚地毯，是蓝、绿相间的抽象图案。 她端着咖啡回来时，我夸赞了这个房间。她说她希望能把这个公寓留下。“但从某种角度考虑，”她说，“最好还是不能，你知道？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继续住在这里，有人还会来找我。男人们。”
“当然。”
“再说，这儿没有什么是属于我的。我是说，房里只有那张海报是我挑选的。我去看那个画展，想留点什么作为纪念。那个人画出了寂寞。人们聚在一起，但相互隔膜，望着不同的方向。它打动了我，真的。”
“你以后打算住哪儿？”
“找个好地方，”她信心十足地说。她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一条长腿垫在臀部下面，她的咖啡杯放在另一个膝盖上。她穿着上次在阿姆斯特朗酒吧穿过的紫红色牛仔裤，配了件柠檬黄毛衣。毛衣下面似乎什么都没穿。她光着脚，脚趾甲和手指甲涂着同样的茶红波特酒色。她原本穿着卧室拖鞋，但坐下来时踢掉了。 我留意到她眼睛的蓝色，和方型宝石戒指的绿色，然后，我的视线被地毯吸引过去。看上去像是有人把那上面的颜色拿去用搅拌器搅在一起了一样。 她轻轻吹了吹咖啡，喝了一口，然后身子前倾，将咖啡杯放在咖啡桌上。她点起一根香烟，说：“我不知道你跟钱斯说了什么，但他对你印象很深。”
“这我也不知道。”
“他今天早上打电话来，说要过来。他到这儿的时候，我上着链锁，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并不可怕。你知道，人有时会有这种直觉。”
我当然知道。波士顿连环杀手从来不用破门而入。所有的被害者都是开门请他进去的。 她噘起嘴巴，喷出一口烟。“他非常好。他说没想到我不快乐，还说从没想过要违背我的意愿强留我。我那样误会他，他似乎感到伤心。你知道吗？他让我觉得内疚。他使我觉得像是犯了大错，就像我丢掉了什么东西，永远无法挽回，我会为之后悔的。他说：‘你知道，我从不收留回头的女孩’，我想，天哪，我是在自断退路。你能想像这有多荒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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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八百万种死法(18)
“我想也是。”
“他真是一个高明的骗子。好像我辞掉大好的工作不做，还放弃了将来可以拿到养老金的机会。算了吧！” “你什么时候必须搬出公寓？”
“他说可以到月底。我可能在那之前离开。收拾行李很容易。这里的家俱都不是我的。只有衣服，唱片和霍珀的海报，但你知道吗？那些东西可以留在这儿。我不想带走任何让我想起这儿的东西。”
我喝了几口咖啡。它比我偏爱的口味淡些。钢琴独奏结束了，接下来是一首钢琴三重奏。她再次对我说钱斯对我印象深刻。“他想知道我怎么会找你，”她说，“我含糊其辞，说你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他说我没必要雇你，我只要跟他说一声就行了。”
“可能是真的。”
“也许吧。但我不这样想。就算我真的先找他谈，假设我鼓起勇气试着跟他谈，慢慢地我可能会回心转意，这个话题可能会被放在一边。你知道，我也会把它放在一边，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会想办法暗示我离开他是不可能的事。他也许不会说‘瞧，婊子，你老实待在这儿，否则我毁你的容’。他也许不会这么说，但我会听出他的这个意思。”
“你今天听出这个意思了吗？”
“没有。关键就在这儿，我没听出来。”
她的手抓紧了我放在扶手上的胳膊。“哦，趁我没忘，”她按着我的胳膊从沙发上站起来，穿过房间去翻钱包，然后回到沙发这儿来，递给我五张百元大钞，估计是我三天前还给她的那些。 她说：“好像应该有点奖励才对。”
“你给我的报酬已经很丰厚了。”
“但你干得太出色了。”
她一支胳膊搭在沙发背上，整个人向我靠过来。我看着她金色的发辫盘在头上，不禁想起我认识的一个女人——一个在里贝卡区有一个阁楼的雕刻家，她雕刻过一个蛇发女妖梅杜莎的头像。同简?基恩的那座雕像一样，金也有同样宽阔的前额，高耸的颧骨。 不过表情不同。简的梅杜莎看上去极度失望，金的表情却很难捉摸。 我问：“那是隐形眼镜吗？”
“什么？哦，我的眼睛。是天生的。有些怪，是吧？”
“不同寻常。”
此时，我能看懂她的表情了。我看见了期待。 “很美的眼睛。”
她宽宽的嘴唇泛出柔和的笑意。我略微向她靠近，她便马上投入我的怀抱，新鲜，温暖，热切。我亲吻她的嘴唇、喉咙和闭起的双眼。 她的卧室宽敞，洒满阳光，地板铺了厚厚的地毯，特大号的床还没整理，那只黑猫在一个罩着印花棉布的梳妆椅上打盹。金拉上窗帘，羞涩地瞥了我一眼，然后开始脱衣服。 我们的交合有些奇异。她曲线玲珑，带有梦幻色彩，且表现得激情洋溢。我对自己强烈的欲望感到诧异，但那完全是自然肉欲。我的心智似乎极为古怪地脱离我们的身体，一直在远处遥望我们的举动。 最后的一刻舒展、放松，最可贵的是它带来了短暂的快感。我从她身上移开，感觉像是躺在布满黄沙和枯木丛的荒漠中心。一阵令人惊奇的悲哀袭来，喉咙深处隐隐作痛，我差点流下泪来。 很快，这种感觉消失了。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又归于何处。 “嗯，”她微笑着，翻身过来，看着我的脸，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感觉真好，马修。”
她说。 我穿上衣服，拒绝了她让我再喝一杯咖啡的提议。她在门边握着我的手，再次向我道谢，然后说找到新住处后会告诉我地址和电话。我对她说欢迎她给我打电话，任何时间、任何理由都可以。我们没有接吻。 在电梯里，我想起她说过的话:“好像应该有点奖励才对。”
嗯，奖励这个词很贴切。 我一路走回旅馆。途中停下两次。一次是买咖啡和三明治，一次是到麦迪逊大道的教堂，本想往募捐箱里投五十美元，但后来意识到不行。金给我的是百元整钞，我没有足够的小额钞票。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捐献十分之一的收入，以及何时养成的这个习惯。那是我离开安妮塔和孩子们搬到曼哈顿后开始做的事情之一。我不知道教堂如何使用这些钱，我敢肯定，他们并不比我更需要钱，而且，以后我会尽可能改掉这个习惯。但每当我赚到一些钱，我都会感到一种无法承受的不安，直到把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这个或那个教堂为止。我想这是迷信。也许我认为，一旦开始这样做就必须坚持下去，否则就会有灾祸降临。 上帝知道这毫无道理可言。不管我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教堂，还是一分不交，灾难依然会降临，并且会不断地降临。 这次的捐献只能延期了。不管怎样，我还是坐了一会儿，感谢这座空旷的教堂给我带来的宁静感。我任由自己的思绪随处游荡。几分钟后，一个老人在过道另一边独自坐下。他合上双眼，看上去十分专注。 我暗忖他是否在祈祷。我想知道祈祷是怎么回事，人们从祈祷中得到了什么。有时，在某个教堂里，我会突然很想祈祷，但我不知道如何祈祷。 如果有蜡烛可点，我就会点燃一根蜡烛，但这是圣公会教堂，没有蜡烛。 那天晚上我到圣保罗教堂参加聚会，但总是无法专心听讲。我的思绪总是游离。在讨论时，午间聚会时发过言的那个男孩讲述了他如何坚持戒酒九十天的，他再次得到了一轮掌声。演讲人说：“知道九十天后你会得到什么吗？你的第九十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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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八百万种死法(19)
我说：“我叫马修。我无话可说。”
我很早上床。虽然入睡很快，但我总是从梦中惊醒。我越想记起那些梦境，它们就越是从我的头脑中褪去。 最后我起床出去吃早餐，然后买了报纸带回房间。离这儿几步远就有一个星期日午间聚会，我从没去过，但从聚会安排本上看到了它。当我决定要去时，它已经进行了一半。我留在房间里，把报纸看完。 以前，喝酒就可以打发时光。我过去能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坐上几个小时，咖啡里加点波本酒，不会喝醉，只是一点一点地喝，一杯接着一杯，时光就这样流逝掉。现在想不加酒如法炮制，但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三点左右，我想到了金。我把手伸向电话，想打给金，但还是放弃了。我们上床是因为那是她擅长给予、而我又无法拒绝的奖赏，我们不会因此成为情侣。那不会让我们之间产生任何特别的关系，况且，我们之间的交易已经结束了。 我想起了她的头发和简?基恩的梅杜莎，于是想给简打电话。但谈些什么呢？ 我可以告诉她，我戒酒已经快七天了。自从她自己也开始去戒酒互助会后，我们一直没再联系过。他们让她远离能让她想到酒的人、物和地点，对她而言，我正在禁区之内。我今天滴酒未沾，我可以告诉她这一点，但那又怎么样？那并不代表她想要见我。况且，那也不表示我想见她。 我们曾有几个晚上在一起开怀畅饮。也许我们还可以同样愉快地在一起戒酒。但那可能会像一连五个小时坐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喝不加波本的咖啡一样了然无趣。 我甚至都查了她的电话号码，但最后还是没拨电话。 圣保罗教堂的演讲人讲了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他吸了几年海洛因，后来戒掉了，然后又染上了酒瘾，喝得昏天黑地。他看起来像是去过地狱，而且记忆犹新。 休息期间，吉姆在咖啡机旁遇到我，问我现在怎样。我告诉他一切还好。他问我多久没喝酒了。 “今天是第七天。”
我说。 “天哪，好极了，”他说，“真的好极了，马修。”
在讨论时，我想轮到我时或许应该说点什么。我不会说自己是酒鬼，因为我已经不是了，但我可以谈到这是我戒酒的第七天，或者说我来这儿感到很高兴之类的话，但轮到我时，我还是那句老话。 会后当我把折叠椅送回它们堆放的地方时，吉姆走了过来。他说：“你知道，我们有伙人每次散会后都会到科布角喝咖啡。就是为了逛逛，聊聊。一起来怎么样？”
“呃，我很愿意去，”我说，“但今晚不行。”
“那就改日吧。”
“好，”我说，“听上去不错，吉姆。”
我其实可以去的。我并没别的事可做。结果，我去了阿姆斯特朗酒吧，吃了汉堡包和一片奶酪面包，喝了一杯咖啡。我本可以在科布角吃这些东西的。 嗯，星期天晚上我总是喜欢待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那里人不多，只有一些常客。吃完后，我拿着自己的咖啡杯走到吧台前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叫曼尼的技师以及一个叫戈登的音乐家聊了一会儿。我甚至都没想到要喝酒。 我回家上床。早晨醒来满心惶恐，或许是某个已想不起的恶梦造成的。我尽量不去想它。我洗完澡刮完脸，不祥的感觉仍在。我穿上衣服下楼，把一包脏衣服留在了洗衣房，并把一件西服和一条裤子送到干洗店。吃完早餐后，我开始读《每日新闻》。他们的一个专栏记者访问了格雷森区被乱枪射死的那个少妇的丈夫。他们刚搬进那座房子不久，那儿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房子，他们可以在那个体面的社区过上体面的生活。然而，那两个亡命之徒偏偏选中这座房子避难。“就好像上帝的手指正好指向了克莱尔?里兹克。”
那个专栏记者写道。 在“都会简讯”专栏，我看到鲍厄里区有两个流浪汉在阿斯特广场地铁站大打出手，为的只是他们中一人在垃圾桶里找到的一件衬衫。其中一个用八英寸长的折叠刀将另一个刺死。死者五十二岁，凶手三十三岁。我想，要是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地铁站，那报纸是否还会报道。他们在鲍厄里区的廉价旅馆里互相残杀已不足为奇了。 我继续翻阅报纸，仿佛在找什么，那种朦胧的预感仍萦绕不去。我微微觉得有些宿醉未醒，但又提醒自己昨晚并未喝酒。这是我戒酒的第八天。 我走到银行，把五百元报酬中的一些存进户头，剩下的换成十元和二十元的小额钞票。我来到圣保罗教堂，想赶紧捐掉那五十元。但那儿正在做弥撒。我又来到第六十三大街的基督教青年会，结果听到最沉闷的演讲。我觉得这位演讲者把他自十一岁起喝的每一杯酒都提到了。他以一种单调的声音足足嗡嗡了四十分钟。 会后，我在公园坐下，在路边摊上买了一个热狗吃掉。三点左右，我回到旅馆，打了一个盹，四点半左右再次出门。我买了一份《邮报》，拿着它拐过街角走进阿姆斯特朗酒吧。买报纸时我肯定瞟见了大字标题，只是没有在意。我坐下来点了一杯咖啡，然后看第一版，那条新闻就在那里。 “应招女郎被剁成肉酱”，标题写着。 我知道有可能是她，但也知道可能性不大。 我闭上双眼，静坐了一会儿，两手紧握报纸，试图完全通过意志的力量来改变这个故事。颜色，她北欧式眼睛的湛蓝色在我紧闭的双眼中闪过。我的心紧缩，喉咙深处再次隐隐作痛。 我翻开那该死的一页，果然第三页上就有我预感到的内容。她死了。那个杂种杀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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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八百万种死法(20)
6 金?达基嫩死在银河旅馆第十七层楼的一个房间里，这是五十年代在第六大道上建起的少数几个摩天大楼中的一座。房间租给了一位来自印第安纳州韦恩堡的叫查尔斯?欧文斯?琼斯的先生。他先付清了现金，在星期天晚上九点一刻登记入住一个晚上，此前半个小时他曾打过电话预约房间。根据初步调查，韦恩堡没有查尔斯?欧文斯?琼斯这个人，他在住宿卡上登记的街道地址似乎也不存在，可以断定他登记的名字是假的。 琼斯先生进房后没打过电话，旅馆的账上也没有他点过任何东西的记录。说不清是几个小时之后，他离开了，也没费神去把旅馆的钥匙留在前台。实际上，他在房间门口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一直到上午十一点过后，旅馆的清洁人员都谨慎地遵照那个牌子的指示行事。后来，一个清洁女工打电话到那个房间，当电话无人接听时，她就去敲门。没听到任何反应，她用总钥匙打开了房门。 她走进去，见到了《邮报》记者所说的“无法形容的恐怖现场”。一个裸体女子躺在床脚的地毯上，床上凌乱不堪。床和地毯浸满了她的鲜血。女人身上伤口重重，不知被刺了多少刀。据法医判断，凶器可能是刺刀或砍刀。凶手把她的脸砍得“血肉模糊”，但一个娱乐记者从达基嫩小姐“位于默里希尔区的豪华公寓”拿到一张死者生前的照片。与平时不同，在照片中金的金发披在肩头，只编了一条发辫盘在头上，像花冠一样。照片中，金明眸善睐，容光焕发，天真无邪。 死者身份是根据现场发现的钱包确定的。钱包里的一些现金使警方办案人员排除了为钱杀人的动机。 还像模像样的。 我放下报纸。发现自己的手在抖，这并不奇怪。我的心抖得更加厉害。我捕捉到伊芙琳的目光，她过来时，我点了两杯波本酒。 她说：“你确定吗，马修？”
“不可以吗？”
“嗯，你好久不喝酒了。真的要开戒吗？”
我暗想，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做了个深呼吸，说：“也许你是对的。”
“喝点咖啡怎么样？”
“好。”
我重看那条新闻。根据初步检查，死亡时间确定在午夜时分。我努力回忆当她被害时我在做什么。聚会结束后我去了阿姆斯特朗酒吧，但何时离开的呢？我记得那天晚上回去得很早，不过即便如此等我上床时也将近午夜了。当然，死亡时间只是大概估计的，所以，在他砍死她时我可能已经睡着了。 我坐在那儿，不停地喝着咖啡，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那条新闻。 从阿姆斯特朗酒吧出来，我来到圣保罗教堂。在后排长椅上坐下后，我尽力思考着。我与金两次见面的景象与同钱斯谈话的景象交替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闪来闪去。 我把那于事无补的五十美元投进募捐箱。然后点起一根蜡烛，凝视着它，似乎期待蜡烛的火焰中会跳出什么影像来。 我再次坐下。一个年轻的神父走过来，告诉我晚上关门时间已到，他声音和缓，略带歉意。我点点头，站了起来。 “看上去你好像有烦恼，”他主动说，“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我想不能。”
“我看你常来这儿。有时同别人谈谈会有所帮助的。”
“是吗？”
我说，“我根本不是天主教徒，神父。”
“那无所谓。如果有什么事让你感到烦恼——” “不过是些坏消息，神父。朋友意外死亡。”
“那总会让人感到难受。”
我怕他给我灌输关于上帝的神秘旨意之类的东西，但他似乎在等我讲下去。我好不容易才离开那儿，在人行道上站了一会儿，不知道接下来该到哪儿去。 大约六点半。聚会两个小时后才开始。可以早到一小时，坐下喝点咖啡，跟大家聊聊，但我从来没那么做过。我有两个小时需要打发，只是不知道做什么才好。 他们对我说不要让自己太饿。自从在公园吃了热狗之后，我什么都没吃。一想到食物，我的肠胃便开始翻腾起来。 我走回旅馆。似乎我经过的地方到处都是酒吧或酒铺。我上楼回到房间，一直待在那里。 我提前几分钟到达会场。有五、六个人叫着我的名字跟我打招呼。我倒了一些咖啡，坐了下来。 演讲者简单讲述了自己的酗酒史，然后就把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讲四年前戒酒后所发生的事情。他的婚姻破裂，最小的儿子被车撞死，肇事司机逃逸，他长期失业，并有几次忧郁症发作，以至于入院治疗。 “但我没再喝酒，”他说，“当我第一次来这儿时，你们这些人对我说，喝酒只会令事情更糟。你们告诉我，要想戒酒成功，就是死也不能喝酒。我告诉你们，有时我想，我能滴酒不沾，靠的完全是他妈的固执。没关系，让我干什么都行，我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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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八百万种死法(21)
休息时，我本想一走了之。结果，我倒了一杯咖啡，拿了几块巧克力饼干。我似乎听到金在告诉我，她非常喜欢甜食。“但我从未增加一盎司体重。我幸运吧？”
我吃着饼干。感觉像在嚼稻草，但我咀嚼着，然后就着咖啡吞下。 自由讨论时，一个女人没完没了地讲她的人际关系。她真讨厌，每晚重复同样的话。我不再听了。 我在想，我叫马修，我是一个酒鬼。我认识的一个女人昨晚被杀了。她雇我保护她，我信心十足地向她保证她很安全，她相信我。杀她的人骗了我，而我相信他。她现在死了，我却无能为力。这件事困扰着我，我却不知如何是好，每个角落都有酒吧，每个街区都有酒铺，喝酒不会让她起死回生，但可以不必清醒，我他妈的为什么要遭这份罪？为什么？ 我在想，我叫马修，我是一个酒鬼，我们坐在这个该死的房间里，没完没了地说着同样该死的话，与此同时，外面的那些野兽正在互相残杀。我们说不要喝酒，参加聚会，我们说重要的是保持清醒，我们说做起来很容易，我们说一天一次慢慢来，当我们像洗过脑的僵尸一样叨咕个没完时，世界正走向毁灭。 我在想，我叫马修，我是一个酒鬼，我需要帮助。 当轮到我时，我说：“我叫马修。谢谢你们的经验。我很喜欢听。我想我今晚听听就好了。”
祈祷之后，我离开那里。我既没去科布角，也没去阿姆斯特朗酒吧。而是朝旅馆方向走去，经过旅馆，再绕了半个街区，来到第五十八大街的法雷尔酒吧。 这儿人不多。自动电唱机里放着歌星托尼?贝内特的唱片。酒保我不认识。 我看看吧台后方，第一眼便看到了名为“早年时光”的波本酒。我点了一杯，不加冰块。酒保给我倒了一杯，放在我面前的吧台上。 我拿起酒杯，端详着它。我不知道自己希望看到什么。 我一饮而尽。
7 没什么大不了的。开始时我甚至都没感到在喝酒，然后觉得有些头晕，像是要呕吐。 唔，我的身体系统不再适应酒精。一个星期没喝酒了。上次整整一个星期不喝酒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我记不起来了。可能是十五年前吧。也许是二十年，或更久。 我站在那儿，前臂搭在吧台上，一只脚踩在身旁吧椅底部的横档上，努力判断自己的感觉。我认为，同几分钟前相比，现在不那么痛心了，而是有种古怪的失落感。但失落了什么呢？ “还要一杯？”
我本想点头，但还是控制住自己，摇摇头。“现在不要，”我说，“可以给我换些一角硬币吗？我得打几个电话。”
他帮我把一元钱换成零钱，然后把公用电话的位置指给我。我把自己关在电话亭里，掏出笔记本和笔，开始打电话。我花了几个硬币来了解谁在负责达基嫩的案子，又花了两三个硬币找这个人。最后，我终于被转接到城北分局的办公室。我说想跟德金警探讲话，一个声音说道：“稍等，”然后，“乔，找你的。”
片刻之后，另外一个声音说：“我就是约瑟夫?德金①。”
我说：“德金，我叫斯卡德。我想知道你是否抓到达基嫩凶杀案的凶手了？”
“我没听清你的名字，”他说。 “我是马修?斯卡德，我不是要从你那儿打探消息，而是要提供消息。如果你还没抓到那个皮条客的话，我可以给你些线索。”
片刻停顿之后，他说：“我们还没抓到任何人。”
“她有一个皮条客。”
“我们知道。”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瞧，斯卡德先生——” “她的皮条客叫钱斯。那也许是名，也许是姓，或只是一个绰号。犯罪记录里没有他，至少没有这个名字。”
“你是怎么知道犯罪记录的？”
“我从前是警察。瞧，德金，我有很多信息要给你。我们谈一会儿如何，你可以随便提问。”
“好吧。”
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钱斯的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向他详细描述钱斯的体貌特征和他的汽车，外加驾驶执照的号码。我说他至少控制了四个女孩，其中有位索尼娅?亨德里克斯女士，可能大家都叫她桑妮，我描述了她的长相。“星期五晚上他把汉德瑞克斯送到中央公园西街四百四十四号。她或许住在那儿，但也有可能是去参加为一个名叫基德?巴斯科姆的职业拳击手举行的庆功宴。钱斯对巴斯科姆很感兴趣，也许那栋大楼里有人为他举行庆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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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八百万种死法(22)
他想要插话，但我不停地讲下去。我说：“星期五晚上钱斯得知那个叫达基嫩的女孩想要终止他们的关系。星期六下午，他到她在东三十八道街的住处找她，告诉她他没有异议。他让她月底搬出这个公寓。那是他的公寓，是他租下公寓把她安置在这里的。”
“等一下，”德金说，我听到沙沙的翻纸声。“登记的承租人是戴维?戈德曼。达基嫩的电话也列在他的名下。”
“你查到戴维?戈德曼这个人了吗？”
“还没有。”
“我猜也查不到，也许戈德曼是钱斯雇来为他做掩护的律师或会计师。我只能告诉你这些，钱斯看上去根本不像会叫戴维?戈德曼这个名字的人。”
“你说他是黑人？”
“对。”
“你见过他。”
“没错。虽然他没有固定的出入场所，但有几个地方他常去。”
我把几个地点开列给他。“我查不到他住在哪里。我猜他是有意保密。”
“没问题，”德金说，“我们可以逆向追查。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了我们，记得吗？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号码去查他的住址。”
“据我所知，那是他的代接电话服务站的号码。”
“好，他们会有他的电话。”
“也许吧。”
“你听上去似乎挺怀疑？”
“我想他不愿让别人轻易找到他，”我说。 “你是怎么发现他的？你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斯卡德？”
我想挂断电话。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他们，但不想回答问题。但我比钱斯好找得多，如果我挂断德金的电话，他很快就会把我找去问话的。 我说：“我星期五晚上见过他。达基嫩小姐让我给她当调停人。”
“调停什么？”
“告诉他她想要跳出火坑。她不敢亲自跟他讲。”
“所以你就替她说了。”
“对。”
“怎么，你也是皮条客吗，斯卡德？她从他那里跳槽到你那儿？”
我握着话筒的手一紧。我说：“不，我不干那种勾当，怎么，德金？你妈想换个皮条客吗？”
“到底怎么——” “小心你的臭嘴，如此而已。我可是把内幕消息都告诉你了，我本来不必给你打电话。”
他一声没吭。 我说：“金?达基嫩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我的情况，过去有一个叫古吉科的警察，他认识我。他还在城北分局吧？”
“你是古吉科的朋友？”
“我们互不欣赏，但他可以告诉你我为人诚实。我告诉钱斯她想退出，他说他并不介意。他第二天去见她，跟她说了同样的话。结果，昨天晚上有人杀了她。你们仍旧认定死亡时间是午夜？”
“对，但只是估算。他们发现她时已是十二个小时之后了。你知道，尸体的状况几乎让验尸官考虑改行了。”
“唉。”
“我看最可怜的是那个旅馆服务员。她来自厄瓜多尔，我想她是非法移民，几乎不会讲英语，结果偏偏让她撞上那种惨状。”
他哼着鼻子说，“你要不要看看尸体，好帮我们确认一下？保证让你看了终生难忘。”
“你们确认是她吗？”
“哦，对，”他说，“我们有她的指纹。几年前她在长岛被捕过。当街拉客，拘留十五天。此后没再被捕过。”
“后来她在室内接客，”我说。钱斯把她安置在三十八道街的公寓里面。 “真正的纽约冒险之旅。你还知道些什么，斯卡德？如果我们需要你时怎么才能找到你？”
我没有别的信息了。我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他。彼此之间又说了几句客套话后，我挂断了电话，接着，电话铃响了起来。我的一角钱只够打三分钟电话的，我现在欠了四十五美分。我在吧台又破开一美元，将零钱放进投币口中，然后回到吧台又要了一杯酒。还是“早年时光”，直接喝，不加冰。 这回味道好些。酒一下肚，我感到体内的什么东西化开了。 聚会时，他们告诉你让你酩酊大醉的是第一杯酒。你喝了一杯，便一发不可收拾，不知不觉中，你会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直到喝醉为止。好吧，或许我不是酒鬼，因为我的情形不同。我喝了两杯，心情比没喝之前大为好转，因此，我当然没必要再喝。 然而，我给了自己一个机会。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考虑是否要喝第三杯。 不。不喝了，我真的不想再喝了。我这样很好。 我在吧台上留了一美元，将其余的零钱收起，然后回家。经过阿姆斯特朗酒吧时，我没想进去。我当然没有要停下来喝一杯的欲望。 此时，较早一期的《新闻》报应该已经出来了。我要走到街角去买吗？ 不，去它的吧。 我在前台停了下来。没有留言。是雅各布当班，他正懒洋洋地一边哼着小曲，一边玩填字游戏。 我说：“嗨，雅各布，谢谢你那天晚上帮的忙。帮我打那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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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八百万种死法(23)
“哦，没什么，”他说。 “不，是帮了大忙，”我说，“我真的很感激。”
我上楼准备就寝。我疲惫不堪，气喘吁吁。有一会儿，就在入睡前的一刻，我又一次体验到那种古怪的失落感。但我到底失落了什么？ 七天，你戒了七天酒，以及大半个第八天，然后你失去了它们。它们没有了。
8 第二天早晨，我买了《新闻》报。一桩新暴行已将金?达基嫩挤出了头版。华盛顿海茨住宅区，一名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年轻住院外科医生在河边大道遭抢后被枪杀。他并未反抗，但抢匪却毫无理由地射杀了他。死者妻子有孕在身，将在二月临盆。 妓女惨死案已经移到里面的版面。报道的东西没有超出前一天晚上我从德金那儿听到的内容。 我在外面走了很久。中午，我去了一趟基督教青年会，但心绪不宁，便在自我表述时离开了。在百老汇熟食店，我买了一个熏牛肉三明治，并喝了一杯黑啤酒。我在晚餐时又喝了一杯啤酒。八点半，我回到圣保罗教堂，在附近绕了一圈，没去那个地下室会议室便回旅馆了。我迫使自己待在房里。我想喝酒，但我已经喝了两杯啤酒，并且决定每天的定量为两杯酒。只要没超过那个限额，我想就不会惹麻烦。无论是在早晨喝，还是在睡前喝，无论是在房里喝，还是在酒吧喝，无论是独酌，还是群饮，都未尝不可。 第二天是星期三，我起得很晚，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吃了一顿延迟的早餐。我走到市图书馆，在那儿待了两个小时，然后在布赖恩特公园闲坐，直到毒品贩子让我神经紧张为止。他们已经完全把公园变成了他们的领地，在他们看来，只有潜在的买主才会劳神到这里来，所以不断地有人过来兜售兴奋剂、镇定剂、大麻、迷幻药，和上帝才知道的一些玩意，让你连张报纸都看不成。 我当晚去了八点半的聚会。聚会常客米尔德丽德宣布那天是她戒酒十一年纪念日，赢得一阵掌声。她说自己并无秘诀，只是戒一天算一天。 我心想，如果我睡前不喝酒，就会戒掉一天酒。我觉得，无论如何，我要做到这一点。然而，我会后径直去了波莉酒吧，一连喝了两杯酒。我和一个家伙展开热烈讨论，他执意给我买第三杯酒，但我让酒保换成可乐。我对自己很是满意，知道自己的极限，坚持住。 星期四，我晚餐时喝了一杯啤酒，然后去参加聚会。休息时，我离开那里。我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停留，但不知怎么硬是没有点酒，之后匆匆离开。我心神不宁，在法雷尔酒吧和波莉酒吧进进出出，但都没点酒。离波莉酒吧不远的酒铺仍在营业。我买了丹特波本酒带回旅馆。 我先冲澡，准备上床。然后，我打开酒瓶，往杯子里倒了大约两盎司酒，喝完后入睡。 星期五一起床，我又喝了两盎司酒。我确实感到酒力，十分舒畅。整个白天我没再喝酒。就寝时，我又喝了一杯，之后倒头便睡。 星期六醒来时，我头脑清醒，没有喝酒的欲望。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能这么成功地控制酒瘾。我甚至想去参加聚会，与大家分享我的秘密，但我能想象得出他们的反应。会心的表情，会心的笑。清醒者自以为是的样子。此外，能控制酒量并不意味着我就应向他人推荐这种方法。 上床前，我喝了两杯。几乎没有感觉，但星期天早晨醒来我觉得有点晕，于是慷慨地给自己灌了一杯醒脑酒，来开始新的一天。效果不错。看完报纸，我查了一下聚会记录，发现下午在格林威治村有一个聚会。我乘地铁到那里。聚会者几乎都是同性恋者。休息时我溜之大吉。 回到旅馆，我打了一个盹。晚饭后，我看完报，决定喝第二杯酒。我往酒杯里倒了两、三盎司波本酒并一饮而尽。我坐下，想再看一会儿报纸，但总是不能集中精神。我想再喝一杯酒，但又提醒自己当天的两杯已经喝完。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早晨喝酒已是十二小时之前，这比我前一天晚上喝过后到今早那杯之间的时间还长。所以，早晨那杯酒早已从我体内散去，或许不该算作今天定额中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睡觉前我有权再喝一杯。 我很高兴自己能够悟到这一点，决定好好喝上一杯以犒赏自己的洞察力。我满满地倒上一杯酒，酒面离杯口不到半寸，然后细细品尝，拿着酒坐在椅中的样子就像俊男广告里的模特。我很理智，知道重要的是饮酒的杯数，而不是每杯的量，然后又突然想到我欺骗了自己。我的第一杯酒——如果算是第一杯酒的话——没有几滴。某种意义上说，我还亏欠自己大约四盎司的波本酒。 我倒了估计四盎司的酒，一口干了。 我愉快地注意到，酒对我并没特别影响。我当然没醉。事实上，长久以来我的感觉从未如此好过。老实说，好得都让我无法待在房中。我要出去，找一个适宜的地方，喝杯可乐或咖啡。不喝酒，因为首先我不想再喝，同样重要的是，我已经把今天的两杯喝完了。 我在波莉酒吧喝了可乐。在第九大道一个叫“小孩手套”的同性恋酒吧喝了一杯姜汁汽水。有些顾客看来有些眼熟，我想他们下午可能也参加了格林威治村的聚会。 往市区方向再走一个街区，我又有所发现。现在我已经一连几天成功控制酒量，此前我整整一周滴酒未沾，那不是一个证明吗。妈的，如果我能将自己的饮酒量控制在一天两杯，那就证明我没必要把自己的饮酒量限制在两杯。我过去存在酗酒问题，我无法否认这一点，但显然我已经超越了人生的那一阶段。 所以，尽管我不需要再喝酒，但如果我想，我当然可以再喝上一杯。而且如果我确实想再来一杯，那干嘛不喝呢？ 我走进酒吧，要了双份波本，不加冰。我记得酒保有个闪亮的光头，还记得他给我倒酒，也记得我举起了酒杯。 那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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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八百万种死法(24)
9 我突然醒来，意识骤然恢复轰鸣而至。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那是第一个打击。第二个随后便到，我发现此时是星期三。星期天晚上举起第三杯酒后，我便什么都不记得了。 几年来我偶尔会失去记忆。有时忘掉的是入睡前的半小时，有时是好几个小时。 但我从未忘掉整整两天发生的一切。 他们不让我走。我是前一天夜里被送来的，他们想把我彻底隔离五天戒酒。 一位实习医生说：“酒力在你体内还没散去。你出院不到五分钟，就会绕过街角去喝酒。”
“不，我不会。”
“两周前你才在这儿接受完戒酒治疗。医院有你的记录。我们才帮你清除酒精，结果你坚持了多久？”
我没吭声。 “你知道昨晚怎么被送到这儿来的吗？你浑身痉挛，抽搐个不停。过去发作过吗？”
“没有。”
“嗯，你还会发作的。如果继续喝下去，你肯定会再发作的。不是每次都会这样，但早晚会的。你早晚会死在这上头。除非你先死于别的原因。”
“闭嘴。”
他抓住我的肩膀。“不，我才不闭嘴呢，”他说，“我他妈为什么要闭嘴？我不能既礼貌周全、顾及你的感受，同时又阻止你胡说八道。看着我，听我说。你是一个酒鬼。如果你再喝，就会死路一条。”
我沉默不语。 他已经规划好了。我得隔离戒酒十天。然后去史密瑟康复中心进行二十八天的治疗。当他得知我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接受康复治疗所需的两千美元时，他就放弃了后面的那个计划。但他仍旧坚持让我在戒酒病房住上五天。 “我不用留下，”我说，“我不喝酒了。”
“每个人都会这么说。”
“我是说真的。如果我不同意留下，你就不能强迫我。你必须让我出院。”
“如果你这样出院的话，你就违反了‘美国医学学会’的规定，违背医嘱。”
“那我也要出院。”
有那么一会儿，他看上去很生气。之后，他耸耸肩。“随便你，”他轻松地说，“下一次你就会听医生的话了。”
“不会有下一次了。”
“哦，肯定会有下一次的，好吧，”他说，“除非你栽倒在地的时候离另一家医院更近，或在被送到这儿之前就死了。”
他们还给我的衣服脏得一塌糊涂，因为我在街上滚过，衬衫和外套上还有斑斑血迹。他们把我送来时我头上的伤口在流血，他们给我缝了几针。我显然是在抽搐时伤到了头部，要不就是在此前的奇遇中挂了彩。 我身上有足够的现金付医疗费。这倒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早晨下过雨，街道仍旧很湿。我站在人行道上，信心开始慢慢流失。街道对面就有一个酒吧。我口袋里的钱足够买一杯酒，我知道，它会使我感觉好一些。 相反，我回到旅馆。我鼓足勇气才走到前台去接收我的邮件和留言，就像我做了什么可耻的事，应该向前台服务员致以深切歉意似的。最糟的是我根本不知道在我失忆期间都做过什么。 服务员的表情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也许在我失忆的那段时间里主要待在房中孤独地喝酒。也许从星期天晚上起我就没回旅馆。 上楼后，我排除了第二个可能性。显然，在星期一或星期二的某个时间我回来过，因为我已把那瓶丹特波本酒喝光，五斗橱上还有半瓶占边威士忌放在空空的波本酒瓶旁边。瓶上的标签显示它是从第八大道的一个酒铺买来的。 我暗想，好吧，这是第一个考验。你是喝，还是不喝。 我把剩下的酒倒进水槽，冲净两个酒瓶，然后将它们扔进垃圾桶。 邮件全是垃圾邮件。我把它们统统扔掉，然后查看我的留言。安妮塔星期一早晨来过电话。某个叫吉姆?费伯的人星期二晚上来过电话并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还有钱斯分别在昨晚和今早来过电话。 我冲了很长时间的澡，仔细地刮了脸，换上干净的衣服。我把从医院穿回的衬衫、袜子和内衣裤扔掉，把西服放在一边。或许干洗店能把它洗干净。我拿起留言，重新检查一遍。 我的前妻安妮塔。钱斯，那个杀死金?达基嫩的皮条客。还有个叫费伯的人。我根本不认识名叫费伯的人，除非他是我醉酒后乱逛时遇到的酒鬼。 我把写着他的电话的纸条撕掉，考虑是下楼去打电话，还是拨给旅馆总机转接外线。如果没把那半瓶酒倒掉，我现在可以喝上一杯。结果，我下楼到电话间给安妮塔打电话。 这场谈话有些怪。同平时一样，我们小心翼翼地保持礼貌。等我们像职业拳击手那样打完第一个回合后，她问我为什么打电话给她。“我只是回你的电话而已，”我说，“很抱歉耽搁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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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八百万种死法(25)
“回我的电话？”
“有一个留言说你星期一打过电话。”
沉寂片刻后，她说，“马修，我们星期一晚上通过电话。你给我回的电话。你不记得了？”
我感到一阵寒意，就像有人用粉笔划过黑板一样。“我当然记得，”我说，“但不知怎么这个纸条又放到了我的信箱里。我以为你又给我打电话了呢。”
“没有。”
“肯定是留言条掉在地上，然后某个好心的傻瓜把它放回到我的信箱，现在我又收到它，以为这是又一次电话呢。”
“肯定是这么回事。”
“当然，”我说，“安妮塔，那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时喝了几杯。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你可以提醒我我们都谈过什么吗，以免我漏掉了什么。”
我们谈了给米基矫正牙齿的事，我告诉她采取另外一个方法。我向她保证，记得这部分谈话。还有别的吗？我说我很快会再寄些钱过去，会比不久前寄的钱多一些，给孩子买牙箍的费用不成问题。我对她说那部分我也记得，她说就这些了。当然，我还跟孩子通了话。哦，没错，我对她说。我记得同孩子们说过话。就这些？嗯，这么说我的记忆力还没那么坏，是吧？ 挂断电话后，我抖得厉害。我坐在那儿竭力回想她所描述的那段对话，但徒劳无功。从我在星期天晚上喝了第三杯酒，到我在医院摆脱宿醉之间的一切都成了空白。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 我把纸条撕了又撕，将碎片放进衣袋。我看着另一条留言。钱斯留的电话是他联络站的号码。我把电话打到了城北分局。德金不在，但他们把他家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他接电话时听上去有些迷糊。“等我一分钟，我点支烟，”他说。等他再拿起话筒时，声音又恢复正常了。“我在看电视，”他说，“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你想到什么了，斯卡德？”
“那个皮条客在找我。钱斯。”
“怎么找你？”
“通过电话。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打给他。是他的电话联络站。所以他可能就在城里，如果你想让我引他出来——” “我们没在找他。”
有一刻我以为自己肯定是在失去记忆的那段时间里跟德金通过话，而谁打给谁我已不记得了。但当他说下去时，我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 “我们把他找到警察局问话，”他解释道，“我们发出逮捕令，但他主动上门，还带了一个滑头律师，他本人就很滑头。”
“你把他放走了？”
“我们他妈的根本没有理由扣留他。他从估计的死亡时间前六小时，到那之后的七、八个小时都有不在场证明。这证明看上去无懈可击，我们还找不出破绽。帮查尔斯?琼斯登记入住旅馆的服务员说不出他的相貌。我是指他都无法肯定那个人是黑是白。他隐约觉得那是个白人。你怎能把这些材料交给地方法院检查官呢？”
“他可以雇人帮他租那个房间。那些大旅馆根本不注意进出的都是什么人。”
“你说得对。他可以雇人帮他租房间。他也可以雇人杀她。”
“你想他是这么干的？”
“我可不是雇来想的。我知道我们治不了那个婊子养的。”
我想了一下，“他为什么打电话给我？”
“我怎么知道？”
“他知道是我把你们引向他的吗？”
“我可没露口风。”
“那他想找我干什么？”
“你干嘛不问他？”
电话亭里很热，我把门打开一条缝通点风。 “也许我会这么做。”
“当然。斯卡德，不要在黑巷子跟他见面，知道吗？如果他想对你不利，那你就得小心点。”
“好的。”
“如果他真的要对付你，就给我留一个暗号，好吗？电视上都是这么做的。”
“我会尽力而为的。”
“要机智一些的暗号，”他说，“但也别太机智了，知道吗？得让我能明白含义。”
我投了一角硬币，打电话给他的联络站。声音嘶哑得像个烟鬼的女人说：“8092，请问找谁？”
我说：“我是斯卡德。钱斯给我打过电话，我是在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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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八百万种死法(26)
她说应该很快能联络到他，并问我的电话号码。我告诉了她，然后上楼四肢摊开地躺倒在床上。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电话铃响了。“我是钱斯，”他说，“谢谢你回我的电话。”
“我大约一个小时前才看到你的留言。两个留言。”
“我想跟你谈谈，”他说，“面对面地谈。”
“好吧。”
“我在楼下，在你们的大厅。我想我们可以在附近喝杯酒或咖啡。你能下来吗？”
“好。”
10 他说：“你还认为是我杀了她，是不是？”
“我怎么想重要吗？”
“对我很重要。”
我借用了德金的台词：“没人雇我来想。”
我们是在离第八大道几个店面远的一家咖啡店，坐在靠里的雅座。我的咖啡什么都没加。他的只比他的肤色浅一点。我还要了一个英式烤松饼，因为我想该吃点什么，但根本没去碰它。 他说：“不是我干的。”
“好吧。”
“我有你们所谓的‘有力的不在场证据’。整整一屋子人能够为我那晚的时间作证。我根本不在那家旅馆附近。”
“那很方便。”
“你是什么意思？”
“你想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买凶杀人？”
我耸耸肩。隔着桌子坐在他的对面，我感到有些焦躁，但我更觉得疲惫。我不怕他。 “也许我可以这样做。但我没有。”
“随你怎么说吧。”
“真该死，”他说，喝了一口咖啡。“你和她的关系比你那天晚上透露的要深吧？”
“不。”
“只是朋友的朋友而已？”
“没错。”
他看着我，目光如炬，射入我的眼睛。“你跟她上床了，”他说。没等我回答，他又说：“当然，就是这样。她还能怎么谢你？这女人只说一种语言。希望那不是你得到的唯一报酬，斯卡德。我希望她不是只用卖肉谢你。”
“我的酬劳是我自己的事，”我说，“我们之间的交易是我自己的事。”
他点点头，“我只想弄清楚你的来路，仅此而已。”
“我既无来路，也无去向。我完成了一项工作，我得到了全额报酬。现在顾客死了，我与这件事无关，这件事也与我不相干。你说你跟她的死无关，那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我不知道，我也不必知道，老实说，我根本不在乎。那是你与警察之间的事。我不是警察。”
“你曾经是。”
“但不再是了。我不是警察，不是死去女孩的兄弟，也不是手举火剑的复仇天使。你以为谁杀了金?达基嫩对我很重要？你以为我他妈的会在乎？”
“对。”
我盯着他。 他说：“是的，我认为这对你很重要。我认为你在乎谁杀了她。那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
他温和地笑着。“瞧，”他说，“我想要雇你，马修?斯卡德先生。我想让你查出杀她的凶手。”
我过了好一会儿才相信他是认真的，然后竭尽全力劝他放弃这个念头。如果真有能够追查到杀金凶手的线索的话，我对他说，那警察办到的机会更大。他们拥有所需的权力，人力，才干，人脉和技术。而我一无所有。 “你忘了一件事，”他说。 “噢？”
“他们不会去查。他们以为自己已经知道是谁杀了她。但他们找不到证据，所以无能为力，那只是他们不全力以赴去查的借口。他们会说：‘嗯，我们知道是钱斯杀了她，但没有证据，我们还是去办别的案子吧。’天知道他们是否有那么多别的案子可办。如果他们确实在办这个案子，他们也不过是想方设法把它栽到我的头上。他们甚至不去想想是否还有人有理由想让她死。”
“比如谁？”
“这就要靠你去查了。”
“为什么？”
“为钱，”他又笑了起来，“我不会让你白干的。我财源滚滚，都是现金。我会付个好价钱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为什么要我办这个案子？你为什么要找到那个凶手呢——假设我能找到他的话？那不会让你脱难的，因为你没落难。警察找不到于你不利的证据，也不可能找到。如果这个案子一直悬在那儿，对你又有何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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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八百万种死法(27)
他的目光平静而坚定。“也许我关心的是自己的名声，”他说。 “为什么？在我看来，你的名声还有所提升呢。如果外头传闻说你杀了她却逍遥法外，那其他想摆脱你的女孩就得好好想想了。即便你跟她的死没关系，我认为你也会心甘情愿被人误会。”
他用食指轻轻弹了两下空空的咖啡杯，说：“有人杀了我的女孩。没有人可以干了这件事却逍遥法外。”
“她被杀时已不是你的人了。”
“有谁知道？你知，她知，还有我知。我其他的女孩，她们知道吗？酒吧和大街上的人知道吗？外面那些人只知道，我的一个女孩被杀，凶手却安然无恙。”
“那损害了你的名声？”
“我看不出对我名声有什么好处。还有，我的女孩会害怕。金被杀了，而凶手仍逍遥法外。如果他故伎重演呢？”
“再杀一个妓女？”
“再杀我的一个，”他声音平稳地说，“斯卡德，那个凶手荷枪实弹，而我却不知道他的目标是谁。也许杀死金是某人要栽赃我呢。也许我的另一个女孩是他的下一个目标呢。我所知道的是，我的生意已经受损了。我告诉我的女孩不要应召去任何旅馆，这只是第一步，如果有什么蹊跷的新嫖客，就不要接。这等于让她们歇业。”
服务员端着一壶咖啡转过来，帮我们添满杯子。我还没碰我的英式松饼，上面溶化的奶油开始凝结起来。我让他把松饼拿走。钱斯往他的咖啡里加奶精。我想起跟金坐在一起时，她往自己的咖啡里加大量奶和糖。 我问：“钱斯，为什么找我？”
“我告诉过你。警察不想全力以赴。要想让谁卖命，就得付钱给他。”
“还有其他私人侦探。你可以包下整家侦探所，让他们不分昼夜为你效力。”
“我从来不喜欢团体运动，宁愿看单打独斗。再说，你了解内情。你认识金。”
“这有用吗？”
“而且我认识你。”
“因为我们见过一次？”
“并且我喜欢你的风格。那也很重要。”
“是吗？关于我，你唯一知道的就是我对拳击在行。那并不很多。”
“那很重要。但我知道的不止于此。我知道你做事的方式。你知道，我已经打听过了。很多人认识你，他们很多人对你评价不错。”
我沉吟了一两分钟，然后说：“杀她的没准是个疯子。所以才把现场弄成那样，也许事实就是这样。”
“星期五我知道她要退出，星期六我告诉她没问题。星期天有个从印第安纳来的疯子把她剁碎。这只是巧合吗？你觉得呢？”
“巧合无时不有。”
我说，“但是不，我不认为那是巧合。”
上帝，我真累。我说：“我不太想接这个案子。”
“为什么？”
我想了想，因为我什么都不想干。我想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与世隔绝把世界关闭。他妈的，我想喝酒。 “你总需要钱吧。”
他说。 这倒是真的。我上回赚到的酬金撑不了多久。我的儿子米基还得买牙托，之后还有其他用钱的地方。 我说：“我得好好想想。”
“好吧。”
“我现在无法集中精神。我需要一点时间，理理头绪。”
“要多久？”
几个月，我暗想。“两三个小时吧。我今晚给你打电话。我能直接联络到你，还是就打那个联络站的电话？”
“定个时间，”他说，“我在你的旅馆前和你碰头。”
“你没必要那么做。”
“在电话里拒绝要容易得多。我想面谈的把握大些。此外，如果你答应了，我们还得多谈谈。而且你也需要我先给你一些钱。”
我耸耸肩。 “选个时间。”
“十点？”
“在你旅馆前面。”
“好吧，”我说，“如果我必须现在回答，那准是拒绝。”
“那就最好等到十点。”
他付了咖啡钱。我没争着付帐。 我回到旅馆房间，努力静心思考，但做不到。我连静静坐一会儿都办不到。我不停地从床走到椅子，再从椅子那儿走回来，奇怪自己为什么不马上一口回绝他。现在我得苦熬到十点，然后下决心拒绝他的请求。 我未及细想就戴上帽子，穿上衣服，绕过街角来到阿姆斯特朗酒吧。我走进门，却不知道要些什么。来到吧台，比利一看到我，就开始摇头。他说：“我不能卖酒给你，马修。我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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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八百万种死法(28)
我感到脸涨红起来，既尴尬又气愤。我说：“你说什么？在你看来，我像在发酒疯吗？”
“不像。”
“那我他妈的为什么在这儿不受欢迎？”
他回避我的目光。“规矩不是我定的，”他说，“我也没说这儿不欢迎你。咖啡、可乐、正餐都行，见鬼，你是尊贵的老顾客。但我不能卖酒给你。”
“谁说的？”
“老板。那天晚上你在这儿的时候——” 噢，上帝。我说：“很抱歉，比利。跟你说实话，这几个晚上我过得很糟。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来过这儿。”
“别放在心上。”
耶稣基督啊，我想挖个地洞钻进去。“那天晚上我的表现很糟糕吗？我惹麻烦了吗？”
“啊，见鬼，”他说，“你醉了，你知道吗？这事难免，对吧？以前我有个爱尔兰女房东，晚上我喝醉了回去，第二天向她道歉，她会说：‘上帝保佑，孩子，主教也会犯这样的错误’。你没惹什么麻烦，马修。”
“那——” “瞧，”他说着，身子前倾，“我只是重复老板的话。他对我说，如果那个家伙自己想醉死，我不管。如果他想来这儿，我们欢迎，但我不卖酒给他。这不是我说的，马修。我只是重复他的话。”
“我理解。”
“要是我的话——” “不管怎样，我不是来喝酒的，”我说，“我来喝咖啡。”
“既然这样——” “去它的既然这样，”我说，“既然这样，我想我要的还是酒，想找个愿意把酒卖给我的人难不到哪儿去。”
“马修，别那样。”
“别告诉我该怎样，”我说，“少跟我说废话。”
我的愤怒有种净化作用，令我满足。我昂首阔步地离开那里，怒气冲冲，站在人行道上考虑到哪儿去喝酒。 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转过身。一个穿着旧军夹克的人正温和地对我笑着。开始时我想不起他是谁。他说见到我很高兴，问我一向可好，我这才想起他来。 我说：“哦，嗨，吉姆。我很好。”
“去参加聚会？我跟你一块儿去。”
“哦，”我说，“今晚恐怕不行。我得去见一个人。”
他还在笑。我灵机一动，问他是否姓费伯。 “没错，”他说。 “你给我的旅馆打过电话。”
“只想问声好。没什么要紧事。”
“我没认出那个名字。否则我会给你回电话的。”
“当然。你真的不一起去参加聚会，马修？”
“我希望我能去。哦，上帝。”
他等待着。 “我遇到点麻烦，吉姆。”
“你知道，那很正常。”
我不敢看他，说：“我又喝酒了。我坚持了，我说不准，七八天吧。然后又开始喝酒了，而且我做得还好，你知道，控制饮酒量。然后，一天晚上，我遇到了麻烦。”
“你喝第一杯时就遇到了麻烦。”
“我不知道，也许吧。”
“那就是我打电话的原因，”他温和地说，“我想你或许需要点帮助。”
“你知道？”
“嗯，星期一晚上参加聚会时，你看上去情绪很不稳定。”
“在聚会上？”
“你不记得了，是不是？我觉得你好像因醉酒而失去意识了。”
“哦，天哪。”
“怎么了？”
“我醉醺醺地去那儿了？我醉醺醺地出现在戒酒互助会上？”
他笑了，“你把那说得像是死罪一样。你以为自己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吗？”
我真想去死。“那太糟了，”我说。 “什么太糟了？”
“我再也不去了。我无法再迈进那个房间了。”
“你觉得很丢脸，是吗？”
“当然。”
他点点头：“我总是为自己的醉酒失忆感到丢脸。我不想、也不敢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不过总的来说，你的表现不是很糟。你没惹麻烦。你没乱说话，只是打翻了一杯咖啡——” “哦，上帝。”
“你没有洒在别人身上。你只是喝醉了，仅此而已。你那天晚上好像很不开心。实际上，你看上去很痛苦。”
我鼓起勇气说：“我被送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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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八百万种死法(29)
“你已经出院了？”
“我今天下午办了出院手续。我被送进医院是因为全身痉挛。”
“好在你好了。”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我说：“我不能等到会开完就得走。我十点要见一个人。”
“你可以提前一点走。”
“也好。”
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盯着我。有些人跟我打招呼，我觉得他们话中有话。其他人什么都没说，我就想他们是有意避开我，因为我在醉酒时冒犯了他们。我极端神经过敏，以致于想逃出自己的躯壳。 自由发言时，我实在坐不住了。我不停地到咖啡机那儿倒咖啡。我敢肯定，我不断往咖啡机那儿跑已招致不满，但咖啡机似乎有强烈的吸引力，让我无法抗拒。 我总是走神。讲话者是布鲁克林的消防员，讲的故事生动有趣，但我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他说他们消防队的队员都是海量，那些不酗酒的人都被调走了。“队长是个酒鬼，他希望周围都是酒鬼，”他解释道，“他常说：‘给我足够的酒鬼消防员，我就会扑灭所有火灾。’他说的没错。各位，我们什么事都敢做，什么地方都敢去，什么险都敢冒。因为我们都醉得不知死活了。”
真是一个该死的谜团。我一直控制自己的饮酒量，而且卓有成效。只是后来不灵了。 休息时，我往收费篮里放了一美元，然后到咖啡机那儿又倒了一杯咖啡。这一次我勉强自己吃了一块燕麦饼干。讨论开始时，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总是跟不上思路，但这似乎无关紧要。我尽可能仔细听，尽可能待在那儿不动。十点差一刻时，我起身溜出门，尽量不引人注意。我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我想让他们相信，我不是去喝酒，我必须见一个人，是去谈生意。 我后来才想到，我本可以待到聚会结束。圣保罗教堂离我的旅馆只有几分钟路程。钱斯会等我的。 也许我是想找个借口在轮到我发言之前离开。 十点时，我已到旅馆大厅。我看见他的车停了下来，我出门穿过人行道来到路边。我打开车门，坐进去，又砰地关上车门。 他看着我。 “那个工作机会还在吗？”
他点点头：“如果你接受的话。”
“我接受。”
他再次点点头，挂上档，将车驶离路边。
11 中央公园的环形车道一圈差不多有六英里。我们已沿逆时针方向转到了第四圈，卡迪拉克一路平稳前行。讲话的主要是钱斯。我拿出笔记本，时不时地记些东西。 开始时他谈论的是金。她的父母是芬兰移民，在威斯康星州西部的一个农场定居下来。离那儿最近的城市是奥克莱尔。金原名姬拉，从小就得挤牛奶，给菜园除草。九岁时，他哥哥开始对她性骚扰，每晚进她的房间动手动脚。 “只是有时她讲到这个故事时，哥哥变成了舅舅，还有一次变成了爸爸，所以这一切可能只是她编出来的。或者确有其事，她变来变去只是为了使它变得不再真实。”
中学三年级时，她同一个中年房地产经纪人发生了关系。他对她说他要离开妻子，跟她在一起。她收拾行李跟他去了芝加哥，在帕尔默酒店住了三天，三餐都让客房服务部送进房间享用。第二天那个房地产经纪人喝醉后涕泪横流，不停地对她说他毁了她的生活。第三天他精神很好，但次日早晨她醒来时，发现他不见了。有一张纸条解释说他回到了妻子身边，还多付了四天房费，并说他永远忘不了金。纸条旁放了一个旅馆专用信封，里面有六百美元。 她住满了一周，在芝加哥观光，和几个男人睡了觉。其中两个主动给她钱，她本想让其他几个也付钱，可说不出口。她想过要回农场。然而，就在帕尔默酒店住的最后一晚，她认识了那里的一个客人，是尼日利亚派去参加某个商业会议的代表。 “那断了她的后路，”钱斯说，“跟黑人睡觉就表示她不能再回农场了。第二天一早，她就乘公交车到了纽约。”
直到他把她从达菲手里买过来，安置在公寓里，她的生活才有了转机。她的容貌举止都适合室内接客，因为她一直不习惯在街上拉客。 “她很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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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八百万种死法(30)
他想了一会儿，说，“妓女都懒。”
有六个女人为他工作。现在，金死了，还有五个。他概括性地谈了一会儿她们，然后切入正题，把她们的名字、地址、电话和个人资料告诉我。我记了很多笔记。我们在公园绕完第四圈，他向右一拐，从西七十二道街出去，经过两个街区，停在路边。 “马上回来，”他说。 我待在那儿没动，他到街角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引擎还在空转。我看看才做的笔记，想从记录的零散信息中归纳出一个模式来。 钱斯回到车里，看着后视镜，利落但违法地掉了一个头。“给我的电话联络站打电话，”他说，“保持联络。”
“你应该装一个车载电话。”
“太麻烦了。”
他开到市中心后向东行驶，在一栋白砖公寓前的消防栓旁停下，这儿是十七道街，介于第二大道和第三大道之间。“该收钱了，”他对我说。他再次让引擎空转，但这次过了十五分钟他才出现，愉快地大步走过穿制服的门房，敏捷地坐到方向盘后。 “唐娜住这儿，”他说，“我跟你提到过唐娜。”
“那个诗人。”
“她兴奋极了。旧金山一家杂志社要刊登她写的两首诗。她可以免费拿到六本刊出她诗的那期杂志。那就是她的稿酬——只有杂志。”
红灯亮了，他踩了煞车，左右看看，然后闯了过去。 “有几次，”他说，“刊登她诗作的杂志社付钱给她。有一回她拿到二十五美元，那是她拿到的最高稿酬。”
“听上去很难靠此谋生。”
“诗人赚不了多少钱。妓女都懒，但这一位写起诗来倒很勤快。她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推敲词句，并且总是往信封里塞一打一打的诗。这边退稿，就寄那边。她寄诗的邮费比她得到的稿酬都多。”
沉默片刻后，他轻声笑了起来。“你知道我从唐娜那儿拿到多少钱？八百美元，而且只是前两天的收入。当然，她也有电话铃一连几天都不响的时候。”
“但平均起来还是不少。”
“比写诗赚得多。”
他看看我，“想去兜兜风吗？”
“我们不是正在兜吗？”
“我们是在绕圈子，”他说，“我现在带你去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们顺着第二大道行驶，穿过下东城，经过威廉斯堡大桥，进入布鲁克林。从桥上下来，我们拐了好几个弯，这使我晕头转向，看路牌也于事无补。那些街道名很陌生。但我看到沿途从犹太区换成意大利区，又从意大利区换成了波兰区，便大概知道我们到了哪里。 我们开到一条黑暗沉寂的街上，这里每座房子都居住着两户人家。钱斯在一栋中间有车库的三层砖楼前放慢速度。他用遥控器升起车库门，驶进后又将车库门落下。跟着他上了几段楼梯后，我们来到一间天花板很高的宽敞房间。 他问我是否知道我们到了哪里。我猜是绿点区。“很好，”他说，“我想你对布鲁克林并不陌生。”
“我对这一带不很熟悉。不过肉类市场那块波兰熏肠广告提示了我。”
“我猜也是。知道这是谁的房子吗？听说过卡齐米尔?利万道斯基博士吗？”
“没有。”
“你是不会听说过。他是一个老家伙。退休在家，坐在轮椅上。是个怪人。不和别人接触。这个地方过去是消防站。”
“我觉得肯定是这类地方。”
“几年前两个建筑师买下这里，加以改造。他们把房间全部打通，重新装修。他们肯定有不少钱，因为他们毫不节省。瞧瞧这地板。再看看那窗框。”
他指出细节，加以品评。“后来，他们厌倦了这个地方，或他们彼此感到厌烦，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这儿卖给了利万道斯基博士。”
“他住在这儿？”
“他根本不存在。”
他说。他说话的方式不断变换，一会儿像草根阶层，一会儿像知识分子，一会儿又变了回来。“邻居们从没见过这位老博士。他们只见过他忠心耿耿的黑仆，只见他开车进进出出。这是我的房子，马修。我带你参观一下如何，只收一角导游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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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八百万种死法(31)
这个地方真不错。顶楼有健身房，举重和健身器材样样俱全，还有桑拿和按摩浴缸。他的卧室也在这层楼上，铺着毛皮床罩的床位于房屋中央，正对着上面的天窗。二楼书房有一面墙放满了书，还有一个八英尺的台球桌。 房里到处都是非洲面具，间或散放着一组组非洲雕塑。钱斯偶尔会指着其中一座，告诉我是哪个部落的手艺。我提起在金的公寓里也见过非洲面具。 “博罗社会的面具，”他说，“是丹人①的。我在我所有女孩的公寓里都放一、两样非洲的玩意。当然，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不过也不是垃圾。我不收集垃圾。”
他从墙上取下一个样式颇为粗犷的面具递给我，让我好好看看。眼洞是方形的，面部轮廓都是精确的几何形状，具有浓重的原始气息。“这是多贡人①的，”他说，“拿着它。欣赏雕塑只用眼睛还不够，必须加上手。来吧，摸摸它。”
我从他手中接过雕塑。比我料想的重得多。雕刻用的木头质地一定很细密。 他从柚木底座上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他说：“嘿，亲爱的，有留言吗？”
他听了一会儿，放下电话。“平安无事，”他说，“喝点咖啡吗？”
“如果不麻烦的话就喝点。”
他向我保证一点都不麻烦。煮咖啡的时候，他跟我谈起非洲，说他们的工匠并未把自己的作品当成艺术。“他们做的每样东西都有特定用途，”他解释道，“或是保护房子，或是抵挡恶鬼，或是用于特定的部落仪式。如果面具失去效力的话，他们就把它扔了，再做新的。旧的成了垃圾，他们或是把它扔掉，或是烧掉，因为它们毫无用处了。”
他笑起来：“然后欧洲人大驾光临，发现了非洲艺术。那些法国画家从部落面具中获得了灵感。结果，现在非洲出现了这种现象，有人终生制作面具和雕像，出口欧洲和美国。他们按照传统样式雕刻，以满足顾客的需要，但那很可笑。他们的作品毫无用处，里面没有任何情感，毫不真实。你看着它，拿着它，你再感受一下真品，如果你有点艺术鉴赏力的话，马上就能辨出不同。很有趣，是不是？”
“是很有趣。”
“如果我手头有这种垃圾的话，我会给你看，但我没有。我开始时买过一些。你只能在错误中学会鉴别。但我把那些东西处理掉了，扔到那边的壁炉里烧掉了。”
他笑道，“我买的第一个真货还保留着，就挂在卧室的墙上。是丹人的，博罗社会的。那时我对非洲艺术一窍不通，但在一个古董店见到它时，我马上被那个面具的艺术性吸引住了。”
他停下来，摇摇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看到那块平滑的黑木头时，我觉得见到的是一面镜子。我看到自己，看到我的父亲，我看到了那遥远的年代。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不好说。”
“妈的。也许我也不知道。”
他晃了一下头，“那些老雕刻工中的一位做了这个，你猜他会怎么说？他会说：‘见鬼，这个疯狂的黑鬼要这些古老面具干什么？他为什么要把这些都挂在该死的墙上？’咖啡好了，你还是喝不加糖、不加奶的，对吧？”
他说：“侦探到底怎么办案的？你从哪儿开始？”
“先到处转转，跟大家聊聊。除非金碰巧被一个疯子杀死，否则她的死因一定源自她的生活。”
我敲着笔记本，“关于她的生活，你所知甚少。”
“我猜也是。”
“我会跟人们谈谈，看他们会告诉我些什么。也许这些信息拼凑起来会有所指向。也许不会。”
“我的女孩会对你畅所欲言的。”
“那很有帮助。”
“倒不是说她们肯定知道些什么，但如果她们知道的话——” “有时我们知道一些事情，却不知道我们知道。”
“有时候我们说出一些事情，却不知道我们说了。”
“没错。”
他站了起来，手支在臀部上。“你知道吗，”他说，“我本来没打算带你过来。我不认为你有必要知道这座房子。结果你没要求过来，我就把你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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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八百万种死法(32)
“这座房子很棒。”
“谢谢。”
“金很欣赏它吧？”
“她从没见过它。她们都没见过。有一个德国老太太每周来打扫一次，把这儿打扫得干干净净。她是唯一进过这房子的女人。因为这座房子是我的，先前住这儿的建筑师也很少需要女人。这是剩下的咖啡。”
咖啡的味道好极了。我已经喝了很多，但它太好喝了，我禁不住还想喝。我之前夸赞它时，他告诉过我，说这是牙买加蓝山和烘焙过的哥伦比亚咖啡豆的混合物。他说要送我一磅，我告诉他我住在旅馆房间，拿了也没法煮。 我在品尝咖啡时，他又给他的联络站打了一通电话。挂上电话后，我说:“你要把这里的电话号码给我吗？这个号码该不会保密吧？”
他笑起来：“我不常来这儿。打到联络站更容易找到我。”
“好吧。”
“再说这儿的电话号码我也不太记得，还得查以前的帐单，看我是否记得号码。而且就算你拨了这个号码，也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电话铃不响，这儿的电话只能打出去。当初买下这个地方时，我装了电话，还有分机，这样手边总有个电话。不过我从没把这个电话号码告诉别人，连我的电话联络站都没有，谁都没有。”
“然后呢？”
“然后一天晚上我在这儿，好像在打台球，那个该死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有人想问我是否要订《纽约时报》。两天以后，我又接到一个电话，打错号码了。我意识到，我所能接到的电话不是打错号码，就是推销东西，于是，我拿起螺丝刀，把所有的电话机都撬开，里头可以看到一个小铃铛，当电流通过某根铁丝时，就会发出铃声，我把所有电话机的小铃铛统统拆掉。我从其他电话拨这个号码，听上去已经打通了，但因为没有了那些小铃铛，房里的电话就不会响了。”
“真聪明。”
“也没有门铃。门边有个按钮，但没接任何东西。自我搬进来之后，那扇门根本没开过，而且从窗户望进来，什么都看不见。另外我还装了很多警铃，倒不是因为绿点区有很多抢劫案，这儿是居家环境不错的波兰社区，是因为利万道斯基博士，他需要安全感，需要隐私。”
“我猜他需要。”
“我不常来这儿，马修。不过我车一开进这儿，那扇�